曹錕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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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其人
曹錕其人，在民間的口碑向來不佳，在史家筆下也歷來是個反面角色。提起他的名字，人們首先想到的大都是臭名昭著的“賄選醜聞”，但人性都是多面的，曹錕也有常人所不及之處。
曹錕出身平民，自幼販布為生，知道肚子裡沒有墨水的苦處，因此對文化人十分重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21年，曹錕在保定辦了一所綜合性大學———河北大學，自任董事長。河北大學設文學科、法學科、農學科、醫學科，其中文學科又設中國文學系和英文系；學校教師實行聘任制，師資力量非常強。曹錕常對手下說，自己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麼都不懂，辦大學就得靠教授。曹錕的這段話貌似簡單，其實是提出了一個非常先進的教育理念：教授治校。
曹錕說到做到，他對教授們畢恭畢敬以師禮待之，發給教授的工資也超過手下的師長、旅長，他看見教授講課熱得汗流滿面，就命令校工以後上課時要送毛巾給教授們擦汗，並在教室內安上了自造的降溫裝置。就是這樣，曹錕還感到有些對不住人家，內疚地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還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曹錕從不干涉學校正常的教學和用人秩序，但他經常教育學生要尊敬老師：“你們要尊敬教授。這些教授都是我從南北各省精選聘請過來的，今後如發現你們對教授有不禮貌的行為，那麼我就要你們的腦袋！”一席話說得學生大驚失色，但由此我們也可看出曹錕對待老師的態度。
曹錕愛才，也會用人，他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他對外交總長顧維鈞一直很欣賞，認為他能勝任一切外交事務，因此不論什麼事都放手讓其去幹。有一次，曹錕的親信陸軍總長陸錦、交通總長吳毓麟等為駐英公使的人選問題，向顧維鈞施加壓力。雙方爭執不下，吳毓麟就請曹錕出面，誰知曹錕馬上把他教訓了一頓：“正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當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對不起，這件事我得聽顧先生的，正像你們分管的領域，別人不能插手一樣。”
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裡記述了此事，對曹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曹錕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懷開朗，是個天才的領袖。顧維鈞如此評價曹錕，今天看來可能帶有一些個人感情色彩，但從中我們多少也能悟出曹錕為何能從一個街頭布販爬到總統高位的原因。
曹錕另一個值得肯定之處就是他的晚節，抗戰爆發後，日本人在武力進攻的同時還推行“以華治華”的策略，積極物色合適人選籌組漢奸傀儡政權。這時南京和北平已有梁鴻志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和王X克敏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兩個漢奸政權，但梁、王二人均系北洋時期的總長，威望資歷尚淺，無法與蔣X介X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抗衡，這時日本特務機關的目光便落在了曹錕身上。
特務頭子土肥X原認為曹錕曾任民國大總統，且又有“賄選”劣跡，拉其出山估計不是難事。但曹錕對日本素無好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又強佔了中國東北地區，具有較強民族意識的曹錕對此早就忍無可忍。這次見日本人公開登門誘降，不禁大怒，指著來人的鼻子歷數了日寇在東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最後斷然拒絕說：“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會為日本人做事！”
曹錕雖然已不在其位，但作為一箇中國人他依然十分關注抗戰局勢的發展，他每天都堅持閱讀《大公報》，後來視力越來越差，便讓女兒讀給自己聽，當他聽到中國軍隊取得臺兒莊大捷的訊息後，激動地一躍而起：“我就不相信，咱們還打不過那小日本！”此後曹錕改變了晚飯後聽報的習慣，讓女兒飯前就給他讀，似乎連一頓飯的時間都等不及了。
1938年5月16日，曹錕因感冒引發肺炎，醫治無效去世，終年76歲。臨終前，曹錕握著女兒曹士英的手說：“臺兒莊大勝之後，希望國軍能乘勢恢復失土，餘雖不得見，亦可瞑目。”重慶國民政府有感於曹錕在淪陷期間，忠貞不屈保持晚節，特追贈其為陸軍一級上將並頒贈“華胄忠良”匾額一方，以示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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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段祺瑞向“三一八”慘案死難者下跪傳聞的兩種說法
一種是鳳凰衛視2011年8月2日《騰飛中國》節目中所說：“慘案發生之後，段祺瑞很快就趕到了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終生食素以示懺悔。”[詳細]即“三一八”慘案發生當天（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就到了慘案現場向死難者下跪。
另一種說法則來自《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杜婉華所撰《另一個段祺瑞》一文，文中引述段祺瑞外孫女張乃惠的說法：“母親告訴我，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即段祺瑞向死難者下跪一事發生在慘案五天後（即1926年3月23日）北大舉行的“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
這兩種說法都認定段祺瑞為“三一八”慘案死難者下跪，但時間地點卻完全不同，那麼哪一種說法可信呢？史料證明，兩種說法都沒有任何依據。
“三一八”慘案當天段祺瑞根本沒有去現場
關於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事發當天有沒有到現場下跪，我們可以從當事者回憶段祺瑞在慘案發生後的所作所為中得出結論。據當時曾負責保衛執政府與吉兆衚衕段祺瑞住宅的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楚溪春回憶，他們向段祺瑞彙報慘案發生的情況之後，段的表現是：
“我隨李鳴鐘馬上坐汽車趕回吉兆衚衕段宅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在同吳清源下圍棋，見我們兩個人進屋後，馬上聲色俱厲，大聲對李鳴鐘說：‘李鳴鐘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鳴鐘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祺瑞接著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楚溪春《“三·一八”慘案親歷記》，原載於1963年3月內部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
這段回憶說明段祺瑞並沒有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而且從其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來看，更不可能向死難者下跪。當然，一面之詞並不可信，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在場者的記述中確認是否屬實。據當時在段祺瑞身邊的段巨集綱（段的侄子）回憶：
“18日晨9時許，即得到訊息，謂浩浩蕩蕩的遊行大隊又陸續地到達鐵獅子衚衕執政府門前的空場上，人數比昨日更多，叫罵呼打，情況混亂已極。大約是11時半前後，我在吉兆衚衕忽聞連續不斷的10餘聲槍響，來自西北方(吉兆衚衕在鐵獅子衚衕東南方），我大吃一驚，這一定是執政府門前發生事故了。這時先伯命人召我，問何處槍聲。正在說話的時候，楚溪春電話來了，說遊行群眾百般地辱罵兵士，並搶奪槍支，欲闖破鐵門，兵士開槍，死傷有數十人。語氣極緊張。先伯命我立刻往視。有的記載謂是時執政府正開國務會議，先伯出席，衛隊武團長來報告外面緊張情況後，先伯即命令開槍。實際根本無此事。我到執政府門前時，遊行大隊大部分已散去，見東面圍牆下有屍體10餘具。據衛隊人排長報告，有受傷者數十人，已送附近醫院。我馳回吉兆衚衕向先伯報告，先伯甚為傷感。他命我速電話召地面負責軍警首長來商。大約在12時半左右，代理警備司令李鳴鐘及衛隊旅參謀長楚溪春同來吉兆衚衕(也許是楚先到)，向先伯報告肇事經過。巨集綱亦在旁。他們分別報告後，先伯對李鳴鐘說，因為你們處理防備不周，竟發生這樣不幸的慘劇，望李司令同楚參謀長特別當心注意治安，萬不可再發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楚溪春寫的《三一八慘案親歷記》謂段某正在與吳清源下圍棋，查吳清源早於前一年夏去日本；又謂段對李鳴鐘說：我能撤換你，我能槍斃你；對楚本人說，我不惟不懲辦士兵，還要賞他們云云，完全與事實不符。先伯既未與吳下圍棋，更沒對李鳴鐘說這樣不近情理的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下冊，P818）
從上文可知，段祺瑞在得知慘案後只是派段巨集綱到現場檢視，並且一個小時之後李鳴鐘及楚溪春向段祺瑞彙報情況時段還在他的住宅中，何來“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之說？上述兩個在場者的記述雖然有出入，但都說明了段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去現場，而只是在其住處接見了負責其安全的衛隊軍官。
而且，當天下午執政府釋出的公告對慘案發生情況是這樣描述的：
“午後一時二十分，率領暴徒數百人，手執槍棍，闖襲國務院，高呼敢死隊前進，並有拋擲炸彈，潑灌煤油等舉動。守衛軍警，向之拒絕，即遭痛罵，並被擊死憲兵一名，及警衛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衛隊多名，各隊以正當防衛，暴徒亦死傷多名，又當場獲得暴徒手槍數支。似此聚眾擾亂，危害國家，實屬目無法紀……”（林本元《三一八慘案始末記》，1926年出版）
當局既然將遇難者認定為“暴徒”，段祺瑞作為政府元首，又怎麼可能在當天去向“暴徒”下跪懺悔呢？可知所謂段祺瑞在事發當天趕往現場向死難者下跪，純屬無稽之談。那麼，段祺瑞下跪是否發生在五天之後的“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呢？（編者注：段巨集綱這段回憶中“三一八”慘案發生的時間與公認的發生時間不符，據當時執政府發的公告和其他回憶者，慘案發生時間應該為下午一點二十到一點半之間，而段巨集綱回憶中慘案發生時間為上午十一點半，顯然有誤。）
段祺瑞根本沒有出現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
段祺瑞身為總理，如果真的會在3月23日在北大舉行的“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向死難者下跪請罪的話，此訊息必然會在第二天被各大報紙報道。然後，我們翻閱了3月24日的報紙和其他資料，都未見到任何“段祺瑞下跪”的報道。《京報》詳細記錄的“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現場的情況是這樣說的：
“（乙）開會之程式：（一）奏樂，（二）主席宣佈開會，（三）奏樂，（四）全體靜默五分鐘致哀，（五）奏樂讀祭文，（六）各團體代表報告及演說，（七）奏樂，（八）提案，（九）攝影閉會。
“（丙）開會之情形：下午一時開會，各團體代表及來賓不下數千於人，陳X毅為主席，相繼演說者有死難者之家屬李逸，燕大代表崔某，國民黨中央委員韓麟符等，均演說四小時之久，語極沉痛，在場者無不下淚。及後議決提案三條……”（《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P97-98，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從上述程式和現場情況來看，段祺瑞根本就沒有出現在悼念大會上，更別說什麼“當眾長跪不起”了。
綜上所述，無論是慘案發生當天，還是五天後的悼念大會，段祺瑞都沒有出現，因此，段祺瑞“長跪不起”的傳言完全不可信。
除了“下跪”的傳聞外，關於段祺瑞因為“三一八”慘案立誓終身吃素的訊息也頻頻出現在媒體上，上引《炎黃春秋》杜婉華文章中便有此種說法：
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始終沒動搖，直到臨終。
有關此事，散木先生曾撰寫《段祺瑞的“吃齋唸佛”》一文予以澄清，指明“1920年7月，段祺瑞兵敗之後，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壽街，從此吃齋唸佛，這與他對慘案的懺悔並無關係”，但文章並沒有清楚說明這種說法的出處。據查，這種說法出自王楚卿《段祺瑞公館見聞》：當時屬湘軍系統的除駐摩天嶺的陳湜軍10營外，在山海關內外還有湘、楚、皖軍計80餘營。1895年1月27日，李光久的老湘軍5營、魏光燾的武威軍6營、劉樹元的親兵6營、吳元愷的楚軍炮隊4營、譚表忠的護軍及郭長雲的遼隊各1營，計23營3哨萬餘人，擁有各種槍支4600支，隨吳大澄先期浩蕩出關，於2月11日抵遼河下游的田莊臺。作為甲午開戰以來最大一次出兵，清政府認為“現在關外大軍雲集，各營槍械亦齊，聲威已壯”，“亟應聯絡各營，鼓勵士卒，齊心併力，迅速克服海城。”清軍之所以連續兩度反攻海城均告失利，仍不遺餘力地急於規復該地的動機所在，一是企圖牽制進攻山東的日軍第1軍，緩和對北洋艦隊的威脅，二則給正在廣島的議和爭得一點地位，遂在生力軍進駐後，集合94營3.3萬餘人發起對海城第三次反攻。
“1920年終於發生了直皖戰爭……戰事結束後……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於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壽街……自從來到天津之後，老段開始吃齋唸佛，起來。他原來一向是單開伙食，不和家裡人一同進餐的，現在他開始吃素，家裡面仍舊吃葷，請客時也用葷席，他自己專備兩三樣菜。……他在家裡闢了一間佛堂，清晨起來，焚香誦經，成為他照例的功課，後來一直堅持下去，始終未有改變。”（王楚卿《段祺瑞公館見聞》，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
王楚卿常年跟隨段祺瑞，當時在段府“號房”做事，後來成為段府總管。他的這些記述至少說明了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前五六年就已經開始吃齋唸佛了。即便段祺瑞病危時拒絕吃葷真有此事，但也不能表明與“三一八”慘案有任何關係。
第三種稱頌段祺瑞的說法是說其一生清廉，沒有房產，全靠租房度日等，比如《人民論壇》2011年第15期刊載中國人民大學中X共X黨史系教授、博導何虎生的文章《另面段祺瑞：“六不總理”一生無房產》中說：
“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這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政客中是絕無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著房子生活……為了減少開銷，段祺瑞在英租界47號路租了一套費用較少的住宅。喬遷之後，他連平日裡十分喜歡的麻將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饅頭、素菜為主，四季均著布衣。直到後來，除留下繼妻張氏在身邊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減少開銷。家裡時常出現揭不開鍋的窘困局面……”
這段話說的有模有樣，《炎黃春秋》杜婉華的文章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說法。但這一傳言與史實嚴重不合，據段祺瑞的管家王楚卿回憶，段祺瑞在北京東城吉兆衚衕內便有一座很大的私宅：
“北京東直門內南門倉，有塊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經是什麼王侯的府邸，後來荒廢下來，成了一片空地。當段祺瑞在京時便計劃在那裡修建一所公館。那處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磚瓦很多，老段便自己開窯燒磚。有個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築工程，便委託他畫圖監工，在那裡建了一所規模相當巨集偉的大公館。這所公館前後有四個大院子，還有若干跨院。在東部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園，裡面有座小樓。後邊還有座大花園，一進門堆有假山。通後花園有道小河，可以栽種荷花。這所宅子蓋成後，段棋瑞還沒有搬進去，就發生了戰事，失敗後，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裡做寓公去了。這次重回北京，雖然將執政府設在鐵獅子衚衕陸軍部的舊址(今中國人民大學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門倉這所建成而沒有住過的新公館。他的住處在公館的北部，東半邊是馬號，還住有衛隊。那座小樓便成為他個人誦經的靜室。
“修建南門倉公館這筆款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他的門生舊部大夥湊集起來的。聽說是營長以上，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一總湊了40萬塊錢，才買下了這塊地皮，蓋成了這座公館。……到段死後，他的南門倉的公館由日本駐軍收購，給了40萬塊錢，由段遺族分配。”（王楚卿《段祺瑞公館見聞》，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
關於這座宅子，段祺瑞的侄子段巨集綱也有過特別的交代：
“關於吉兆衚衕（編者注：王楚卿文章中南門倉屬於吉兆衚衕的一部分）龐大的房子如何建築起來的，也有說明的必要。民國成立後，凡軍政界要人，多數在北京均有大住宅，更富有的還有出租的房產。先伯的部屬學生，如田中玉、靳雲鵬、魏宗瀚、陳文運等，想到自己都有自置住宅，惟有段老總沒有，借住人家的房子，覺得很難為情，說不過去。原擬大家共同集資幾萬元，代買一所舊房子，加以修理贈送，後來演變到代為建築。原計劃以不超過六七萬為度，由衛興武設計建造(衛亦系老武備學堂學生，精通德文，瞭解一般工程，小站練新軍時，充工程營幫帶)，1921年餘後始落成；龐大而不適居住，工程簡陋，光線黑暗，更有很多的浪費，因此建築費大超過預算，幾乎無法結束工程。1925年先伯任執政時期，祕書廳即在前院。日軍陷華北佔領北京後，偽華北政委會誘迫大兄巨集業，不得已而出讓。段家除這樣一所大而無當的房子以外，其他任何地區從未購買或建築過一間房子、一畝地皮。”（《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下冊，P818）
不管段祺瑞在其它地方還有沒有房產，僅據上面的引文便可知，所謂“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全靠租房度日”之說顯然是錯誤的。
至於段祺瑞1926年下野後的經濟狀況，也絕沒有何虎生教授文中描述的那麼悽慘。1928年蔣X介X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確實有些週轉不靈，隨即“送上2萬元，在此後三四年間，又送過數萬元，生活問題遂得到解決”（段巨集綱語），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後，國民政府每月供給他兩萬元生活費，雖不富裕，但維持生活足矣。
段祺瑞的生活較當時的其他軍閥較為清廉節儉，但房產、姨太、雜役等也是一應俱全，即便後來真的生活有些緊張，但也不至於出現什麼“揭不開鍋的窘困局面”。至於有人說什麼段死後還有七萬元外債無力償還之類的話，也是無稽之談。真實的情況是：段死後，他的南門倉的公館由日本駐軍收購，給了40萬塊錢，由段遺族分配；其在中國銀行還有四萬元股票，給他幾個女兒做了嫁妝；還有正豐煤礦的一些股份，也被兒女分了……
“民國範兒”在今天是個氾濫成災的詞。“段祺瑞終生向遇難學生懺悔”，也是這氾濫成災的“民國範兒”的一部分。可惜的是，雖然段祺瑞確實不愛斂財，生活樸素，政壇裡翻滾多年，仍可謂道德模範；但沒有發生的事情，它就是沒有發生；段祺瑞沒有向遇難學生下跪，沒有為之終生懺悔，他也有自己的房產，不必終生租房度日，更沒有落魄到交不起租金的地步。沒有“民國範兒”，沒有“一代完人段祺瑞”。我們應該“發現歷史的真相”，而不是去“發明歷史的真相”。
正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悍然宣佈帝制,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駕,並改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廢除民國紀元,自稱"洪憲皇帝"。面對如此倒行逆施,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雲南新軍軍官率先醞釀起兵討袁。他們組織"護國軍",發動護國運動,出兵川、黔,為天下響應,公開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維護了中華民國民主共和制度。那麼"護國軍"之名,是如何產生的呢?據護國運動的直接參加者,時任雲南軍都督府都督唐繼堯祕書官的王燦(1881～1949)先生所撰《雲南殖邊督辦李君子鬯墓表記載:"及蔡鍔入滇,討袁之議乃決。雲南宣佈獨立。蔡帥師入川,君任祕書長。所謂護國軍名,自君定也。"
民國四年秋，袁世凱帝制議起，國是晦冥，趨炎附勢之輩，多屈膝附從。中華革命黨在各地進行反袁運動，甚為積極。其他反袁勢力，尚有梁啟超、蔡鍔等人，梁氏雖身居虎口，仍直道危言，使國內已死之人心，得以振奮復甦。其弟子蔡鍔（松坡），見湘人楊度等發起組織籌安會，推進帝制運動，乃於四年十一月，以就醫為名，去天津與梁氏共商國事。返京後，復與雲南將軍（都督）唐繼堯密電往還，佈置入滇計畫。十二月，祕密離京，經天津、日本，於十九日抵雲南。即與唐繼堯、李烈鈞、戴戡、方聲濤等組織護國軍，推舉唐繼堯為都督，二十五日，宣佈獨立。軍事編制，共分三軍：第一軍總司令為蔡鍔，由滇進攻川黔而至湘鄂；第二軍總司令為李烈鈞，自桂圖取粵贛；第三軍總司令為唐繼堯，坐鎮後方。此役主要戰場，一在桂粵，一在川湘。川湘之戰，對袁世凱打擊尤多。據松坡遺稿所記，蔡軍出發時，僅有三千一百三十人，誠如蔡氏在護國軍籌組會議所言：「以西南一隅抗全域性，明知不能取勝，但吾人所爭者，乃四萬萬同胞之人格耳。」第一軍分路入川，一經雲南宣威、黔西威寧、畢節而至四川敍永；一經滇北昭通，攻取四川敍府。敍府即今宜賓縣，地當岷江與金沙江會流處，順江而下，連克納谿與瀘州。另一支進入湘西，先後佔領晃縣、麻陽等地。袁世凱急調大軍來援，雙方兵力懸殊，護國軍陷入苦戰中。瀘敍之戰，歷時四月，五年三月十五日，廣西獨立。二十日，馮國璋等五將領，急電衰世凱，請取消帝制，袁氏頓感幻夢成空，遂於二十二日，宣佈撤消帝制。
雖是四月的天，南方的氣候卻仍然攜著冬季殘痕。陣陣北風沿著湘江獵獵拂過，夾雜著一股又溼又陰的寒意。
林牧遠用了三天的時間來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實，但是到現在也無法接受四月份的廣西省居然仍舊這般的冷。穿越來到這個時代足有一個星期，自己依然還是在北海海濱晒太陽時的那一身裝扮，一條花花綠綠的沙灘褲，搭配著一件單薄的短袖襯衫，原本還有一雙人字拖，如今也不知道遺失在山溝的什麼地方。
在過去的幾天裡，他曾被一些山村的村民用棍棒驅趕，又在一個鄉鎮上遭到幾個兵丁揮著大刀和長矛追捕，幸得平日都有在跑步機上鍛鍊，再者那些兵丁似乎並不擅長長跑，否則這會兒只怕早就人頭落地了。
他可以理解自己這身裝扮與這個時代守舊的民風格格不入，被當作登徒子、瘋子或者其他什麼“不正常人類”的範疇那是情有可原，可是對於那些穿著號服的兵丁剛見面就拔刀相向，倒還是在之後的幾天裡才慢慢明白原委。
原因很簡單，本來在海邊舒舒服服晒太陽的林牧遠，只一個閉眼一個眨眼的功夫，竟然穿越到了一八五二年，也即清朝咸豐二年。這一年正是太平天國運動迅速發展的階段，整個廣西省遍地都是“髮匪”。哪怕“髮匪”的特徵是不留辮子披頭散髮，但他這個標準二十一世紀小青年的髮型也違反了清朝傳承百餘年的嚴令，不管是不是“髮匪”都是要殺頭的重罪。
好在不是每一箇舊時代的人都用棍棒來招呼他，時不時也能遇到了一些淳樸善良的小老百姓。他用身上僅存可以交換的太陽眼鏡和遮陽帽換來一些食物，順帶也東拼西湊的打聽了一些目前自己所處這個時代的資訊。
對於林牧遠而言，現在最迫切的就是找到一個能餬口的辦法，總不至於餓死過去。
他曾經讀過不少關於穿越的故事，深知做為一個來自未來的穿越者是有許多先天優勢，比如可以透過對時勢的分析做一些順應時代潮流的行當，又或者趨炎附勢追隨一些很快會飛黃騰達的大人物，最不濟也能憑藉一身優於古代人的體魄靠勞動來養活自己。
好歹他在少年時曾被父母強迫學習了幾年毛筆書法，在遍地文盲的古代尋個市井替別人寫字，多少也是能一解燃眉之急。
這些想法固然都是不錯的，可偏偏他穿越的是清朝，而且還失去了在這個時代出行最基本的“憑證”，等到自己把辮子蓄起來只怕早就變成深山野林裡的一具無名屍了。
天色越來越暗，遊走在山林之間的朔風也越來越冷。
赤足走在坑坑窪窪的山間小徑上，林牧遠心中愈發感到一種淒涼，最近一頓飯還是昨天早上吃掉的最後一塊鍋巴。在身上掖了兩天兩夜，那鍋巴都有些發餿了。兩天來他都不敢出山，生怕又遭遇那些蠻橫不講理的辮子兵，只盼著能在山區裡可以碰到一些善心的獵戶或者山民，討要一些食物。
只可惜走了這麼久都沒見到任何人煙，更糟糕的是這會兒他似乎還迷失了方向，只能憑藉著一股慣性般的毅力，機械的邁著步子繼續向前走。
不知道什麼時候，風向開始有了變化，徑直地撲著林牧遠的面襲來。他下意識抱起了雙臂，佝僂著身子讓自己更具有禦寒力，心中又一次冒出了許多又辛又酸的念頭。然而萬念俱灰之下，仿若是絕地逢生一般憑空閃過了一絲靈光。
“死韃子不給老子活路，老子索性真去當髮匪得了，死活能先墊飽肚子。”
這一絲靈光讓林牧遠有了振作起來的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莫過如此。可是轉瞬之間他又意識到另外一個問題，此時此刻自己連身在何處都不清楚，又該到哪裡去找太平軍投靠？
剛剛燃起的希望頓時又暗淡下來！
迎面的風勢似乎越來越大，林牧遠受不了這飢寒交迫的折磨，意欲先停下來找一處樹樁休息。就在這時，他忽然從風中嗅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禁不住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這股味道越來越濃烈也越來越清晰，竟是一種交雜著焦煙的腥臭味。
他帶著幾分好奇和希冀，加快了步伐向前趕去，黑暗之中看不太清楚前路，才走了片刻不到，忽然腳下一重，似乎是絆到了什麼東西，原本就沒什麼力氣的身軀頓時失去了重心，踉蹌的向前摔倒下去。
“媽呀！疼死我了！”林牧遠雙肘先著地，山路如同粗糙的磨砂紙一般，立刻在他的手臂擦出了兩道血痕。好不容易從疼痛中緩解過來，他很快回想到剛才絆倒自己的“障礙物”似乎有些不對勁，雙腿碰觸到時明明是軟綿綿的。
咬著牙吃力的爬坐起來，回過身看向那絆腳的物體，他先是楞了半晌，隨即張開嘴巴深深的倒吸了一口冷氣，真是沒想到絆倒自己的竟然是一個人的身體，或者說是一個人的屍體。要不是他餓得沒什麼力氣，這會兒早就驚嚇的尖叫起來了。
“冷靜，冷靜，只不過是死人而已……”
林牧遠接連喘了好幾口粗氣，這才不容易的將自己的情緒平復下來。或許是他曾經看過許多血腥的電影、電視劇，等到冷靜下來之後很快又覺得眼前這個屍體確實沒有什麼可怕的，於是大著膽子仔細打量了一陣。
藉著被樹枝打碎的星月之光，他看見眼前這具屍體是一個青年男子，頭上扎著一塊髒兮兮的麻布，一身破破舊舊的長衫，外面套著一件相對較新的黃背心。看著對方這樣的打扮，他不禁覺得有幾分眼熟，一番短暫的躊躇之後，總算提起膽子伸手揭開了屍體頭上的麻布，只見這青年竟是披散著頭髮。
“太平……太平軍！”林牧遠低聲驚呼道。自己早先還在唸著去投靠太平軍，沒想到這會兒倒是遇到了一個太平軍的屍體，不由感嘆在這個時代裡要想混口飯吃真是不易。
緩緩搖了搖頭，他接著檢視一陣，發現這名太平軍死屍的雙腿血肉模糊，甚至還缺失了左腳掌，斷裂處筋骨外露，十分可怕。傷口處也有燒焦的痕跡，似乎是被炮彈之類的火器擊中。他站起身來順著山徑向前看去，地面上拖出了長長兩行已經乾涸的血痕。顯然對方受傷之後並沒有立刻斷氣，而是堅持爬行了一段距離，最終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