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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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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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知道嗎，我在想你的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照這位醫生對我說的，你們縣裡乾的事真是胡來；他是個聰明可愛的人。我對你說過，而且還要對你說：你不去出席會議，對地方上的事情總是抱疏遠態度，這不好。假如正派人都抱這種態度，顯而易見，一切都會很糟糕。我們交了錢，它們都被用做薪水了，但是沒有學校，也沒有醫生，沒有助產士，沒有藥房，什麼都沒有。”
“我可是嘗試過的，”列文不高興地輕聲回答，“我做不到！又有什麼辦法！”
“究竟什麼你辦不到？老實說，我不明白。我不認為是冷漠、無能；難道僅僅是因為懶惰？”
“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別的。我作過嘗試，發現自己毫無辦法。”列文說。
他不很注意聽哥哥說的話，朝河那邊的翻耕地張望時，看到有個黑黝黝的玩意兒，但沒法弄清楚那是一匹馬還是騎著馬的管家。
“為什麼你毫無辦法？你做過試驗，照你的那一套不行，你就灰心了。怎麼這麼沒有自信心呢？”
“自信心，”被哥哥的話刺痛了心的列文說，“我不明白。我上大學時人家對我說，別人都懂得微積分，而我不懂——我就覺得沮喪，沒有自信心。而現在得確信應當具備幹這些事情的才能，而且首先必須相信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那又怎麼樣！難道這不重要？”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因為弟弟不重視他關心的事情，尤其是弟弟顯然幾乎沒有在聽他說話，使他傷心。
“我不認為重要，它吸引不了我，你要怎麼著？”列文回答，他已經弄清楚自己看到的是管家；看樣子，是管家放農民們離開了耕地。他們把木犁都翻倒了放著。“難道已經都翻耕完了？”他想。
“那你聽我說，”哥哥板著俊美聰明的臉，露出不快的神色說，“凡事都有個界限。做個古怪而真誠、不說謊的人，這很好——這我全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說的話，不是毫無意思就是意思糟得很。你既然愛老百姓，怎麼能認為老百姓做的事不重要呢……”
“我從來沒有這麼說過。”康士坦丁·列文心想。
“……難道讓人民無依無靠地死去？粗野的村婦折磨著孩子，人民無知到麻木不仁，任憑各種各樣的文書擺佈，而有辦法幫助這事兒的你卻不去幫助，因為在你眼裡，這事兒不重要。”
這樣，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把他置於兩難的境地：要不你就是個低能兒，看不到你能做的一切；要不你就是不想犧牲自己的安逸、虛榮，並裝做自己不知道怎麼辦。
康士坦丁·列文感到自己除了屈服，或承認自己對公共事業缺乏愛心，沒有別的辦法。這使他感到屈辱和傷心。
“兩者都有，”列文果斷地說，“我覺得不行……”
“怎麼？把錢好好分配一下，用來幫助醫療事業也不行嗎？”
“我覺得不行……這地方周圍四千平方俄裡，有融雪的積水，有暴風雪，有田裡的工作，我看不到給所有地方提供醫療幫助的可能性。何況，一般說我不相信醫療。”
“那，對不起，這不公道……我能給你舉出數千個例子……可那麼，學校呢？”
“要學校幹什麼？”
“你在說什麼？難道教育的作用也懷疑？它既然對你有好處，那麼對所有的人也一樣。”
康士坦丁·列文感到自己在道德上被逼到了絕境，因此發火了，不由自主地說出自己對公共事業冷淡的主要原因。
“所有這一切
，也許是好事；可我為什麼要去關心自己從來不光顧的醫療站，為什麼要去關心我不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裡去的學校，就連農民們也不願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去？再說了，我還不信有必要把孩子送到那裡去！”他說。
這種出人意料的反駁，頓時使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吃了一驚；不過他立刻制訂出進攻的新計劃。
他沉默了一會兒，拉起釣竿又將釣鉤丟擲去，然後微笑著對弟弟說：
“啊，對不起……第一，醫療站是需要的。我們剛剛為阿加菲婭·米哈依洛夫娜請過一次鄉村醫生。”
“啊，不過我想，她那隻手仍將彎著。”
“這還不一定……然後，一個有文化的農民，對你會像一個工作人員那樣更必需和更重要。”
“不，隨你問什麼人，”康士坦丁·列文斷然回答，“一個工作人員如果有文化就糟得多。連讓修修路都不行；而要是架橋，架上了就被偷走。”
“其實，”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陰沉下臉來說，他不喜歡矛盾，特別是不停地從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毫無系統地提出新的論據，這麼一來，就讓人不知道回答什麼好，“其實問題不在這裡。對不起，你承認不承認教育是對人民的一種福利？”
“我承認。”列文無意中說，立刻想到自己說的不是心裡話。他感覺到，假如他承認這樣，他哥哥將會向他證實，他的是毫無意思的胡扯。他不知道哥哥會怎麼證明這一點，但知道毫無疑問，他哥哥肯定會從邏輯上向他證實，而且他期待著這種證實。
結果，哥哥的論據要比康士坦丁·列文期待的簡單得多。
“如果你承認這是有益的，”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麼，你作為一個誠實的人，就不能不喜歡和支援這種事業，因此也不能不願意為它出力。”
“但是，我還是不承認那是件好事。”康士坦丁·列文漲紅了臉說。
“怎麼，你剛才還說……”
“也就是我既不承認那是件好事，也不認為那是件可能辦到的事情。”
“這個，你不費力氣就沒法知道。”
“就算是那樣吧，”列文嘴上這麼說，但心裡完全沒那麼想，“就算是那樣，可我還是看不出我為什麼要去關心這種事情。”
“你這是什麼意思？”
“不，既然我們把話說到這裡，那你就從哲學的觀點給我解釋清楚。”列文說。
“我不明白，這與哲學有什麼關係。”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他的口氣使列文覺得好像他不承認弟弟有談論哲學的資格。這一點激怒了列文。
“我這麼跟你說吧！”他氣沖沖地說起來，“我想，我們一切行為的動力，畢竟是個人的幸福。現在，我作為一個貴族，在地方機構裡看不出任何促進我福利的東西。道路沒有改善，也沒法改善；很壞的道路，我的馬也能拉我走。我不需要醫生和衛生站，也不需要民事法官——我從來都不求他，而且也不會去求他。學校，我不但不需要，而且甚至像我對你說過的那樣，它簡直是有害無益的。對我來說，地方機構簡直只是一種負擔罷了，為每俄畝地交付十八戈比錢，還得坐車進城與臭蟲一起過夜，而且還要去聽種種胡說八道和無聊的東西，而且個人利益是不會激發我去這麼做的。”
“你等等，”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帶著微笑打斷說，“個人利益不曾激發我們為農民的解放去工作，可是我們還不是照樣工作了。”
“不！”康士坦丁更加怒氣衝衝地打斷說，“解放農民是另一回事情，其
中有個人利益。我們，所有的好人都想解脫壓在自己身上的包袱。但做個地方自治議員，去討論我並不住在那裡的城市需要多少掏汙水溝的工人及設定多少水管，做個陪審員去聽辯護人和檢察長的各種胡扯，以及審判長訊問那個傻瓜老頭阿列什卡：‘被告先生，您是否承認偷了火腿的事實？’——‘啊？’”
康士坦丁·列文已經失去控制，開始設想審判長和傻瓜阿列什卡的模樣；他彷彿覺得，這一切都說在了點子上。
但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聳了聳肩膀。
“啊，你究竟想說明什麼呢？”
“我只是想說，那些觸及我的利益的權利……我將永遠盡全力去保衛；當憲兵來搜查我們學生的書信的時候，我曾盡全力保衛這些權利，保衛我享受教育和自由的權利。我理解服兵役的義務，它關係到我的孩子、兄弟及我本人的命運；我準備去討論那些與我有關的事情；但要去討論怎麼分配地方自治局的四萬盧布錢，或審判傻瓜阿列什卡——我不明白，也做不了。”
康士坦丁·列文像河堤決了口似的說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微笑了笑。
“而明天你將受到審判，怎麼，難道在舊的刑事法庭上審判你，你會更愉快些？”
“我不會去受審判。我從來不殺人，因此用不著對我這樣。啊，還說什麼呢！”他繼續說，又跳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我們的地方自治機構及所有這一切——好像是聖靈降臨節我們插上的樺樹枝，它看上去像歐洲土生土長的樺樹林，但我怎麼也沒法真心地給它澆水，並相信它真的能成長！”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只是聳了聳肩膀，借這一動作對現在他們的爭論中冒出些樺樹來表示驚訝，儘管他立刻明白了弟弟想說的是什麼意思。
“對不起，這樣永遠是無法得出結論的。”他指出說。
但是，康士坦丁·列文想為他知道的對公共事業不熱心的缺點辯護，於是繼續說。
“我認為，”康士坦丁說，“任何一種活動——假如不建立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它是不可能鞏固的。這是個極普遍的哲學道理。”他口氣堅定地重複哲學的這個詞兒說，好像是在表明自己也和所有的人一樣有權談論哲學。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又一次地微笑了。“連他也有一套為自己的傾向服務的哲學。”他想。
“好了，你還是把哲學放在一邊，”他說，“任何時代，哲學的主要任務，恰恰在於找到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存在的必不可少的聯絡。但這沒有關係，問題是我只不過要糾正一下你的比喻。樺樹不是插上的，而是種的栽的，應當小心對待。一個民族，只有感覺到自己的制度是重要的和有意義的，並對它們加以珍惜，這樣才有前途，才稱得上是歷史性的民族。”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接著把問題轉移到了康士坦丁·列文不懂的哲學歷史領域裡，指出他的觀點是完全不公正的。
“至於說到使你不喜歡的那些事情，請原諒我——那是我們俄羅斯的懶散和老爺習氣，而我相信，你這是一種暫時的糊塗，會過去的。”
康士坦丁沉默了。他感到自己從各個方面已被擊敗，同時又感到哥哥沒有理解自己所說的話。他不知道的，只是為什麼不被理解：是他不善於說清楚想說的東西，還是因為哥哥不願理解或他理解不了它。但他沒有深入這些思想裡去，沒有去反駁哥哥，便開始考慮起個人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情來。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捲起最後一竿釣魚線，解下馬，接著他們就走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