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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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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蘇東坡

§走近蘇東坡(1/3)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這首標題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東坡先生名詩,是他於宋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謫放海南島儋耳三年後,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瓊州海峽北歸,到廉州,也就是現在的廣西合浦時,所作的過海詩。

這些年來,我一直循著這位大師的嶺南行蹤,探尋他的被小人排擠,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現在,坐在廣西合浦廉州中學校園裡的東坡亭上,我似乎於冥冥中聽到他在苦吟這首渡海之詩。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輕輕鬆鬆地落在了“茲遊奇絕”四個字上,絕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夠想得開的。詩人的樂觀胸襟,豁達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筆下流露出來了。他曾經寫過一首《觀棋》詩:“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就是這種意思了。

據《蘇軾詩集》引《王氏交廣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極南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遙望朱崖州如菌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於是,不妨設想,那時,過瓊州海峽,可不是現在一兩個鐘頭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個小時的長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蒼蒼,波濤萬里,浪逐船高,東坡先生佇立船頭,會不想起當年貶往海南的那次暗無天日的行程嗎?

三年前,在雷州半島的徐聞港碼頭上告別登舟時,無論送行的親友,還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東坡先生,還有北返的可能;恐怕連他自己,也作了老死海南之想。他給友人信中說過:“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死即葬於海外。”但天不絕人,三年後,他又重渡海峽,北望中原,能不感嘆系之,詩興大發嗎?這首詩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詩人艱苦卓絕,特立獨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一生寫照。

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由於他始終“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所以“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禍,無妄之災,難以逃脫小人一族屢次三番的圍攻,飽嘗貶謫他鄉之罪,領受顛沛流離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輕,走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遙的事情,歷史上的文學屠殺案,往往由這種惡性嫉妒而起。

如果作一次中國文字獄的起因調查,你會發現整人整得最起勁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於嫉妒。二是那些已經寫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寫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無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發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壓根兒就以文章為登龍術,為敲門磚,為墊腳石,志在攀附巴結,其實是打著作家幌子的作家,為了達到目的,連殺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揀軟的捏,以作家為靶子,為獵物,根本不是作家,卻擠在作家行裡來謀算作家的文學殺手,那就更是可怕了。這些人,無一不身懷絕技,無一不人其面而獸其心,無一不是想將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傢伙。

這些文人,惟其志不在寫,所以,只要一有機會,或則結夥、成群;傾軋、排他;派性、門戶;封王、稱霸。或則告密、陷害;檢舉、揭發;批判、打擊;壓迫、廝殺。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夠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權勢,得以放開手腳,來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殺氣騰騰的嘴臉,甚至連皇帝老子都自嘆弗如的。

蘇東坡被放逐海南島,不一定是哲宗趙煦的意見,而是那些想整蘇東坡的小人們,變態的施虐心理作怪。據說,已貶往惠州的他,寫過一首詩,題名《縱筆》:

白頭蕭散滿霜風,

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

這首詩傳到了京師,已經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聲,“蘇子尚爾快活耶?”於是,再貶儋州。陸游在《老學庵筆記》裡說過:紹聖年中,把一批元祐黨人貶往外地,因為蘇軾號子瞻,瞻字的偏旁為詹,就罰往儋州,蘇轍號子由,由字與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罰往雷州,劉莘老罰往新州,也因為莘與新兩字的部分相同。從這種挖空心思的刁鑽行徑看,絕對類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監們的陰毒意識。當他們操刀宰人的那會兒,你不能不讚嘆此等心術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無聊的伎倆。所以,文學殺手比職業劊子手更毒辣陰狠,更卑汙齷齪。

在習習海風吹拂下的蘇東坡,眼看海岸線已在視中,終於又將返回中原,撫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搖頭了。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被人整了一輩子以後,還仍舊活著,而整人者本以為整倒了別人,扶搖直上的,結果也還不過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連屁毛也未撈到一根。東坡先生扳扳手指,先貶黃州,後謫英州,再罰惠州,後流海南,說得上命途多舛。他搖頭,因為,他納悶,落在小人包圍圈裡一輩子的一介文人,如此折磨,如此撥弄,而居然不死,如今,還能站在北渡的一葉扁舟上,活著回返家鄉,會不感慨系之嗎?

但也不能由此斷定,那些文學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壇上的書生悲劇,詩人噩運,作家痛苦,文人災禍,而由此身陷縲紲,終生冤獄者,可謂層出不窮;斷頸割首,橫遭極刑者,簡直絡繹不絕;或“生平文字為吾累”,“頭顱擲處血斑斑”,再無生路;或“冤沉獄底文章罪”,“遠戍散關不見還”,飲恨而終。在文學史的字裡行間,何處不是淚痕血漬啊!蘇東坡雖不死,但也掉了一層皮以後,終於踩著跳板,踏上離開三年的大陸,不能不說是一次性格強者的勝利,也是一位對自己充滿文學自信者的勝利。

被整,不垮;活著,而且很好,這對那些下手整過你的人,別看他裝得煞無介事,其實,那是他永遠排除不掉的噩夢。王安石後來白晝見鬼,懨懨而亡,恐怕也只能夠以“現世報”三字來解釋了。

從這首渡海詩看,那些想扼殺這位文豪的小人們,恐怕是大大地失望了。第一,他沒有如他們所設想的,把他放到當時物質異常匱乏的海南島,飲食不繼,無以為生,困迫得喪失鬥志,最後以瘐斃了結。第二,他也沒有如他們所盼望的,把筆放下,將詩情收起,再也不抒發他那滿腔的巧思和才華,從此成為一隻不能鳴唱的鳥。第三,出乎他們所預料的,苦行的磨鍊,對詩人來說,醞釀成他思想的最後一次昇華,南渡以後,他的詩更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三年流放,看成不過是平生最奇最絕的一次難得的經歷,這實在使他的對手氣得發昏的事情。

合浦,據《輿地廣記》:“廣南西路廉州,領縣二,其一為合浦。”可見是個相當古老的縣城。從蘇東坡的贊廉州龍眼一詩中的“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句看,“合浦珠還”的故事,早在那時就流傳了。所以,這是一座以出產珍珠聞名於世的古老城市。人稱“西珠不敵東珠,東珠不敵南珠”的南珠,就專指合浦產的珍珠。但我不遠千里,來到合浦這塊土地,倒不是衝著那些美輪美奐的珍珠,而是實實在在地沿著大師的足跡,尋覓他,走近他,瞭解他。

因為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兩個月間,這座古城曾經張開懷抱,迎接渡海歸來的蘇東坡。當我在這個蘇東坡暫住作客的城池裡,在這座東坡亭裡,似乎真能感觸到大師的一絲遺澤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棲。

忽行榕林中,跨空飛拱枅。

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

高堂磨新磚,洞戶分角圭。

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

童僕不肯去,我為半日稽。

晨登一葉舟,醉兀十里溪。

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這首標題為《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的詩,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處。不禁猜想,一千年前,渡海歸來的蘇東坡,坐在那敞亮清涼的亭子裡,汲井水,燒團茶,任秋風蕭瑟,聽秋雨淅瀝,恐怕詩中的“歸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蘇東坡的興奮之餘,悲愴隨之的複雜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森茫。

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這一首當是同時作品的《雨夜,宿淨行院》,也可佐證大師回到大陸南端後那種迷茫、淒冷,和孤獨之情。任何歷史階段,從來是“抽刀斷水水更流”,很難截然分開的局面。我記得,過分樂觀的朋友們,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嫵媚,春風也不盪漾,就作出春天已經到來而興高采烈的評估。誰知話未落音,接著便是“雨疏風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節氣,這都是發生在不久前記憶猶新的故事。所以,智慧如蘇東坡者,會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如章子厚,退出了歷史舞臺的力量,也不等於馬上“煙飛虜滅”,總有一脈相承的殘餘勢力,要他面對的。然而,在合浦的那夕陽餘暉裡的他,已不是開封資政院裡風華正茂的他了。無論如何,對這位“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的文學大師來說,快走到人生盡頭,返顧既往,能不為被延宕的時間,感到森茫和淒涼嗎?

我們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遠也找不回來的,是時光。

從他在這裡做過一首詩看,其中提到了歐陽修和梅聖俞,“我憶汝州六一叟,眉宇秀髮如春巒。”“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說明他經歷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運之後,仍懷著對故人的不忘之情。於是,我不禁猜測,他會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終身淹蹇的王安石嗎?

談起蘇東坡,不可能不談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與詩詞寫得絕棒,同樣,提到了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會忘懷因與新政相背,坐過大獄,飄泊半生的詩人。他們倆,在政治上,不同營壘,在文學上,也相互匹敵。如果,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不是那麼令王安石不安,如果,蘇東坡的剛直性格,些許斂抑一些,不去忤弄這位權傾一朝,其實也蠻“小人”化的同行,也許,他在政治上的命運,說不定要稍稍好一點。

凡是較量,只有絕對高出一頭的人,才能表現出優裕雍容的“費厄潑賴”的紳士雅量。王安石雖才華出眾,但在蘇軾面前,並不略佔上風,而且在蘇對王著《字說》諸如“波乃水之皮,豈滑為水之骨乎”的嘲笑,雖屬雅謔,難免使王先生有些尷尬。什麼人都可得罪,但千萬不能得罪小人,這就註定他的日子不好過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則,王安石早就給他這頂帽子戴了。從一次王安石對蘇軾說過的話來分析:“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看來,這種打一個拉一個的皮裡陽秋的說法,固然表達了他對歐陽修的不以為然,同時也說明他對於蘇軾的十分在意。所以,歐陽修在那場變法之爭中,不過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鄉了事,而蘇東坡卻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不能不說這其中夾有的文人妒意了。

當然,也不能不談到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為了整死這位大師,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牽強附會,望文生義,用隱射不敬之罪來陷害蘇軾。舒的詩詞,寫得差強人意,至今猶有流傳,李的唱和,則不上檯盤,早已湮沒無聞。但沒有一個文人,承認自己不過爾爾的。但他們很懂得從他大量詩詞中,雞蛋裡挑骨頭,尋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絲馬跡,好將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開封遷都餘杭,宮廷文件,大量流失,總算有一本由同時代的陸游、朋十萬收集整理的《烏臺詩案》,留了下來。那些整人的手段,雖是幾百年後的今天,讀起來猶令人不寒而慄。這本書裡記敘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們,出於嫉恨,是怎樣向皇帝告蘇東坡的狀。

令人不禁奇怪的,所有過去和後來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誣告對手用隱射法,惡毒攻擊最高統治者,來製造文字獄,這好像成了這類殺手的不二法門。幸好宋代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點文化素養,不那麼相信這些低能兒編制的讕言,這才使蘇軾僅僅流放了事,而不是砍下腦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情。

據同代人王鞏的《聞見近錄》載:“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換了一位喜歡對號入座的皇帝,那還不跳將起來,把蘇軾給朕推出午朝門外斬首不可嘛!宋神宗倒還冷靜,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蘇軾的狀子,以及檢舉信、告密信、匿名信之類,都交給中書省存檔,然後,由內府審理這件蘇軾詩案,終於御筆親批,貶官外放了事。

不過從這則筆記中,也可看出小人多變的嘴臉,此時的章子厚,居然還能說兩句正直的話,大概他估計局面未必對蘇軾絕對不利。但後來,他上了臺,將蘇軾罰往海南島時,那可是一心想將這位大師,從肉體到精神全部消滅的。

十個文人,九個相輕,這種文學上的計較,常常會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時光在整與被整中,一天天過去,最後剩下的,除創傷外,便是無可

迴避的老邁,這便是我在那座東坡亭裡,所能體會這位大師的深深感慨了。

蘇東坡一生,政治上從不退讓,堅持他的主張,文學上更不買賬,他對他那支筆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話,越是半瓶子醋,越晃盪得厲害,這樣,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國文壇上,這類半瓶子醋又特別的多,文人相輕,也就是一種習見的現象。古往今來,這種誰也瞧不起誰,誰也看不上誰的場面,也不知看過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勝看,連老百姓也都熟視無睹,遂也不以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輕,居然心服口服地欽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樁呢!有幾個文人能像歐陽修那樣,一讀到蘇東坡的文字後,馬上給梅聖俞寫信說:“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回顧時下文壇,令人高山仰止者,雖大有人在,但像歐陽修這樣提攜後進者,也並不多,而患有王麻子賣瓜的自我感覺良好症者,更為數不少。這類喜歡文人相輕的人,多自負,少自審;好自炫,乏自謙;有自大之狂,無自知之明;總自視甚高,自鳴得意,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卻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這也是文人相聚時的風景線了。

於是,輕人者,被人輕;被輕者,也輕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軒輊。說作家謙虛誠篤者少,浮狂傲氣者多,不算誇張之語。即或有的作家陽作恭順和遜,那骨子裡的倨慢驕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夠感覺出來的。還有的,也許當著面,嘴上不得不說些好話,什麼還不錯啦,什麼蠻可以啦,什麼比上一部作品大有進展啦……其實,他心裡的月旦雌黃,真的全盤托出的話,我敢擔保,會使那位想聽到佳評的對方,心臟病都要氣犯了的。

其實,僅僅是文人相輕,應該是看成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不必太當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屬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別,好惡不同,格調有異,評價自然也就很難一統。你再好,哪怕你馬上有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歡,即使你已經拿到手那幾十萬美元的獎金,從斯德哥爾摩載譽歸來,我也可能發表對你作品不敢恭維的評論。

同樣的道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個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視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況本來就不是那麼好,因此,挑出點毛病,講出些壞話,或者搖頭唾棄,置之若敝屣,被徹底地糞土一番,也不會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這種或熱或冷的待遇,一聞好評,欣喜若狂,一聽批評,如喪考妣,那該像玻璃杯經不起高低溫的迅速轉變一樣,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話說回來,文人相輕,不完全是一件壞事。若不相輕,何來競爭?惟其不讓人相輕,就只有發奮寫得更好,讓人家想輕你也輕不成;惟其要輕別人,自己寫得很不上路,英雄氣短,也張不開這張嘴去數落別人。因此,意氣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純粹就是為了賭氣也好,或者什麼也不為,就由於看對方不順眼也好,而相輕某一位同行的話,撇開其消極的一面,設法使自己寫得更出色些,具有輕人的本錢,也是有其積極的值得嘉許的一面。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說的兩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間這種爭長較短的行為,看得太嚴重了。曹丕在《典論》裡說這四個字的時候,口氣也是輕描淡寫,看得並不嚴重的。

但是,怕就怕這種文人相輕的情結,發作到成為一種病態,那負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恥文人在作踐大師時,那種無賴嘴臉,卑劣伎倆,小丑心態,下流行為,很令人髮指的。

由於蘇東坡在政治上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學上達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宣傳中外,孰不嘆驚”、“傳於人者甚眾”的程度,“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們的黨羽,絕不肯輕輕放過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詩禍被抓到開封坐牢,後來謫降黃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點保護他的意思,如果沒有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們的意見,就該以大不敬罪殺頭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餘黨所幹的事,這回貶得更遠,一下子發落到嶺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則是又一批更不成氣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戲了,被放逐到海南島。

初到昌化,連房子都沒一間,幸好海南學子崇敬這位大文豪,自動聚集起來,運木培土,給他蓋了可以遮風蔽雨的所在,這或許就是人間自有真情在的可貴之處了。在海南三年以後,才遇赦回到合浦。他的全部不幸,無不由文人相整而生。

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腐殖的土壤裡,必有蛆蟲孳生。於是,就像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眼見天才註定做叫花子了,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純潔的信義不幸而被人揹棄,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屍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嚴肅的正義被人非法地詬讓,壯士被當權的跛子弄成殘缺,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藝術被官府統治得結舌鉗口,淳樸的真誠被人瞎稱為愚笨。”所以,蘇東坡窮其一生,也未能擺脫這類專門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終於,還是被他們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蘇常州。

宋人筆記《萍洲可談》裡記述:“餘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看來,那些由整人棍子們組成的戰鬥隊,實際上還是達到了扳倒大師的目的。

在合浦時的他,也許有一種終結的預感了吧?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為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幾時歸?”這首寫在合浦的詩,雖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經的事,但“豈求伴”和“自要飛”,也是在抒發自己的創作上的兀立不羈的信心,無論“庭松尚西指”,無論“不知何時歸”,也無論怎樣的文人相整,不改初衷地堅持走自己的路。蘇東坡儘管不走運,但他卻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豐碑。

如今在合浦縣這所中學裡,東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間,東坡井在蟬聲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的供人憑弔的陳年遺址。但痛苦這東西,一旦化為歷史,製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聽的人和講的人,都無那種切膚之痛的感覺了。

在東坡亭已經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讀到了這種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儻儻君子太經不起挫折,我們還能讀到東坡先生的傳世名篇嗎?

悟到這些不屈不撓,也就不虛此行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