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二）
暗都龍影 j3好一朵白蓮花 一遇厲衍誤終身 清夜吟 家族敗類 擋我者死 鬼墓天書 拽丫頭休想逃 東方龍嘯二 1／14第一季：必須犯規的遊戲
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二）
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二）||五、學術與治術兼包《周禮》一書，體大思精，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後儒嘆為‘非聖賢不能作‘，誠非無稽之談。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1:5回覆此發言30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所謂‘學術‘，是說該書從來就是今古文之爭的焦點。
漢代經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稱為‘今文經‘，用六國古文書寫的稱為‘古文經‘。
漢初在孔子府宅的夾壁中發現的文獻，以及在民間徵得的文獻大多是古文經，而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經。
今文經與古文經的記載不盡一致，因而雙方時有爭論。
漢代古文學以《周禮》為大宗，今文學以《禮記王制》為大宗。
為此，《周禮》每每成為論戰中的焦點，加之它傳授端緒不明，屢屢受到今文學家的詰難，如著名經師何休就貶之為‘六國陰謀之書‘；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則指斥它出於王莽篡漢時劉歆的偽造。
相反，褒之者如劉歆、鄭玄等則譽之為‘周公之典‘。
儘管如此，《周禮》依然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
唐人為‘九經‘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賈公彥的《周禮疏》，受到朱熹的讚賞。
清儒為‘十三經‘作新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冠絕一世，至今無有出其右者。
歷代學者圍繞《周禮》真偽等問題所作的種種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謂治術，是說《周禮》作為一部治國綱領，成為歷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
古人言必稱三代，三代之英在周。
古人篤信《周禮》出自周公，書中完善的官制體系和豐富的治國思想，成為帝王、文人取之不盡的人文。
《周禮》的許多禮制，影響百代。
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定的。
唐代將六部之名定為吏、戶、禮、兵、刑、工，作為中央官制的主體，為後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滅亡。
歷朝修訂典制，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是以《周禮》為藍本，斟酌損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都城格局，成為歷代帝王嚮往的楷模。
但歷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舊址，故其格局難以重新整理。
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時，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規劃，乃以《周禮》為範本，建立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
以後，明、清兩朝不僅沿用不廢，還仿照《周禮》，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的佈局。
朝鮮的漢城，同樣有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禮》建都的典範。
《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天官》概括為‘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等十大法則，並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敘官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詳密嚴謹，巨集纖畢貫，對於提升後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
《周禮》對官員、百姓，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著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
管理府庫財物的措施，嚴密細緻，相互制約，體現了高超的運籌智慧。
書中有許多至今猶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鑑的制度。
歷史上每逢重大變革之際，多有把《周禮》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從中尋找變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漢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變法無不以《周禮》為圭臬。
清末，外患內憂交逼，為挽救頹勢，孫詒讓作《周官政要》，證明《周禮》所蘊涵的治國之道不亞於西方。
朝鮮時代後期的著名學者丁若鏞（號茶山），曾撰作三十萬言的《經世遺表》，主張用《周禮》改革朝鮮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脫離現實來勾畫理想國的藍圖，《周禮》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歷史材料加以填充。
不過，作者在使用時往往根據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這是讀《周禮》時必須注意的，這也正是此書的複雜之處。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1:5回覆此發言31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貫串生死的人生禮儀——《儀禮《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之七貫串生死的人生禮儀——《儀禮》《儀禮》是現存最早的關於禮儀的典籍。
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年），初置五經博士，《儀禮》即居其一。
入唐，有‘九經‘；至宋，有《十三經》；《儀禮》均在其中，是為儒家經邦治國的煌煌大典之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
一、《儀禮》的名稱、傳本和今古文問題《儀禮》在‘三禮‘中，成書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經的地位，是禮的本經。
《儀禮》本名《禮》。
《漢書景十三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先秦古文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其中的《禮》，就是指《儀禮》。
《漢書藝文志》也只稱‘《禮》‘，不稱‘《儀禮》‘。
漢人還每每有把《儀禮》稱為《禮記》的，如《史記孔子世家》說‘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出‘，此處的《禮記》，指的就是《儀禮》。
《後漢書盧植傳》也稱《儀禮》為《禮記》。
此外，郭璞注《爾雅》稱引《儀禮》文學，屢屢稱之為《禮記》，這可能是《儀禮》的經文之後大多附有‘記‘的緣故。
何休《公羊》注在引用《儀禮》經文或記時，則每每混稱，而不加區別。
據清儒段玉裁考證，漢代《禮》十七篇的標題前，並沒有‘儀‘字。
東晉元帝時，荀崧奏請置《儀禮》博士，才開始有《儀禮》之名，但尚未成為通稱。
如唐人張參《五經文學》引《儀禮》文字很多，但都只說‘見《禮經》‘。
唐文宗開成年間石刻九經，《禮經》用《儀禮》之名，於是成為通稱，沿用至今。
但《禮經》之名也依然使用。
學者還每每稱《儀禮》為《士禮》，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幾個字作為篇名或書名，《儀禮》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禮》，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為《士禮》。
也有學者認為，《士禮》的得名當由內容而起，因為《儀禮》所記，以士的禮儀為主。
漢代《儀禮》的傳本有四種，即大戴本、小戴本、慶普本和劉向《別錄》本，四種傳本都將《儀禮》十七篇分為冠婚、朝聘、喪祭、射鄉等四類，但是十七篇的順序只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三篇是相同的，其餘各篇則不盡相同。
四種傳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喪、祭、鄉、射、朝、聘等八條大綱為序排列各篇，《喪服》一篇相傳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後。
劉向《別錄》本則將有關冠、昏、鄉、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將有關喪、祭的七篇列後，這可能是前十篇為吉禮，後七篇屬凶禮的緣故，全書依吉、凶、人神為序。
戴聖本的次序最為混亂，幾乎沒有條理可尋。
1957年，甘肅武威磨嘴子號漢墓出土一批西漢晚期抄寫的《儀禮》竹、木簡，共49支。
據簡的形制及內容，可以分為甲、乙、丙三種文字。
甲本木簡包括《士相見》、《服傳》、《特牲》、《少牢》、《有可》、《燕禮》、《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簡只有《服傳》一篇；丙本為竹簡，只有《喪服》一篇。
其篇次不僅與今本《儀禮》不同，而且與二戴本不同，有學者認為，這可能就是東漢時即已失傳的後（蒼）氏之慶普傳本。
從文字上看，丙本的《喪服》為單經本，經文之下沒有傳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傳》都只有傳文而沒有經文，即所謂‘單傳本‘，與今天所見經、傳合一的文字不同，證明西漢時經文和傳文是各自獨立成書的。
鄭玄注《儀禮》時，認為二戴本‘尊卑吉凶雜亂‘，不可取從；而劉向《別錄》本‘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所以採用的是劉向《別錄》本。
《儀禮》十七篇的內容，及於上古貴族生活的各個方面。
宋人王應麟依照《周禮春官大宗伯》對禮的劃分方法，將十七篇分為四類：《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等三篇記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禮，屬於吉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等四篇記喪葬之禮，屬於凶禮；《士相見禮》、《聘禮》、《覲禮》等三篇記賓主相見之禮，屬於賓禮；《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等七篇記冠昏、賓射、燕饗之禮，屬於嘉禮。
其實，《儀禮》的篇數至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
鄭玄引劉向《別錄》，說《儀禮》為十七篇，但又說《別錄》稱《既夕禮》為《士喪禮下篇》，稱《有司徹》為《少牢下篇》，如此，則《別錄》所見《儀禮》應該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兩篇已經失傳。
王充在《論衡謝短》篇中說‘今《禮經》十六‘，這是他所見《儀禮》的篇數。
而荀悅《漢紀》則說：‘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
‘可謂莫衷一是。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1:58回覆此發言32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據《漢書藝文志》，漢代的《儀禮》有古文經和今文經兩種。
古文經是用先秦古文字書寫的。
《漢書藝文志》目錄：‘《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
‘前者為古文，後者為今文。
所謂《禮古經》，出於魯淹中（或說出於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
‘《經》七十篇‘，即高堂生所傳的十七篇《士禮》，‘七十‘乃‘十七‘之誤倒。
今文經只有十七篇。
比古文經少三十九篇。
今、古文《儀禮》都有的十七篇，內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異，因此，《儀禮》實際上無所謂今古文的問題。
古文經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當時通行的禮經之中，人們多不傳習，後來漸漸失傳了，人們稱其為‘逸禮‘，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連篇名也很難考索。
《周禮》、《禮記》的鄭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書的註疏中，曾經提到《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烝嘗禮》、《王居明堂禮》、《古大明堂禮》等篇名，王應麟認為就是三十九篇‘逸禮‘之屬。
元儒吳澄又將這些文字分類彙輯，附在《儀禮》各篇之後。
但也有學者認為，三十九篇‘逸禮‘傳授不明，又無師說，可能是子虛烏有之物。
清人邵懿辰認為，後人所引及吳氏所輯，內容與十七篇所記不相類，文字也不古樸，很可能是後人的偽作，而不是當時通行的禮。
二、《儀禮》的作者與撰作年代關於《儀禮》一書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來就存在分歧。
古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是孔子所作。
古代的學者大都踵此二說。
如崔靈恩、陸德明、賈公彥、鄭樵、朱熹、胡培翬等都持周公手作說，他們根據《禮記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的記載，認定周公所制的‘禮‘，就是《儀禮》及《周官》等書，是周公損益三代制度而寫成的；他們還認為，《儀禮》詞意簡嚴，儀節詳備，非周公不能作。
而司馬遷、班固等則認為《儀禮》是孔子所作，說孔子慨嘆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因而追跡三代之禮而作此書。
以上兩說，以孔子作《儀禮》說比較合理。
據《禮記雜記》記載，恤由死後，魯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學習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也就是說，《儀禮》的《士喪禮》在這時經過孔子的傳授被正式記錄下來了。
皮錫瑞《三禮通論》、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據此認為，這是孔子作《儀禮》的明證，並進而推論其餘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
他們還認為，《儀禮》文字風格與《論語》非常相似，其內容與孔子的禮學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視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等八禮，而《儀禮》十七篇正是記述這八種禮儀的，這不能說是巧合。
邵懿辰等斷言，《儀禮》十七篇並不是經歷了秦火而殘存的篇數，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內容已經足以總攬禮的大綱。
但是，也有學者懷疑《雜記》所記的真實性，清人崔述《豐鎬考信錄》就說：‘今《士喪禮》未必即孔子之所書。
‘從周代金文以及《尚書》、《逸周書》、《國語》、《左傳》、《毛詩》等文獻看，周代已經出現了一些比較程式化的儀禮，貴族們經常舉行各種典禮，如冠禮、覲禮、聘禮、饗禮、喪禮等，其儀節與《儀禮》所見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近人沈文倬先生認為，《禮記雜記》所說的《士喪禮》，實際上包括《喪服》、《士喪禮》、《士虞禮》、《既夕禮》等四篇，後三篇記述的是喪禮的連續過程，《喪服》記述的是喪禮中的服飾，內容貫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應該比較相近，大約在魯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
而《儀禮》一書，則是公元前5世紀中期到4世紀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門弟子及後學陸續撰作的。
沈說較為公允。
《儀禮》十七篇，除《士相見禮》、《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等四篇之外，其餘各篇之末都有‘記‘。
一般認為，記是孔門七十子之徒所作。
《喪服》一篇體例較為特殊，經與記均分章分節，其下又有‘傳‘。
傳統的說法認為，‘傳‘是孔子門人子夏所作。
但是，也有人認為，此子夏為漢代人，與孔子的門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1:58回覆此發言33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三、《儀禮》的傳授與研習據《史記》記載，西漢初最早傳授《儀禮》的是高堂生。
《漢書儒林傳》：‘漢興，然後諸儒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諸學多言禮，而高堂生最本。
禮固自孔子是，而其經不具。
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
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一般認為，高堂生把《儀禮》傳給蕭奮，蕭奮傳給孟卿，孟卿傳給後蒼，後蒼傳給大戴（戴德）、小戴（戴聖）、慶普，這就是漢代的《禮》學的所謂五傳弟子。
但是，《史記儒林傳》所記，在蕭奮只前還有徐氏，蕭奮之《禮》當得自徐氏，徐氏與高堂生的關係不詳。
《禮》為五經之一，最初的《禮》博士是誰，今已不可考。
宣帝時，博士後蒼以《詩》、《禮》名世。
據《漢書藝文志》，後蒼以《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
……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普之學‘。
西漢政府設立的《易》、《詩》、《春秋》‘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
《禮》也不例外，大、小戴及慶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經學，其中，大、小戴列於學官，慶氏不立於學官。
最早為《儀禮》全書作注是的鄭玄，此前只有少數人為《儀禮》的某些篇作過注，如馬融作的《喪服注》即其例。
鄭玄的情況已在介紹《周禮》時談到，此處不再重複。
鄭玄的《儀禮注》和《周禮注》一樣，文字精審，要言不煩，博綜眾家，兼採今古文，受到廣泛的歡迎，成為《儀禮》研究的不祧之祖。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嚴辨宗法血統，《儀禮喪服》根據服喪者的嫡庶親疏身份，對喪服的樣式作了嚴格的規定，因而《喪服》研究成為當時的時尚，著述極多。
唐代學者在總結兩漢、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基礎上作《九經疏》，其中的《儀禮》疏是由賈公彥做的。
遺憾的是，儘管賈氏的《周禮疏》贏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儀禮疏》得到的評價並不高，原因是魏晉時《喪服》獨盛，其它各篇研究較差，所以賈氏作《儀禮疏》時，《喪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準、孔倫等十幾家，材料比較豐富，而其餘各篇所引，只有南齊的黃慶、隋的李孟哲兩家，詳略十分懸殊，而且黃、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連賈氏自己都不滿意。
唐以《易》、《詩》、《書》、《三禮》、《三傳》等‘九經‘，考課取士。
按經文自數的多少，將‘九經‘分為三等，《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周易》、《尚書》、《儀禮》，《穀梁》為小經。
由於《禮記》的字數比《左傳》少，所以，攻大經者竟相讀《禮記》；中經與小經之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或文字艱深，或經義晦澀，難收速效，故鮮有攻讀者，這是‘三禮‘之學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宣佈廢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儀禮》也在廢罷之列。
古代科舉分房閱卷，從此之後，再無《儀禮》之房，因此，誦習《儀禮》的學者寥若晨星，《儀禮》屢經翻刻，訛脫衍倒之處在在多有，但由於誦習者少，很少有人問津。
朱熹曾慨嘆：《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
元、明兩朝，學者高談心性理氣，多不願研究以名物制度為主的《儀禮》，所以《儀禮》之學益微，不絕如縷。
有清一代，是《儀禮》之學的極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巨集富，學術水平也遠超前賢。
清代的《儀禮》研究，始於顧炎武。
康熙初，顧炎武以唐開成石經校明北監本‘十三經‘，發現《儀禮》一脫誤最多，他在《九經誤字》中曾詳加臚列。
稍後，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詳校《儀禮》經注之誤。
其後有許多學者致力於《儀禮》的校勘和研究，由於他們不懈的努力，《儀禮》的原貌基本恢復，為《儀禮》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代《儀禮》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儀禮正義》。
胡培翬，安徽績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門四世皆致力於《儀禮》研究，積澱深厚。
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儀禮正義》四十卷，成為《儀禮》研究集大成的著作。
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為四點：一、‘補註‘，即補充鄭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鄭注之義蘊；三、‘附註‘，與鄭注相異而義又可通的說法，附而存之，以資研究；四、‘訂注‘，即訂正鄭注的錯誤。
此書不僅對以往《儀禮》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總結，解決了許多難點，而且新見迭出，使《儀禮》研究躍上了全新的臺階。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1:58回覆此發言34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四、《儀禮》的價值《儀禮》一書，記載的是先秦的禮儀制度，時過境遷，它是否已經沒有任何價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儀禮》作為一部上古的經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此書材料，來源甚古，內容也比較可靠，而且涉及面廣，從冠婚饗射到朝聘喪葬，無所不備，猶如一幅古代社會生活的長卷，是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
書中記載的古代宮室、車旗、服飾、飲食、喪葬之制，以及各種禮樂器的形制、組合方式等等尤其詳盡，考古學家在研究上古遺址及出土器物時，每每要質正於《儀禮》。
《儀禮》還儲存了相當豐富的上古語彙，為語言、文獻學的研究提供了價值很高的資料。
《儀禮》對於上古史的研究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國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無不浸潤於其中。
《儀禮》對宗法制度的的闡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論形態，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國的特質，就不能不求於此。
此外，《儀禮》所記各種禮典，對於研究古人的倫理思想、生活方式、社會風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其次，儘管宋代以後，《儀禮》一書在學術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禮儀制度中，《儀禮》始終是作為聖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
從唐代的開元禮到宋代的《政和五禮新儀》、《大明集禮》，乃至《大清會典》，皇室主要成員的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以及聘禮、覲禮等，都是以《儀禮》作為藍本，加以損益而成的。
再次，由於佛教的傳入，使民間的傳統生活習慣發生很大變化，如果聽之任之，則中國的傳統文化將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
宋代的有識之士如司馬光、朱熹等，意識到《儀禮》中的禮制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從中國社會徹底消失，那將是儒家文化的徹底消失。
他們順應時勢、對《儀禮》進行刪繁就簡，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體現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喪、祭諸禮，率先實行，並在士大夫階層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較積極的成效。
可見，《儀禮》在宋代時還起過捍衛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後，《儀禮》在在今天還有沒有價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
但這並不是說要恢復《儀禮》的制度，而是說應該利用《儀禮》禮義中的合理核心。
《儀禮》中的許多禮儀，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結晶，有許多思想至今沒有過時。
對於這一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應該保持應有的尊重，並以科學的態度加以總結，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用。
今禮之中有古義，人們不自知罷了；古禮也可以今用，這正是我們應該象王安石、朱熹那樣，認真研究的課題。
有關《儀禮》中的禮儀，我們將在後面作比較詳細的介紹，此處從略。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1:58回覆此發言35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闡發禮義的妙語集萃——《禮記》《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之八闡發禮義的妙語集萃——《禮記》在《三禮》中，《禮記》最晚取得經的地位，但卻是後來居上，成為禮學大宗，大有取代《儀禮》、《周禮》之勢。
《禮記》多格言妙語，文字生動，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廣泛歡迎。
不管自己是否意識到，中國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響的。
一、《禮記》的成書古人把解釋經典的文字稱為‘記‘，《禮記》原本是《儀禮》的‘記‘。
《儀禮》的記有兩種，一種是附於《儀禮》各篇正文之後的‘記‘，旨在對儀節的語焉不詳之處作補充，而不涉及禮所蘊涵的深意。
文字多為零句散語，不相連綴。
另一種是單行的記，各自獨立成篇，既有對孔子言論的追記，也有禮學思想的闡發，還有對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內容要豐富得多，數量也明顯超過前者，《禮記》各篇就屬於這一類。
單行的‘記‘戰國時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後，一度銷聲匿跡。
西漢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到一批‘古文先秦舊書‘，其中有‘禮記‘，但未提及篇數。
《漢書藝文志》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獻王所得《禮記》的篇數。
西漢時，《記》是依附於《禮經》而流傳的，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說的參考資料，不可能列入學官。
西漢末年，劉歆校理祕府文獻，見到的‘記‘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總共有二百十四篇。
劉歆作《別錄》，對《禮記》各篇所屬的門類逐篇作了說明，如‘屬通論‘、‘屬吉事‘、‘屬喪服‘等。
漢代流傳的《記》可能不止於此數，所以，近人洪業先生有‘兩漢學者所傳之《禮》，經有三而記無算‘之說。
《記》儘管沒有經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漢儒重視。
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會議上，聞人通漢、戴聖在發言中就引用了《記》。
當時許多學者都有自己的《記》的選輯本。
經過比較和淘汰，到東漢中期形成了《大戴禮》和《小戴禮》兩種比較權威的輯本。
鄭玄《六藝論》說，戴德、戴聖叔侄二人傳授禮學，‘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
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引）大小戴《禮記》與古文《記》是怎樣的關係，鄭玄沒有提到。
晉人陳邵在《周禮論序》提出《小戴禮》是刪《大戴禮》而成的說法：‘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後漢馬融、盧植諸家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
‘（《經典釋文敘錄》引）《隋書經籍志》大體沿襲此說，但又說馬融在《小戴禮記》中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數。
這一說法流傳很廣，但漏洞很多。
清代學者戴震、錢大昕、沈欽韓、陳壽祺、毛奇齡，以及洪業等都曾加以駁斥，其要點可歸納如下。
首先，若如其說，則二書篇目應該完全不同。
但是，今天見存的大、小戴《禮記》中都有《哀公問》和《投壺》。
此外，《曲禮》、《禮器》、《祭法》、《祭義》、《文王世子》、《曾子問》、《間傳》、《檀弓》、《王制》是《小戴記》篇名，而《漢書》、《五經異義》、《白虎通》、《毛詩》等引及時，稱引自《大戴記》。
說明它們也為大、小戴《禮記》所共有。
其次，《漢書曹褒傳》說曹褒的父親曹充‘持慶氏禮‘，‘傳《禮記》四十九篇‘。
‘慶氏禮‘是後倉弟子慶普所傳之禮。
慶普與二戴是同時代人，而慶氏禮已有四十九篇之數。
《後漢書橋玄傳》說戴聖的弟子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說明四十九篇之數在馬融之前已有。
而劉歆《別錄》的《禮記》篇目中有《樂記》，可見《樂記》也非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時人，劉歆是哀帝、平帝時人。
二戴怎麼可能去刪劉歆編次的《禮記》？此外，《大戴記》文字多有見於《小戴記》的，如《曾子大孝》見於《小戴記》的《祭義》；《諸侯釁廟》見於《小戴禮》的《雜記》。
《朝事》與《聘義》，《本事》與《喪服四制》也頗有相同之處。
如果說小戴為‘去其繁重‘而刪大戴，就無法解釋這種現象。
作者：溪山琴況200581022:02回覆此發言3回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許慎《五經異義》多次引及《記》，但不稱‘大戴‘、‘小戴‘，而稱‘禮戴‘或‘大戴‘。
洪業先生認為，可能最初有《禮戴記》，而後有《大戴記》。
因為收錄的篇數多，故稱《大戴記》。
‘大戴禮‘，猶言‘增廣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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