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女人無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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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女人無叛徒
“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這首經典革命歌曲，在***上傳唱了幾十年。這也是《紅巖》為什麼能夠深深地烙在幾代中國人心頭的重要原因之一。《紅巖》之所以染紅了一顆顆嚮往革命理想的崇高心靈，之所以讓千千萬萬民眾記憶不忘，就是因為《紅巖》裡一個個“江姐”式的人物，她們像紅梅一樣，讓人的光輝形象永遠照耀在我們心中……
真實的“紅巖故事”裡到底有沒有“江姐”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麼她到底是誰呢？一般意義上說，我們都把一個敵人監獄裡堅貞不屈、堪稱“獄中大姐”的江竹筠作為“江姐”。其實，江竹筠只是當年在敵人監獄裡那些表現堅強的眾多女員的其中之一。
在被叛徒出賣的長長的一大串犧牲或脫難的革命者名單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們都無法忍受的重刑和條件極其困苦的牢房裡，所有的女性中竟然沒有一人當叛徒！這是什麼原因？難道僅僅是性別上的差異？否也，人們常把男人比作鋼鐵一般堅強，女人總是柔性似水，眼淚當歌，可偏偏“紅巖”故事裡的女人們個個意志堅定，寧死不屈。
於是我們從“紅巖”革命故事中得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女人無叛徒。
女人是忠貞和慈愛的大地母親
“紅巖故事”裡的白公館和渣滓洞這兩個監獄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女犯的呢？據可靠的材料證明，白公館相對要早一些，這是因為白公館最早關的“犯人”中有王振華、黎潔霜夫婦，他們是從貴州息烽監獄轉移到白公館的，時間在抗戰剛結束的1946年中。後來又有像叛徒蒲華輔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館。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館還關押過“小蘿蔔頭”一家中的徐林俠女士。這樣說來，“紅巖”中的“女犯”主要關押在渣滓洞。
據說，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約是1948年三四月份關到渣滓洞來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關押此地。周香泉當時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會關係，她在渣滓洞沒關多久就出獄了。
1948年4月是重慶地下黨遭到嚴重破壞的開始，渣滓洞裡的“女犯”便成倍增長。在重慶地下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及任達哉、李忠良等叛變後，重慶地下黨的各級負責人和一般黨員以至群眾相繼被捕。4月一個月內，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曉雲、倪俊英、李惠明、熊詠輝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關進渣滓洞，關在渣滓洞那幢兩層十六間牢房的樓上第六室，當時連周香泉一共是8個“女犯”。
五六月間，周香泉出獄。因案受牽連的孕婦張秀蓉挺著大肚子被關進女牢，不幾天又有張秀貞女士從雅安轉成都也押到渣滓洞來了。
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的叛變，使川東的許多黨員被捕並押到了渣滓洞。在這批囚犯尚未押進渣滓洞時，監獄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內左邊一排平房靠監獄樓房的兩間，即女牢一室、二室。從萬縣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陳繼賢、黃玉清4位女員就是這時被關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員李玉鈿也被押進女牢。這年下半年，又有羅娟華、胡芳玉、楊文玉、徐世榮、康繼英、胡述民、曾永熙、黃蓮生、朱世君、左紹英、楊漢秀、鄧惠中、張靜芳、馬秀英、彭燦碧、盛國玉等“女犯”先後被關進女牢。1949年9月，劉國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釋出獄後，又有榮增明女士被關進渣滓洞女牢。
這樣算來，從1948年三四月到重慶解放前的“11·27”大屠殺時，女牢共囚禁過30多人，因為關的時間前後不同，兩間女牢中經常囚禁的大約20人左右。
在這些女人中間，我依然認為她們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監獄這樣條件異常艱苦和殘酷的地方能夠始終堅持對黨和革命忠貞不屈的情操，實為難以想象。泰山壓頂不彎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們做到了；暴風驟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們做到了；寂靜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們依舊唱著歌、昂著頭，每天以愛和陽光迎接各式各樣的鬥爭……這就是女性的偉大，女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說，女人骨子裡比男人更堅韌。被自己的反動親屬、重慶市長楊森親手殺害的楊漢秀可以證明。
這位受周恩來指派從延安回到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的女員屢次被敵人抓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過來，她甚至在敵人面前從來就沒有低過頭、動過容，而且時常以獨特的機智和勇敢嘲弄敵人。
烈士的女兒李繼業曾撰文這樣回憶自己的母親：
我媽媽從延安回來後，曾先後三次在渠縣被捕，關進了成都將軍衙門的省特委監獄，後因查無實據，只好把她釋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的夏天，媽媽離開我回到渠縣參加武裝起義失敗後，由重慶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二處副處長楊元森親自帶人將我的媽媽逮捕。由於媽媽在當地是知名人士，楊想借抓我媽媽來顯顯國民黨的威風，當時國民黨對華鎣山地區剛進行了殘酷的反革命清剿，殺害了很多同志，到處充滿著白色恐怖。為抓我的媽媽，敵人調來一連軍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媽媽知道，他們是想借抓她來達到鎮壓群眾的目的，剛走到渠河邊上，媽媽說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務僱滑竿抬著走，還提出要帶我的姐姐到重慶去讀書，這時群眾越來越多，特務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連軍警前呼後擁地護送著兩乘轎子上路了，特務想示威沒有達到目的，倒讓楊大小姐顯示了員的威風。
從大竹押到重慶，開始關在老街監獄，在那裡媽媽認識了從墊江抓來的盛國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監獄大屠殺時，脫險的唯一一個女同志），媽媽趁上廁所時對她說：“我和你們是一樣的人。”當時，媽媽身上穿著八路軍軍裝，住的是單間牢房，又比其他難友稍多一點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動。所以盛國玉搞不清楚我媽媽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因此，媽媽在跟她說話時，她只是哼哼哈哈地應付了幾句話，不敢再多說別的。沒過多久，敵人要把盛國玉等人轉移到渣滓洞監獄。臨刑前，媽媽出錢請人炒了三大盆菜，為他們一行三人送行。臨上車時，媽媽又過去對盛國玉說：‘你們先去，我隨後就來。’幾天後媽媽也被移送渣滓洞監獄，與盛關在同一間牢房。
獄中的生活很差，媽媽盡力從外面帶進去吃的和用的東西，分給眾難友共同享用，從不避嫌。遇到監獄裡要與敵人作合法鬥爭或是談判之類的事情，她總是利用與楊森的這層關係出面與特務交涉。1949年春節快到了，難友們準備開聯歡會，媽媽代表難友去跟看守所長談判，當時三大戰役勝利的訊息已經傳到獄中，特務們的中心早已惶惶無主，所以勉強答應了開聯歡會的要求。那天，敵人在大門外增加了崗哨，機槍架在高高的鐵絲網上，密切地注視著牢房內的一切動向。媽媽把被面系在腰上，從牢房跑了出來，帶頭扭起陝北的大秧歌，她邊跳邊歡笑著大聲歌唱：“正月裡來……”媽媽跳的大秧歌，把聯歡會的氣氛頓時推向了……
烈士女兒所描繪的這一幕，便是《紅巖》中敘述過的著名的監獄“春節聯歡”場景。那天東方旭日剛剛露出，當時的渣滓洞監獄裡突然熱鬧起來。獄友們突然見身穿褪色的列寧裝的楊漢秀，舉著“監獄之花”小卓婭，先到地壩中央給監獄內的叔叔伯伯阿姨們拜年，那小女嬰被楊漢秀高高地舉著，咧開小嘴，“咯咯”地笑著，惹得整個監獄一片歡聲笑語。這時，只見楊漢秀這位曾經參加過延安秧歌隊的魯藝學員，把鮮紅的被面系在腰間，甩開雙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麗腰胯，如一束豔麗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隨著她的節奏，同室的“女囚們”一個個緊隨其後，一起踏著輕盈歡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絲光被面做成的彩裙，奼紫嫣紅，使人眼花繚亂……年近50歲的獄中“鄧大媽”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腳的李青林也踏著有節奏的舞步出現了，前幾天還受敵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蒼白的臉上也跳得佈滿了紅雲，美麗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頭上的蝴蝶結更像一團烈火在躍躍跳動——
正月裡來是新春，
趕著豬羊出了門。
豬呀，羊呀，趕到哪裡去？
送給那英雄的解放軍……
據說，當時守衛在監獄裡的特務官兵們完全被眼前的場景弄得目瞪口呆，遲遲不知所措。在男室難友擊手鼓舞和叮噹作響的鐐銬聲中，女室*們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歡快了。
一心擁護朱德總司令，
一心擁護解——放——軍！
這是爆發在渣滓洞監獄裡的政治示威，是震撼這口“人間活棺材”的春雷，它讓敵人心驚膽戰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記憶裡永存——
1949年春節。清晨。渣滓洞。
一號牢室驀地響起嘹亮的歌聲。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應和著。開始，歌聲略微顯得不十分整齊，後來慢慢的統一了。300個人一條心，300個難友一個願望，匯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鐵流。
同志們唱得酣暢，唱得興奮，歌聲一直延續了一個早晨。“晨歌”算是春節聯歡晚會的第一個節目。
第二個節目是互贈賀年片，互送禮物。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祝同志們春節愉快！樓下一室全體同志敬賀
一張香菸紙盒，製成4張賀年片，用竹籤寫著蒼勁的蠅頭小楷，下端畫著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詩，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樓上一室的同志用貼錫箔的白紙片，寫上工整、秀麗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眾志成城，水滴石穿
樓上七室的同志，把罐頭上的廣告牌紙保留下來，反面寫著：
熬過冬天，迎接春天；越過高牆，穿過雲端；高山仰止，黎明來兮。
新年禮品琳琅滿目，精緻大方，多是同志們的精心創作。勞動與智慧的結晶，其中有黃泥精製的圍棋、象棋、跳棋，也有紙殼撲克、84張牌，最靈巧精緻的要數五角星、利箭、小紅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藝專家——一樓二室的工人弟兄餘祖勝，五角星象徵光明、象徵勝利，表達了同志們愛黨愛國的一片赤誠。
第三個節目是張貼春聯。
當一排熱氣騰騰的稀飯桶擺在放風的院壩，獄卒剛開啟各牢室的大門時，值日便搶先把飯桶提到門口，同牢室的幾個人忙不停地用稀粥將零星草紙黏貼成長條，等同志們吃完飯，乘值日開門送出飯桶的一瞬間，便把春聯牢牢地貼了兩邊。
樓下七室的對聯：
兩個天窗出氣
一扇風門伸頭
橫額是：樂在其中。
歌樂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參禪
橫額是：極樂世界。
樓上五室對聯：
洞中才數月
世上已千年
橫額是：永珍更新。
樓上二室對聯：
滿園春色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牆來
橫額是：春回大地。
對聯現實性強，又比較含蓄。特務們看了莫名其妙。
吃罷午飯，李磊回五靈觀家中團年去了，徐貴林早就拖著老婆、孩子進了城。當班的正好是黃茂才，他是難友們多次教育的策反物件。女室的楊漢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膽地向他提出：春節我們要表演文娛節目，請你行個方便，開門大放風！黃見上司不在，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春節聯歡晚會開始。放風院壩頓時沸騰起來。
頭場的表演謝幕，樓四室的精彩節目“空中筋斗”開始。表演者頭朝地，腳朝天，翻身騰空旋轉360度，一個筋斗又一個筋斗，一邊串人影，形成一根長長的拋物線，從院壩這邊翻到院壩那頭，贏得了同志們齊聲喝彩。
接著七八個圍攏來站成一個大圓圈，五六個人踩著別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個較小的圓圈，三四個人再站上去，一層、二層、三層……最小的圓圈上只站著一個人，手執紅旗，迎風招展，極目遠眺高牆外的崗哨佈置，藉此偵查牆頭上的電網設施，這個節目叫“疊羅漢”，是五樓的同志為刺探敵情，有意安排的。它引來又一陣的歡呼聲。
精彩的節目一個接著一個……
烈士楊漢秀，別名楊稚華，又名楊俊，在延安時期化名“吳銘”。1912年出身於廣安龍臺寺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楊淑身，大革命時期曾在國民革命軍二十軍第九師任師長；伯父楊森，是四川五大軍閥之一。楊家擁有田產3000畝，是廣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楊漢秀隨父在部隊駐萬縣時，深受黨代表朱德同志所喜愛，經常給她講革命道理，對她後來毅然背叛家庭、參加革命有重要影響。然而楊森則出於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蔣介石，也藉故“送走”了黨代表朱德，開始了與為敵的罪惡生涯。楊漢秀從此與其伯父勢不兩立。1939年，楊漢秀隨朱總司令到延安，先後在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第四期和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參加了南泥灣大生產運動，1942年整風運動中入黨。1943年在延安中國公學第七期學習。1945年被調到關中分割槽兵站工作，在此期間參加了著名的五臺山保衛戰。抗日戰爭勝利後，因國共和談需要，楊漢秀於1946年9月隨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乘美軍觀察組飛機回到重慶。由於國民黨破壞停戰協議，發動了內戰，楊漢秀一下飛機就遭到特務的監視，她在紅巖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住了一個晚上便轉到家鄉從事地下工作。楊漢秀下鄉後，便把佃戶組織起來，以練團防和打太極拳的名義，培訓地下武裝，她把自己陪嫁的田地賣掉，購買槍枝彈藥支援華鎣山游擊隊作革命鬥爭的活動經費。1947年和1948年間，她先後兩次被捕。由於她在渣滓洞組織地下黨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弄得特務機關不知所措。其反動伯父楊森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把她“保釋”出獄，叫她“不再參與活動”，然而遭到楊漢秀義正嚴詞的拒絕。這樣，她才第三次入獄，一直到被其反動伯父親自下令祕密處死。其間，她從來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軟弱與猶豫，始終對革命充滿樂觀主義精神。
楊漢秀殉難時年僅37歲。由於她是被楊森單獨祕密處死的，所以關於她的死極少有人知道。重慶解放後，楊森本人逃到了臺灣，關於楊漢秀的情況就沒人說得清了。有關部門根據脫險的同志介紹她在獄中組織春節聯歡會等表現，就將楊漢秀評為烈士，但因為她的遺骸一直沒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是員。甚至李自才又託另一個農民把小李凱輾轉送到重慶市委時，接手撫養王璞遺孤的雷雨田，都不知道這孩子是楊漢秀保護下來的。直到烈士遇難20多年後的1975年夏天，在金剛坡勞動的當地社員發現其遺骨，並經重慶展覽館（現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派人前往調查並進行發掘，後經重慶醫學院專家驗定，及結合有關特務供詞，最後確認這就是楊漢秀烈士的忠骨。周恩來的祕書龍潛同志得知這一訊息後，雖在病中，依然寫材料證明楊漢秀的黨員身份（詳情見本書第五章“忠誠之忠誠”）。康克清、汪鋒等領導同志及幹玉梅、朱把清、熊揚等烈士生前師友都提供了證明材料，這樣楊漢秀烈士才被正式確認和宣傳。
1980年11月25日，在重慶烈士墓隆重舉行了“楊漢秀烈士遺骨安葬儀式”。這與她遇難的時間已相差了整整31年。
在渣滓洞監獄，與楊漢秀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現在我們到重慶“紅巖革命烈士紀念館”裡，就可以看到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貴的“簡歷”——：戶主姓名：周恩來；姓名：胡南；性別：女；教育程度：中學；職業：政；服務處所：代表團。
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圓圓的臉，戴著近視眼鏡，顯得十分端莊、文靜，眉睫間又有幾分英氣。上面這份“簡歷”，是她1946年在南京代表團工作時的戶口冊頁上的內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啟芬，在渣滓洞監獄裡，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這四個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歷程中四塊閃亮的革命豐碑一樣，閃閃發光。
在本書的第一章裡曾經講到過在“11·27”大屠殺的前一個星期時，即1949年11月21日，一個以“吉祥”名義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一封信，希望黨組織儘快組織實施營救計劃。後因為敵人的大屠殺計劃提前了，所以營救沒有成功。而據查證，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獄中組織”名義向當時的重慶地下黨發出的最後一封可以查證的信件。從“吉祥”的筆跡和幾位脫險志士的證詞證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寫的，這也是這位女英雄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心聲，它被儲存下來，同時也充分證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後時刻那從容、鎮靜和豐富的政治預見及周密的處事能力。是血寫的豐碑，字字發熱，句句閃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何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叛變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許建業因叛徒出賣被捕。4月6日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到許建業住處接頭時被守侯在那裡的特務逮捕後叛變，重慶地下黨組織連續遭受重大破壞。身為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馬上得到了市委委員李維嘉（“老黎”地下接頭稱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時***《****》的負責人廖意林、蘇海（辛濤）夫婦正受特務追捕，在地下黨市委機關工作的胡其芬正忙著幫助他們轉移，一時顧不上自己。
原來廖意林和蘇海在三月間被叛徒出賣，特務到蘇海工作的《新民報》搜捕，蘇海事先已佯稱回廣西老家請假離開。這時，特務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懷孕臨產，於是遍搜全市產科病房，企圖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其芬送到大姐永芬處，在陸軍醫院安全分娩。因特務尋蹤搜捕，胡其芬匆忙去找蘇海夫婦，傳達組織通知。此時特務已到陸軍醫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其芬在江邊碰到蘇海，驚喜地說：“我以為沒辦法見到你們了，居然見到了，真是謝天謝地！現在市委出了大問題，你們的領導老黎也沒法來見你們了，他要我以組織名義通知你們，立即設法離開重慶。上海，你們不能去了，因為原定你們到上海後和南方局接頭的地點和暗號可能被叛徒出賣了。”這樣，就在當天晚上，蘇海夫婦由胡其芬安排到濟民醫院後面的張肖瑜大夫家裡住下，為了安全起見，孩子送進醫院嬰兒室哺養。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濟民醫院最後商定了轉移的辦法，併為他們籌集了路費。蘇海回憶此事時說：“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組織的安排，順利地轉移了，但是沒有想到，其芬救活了我們，而自己卻落進了敵人的魔爪，最後犧牲於渣滓洞監獄。至今思之，亦悲慟難名。”
4月9日晚上，胡其芬按約定與老黎（李維嘉）碰頭。因市委書記劉國定出事了，老黎的住處已不安全，胡其芬便邀老黎來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門，若有所思，呆了一會兒，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紅薔薇遞給老黎，默默無言地分別了。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日子，他們隨時都可能生死最後一別。今朝分別，誰知道還能不能再見面呢？她目送著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裡。隨後，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裡安排了一下，趕到濟民醫院，同一位地下黨同志一起商籌同志們轉移的路費。深夜，胡其芬又在濟民醫院的樓上祕密收抄新華社廣播的記錄新聞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還有些檔案和《挺進報》儲存在何公館裡需要馬上去處理掉。她哪裡知道就在頭一天，何公館裡發生了搜捕劉國鋕、劉國鋕又機智逃脫，徐遠舉與何北衡大鬧一場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務早已把何公館團團密封的驚險情景。所以，當胡其芬踏進何公館的那一刻，她便發現氣氛不對，於是立即到房間去處理檔案和銷燬《挺進報》，然後佯裝鎮定自若地走到客廳裡。這時早已等待在那裡的特務們堵住了她。前一天因為劉國鋕逃跑一事而與特務們鬧得一塌糊塗的何太太一見胡其芬，頓時將所受之氣全都遷怒於胡其芬身上。“你們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劉國鋕介紹來的家庭教師！”何太太指著胡其芬，對特務們說。
胡其芬就是這樣被特務們抓捕的。作為與劉國鋕有關係的嫌疑犯，她被關進了老街32號——特務機關西南行營二處的辦公所在地。在敵人看來，作為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同樣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所以對她的審訊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從地下工作轉到監獄鬥爭，對胡其芬來說，只不過轉換了一個戰場。“在生與死的抉擇之間，必須保持人的革命氣節，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基本素質。”這是胡其芬平時對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常說的一句話，而她更是這樣要求自己。
1919年農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彥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學日本，胡父為人正直老實，雖在北洋政府的財務部當會計，家境卻並不好，常靠典當衣物維持生活。胡其芬的母親肖石蓴是湖南長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歡幫助窮人，母親的性格對胡其芬有很大影響。6歲時，胡其芬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讀書，並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篤亮學習英語。1929年胡其芬的父親到南京賑濟委員會做會計，胡其芬隨全家遷到南京。1931年，她以優異成績考進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變”，打破了胡家寧靜的生活，胡其芬開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憂慮、苦悶和思考中，她渴望瞭解現實生活，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於是父親書櫃裡的《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名著，成了她如飢似渴的閱讀書籍，同時也開始閱讀進步的新文藝作品，如《子夜》、《母親》、《夏伯陽》、《毀滅》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領導下掀起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二·九運動”。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遊行隊伍的行列，並在兩位堂兄的影響下，成為了南京****的成員。從此革命種子播在了年輕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的內部刊物上，胡其芬讀到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的心開始飛向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學經濟系。這時，抗戰爆發。胡其芬一家遷到了長沙。在中央大學，胡其芬參加了“白雪劇團”，後又去長沙抗敵後援會救護訓練班學習，併到傷兵醫院服務。當年12月，經堂兄胡篤仲介紹，胡其芬參加了我黨領導以地方統戰關係建立的湖北湯池農村合作社訓練班學習。就在這個訓練班上，她加入了中國。
1938年7月，胡其芬隨家到了重慶，在新市區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抗日宣傳工作。這年11月，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胡其芬進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就讀於柏溪分校。作為革命的一顆種子，胡其芬受地下黨沙磁區委的委派，在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的地下黨支部中任黨小組組長。當時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透過學校的學習救亡聯合會，組織“柏溪劇社”、“歌詠隊”、“宣傳隊”等形式，在校內和附近的農村演出活報劇、教唱救亡歌曲。在這些活動中，胡其芬十分活躍，唱歌、演劇、講演、寫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學們欽佩她的才能，推選她為中大女同學會會長。然而國民黨反動特務們對胡其芬領導的女同學會早已視為眼中釘，不斷借事端對她進行誹謗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採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其芬毫無畏懼，機警沉著地積極開展工作，後黨組織獲悉國民黨當局準備祕密抓捕員時，立即決定胡其芬撤離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轉學到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由於胡其芬時常活躍在同學們中間，復旦大學的很多女同學都認識和喜歡她。畢竟胡其芬年輕，她的革命熱情似火，卻缺乏鬥爭經驗，反動當局很快又開始注意這位叫“胡永萱”的女學生。這年冬天至1940年春，蔣介石再次掀起****，大肆搜捕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復旦大學，被調到《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永萱”這個已被敵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現在新的戰鬥崗位上。
“皖南事變”後，為預防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的突然襲擊，南方局決定將《新華日報》的200多工作人員精簡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屬於被疏散隱蔽人員之一，後來組織又決定送她到延安。這對胡其芬來說是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後，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祕書。
這是一段難忘的革命火熱生活。活潑可愛的胡其芬到延安如魚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樣，天天穿著一套灰色軍裝，到處唱啊跳啊，彷彿心中有說不盡的歡樂。到了冬天，她還在頭上戴上一頂自己親手用紅毛線編織的帽子，顯得比周圍的女同志別緻。能幹好學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鬥爭經驗了。她的這些“小資情調”成了整黨運動中的大問題。加上有人“揭發”她曾經參與的“南京****”是“紅旗特務”組織等，戴上這樣駭人的大帽子，使這位未曾經歷過嚴酷鬥爭鍛鍊的年輕員，度過了無數個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長達一年多的審查中她受盡了委屈，不過這時的胡其芬則變得成熟和冷靜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過去更加堅定和有韌性了。
1945年6月，黨組織給胡其芬作出審查結論，否定了那些不實之詞。
就在這年12月，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其芬作為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團來到重慶，在鄧穎超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相關的婦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別4年的山城重慶，胡其芬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飾和打扮也不一樣了，燙了發，常穿著綢緞旗袍，一副上流社會的時髦婦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來，令她家人驚詫和不安，埋怨道：“你怎麼又回到這個老虎窩裡來？特務整天都在抓，你回來不是送死嗎？”
“怕什麼，我額頭上沒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靜地再三叮嚀家人：“我改名啟芬了，記住，以後叫我胡啟芬。”
黨組織根據重慶地下鬥爭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學歷高、英語好的條件，決定讓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以求透過這個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機構，廣泛聯絡各界婦女群眾。在這個女青年會下有個婦女聯誼會，地下黨員李玉鈿任理事長，這樣胡其芬就和李玉鈿以合法身份開展公開的和隱蔽的雙重工作。胡其芬很快適應了變化的環境。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現在女青年會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會議，會前領讀聖經，然後討論工作。牧師不在時，她帶領工作人員作祈禱。人們以為她是教會大學出來的虔誠教徒，誰能想到她是無神論者，是員呢。她代表女青年會出席重慶市政府召開的一些會議，從中獲取有用的情報；她拜訪女青年會的董事們和一些上層婦女、社會名流們交往，顯得練達，穩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聯絡群眾，深深植根於群體之中。她聯絡的婦女聯合會理事長饒國模，還是紅巖村的主人，曾經熱情地支援過八路軍辦事處，對辦事處派回重慶做地下工作的胡其芬，她也予以積極幫助。後來胡其芬還成了這位“紅色女主人”的入黨介紹人。
胡其芬回到重慶工作不久，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便被國民黨強迫撤出重慶。我黨在重慶的工作一下陷入極端困難的複雜局面。面對嚴酷的鬥爭形勢，胡其芬沒有畏縮，而是更加團結同志，以頑強的戰鬥毅力堅守在濃霧籠罩的山城。為了聽到黨中央的聲音，她和李玉鈿等商議，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集資籌款買了一部收音機，悄悄放在濟民婦產科醫院樓上的院長朱寶粹（地下黨員）的寢室裡。從那時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靜時，獨自守著收音機，聚精會神地收聽和抄錄新華社廣播的各種新聞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婦女聯席會各個小組學習之用外，還透過祕密渠道送給黨的***《****》和《挺進報》使用。這也就有了後來的《挺進報》事件等故事……
在與敵人的周旋和鬥爭中，胡其芬還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聞工作進行公開的宣傳工作。當時重慶的《新民報》和《新民晚報》是頗有影響的兩張民辦報紙，有地下黨員和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在裡面工作。為了衝破國民黨的***，只有直接抄收外國通訊社的英文電訊，才有可能向民眾透露一點國民黨中央社不肯報道的訊息。於是外文很棒的胡其芬還每天都要擠出些時間為這兩張報紙翻譯一些英文電訊稿，一直堅持到她被捕為止。胡其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和條件，堅持不懈地進行著戰鬥，她的革命熱情與鬥爭精神，如火焰一般濃烈。
1947年10月，根據南方局指示，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同時改組了重慶市委。市委委員李維嘉（老黎）與胡其芬接上了組織關係。3個月後，重慶市委決定成立婦委，由胡其芬、李玉鈿、林瓊3人組成，胡其芬為書記。這時，基督教女青年會任用了一位外籍幹事，藉故裁員，胡其芬不得不另謀一份公開職業。經市委同意，胡其芬由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叛徒出賣了劉國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員胡其芬就這樣掉入了殺人魔窟裡，開始了她人生中最後的一年零七個月的特殊戰鬥生涯……
又一個“****”重犯落到自己手裡，徐遠舉當時很是興奮了一陣，因為他掰了一下手指：重慶市委的幾位負責人除了許建業和幾個沒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該“投誠”的和該抓到的都在他手裡。一個“裝斯文”“裝教徒”的小女子就這麼“不聽話”？跟打交道多年了，徐遠舉知道了一些“規律”：凡在內職務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沒什麼職務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窮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黨”。因此，像胡其芬這樣見過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識時務者”。
“軟硬兼施，以軟為主，該硬則硬，一硬到底”，這是徐遠舉對付有文化的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來審訊時，徐遠舉採取的便是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現讓徐遠舉還是很意外和吃驚。軟的根本不行，於是就對她來硬的。所謂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經到這個份上了，你還有什麼可扛著的？”特務們使出種種刑具，卻仍撬不開她嘴裡的一個“****”的詞來。“劉國鋕是****分子，你是他介紹到何家的，你就跟他沒有一點關係？”
無論特務們如何反反覆覆責問上面這類問題，胡其芬還是那句話：“他是，我就一定是了？笑話，你爹是賊，你就一定也是賊？”
特務們氣得不知如何是好，能發洩的只能是將胡其芬又一頓毒打。
徐遠舉親自上手了，他冷笑著問：“何公館有人告發，你和劉國鋕經常密談到深夜，兩個人在屋子裡嘀嘀咕咕的，你敢說沒關係？”
不想，胡其芬毫無顧忌地反問他：“這青年男女的私事，難道也犯法嗎？你沒有討過老婆？那你肯定斷子絕孫了！”徐遠舉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丟下一句狠話：“那就讓她跟劉國鋕享受一樣的待遇吧！”
特務們便把手銬腳鐐給胡其芬戴上……
這樣胡其芬和差不多同一時間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為劉國鋕的“同案犯”，被轉押到渣滓洞監獄，關在樓上第六室。這時的劉國鋕被關在樓下第七室。
獄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這個名字。入獄後，具有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胡其芬，立即設法與劉國鋕取得聯絡，並將在敵人面前製造他倆是戀人的假象告訴了劉國鋕，好讓劉國鋕這位“花花公子”作掩護。用假象麻痺敵人，這是革命鬥爭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監獄後，特務們並沒有放棄對胡其芬的繼續審訊。第一次，難友們見她從容不迫地去了，又若無其事地回來，儼然像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特務們只能對她搖頭。第二次，特務頭子徐遠舉又親自出馬。這次他手頭拿到一張署名“劉仲逸”（即叛徒劉國定）證明胡其芬是員的字條。可胡其芬還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問三不知，就是不承認自己是員。徐遠舉覺得如此一個文弱的女子，怎麼會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覺得這是對他這位特務頭子權威的挑釁，於是就瘋狂地吼道：“你的上級把你交出來了，他是市委書記，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說你是****，你還有什麼不承認自己是的理由？”任憑大小特務怎樣的狂叫惡打，胡其芬始終不緊不慢地回答他們：“我沒有什麼上級，只是何公館的家庭教師……”
“你承認了有什麼不好？你們的市委書記劉國定承認了，當了官，過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認了也有好處，你願意幹什麼都可以，我們馬上放你出去。”徐遠舉換了一個口氣，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麼劉國定，只知道自己不是。”
“啪！啪！”徐遠舉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兩個耳光。旁邊的特務們一旁興奮地助威著、嚎叫著。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倒在地。特務又趁機踢她、打她，用冷水澆醒她，再讓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師胡其芬，其他什麼都不是。”胡其芬憤怒地面對敵人，鎮靜地回答。徐遠舉和特務們在這樣的女員面前只能洩氣。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監獄內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劉國定和冉益智叛變事件而被捕的員和革命人士，敵人視為要犯，看管特別嚴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對付敵人的辦法，他們在被禁錮的牢房裡依然能透過祕密渠道暗中聯絡，互相通氣。胡其芬入獄後，很快就同難友們聯絡上了，特別是和早先入獄的許建業等人建立了聯絡。同時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為掩護，積極開展另一種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動。
原豫豐紗廠的工人黨員牛小吾回憶說：“我於1948年4月初被捕，關在渣滓洞監獄，不久胡其芬就來了，我們同一牢室。隔壁關著許建業同志一人，重鐐重銬，專門有一個特務班長看守，不准他放風，也不准我們接近。一天放風，特務班長離開了，我沒走，找許建業同志講幾句話。許坐在門口，我靠在門邊，他告訴我任達哉帶人在茶館裡抓了他，又說他已告訴胡其芬讓她把難友們組織起來。這是許建業同志親口對我說的，所以我一直認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事實上，胡其芬確實也照許建業的囑咐在監獄內進行了各種地下組織活動。她是事實上的監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
張坤壁（獄中名張秀真）回憶說：“我在雅安被捕後於5月底或6月初轉押到渣滓洞監獄。當天下午，胡其芬給我介紹了周圍環境、情況，還傳給我一張字條。這是胡春浦同志給我的，主要問我被捕的情況，叫回條，她傳給男牢室轉交胡春浦。……在放風時，胡春浦告訴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賴的，有事都可以和她商量。我從進獄到1949年1月出獄，從始至終，她給我很多幫助。”
胡其芬入獄後，注意觀察環境，分析周圍的人，包括監獄的看守人員。好像一個有經驗的老兵，在陷入敵人重圍的情況下尋找衝出包圍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條與外面聯絡的祕密通道。她看見被捕入獄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的破壞，但是她相信黨的組織一定還在山城堅持戰鬥，必須找到可靠的關係同黨組織取得聯絡。反動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滿的人到處都有，敵人的營壘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因此總可以找到一條縫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難友周香泉透過監獄的醫官劉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來女牢最早，她懷孕在身，入獄後嘔吐厲害，不思飲食。劉石人從醫學觀點考慮到孕婦的需要，又考慮到將來分娩怎麼辦，就利用看病拿藥的機會在藥包內包了一節鉛筆，問她重慶有無親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時寫了回條，說她丈夫有個堂兄在南岸內二警工作，未見過面，希望幫她聯絡。第二天，劉石人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來的營養食品。胡其芬根據這個情況分析：劉石人敢於違反特務的禁令，冒著極大的風險為*帶信出獄，至少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於是她決心進行試探。
劉石人是天津人，作過童工，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軍醫班學習，受過抗日反蔣思想的薰陶，是一個有愛國心的軍醫。因為受排擠一度失業，抗戰勝利後隨著事業軍官登記，編入軍官總隊，分配到“西南行營”檢診所工作。渣滓洞監獄成立分診所，他被派來當醫官。他沒有參加特務組織，所以他對待“*”的態度與其他特務明顯不同。
胡其芬在看病的時候，塞給劉石人一張字條，上面寫著：“醫官，聽難友說你是好人，難友們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這病人，請接受我代表難友向你表示感謝！”劉石人悄悄將字條收了起來。看完病發藥時，她又塞給劉石人第二張字條：“醫官，不要怕！”劉石人迅速收起字條，沒有聲張。
幾天後，胡其芬又進一步進行試探。看病時，請劉石人帶一張字條到陸軍醫院交給大姐胡永芬，要家裡帶點日用品和藥物。劉石人把信帶給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劉石人本人也見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對劉石人十分感激，拜託他多加關照監獄中的胡其芬。劉石人把胡永芬寫的回條和託帶的物品帶進獄中，借看病的機會悄悄給了胡其芬。這條和獄外聯絡的祕密渠道就是這樣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信就是透過這個劉石人傳出去的。
監獄的情況非常複雜，當時外面監獄裡的*送日用品給是受限制的，帶信和書報更是絕對不准許的。劉石人這條渠道打通後，男女牢房找他帶信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胡其芬發現這個情況後十分重視，經與獄中黨員骨幹研究後，她又給劉石人寫了一張字條：“醫官，大家的條子太多了，你穿著軍裝，不當去的地方你去了，這樣對你太不利，對我們也很危險，因為我們只有你這一條路子向外聯絡，今後我們由幾個可靠的人與你聯絡，集中轉交來往的條子，你說好嗎？”事後劉石人也確實這樣做了。
胡其芬是個具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的同志，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時間後，改由張坤壁代替她與劉石人聯絡。張坤壁患肺結核病，看病拿藥的機會多，即使同醫官劉石人接觸多一些也不易被敵人懷疑。因此這條祕密聯絡渠道一直隱蔽得很好，直到最後時刻也未被特務發覺。
胡其芬透過劉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裡，僅限於帶些生活用品之類，以後是經七星崗文通書局轉吳錦再轉給濟民婦產科醫院。經過多次考察，確認劉石人可靠，才開始讓他將信直接送到濟民醫院的朱寶粹院長手裡，然後送給重慶婦委的傅淑華。一天夜晚，難友們對值班的看守說，胡其芬病了，快請醫官來看病。劉石人果真來了，女員李玉鈿站在牢房門口故意高聲向他說：“大胡心臟病發了，快來看看！”劉石人一邊應著一邊走到胡其芬床前，這時胡其芬迅速塞給他一張字條，低聲說：“這裡有人受刑不過，咬上了外面幾個朋友，請你明早把字條送出去，讓他們躲避一下。”劉石人收下字條，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劉石人將信送到七星崗文通書局。吳錦收到信，按信中的囑咐請濟民醫院的張肖瑜大夫去重慶大學找一位同學，通知重慶大學“六一社”社員趕快轉移，使去重慶大學捕人的特務撲了一個空。
監獄的看守中有一個叫黃茂才的青年，出身農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對他進行了爭取教育，黃茂才終於被爭取過來。透過他送信給重慶大學的況蜀華，從而又開闢了另外一條與地下黨組織聯絡的祕密渠道。解放後重新做人的黃茂才回憶起那段經歷時一直還記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監獄裡對他的教育和幫助。他說：“胡其芬肯說話，她見到我總喜歡拉扯幾句。看起來東一句、西一句，隨便擺談，其實都是啟發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戰役後，我給他們帶進了報紙，胡其芬對我說：國民黨肯定要垮臺，重慶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著走，為人民做了好事，將來也會歡迎你的。我原來的落後反動思想漸漸轉變了，願意為她們做點事。”
心中有信仰，再艱苦卓絕的環境裡真正的人也仍然充滿樂觀心態。胡其芬就是這樣的人。對她這樣的人，監獄只能禁錮她的身體，卻禁錮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陰暗潮溼的牢房裡，條件十分差，可胡其芬從來沒有因此產生過悲觀情緒，相反她總是在同志們面前時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藝活躍氣氛。她自制過一把團扇（作為烈士在獄中的唯一遺物，儲存在歌樂山烈士陵園），在扇面上題寫了“清風徐來”四個字，同室女囚友們總輪換著拿這把扇子鼓勵自己對敵鬥爭。
在殘酷的監獄裡，有時一些年輕同志尤其是年輕的女同志沒有經歷過敵人的殘暴行徑，很難一下經得起這種特殊鬥爭的考驗。胡其芬被關進渣滓洞監獄不久，就有意識地組織女牢的難友進行輔導性的學習。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學習。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個共同的口號：“活著幹，死了算，活著出去還要幹！”所謂幹，就是幹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黨員骨幹組織女難友們一起學文化、學政治，用革命理論武裝頭腦，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歡唱歌，她把教難友們唱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一如她過去在抗日宣傳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樣，她教難友們唱各式各樣的歌：有戰鬥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別是解放區和蘇聯的歌曲，更為難友們喜愛。其中一首《青年近衛軍》的歌成為監獄裡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們迎著曙光前進，
戰鬥的同志們！
敵人就要崩潰，
勝利就要來臨。
快武裝起來團結緊！
勞動者青年一條心，
我們是無產階級青年近衛軍！
高唱著這樣的戰鬥歌曲，難友們的鬥爭意志在內心更加堅定，也對勝利更加充滿信心。
對新入獄的難友，特別是缺少鬥爭經驗的年輕同志，胡其芬總是滿腔熱情地關心她們，幫助她們認清形勢、安定情緒，教她們如何對付敵人，如何對付刑訊。比如進步女青年張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監獄時，胡其芬就告訴她，這裡要進行復審，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處”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過去就沒有什麼了。還同她談氣節問題，告訴她，哪些行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這些話對張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務審訊前便有了思想準備。特務提她去複審時，心裡就比較鎮定。當特務先叫張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圖嚇唬一通時，張鎮靜自若地對付了過去，沒有暴露黨的任何機密，後來也一直挺住了敵人的種種威脅和刑拷。
在“11·27”大屠殺中幸運脫險的盛國玉，是因為丈夫被捕而牽連入獄的。胡其芬和難友們對盛國玉熱情幫助，使其終身難忘。她曾這樣回憶說：“她們對我像親姐妹一樣，關心我，安慰我，照顧我，使我不感覺孤獨害怕。大胡（其芬）經常講獄中鬥爭的情況。她說：李二（青林）被敵人的老虎凳折斷了一條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學習，參加鬥爭。江姐受刑那麼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慘無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堅強的意志。她告訴我，以後法官來審訊時，膽子放大些不要怕。我們是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敵人面前要理直氣壯。現在我們坐牢，每天只有兩頓飯，洗冷水，但是這樣的日子不會太長的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由於大胡對我的啟發幫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氣，覺得監獄並沒有什麼可怕。”
監獄裡的鬥爭是複雜的，需要隨機應變，注意策略，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1948年秋，監獄裡來了一個“感訓員”白佐生，對*進行所謂“思想攻心”。這傢伙出了不少壞點子，其中一個主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報》，企圖拉一些不堅定的分子下水，寫所謂的“悔過”、“反省”之類文章來軟化和動搖難友們。如何與之鬥爭呢？“我有辦法。”胡其芬在黨員骨幹討論時，說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我來寫文章。後來她果真寫了一篇題為《紀念耶穌》的文章。文章說：耶穌被叛徒猶大出賣，釘在十字架上，為自己的信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他死得慷慨從容。耶穌那種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文章結尾寫道：“主啊，請你考驗我吧！”難友們放風時看到這篇帶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聯絡起來，精神上受到鼓舞。敵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費盡心機搞的這個壁報反而被*所利用，只好作罷了。
原新四軍戰士龍光章由於長期的監獄折磨，全身浮腫，病情嚴重。胡其芬向醫官劉石人建議開出病危證明，要求送往陸軍醫院醫治。經過劉石人的多次爭取，特務看守所長被迫同意。胡其芬寫信給在陸軍醫院擔任內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盡力挽救這位難友的生命。在胡其芬的關照下，龍光章的病情終於好轉，但是特務不等他痊癒就迫不及待地將他押回監獄。回獄之後，龍光章病情惡化，不久，病逝獄中。難友們為了抗議特務對龍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獄中開追悼會，為此發動了絕食鬥爭。胡其芬抱病和難友們一起絕食三日，終於迫使特務看守所長不得不允許召開追悼會。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難友們一個一個戴上小白花，表示對戰友的沉痛哀悼。這是一次勝利的鬥爭，顯示了團結的力量，組織的力量。
胡其芬想透過醫官劉石人營救一些難友出獄。她問劉石人，能不能多開一些疾病證明，爭取使一些患病的難友得到保釋出外就醫的機會。劉石人考慮之後便給一些難友填寫嚴重疾病的病歷，以備特務核查，然後，開出保外就醫的證明。雖然特務沒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較輕的同志，在1949年和談期間，在外面配合營救下，終於獲得釋放。
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終日不見陽光，伙食粗劣不堪，許多難友嚴重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有的患了痢疾、肺結核、心臟病。胡其芬入獄後也患了嚴重的心臟病，經常胸悶，氣緊，心絞痛，身體日趨衰弱。但她對自己的病並不介意，依然以火樣的熱情關心和幫助有困難的難友。她把家裡的經濟民婦產科醫院的同志們給她送來的藥品、奶粉、魚肝油丸等等，分送給有病的難友。左紹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給了嬰兒，雖然她當時的身體也迫切需要營養。她還把自己穿的絨線衫拆了，給嬰兒編織衣服。她時常抱著嬰兒站在風門口，哼著溫柔的曲調。在這個誕生於苦難中的革命後代身上，她寄託著對未來的希望，給孩子取了個蘇聯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婭”。她哪裡想到，這個未滿週歲的嬰兒也會慘死在特務的機槍下呢！
胡其芬以親身經歷寫了員在監獄和法庭進行鬥爭的劇本。她用竹籤當筆，伏在**寫呀寫呀，寫了厚厚一本草稿。這不是一般的劇本，而是真實的記錄，是向黨的彙報，可惜竟沒有一頁儲存下來。
胡其芬在黑牢裡戰鬥了590多個漫長的日日夜夜，她始終是一團火，熊熊地燃燒著……她的行動和充滿機智的組織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監獄裡依然充滿朝氣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當胡其芬和監獄同志們正在與外面的地下黨組織準備大營救的實施計劃時，敵人的大屠殺提前開始了——當特務們以轉移為名，將兩間女牢的13名*押到男牢樓下第八室時，守在牢房風門口察看外面動靜的胡其芬，見一群敵軍湧進放風壩、架起幾挺機槍對準牢房。她立即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奮臂高呼起“中國萬歲”的口號。她的口號帶動和驚醒了所有難友們，於是整個監獄立即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口號聲，那聲音震撼了巍峨的歌樂山……
“胡南”——胡其芬犧牲的訊息，傳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傳到了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裡，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長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憶之中，“小胡是個好同志。”人民總理深深地對天長嘆一聲後，叫來祕書，交代祕書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親胡彥博的工作，聘請胡彥博為輕工部專員，以表黨對烈士的崇高敬意。這裡面也有“戶主”對“家庭人員”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愛。
男人被抓進監獄，上刑、恐嚇，甚至假槍斃，真槍殺，一道道生死考驗、無數個寂寞孤獨的長夜和飢餓、疾病無人問津等想象不到的種種困難與折磨，在這樣的環境裡能堅持下來的就是英雄好漢。其實從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堅持下來的也屬於正常範疇。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體是血肉之軀，誰不怕疼？誰不怕死？誰沒有七情六慾？誰沒有兒女情長？
從第二章我們剖析的幾種叛徒他們背叛革命和的行徑的全過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屬於或經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兒女情長，或貪生求榮，或懼怕一死。而特務徐遠舉能夠在這些人面前頻頻得手成功，用的招術也差不多靠這類“好漢不吃眼前虧”的種種“規勸”來實現“軟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義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話說：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為什麼女人在敵人面前竟然表現得那麼堅強和勇敢？為什麼那麼不怕死，那麼經得起重刑拷打，那麼經得起寂寞和折磨？這是一個令筆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問題……
同樣是人，按理說，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紅巖”裡的女人則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確實個個扛住了。這是為什麼？筆者經過對“紅巖故事”裡的各種人物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貞程度要比男人高。
這裡所說的忠貞，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忠貞，而是大愛之忠貞，大愛包括了對民族、對國家，尤其是對黨和組織及同志的那種崇高之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信仰所產生的忠誠與愛。從已知的歷史史實中我們知道，當時在敵人監獄裡受刑最重最多的當算李青林、胡其芬、楊漢秀、鄧惠中、江竹筠（後兩位女英雄在後文另述）等女員，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經受得起敵人最嚴酷的迫害，是因為她們對和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充滿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動力量都不可能對這樣的人的信仰產生絲毫的動搖，即使在死的考驗面前，她們也會表現出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慨。
其次是女人對建立什麼樣的人生價值觀比較嚴肅認真，一旦建立將牢不可破。
入黨為了什麼？入了黨應該遵守和堅守什麼？這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認真對待與嚴肅履行的。然而現實生活中，有些員在入黨時就沒有很好解決或者就根本沒有把為什麼入黨、入黨後如何履行黨員的責任與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從一開始就是入黨動機不純，他們就是為了升官發財或為獲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組織的。那麼沒有解決好為什麼入黨的人和入黨後應該履行什麼樣的責任與使命的人，在和平時期他們還有可能做到一般意義的“積極”、“肯幹”、甚至“能幹”，也還可能成為“先進”和取得某些領導及同志們的好評而成為了黨的骨幹與領導者。但一旦組織和個人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個人的前途有可能毀滅時，尤其是在生死考驗面前，他們再也不能繼續服從黨的事業需要，容易出現背叛組織、出賣同志的行徑。劉國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屬於這類人。女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後，就不太容易輕易改變，她們很容易認“死理”，對革命異常堅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當了10年縣委書記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8個月監獄之後“忍受不了”才又當了叛徒，監獄地下黨組織在分析他的變節過程後這樣指出：“事實上，他雖是十年以上的黨員，但並沒有好好的學習過，或者在工作中嚴格地鍛鍊自己，他一直記得自己是當過縣委書記的，有十年以上的黨齡，而且苦了這樣多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戀愛觀點也有問題，把妻子作為從屬於自己的，沒有獨立人格的。那種封建的，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從他的思想見解——人生觀裡產生出來的，這種封建、落後、自私的觀念，是沒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結合的’。這種思想的不純，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變的本質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人的思想境界要純潔得多，就像她們對待愛情一樣，一旦許嫁給某一個人後，她們會忠貞到底。楊漢秀烈士的同事曾這樣回憶道，烈士生前經常對她這樣說：“一個人的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事到臨頭，倘若有一天我們失去了自由，那我們就應準備為真理而死吧！這就是一個員的高尚追求……”她們這樣說，也這樣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發誓，一旦發誓，誓死不變。男人則容易變，當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變，那些入黨動機不純、對革命事業本來就缺少熱情和真誠的人，才容易背叛組織和出賣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講面子，所以不容易當叛徒。
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前後關押的23名“女囚”中，她們多數是與被捕的“男囚”有各種關係，多數是因自己的男人牽進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從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獄的。這些女同志對男人的信任和依賴性很強，她們認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漢，是堅定的革命者，她們對自己男人的那份愛有時超越了對革命信仰與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或者說因為她們所愛的男人的信仰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才使她們也對革命事業和產生了忠誠。知識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這樣的典型女性。她在與戀人劉國鋕的戀愛過程中，對戀人所從事的革命事業與理想追求有了從瞭解到同樣熱愛的思想轉變，之後她跟隨戀人出生入死進行《挺進報》宣傳與其他黨的地下工作。當她和戀人雙雙被捕後，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一個過去家庭生活條件比較優越和年輕美貌的女性，她在殘酷的監獄生活中要經受考驗實不容易。然而劉國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和監獄中的表現讓她感到無比自豪和榮耀，在監獄裡，有一個真實的情節同志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劉國鋕屢遭敵人的毒刑和折磨後，仍每天在放風時間裡要見一見自己的戀人，而且當女牢放風時，他這位痴情的小夥子總是站立在牢門口一直望著他的戀人曾紫霞，時而向她微笑，時而偷偷說上幾句話。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羅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
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英勇，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這歌聲讓戀人曾紫霞激動萬分，一是她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戀人竟然有那麼好的嗓子，那聲音是那麼的渾厚、高昂、動聽，同時又顯示了劉國鋕決心同敵人作殊死鬥爭的決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難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慫恿道。曾紫霞本來就潑辣，立即來了情緒，竟當著敵人看守的面，拉開嗓門就對唱起來：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他是個真情漢子從不玩虛假，
這才值得人牽掛——
就說他是個窮人也罷，
有錢豈買得著情無價。
就說他是個犯人也罷，
是為什麼？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這樣的愛得深、愛得真、愛得大，
他和祖國的命運不分家。
他愛朝陽、愛月夜、愛冰雪天地、愛春花，
更愛黑龍江上天邊一抹紅霞。
我愛他那一份傻呵，
更愛他跨著如飛的白馬，
越過高山，
越過水，
闖入森林，
闖入青紗，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願和他是一對，
但願他是我的情人，
我愛他，
我愛他……
這首《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的歌，如**澎湃的夏日甘霖，不僅滋潤了戀人劉國鋕的心，也把整個監獄的難友們的心田盪漾了起來，那份革命愛情的美酒，讓所有男女難友們頓時沉浸在無限幸福之中，並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號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階段，敵人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間的關係，放風說劉國鋕叛變了，也有人把劉國定的叛變誤傳為是劉國鋕叛變了，這個時候是對曾紫霞這樣年輕女同志的極大考驗。但是曾紫霞憑藉著她對戀人的瞭解，認為像劉國鋕這樣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賣同志，為了支援和鼓勵自己的戀人堅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剛剛學會的繡花手藝，特意親手給劉國鋕製作了一隻繡花枕頭。曾紫霞後來談起此事時仍充滿熾熱的感情，她說：“以前我沒幹過繡花的活，我覺得那手工太細、太複雜學不了，但後來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親自教我繡了一個枕頭，這是我一生繡的唯一一個枕頭。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我未婚夫劉國鋕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審訊時，他曾要求把我提到辦公室同他見一面，可敵人用苛刻的條件為難他，使他不得不放棄同我會見的希望。這件事女牢的幾個難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慮了很久，向我提出讓我繡個枕頭給劉國鋕，安慰他，鼓勵他，因為當時不可能寫信，但送一個枕頭去卻是可能的。我開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議不能實現，第一沒有布，第二要我繡根本不行，但李青林親自籌劃、親自手把手地教我將它繡出來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枕頭呢？布是我的一條長褲改的，李青林設計把褲子的那條縫放在枕頭的三分之一處，接縫處抽了幾股紗鎖成胡椒眼花，使接縫顯不出來。她設計的花是：一面用紅線繡兩顆紅心，一支箭穿著兩顆心，象徵我和國鋕的心是愛神之箭穿著的；另一面用藍線（代替綠線）繡一顆挺拔的松樹，盼他像青松一樣堅強。這枕頭兩面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繡在三分之一那一邊，十分高雅、別緻。當枕頭還沒有作完時，李磊製造的劉國鋕已出獄的謠言就在渣滓洞傳開，我現在記得那樣清楚，我繡這枕頭時簡直是用整個心在繡的，我覺得只要國鋕收到我的枕頭，他就不會動搖，他會感到有一顆熱愛著他的心！沒有多久，劉國鋕又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審訊，他的到來粉碎了李磊的謊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頭交給被我們爭取了的看守黃茂才，要他設法轉給劉國鋕，黃茂才在獄中告訴我已交給國鋕……後來我被家人保釋出獄，劉國鋕要羅廣斌如能再見到我時一定告訴我：‘好好選擇自己的道路，繼續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走革命的路’。這成了他的遺言，它鼓勵了我後半輩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們一方面要直接面對和經受敵人強迫給予的重刑與生死考驗及監獄的艱難困苦條件，另一方面還有承受自己的男人所作所為而帶給她們的一切，包括榮譽與尊嚴，當然或有恥辱與譭譽。前者當然是榮耀和自豪，而後者就讓這些女性無法接受，然而她們還必須面對和經受這些特殊考驗。
比如，皮曉雲和牛小吾兩位女青年是同鄉、同學、同時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豐紗廠當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時同地被捕和同日被關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倆被渣滓洞許多男犯稱為最鐵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帶有堅韌的表彰之意。被審訊時，特務把她們親筆寫的自傳攤開要其承認員的身份，她們曾十分不解，為何自傳竟落入敵人之手？當她們被關到渣滓洞樓上六室女牢時，一眼就認出了樓上五室的許建業，並很快同他聯絡上了。許建業向她們說出自傳情況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為他許建業被捕後，輕信了敵特看守陳遠德的允諾，結果敵特們在許建業住處搜出了機密檔案、工人自傳。“我後悔，害了你們，也害了許多同志。”許建業為自己的失誤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殺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這些情況後，沒有為自己的被捕而對許建業有絲毫的怨恨，誰能沒有失誤呢？雖然這失誤帶來了不小的損失，但許建業在敵人面前表現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敵人戴上了幾十斤重的手銬腳鐐，還仍然在祕密組織監獄裡的員與敵人作鬥爭的表現及關心、愛護同志，使“牛皮”兩人深深地愛戴這個重慶市委工委書記和她們的革命引路人。可許建業這麼好的黨的領導和師長怎麼會被捕的呢？許建業告訴牛、皮二人：“我在茶館裡看到任達哉來了，身後有特務，我以為他是應付一下，就起身到廁所，可是任達哉追來了，我被捕了，是他出賣了我。”這話對皮曉雲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連好友牛小吾對此都有點發懵了。原來，牛、皮在中央印製廠工作時就認識了任達哉，是他介紹她倆入了黨。可就是這樣的人，竟然出賣了許建業，這已經足以使兩個姑娘震驚，而更使人震驚的是，皮曉雲後來告訴牛小吾：她早已和任達哉戀愛，並且快要結婚。“啊，你，你們……他現在可是最壞最壞的叛徒啊！”牛小吾一聽，便急出一身汗來。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曉雲了：22歲的皮曉雲把自己最純真的愛奉獻給了這麼一個男人，一個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業的好夥伴。正是因為這個男人，她才有了對事業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敵人的殘酷與黑暗勢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這樣的男人怎麼會變成卑鄙無恥、出賣同志的惡魔呢？皮曉雲的心陣陣絞痛，一連幾天倒在牢房裡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別人說話。她痛苦不堪，同時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丟這個臉。作為好友牛小吾想幫助她，於是透過特殊機會，給一度關在渣滓洞的任達哉寫了一張紙條，質問他“你為什麼要出賣許建業？老許往廁所裡躲去了，你為什麼還要追上去？”任達哉的回答是：“受刑不過，沒辦法。”一切都明瞭了，僅有的一絲幻想也破滅了，皮曉雲無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麼長了一對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麼竟愛上了一個叛徒！渣滓洞本是陰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曉雲覺得難友們看她的眼神也是那麼又冷又寒，年輕姑娘怎能經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經過多方設法她被送到沙坪壩沙磁醫院去搶救。數日後，當皮曉雲回到渣滓洞女牢時，她原本紅潤的臉色消失了，眼神變得呆滯了，難友們不忍多看她一眼。當許建業於1948年7月22日被公開槍殺後，皮曉雲更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整夜睜著眼不睡覺，同室的難友們為她難過得落淚。一年後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娛活動，沉重地悼念許建業犧牲一週年。皮曉雲大哭了一場，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老許呵，如果不是任達哉叛變，你不會被捕的！你不會犧牲的呵……”皮曉雲後來精神失常了，特務覺得她已經沒有什麼可利用價值，便經一番周折後被保釋了。男人是叛徒，這一恥辱像鐵的烙印一樣永遠地打在這位年輕的姑娘心頭，她唯一堅持的是當特務想利用她精神失常而供出同志或讓其“自新”時，她悲憤而堅定地回答：“我不會當叛徒！”
女牢中還有個女性經歷的痛苦比皮曉雲更痛苦和難言。她一來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監獄的樓上六室。她叫熊詠輝，是縣委書記、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務們把許建業、劉國鋕等提出渣滓洞轉押白公館時，她丈夫李文祥也在裡邊。開始，當難友們聽說她丈夫是李文祥時，覺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為李文祥資格老，初入監獄時表現也很堅強，受刑不屈。熊詠輝與丈夫是同時入獄的，兩人感情也較深。每次與丈夫見面時，其丈夫在她面前總是問寒問暖，非常關心，而且總是對著她痛哭，言他“對不起她”，讓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這樣的丈夫很光榮，甚至內心一直認為，有這樣的丈夫，即使與他一起死在監獄裡也是值得的。可萬萬沒有料到，1948年12月，監獄裡傳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恥的叛徒，而且還裸地當了特務分子，專門破壞黨組織，出賣了一批革命同志。監獄裡的同志都對李文祥的叛變感到不可思議，已經熬過了敵人8個多月的折磨，怎麼還會變節叛變呢？後來進一步證實了李文祥確實當了叛徒，訊息證實後，女牢的難友們甚至是男牢的許多同志都參與了幫助熊詠輝的工作，她也經過了從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過程，最後熊詠輝寫了一封給男牢的公開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經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援、讚揚和鼓勵，男牢的信件、紙條向她傳來。她感到無比的溫暖，她增添了戰勝苦痛的無限的勇氣和力量。她的臉恢復了白裡透紅的美麗。在沒有別的指望下，熊詠輝同女牢的夥伴們共同生活著，只等解放軍解放重慶時重見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無法接受的事又傳來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揚言和多次上監獄來，說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詠輝的臉上頓時又佈滿了愁雲，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劃清界線、繼續坐牢都辦不到啊，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恥辱令她生不如死。這時，獄中的黨組織和同志們則耐心地對她做思想工作，勸告她：“出去一個是一個！哪能因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堅定，什麼情況下也能繼續革命。”“出去吧！出去總有活動的餘地，有機會就離開他跑得遠遠的！”熊詠輝哭了，哭得死去活來，她向難友說：“我往哪裡躲，往哪裡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這倒是一個難友們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會關係的曾紫霞對她說：“我有個可靠朋友不在重慶，這樣就可以躲過李文祥的糾纏，你找她。”並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訴了熊詠輝。就這樣，熊詠輝才離開了渣滓洞。可是後來獲釋的曾紫霞出獄後找到那個朋友，發現熊詠輝根本沒有去那裡。解放後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鎮壓了，熊詠輝仍下落不明，實際上也沒有人再去打聽她的情況了。十年動亂期間，曾紫霞從外查內調的工作組人員那裡瞭解到熊詠輝的地址。當曾紫霞懷著極大的熱忱設法再見到昔日同牢難友時，才知道對方已經有了新的丈夫，並且生活還算不錯，可昔日同牢難友談話怎麼也不投機了。當曾紫霞問熊詠輝當年為什麼不去找她的朋友時，熊說“我已經是那樣的處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牽連任何一個人？”這句話讓曾紫霞聽後內心產生極大震撼：可不是，一個女人，當她得知自己深愛的、共同生活了相當長時間的男人成了公眾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動特務時，她還有何臉面去面對這個世界呢？女人的這份內心痛苦又有誰能真正理解呢？
第四，女人與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堅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還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驗就這麼難？在監獄那樣的條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闖過一道道難關才可以頑強活下來，很難想象要在監獄裡生兒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過。想象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裡，十個“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內要承擔兩個“女犯”的生產和撫育兩個嬰兒的重擔！
這是真實的故事。
其中一個孩子是《紅巖》小說裡曾經提到的“監獄之花”。她的母親叫左紹英，是一位堅強的員。
左紹英，四川合川縣灘子口人，這位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村家庭的女同志，母親早年病亡，小時候的左紹英常寄居乾媽處，後當了紡織工人，是位老實本分的普通婦女，在當紡織工人時，與王璞結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黨的“七大代表”。抗戰初期，王璞曾任湖南邵陽中心縣委書記。抗戰後，受黨中央委派，到川康區工作，1946年轉入川東區工作，任“川東地下黨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曾一度兼任重慶市委書記。1948年，為了迎接重慶解放，左紹英的丈夫王璞親自下鄉，在武勝縣華鎣山一帶領導武裝起義，威震敵膽，名聲顯赫。1948年9月間，武裝起義的隊伍中發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榮犧牲。當時，起義部隊被敵人重重包圍，戰友們突圍時，沒有來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屍首，追趕而上的敵人便喪心病狂地將他的頭割下來，即日掛在旗杆上，懸頭示眾，並貼出佈告，威脅群眾誰敢收員的屍體，跟走，就槍斃誰。後來是一位老貧農不顧敵人的恫嚇，冒著生命危險，把王璞的屍首偷偷取下來，分埋在好幾個地方。左紹英在認識王璞之前就是工廠的進步群眾，於1939年1月加入中國。1943年她與當時任川東特委書記的王璞結婚後，便擔任川東特委重慶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於重慶市委負責人的叛變，左紹英此時已有七個月的身孕，組織上決定讓她撤出重慶，回到合川老家。最後還是被特務抓捕。當時她並不知道丈夫在何處，只知道他在鄉下帶領隊伍在組織艱苦的武裝起義。左紹英押到渣滓洞時，已經挺著肚子了。聽說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裝隊伍領導人石果（王璞在武裝鬥爭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滅華鎣山游擊隊的特務頭子徐遠舉頓時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務多次審訊左紹英，讓她說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裝隊伍的行跡。左紹英外表看起來像箇中年家庭婦女，實際上是位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員，面對敵人的拷問，她佯裝成什麼都不懂的家庭婦女，一問三不知，還不停拍拍肚子，說自己是個快要生娃兒的女人，你們怎麼沒有起碼的同情心嘛！敵人拿她沒有辦法。最後石果犧牲的訊息很快傳到了監獄，特務們也不再管她了。可是面對這樣一位臨產的女員，又知道她懷的是川東臨委書記王璞（石果）的遺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驚動了，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行動起來，準備度過監獄中最難的一關——女人在監獄生孩子，前所未有啊！雖然獄中組織發動難友向敵方提出強烈要求，允許左紹英到醫院生產，可特務們根本不理會。“一定要讓孩子安全地生下來，才能對得起王璞烈士！同時還必須保證左大姐的生命安全！”這是獄中黨組織和女牢房員共同的心聲和要求。在左紹英快要生產的那些日子裡，渣滓洞監獄裡也格外熱鬧起來，雖然表面上看不出監獄裡有什麼特別的動靜，其實此時的男女牢房內都異常緊張，有興奮的，有擔心的，男牢的同志們已經開始發起各室送禮物慰問的熱潮，沒有禮的，可以寫信、寫詩前去慰問。除了送禮和慰問外，男牢的難友們最熱鬧的一個話題是：要給即將出世的孩子起個好名字。有同志說：在苦難中，在煉獄裡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給他取名叫“獄生”吧！另一個同志馬上說：“在新中國誕生之前生的孩子，給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這兩個名字並沒有得到大夥的認同，詩人艾文萱靈機一動，說：“有了！你們聽聽：天快亮，新中國將成立，嬰兒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給他取一個單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將明。”“好，這個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並不知道，左紹英其實懷的是女娃兒！
關於生孩子的事，其實男人們是幫不了什麼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們來完成。不過，臨產前的那個早晨，當女難友們一睜眼，便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原來，此時在她們的牢房門口，竟然已經堆了很大的一堆禮物了：有從同志們身上剛脫下來帶有體溫的絨衣，有從被窩裡抽出來熱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墊的舊襯衫，有嶄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頭，也有用了多半還剩下小半筒的奶粉，還有草紙，一小瓶白糖，兩角錢的獄中“代用卷”，小紙包的十幾顆魚肝油精丸……經過數小時的痛苦而緊張的“聯合作戰”——在女囚們的手忙腳亂和左紹英自己的配合下，“監獄之花”順利出世——男獄友們起的名字只好被擱置，最後用上了女牢房的人早已起好的名字——“卓婭”（乳名“婭婭”）。當時革命者十分敬仰蘇聯，蘇聯小說和實際生活中無數英雄的名字為他們所愛用，左紹英當然笑笑默認了。
監獄裡生孩子不易，要養活孩子其實更不易，這給女人們增添了更多、更復雜的困難。敵人也沒有放鬆利用這些條件來威脅女人。特務頭目徐遠舉就曾藉此敲榨左紹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兩者之間選擇其一。不屈不撓的左紹英決不因此向敵人屈服。當孩子出世成為事實後，如何養活娃兒又成了另一樁大事。與左紹英同一室禁囚長達近一年的曾紫霞後來回憶說：“……婭婭雖然順利地來到人間，可並不等於她可以健康地活下來。為了她的生存，女牢裡曾陷入緊張的局面，並且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左紹英雖然很堅強，但情緒沒有辦法好，情緒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樣惡劣的條件下營養極差，當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時獄外有關係的人可以設法送點東西到二處（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由二處轉到渣滓洞來，這種東西不定時而且少得可憐，左紹英生產時進行了長久的儲備把生產應付下來，可要維持下去就十分困難了。一切支援的東西吃光了，左紹英奶水沒有了，娃兒餓得直叫喚……這局面真使人揪心，開水不能使左紹英奶水增長，開水不能讓娃兒吃飽，可就連開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討’！女犯們把每餐飯菜中可擠出的水和營養物全都主動地送到左紹英和婭婭面前。女犯們凝視著左紹英，而左紹英的淚滴進了碗裡……”
小婭婭這朵“監獄之花”曾經讓其母親和整個女牢花費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難中成長著。也因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長，使得沉悶的監獄有了許多生機和歡樂。可是，凶殘而無人性的敵人在大屠殺時連這樣無辜的小生命都不放過。1949年11月27日那個夜晚，劊子手們的機槍向監獄內無情地掃射。當時左紹英抱著小婭婭躲在門後，開始並沒有被雨點一般的子彈射中，可才1歲多的小婭婭哪經得住這等場面，她被嚇得哇哇大哭。她的哭聲讓劊子手們獲得了尋找殘殺的過癮的目標——罪惡的一串子彈射向赤手空拳、毫無抵抗力的左紹英母女……孃兒倆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睜著四目，悲愴而憤怒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
監獄之花的媽媽，
佇立在鐵欄窗下：
閃動著慈祥的眼珠，
凝眸著戰友們親吻她的娃娃。
同志們稱她“監獄之花”的媽媽，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蘇菲婭，
她呀！《夏伯陽》的女槍手，
《第四十一》的馬柳特迦。
她，受過敵人殘酷的刑訊，捱過特務無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緊咬著牙！
讓無知的敵人在顫慄中嚎叫吧。
這首難友們生前獻給左紹英的題為《她，監獄之花的媽媽》之詩，高度讚美了一個女員的偉大而堅強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其情其景彷彿讓我們歷歷在目。
其實在渣滓洞女牢裡，還有一個很少為人知道的女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燦碧，也是位烈士。彭燦碧是我黨的一位女優秀黨員。她是四川合川縣人，1918年出生在一個封建家庭裡，其生母早死，父親病殘，幼年時曾就讀於白沙鎮毓秀女子學校。畢業後，後母與其父親逼與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蕩子，彭自己則在金子小學教書時加入了中國，入黨介紹人是劉石泉。1948年，金子鄉的黨組織暴露後，彭燦碧便回到孃家，組織發動農民武裝。8月，起義軍被敵包圍，經激戰突圍後，彭燦碧與部隊失掉聯絡，又回到孃家。不料被敵人發現被捕。被捕後，敵人對其無數次殘酷刑訊，其實彭燦碧那時已有身孕，只是孕早期而已，所以敵人沒有發現。後來肚子慢慢大了，敵人覺得可以藉此威脅和逼她“自新”，彭在敵人的審訊室裡，挺著大肚子，平靜而又慷慨地說：“真正的員是不可能改變信仰的，如果你們一定認為可能改變我的信仰，那麼除非殺掉我們孃兒倆！”特務們覺得對付不了這樣的女“****”，只好又將其投入監獄。
不當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監獄裡完成生產孩子，這對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難友們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如果說左紹英生產的艱難主要在產後對孩子哺乳，那麼彭燦碧的生產卻一開始就讓大家高度緊張。因為彭燦碧是31歲的高齡產婦，有經驗的女人從各種跡象判斷她很有可能難產。怎麼辦？男人們也許不會想得到一個難產的女人的命運是什麼樣，或者不會知道一個女人在難產時所要經歷的那種感受，然而同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難友們則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她們特別特別的擔心即將要面臨的這一位元務老虎凳更嚴酷的考驗。為此，她們團結起來，千方百計地與敵方進行交涉，以求把彭燦碧送出獄生產。然而敵看守所的特務們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燦碧就要臨產了，無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難友簡直手忙腳亂，個個心慌意亂，她們知道這是人命關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須平安！這是她們的共同心願！可如何保證母子平安呢？她們又似乎誰都想不出招術來……只有聽天由命了，但絕對不能讓老天作主！臨產那天，十幾個女難友沒有一個閤眼，她們圍坐在彭燦碧身邊，年輕的姑娘們只能哭泣，年長一些的則在輕輕嘆氣。“哎呀——”“哎呀——”，產婦彭燦碧的一聲聲痛苦的掙扎，揪著女囚們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鄧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這力量既有女人那種天生的慈愛力量，更有人忠貞不屈的大愛力量。一小時、兩小時……經過兩天一夜漫長而絕望般的折騰，也許是老天爺的庇佑，31歲的彭燦碧竟然把孩子生下來了，而且母女都活著，這簡直是奇蹟！“就叫她蘇菲婭吧，讓她像個英雄一樣活著……”。彭燦碧摟著嬰兒，感激地對女難友們說。“蘇菲婭！好！”“又一個婭婭出世了！”女囚室裡一片歡笑聲、哭泣聲——那是幸福和勝利的哭泣聲！這勝利來之不易，來自於全女牢室的團結攜手，共同意志。這是隻有在人中間才能實現的勝利！它並不比一場與敵人面對面殊死搏鬥的偉大戰役遜色！
女牢裡的女人們，經歷了這樣的戰鬥，怎麼可能再被敵人的恐嚇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嚇倒而當叛徒呢？
這就是女人與男人的差別。這就是“紅巖故事”裡的女人為什麼沒有出叛徒的緣故吧！
發生在重慶那兩座“人間地獄”裡的女人和女革命者的傳奇故事還有很多，這裡挑幾個大家熟悉但並不是小說裡所描述的那些女烈士們的故事，及其另外幾位鮮為人知，但事蹟更英勇悲壯而偉大的女性，在此一併獻給讀者們。
關於“雙槍老太婆”
《紅巖》小說裡有一個“雙槍老太婆”。那是個沒有進監獄的華鎣山游擊隊隊長形象。其實，真正的“雙槍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敵人屠殺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鄧惠中。“老太婆”犧牲時只有49歲。
1950年春，剛剛解放的重慶，到處是翻身的市民們和解放軍在一起為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得滿目瘡痍的山城進行精心的醫治與重建的景象。這一天，一位身著威嚴軍裝的中年人來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發著焦灰味的監獄囚室獻上了一束鮮花，然後默默地三鞠躬……
悽風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兩手分。
中年雙雙入****，
保國何惜獻我頭。
學年未滿纘母績，
闖關赴難不遲疑。
長江吹起進軍號，
四川百姓著戰袍。
這位軍人在現場默詠了這首《吊難妻烈士》。後來知道，這位軍人名叫鄧福謙，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殺中遇難的烈士鄧惠中。鄧福謙同時弔唁的還有他的兒子，與母親鄧惠中同時犧牲在渣滓洞的鄧誠……
真實的鄧惠中，與小說中的“雙槍老太婆”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差異。她生前的一位女戰友的紀念文章中這樣描繪鄧惠中：
……我親自聽見，聽見那笑聲，那充滿了熱情與內容的笑聲，這笑聲讓敵人在發抖——“你這匪徒！你這兩腳獸，你除把我們的弄成肉醬外，你還有什麼辦法？哼哈！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政治生命，已成長壯大了，將揚眉吐氣於世界！”——惠中同志，我聽見您響亮的笑了！我瞧見了您那豪俠的風度，剛毅的意志，對敵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裡，曾因工作關係認識了您，您有著和藹爽直的面貌，有著待人謙和的高貴情感。您親熱的口吻中敘述著您的私生活，您的一對雙生寶寶，當時約有七歲樣子，是那樣可愛，可他們在你培養教育下，就當了宣傳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錢板來，神氣逼真、生龍活虎地跳躍在我們的隊伍中間，令我欣賞和羨慕不已。您告訴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陝北，與他如何結的婚，在形式上雖然脫不了封建意味，但您們有了孩子以後的感情仍然深厚熾烈，精神上那麼富有！您有領導的天才，您幫助了無數的農民，為他們解決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去幫助了他們。您的散文投登各縣報館表現人民生活疾苦，講述您如何適應著舊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時候，您為出征軍人家屬講話，爭取優待權利，替他們寫信，同時又宣傳抗戰的意義，您動員了無數的農民，組織了他們。人們親切地稱呼您為“鄧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辦了一所私立小學，您救濟了不少的貧苦兒童，在生活上教育他們進步。您常愛寫詩，以此形式而改造環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犧牲了，死在這蔣匪特務們的手裡，他們恨不得把您整個家都要剷草除根，連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愛的孩子也與您一起遭害……這血債如何算得清！
一位在“11·27”大屠殺中脫險的老同志則用另一種口吻評說鄧惠中：鄧惠中（女），老太婆，小腳，身體不好，老黨員，丈夫在解放區，兒子和她一道被捕，受過刑，在獄中表現好。在****一帶作匪運，對當地武裝起義很有貢獻。
朱光璧，鄧惠中的地下黨上級領導和直接的單線聯絡人。他對鄧惠中是這樣介紹的：
鄧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國。她入黨後，經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進行抗日。根據我所瞭解，凡是她任教的學校和工作過的地區，師生與農民對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時生活艱苦，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同廣大農民和農村婦女打得攏來，沒有架子，很親近人，很多人都親切地稱呼她叫“老大姐”。她對工作認真負責，從不馬虎，雖然她是一個過去纏過腳的女同志，年齡又比較大了，但為了工作，不辭辛勞，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眾工作，從不叫一聲苦。鄧惠中同志對黨的工作，一貫積極。在她的直接培養教育下，介紹七八個婦女先後加入中國。她對黨忠誠，為人正派。對任何同志都是熱情關懷，特別是對上級領導同志既盡力保護其安全，更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真正是大公無私，真忱相待。她對自己的子女，既要求嚴格，又善於循循誘導。她的兩個兒子，為了黨的事業，一個流盡了自己的熱血；一個在工作臺中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而去世。兩個兒子後來都光榮地成為了烈士。她女兒叫鄧葉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敵人抓去，後來轉移到合川集中營，由於平時接受她母親的革命氣節教育，因而被捕後，儘管敵人用竹棍子夾在她的手指縫裡（當時只不過十四五歲）使勁往一起擠，手指就好像斷了似的，痛得她鑽心，但鄧葉芸始終堅貞不屈，一心想著決不能讓叔叔孃孃遭殃，決不能讓他（她）們受罪；一心想著叔叔孃孃這樣好的人，這樣的正直無私，就更加堅強，更加痛恨敵人。
鄧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後，據從各方面的瞭解，她的表現是很好的。在嶽池的敵人審訊她時，曾勸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嶽池縣一個罪名昭著的特務頭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審槍決）的耳光，從而她受了一頓苦刑，並被押出敵人的法庭把她捆綁在一個釘牢了的凳子上，任何親人都不讓見面。鄧惠中同志被捕後，敵人對她曾進行了多次刑訊。當她還在嶽池監獄時的一個早上，敵人把她的女兒鄧葉芸押到偽衙門裡的一個審訊室裡，鄧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這個審訊室內，女兒見到媽媽瘦得皮包骨頭的樣子，禁不住痛哭起來，鄧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對她說：“葉芸，你不要哭，抬起頭來，還是聽聽我的口供吧。”當即有一個國民黨的法官拿起一張紙就唸起來，其中，除了問鄧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齡等外，又問鄧是不是員？鄧答：“是。”問：“上級是誰？”鄧答：“不告訴你。”又問：“穿的什麼衣服？”鄧鄙視地看了他一眼說：“穿一件藍衣服。”還問：“彭華秋、周淑瑞是不是黨員？”答：“不是。是群眾。”隨即敵人決定將鄧惠中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並提出要把鄧葉芸也從嶽池帶走。當時鄧惠中同志說：“她太小，讓她留下吧！”當天，敵人押著鄧惠中、鄧誠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渣滓洞監獄。
總之，鄧惠中同志被捕入獄以後，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沒有一個被牽連。說明鄧惠中同志不但對自己的子女進行革命氣節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則。再拿我來說，鄧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級領導，而且到過我住的地方兩次；還有，在我們第九工委作掩護機關和聯絡工作的鄧淑華同志，是她在嶽池親自接受入黨的一個同志；另外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學任教時，與袁崇校、袁純潔等是同一個支部，但所有上述關係，都沒有任何一個受過牽連和影響……
一個纏腳的舊式婦女，能夠成為一名中國黨員，這本身就是已經有些傳奇了，可鄧惠中則不然，她還是個使刀弄槍、令敵人聞聲喪膽的“雙槍老太婆”，則更傳奇了。關於鄧惠中的傳說，在民間有多種版本，這裡選擇幾個她與槍的故事：
“假槍真用”：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媽的鄧惠中參加革命後，做夢都想得到一支槍，但就是沒有機會。她便學兒童們的辦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槍，學瞄準射擊。學校內每當童子軍用棒當槍操練時，她也跟著學操練槍上肩、槍放下、臥射、跪射、立射等動作。為了熟練槍法，她還經常祕密地在家後門外的巷道里練習。她練槍法時，關上後門，叫大兒子和二兒子在前門外放哨。如有人來，便用早已約定的暗號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槍和學用槍”：1948年以後，上級黨委派她去指導嶽西地下黨支部工作時，支部給了她一支手槍，她喜出望外，愛不釋手。以後，上級黨書記蔡衣渠同志又發了一支手槍給她。她一段時間有了兩支槍，這就是“雙槍老太婆”稱號的由來，其實鄧惠中那時還不到50歲。可在那個時候的鄉村，50歲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鄧惠中已經有二兒一女，何況大兒子也有人給說媳婦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鄧惠中本人並不在意，後來她使著雙槍也在外人面前說“我這個雙槍老太婆”如何如何，“雙槍老太婆”就這樣出名了。當然，更出名的是她帶領游擊隊一次次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再說，鄧惠中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