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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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與元九書》
§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 與元九書 (1/3)
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對詩人白居易來說，是不太愉快的一年。
三年前，他的母親陳氏不慎墜井死亡。按封建社會的葬禮制度，父母死，其為官之子，應交卸公差，苫塊盡孝。公元814年的冬天，他守喪闕滿，由渭南的下邦老家回到長安，重新就職。例該繼續他先前所擔任過的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等職務。
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大概相當於首都民政局的書記或局長之流。不過，白居易倒用不著上班，只是一個坐領幹餉的差使。因為憲宗李純對他比較滿意，遂額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這次回京覆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羨慕的東宮肥缺。
這樣破例的安排，自是源於陛下一直對他的好感了。唐代的帝王，對於出類拔萃的詩人，還是相當高看的。雖然李純有時很煩作為諫臣的白居易，耿直進言，頂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頓。但總覺得這位關中漢子，恪盡厥職，忠忱可嘉。何況詩又寫得那樣好，具有廣泛影響，所以就提拔了他。
這當然是件高興的事，但究其實情，又讓詩人有點沮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固然在名聲上好聽，收入上實惠。可是，離太子近了，難免離皇帝要遠，實際上被排擠出權力圈之外。對有遠大抱負、很想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的白居易來說，做一個閒人，自然不是十分開心的事情。
估計，李純本想拔擢他的。但李純的左右，也就是圍在皇帝身邊的人，不太想拔擢他。凡統治者身邊構成人牆的近臣內侍、親信寵幸，都非等閒之輩。特別是執政中樞的高官、朱紱紫綬的權貴，深感一位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詩人，有太多的機會與帝王直接對話，未必是件好事。為了不讓他多嘴多舌，礙手礙腳，便說服李純，打發他到東宮侍服太子去了。
公元815年，這是他倒黴的一年。年初，詩人開始在東宮坐冷板凳，當上班族去了。咸陽的冬末春初，天氣總是乾冷乾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樣陰沉索然。想做事，無事可做，想說話，無人在聽。於是，只好寫詩，詩也寫不出振作，寫不出神采，只有一片悵惘，滿紙蒼茫。“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髮年。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供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詩人的眼皮子底，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行刺案，震驚咸陽，自然也轟動全國。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宰相）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
這樁連續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滿戲劇性，但也充滿荒誕。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區，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第二，作案後，賊眾揚長走脫，並四處放風：誰要查案，就接著殺誰，誰敢破案，就先把誰滅掉。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時間，南衙北司，束手無策，衛戍緹騎，破案無門，政府陷於停擺狀態；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里門，訶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隨。”整個城市瀰漫著世紀末的恐懼。
我們的這位詩人，激動了，氣憤了，這像什麼話？這成什麼世界？於是，丹墀覲見，直陳己見，“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詩人上綱上線，一下子提到舉國之恥的高度。滿朝文武無一不驚悚萬分的同時，也無一不瞪著眼睛瞅這位詩人，太誇張了吧，也太言過其實了吧。其實，詩人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屁也不放，看見當沒看見，聽見當沒聽見，誰也沒有理由挑他的不是。他在東宮裡，陪太子釣魚、下棋、讀書、寫詩，當他的自在閒人，完全可以置若罔聞、高枕無憂的。
然而，在紛擾的現實面前，在動亂的政治面前，在不平的社會面前，在災難深重的人民大眾面前，詩人不可能掉過臉去不聞不問，在那裡裝孫子，裝王八蛋，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的。我估計他參謁憲宗時，肯定理直氣壯、義正辭嚴。他會激昂慷慨，他會聲色俱厲，如果閉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聽，咬住嘴巴不說，我還稱得上是一個詩人嗎？
這種對於政治的關注，對於現實的關注，對於社會的關注，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也就是對於人民大眾的關注。自古以來，這份良知，有其可貴一面，但也有給中國文人帶來不幸的致命傷一面。由於無法裝聾作啞，由於無法麻木不仁，要呼籲，要吶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鐘長鳴，也就成為有史以來無數文人悲劇的成因。
詩人終於因了這件他大可不必關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將出來的關注，惹出了麻煩。帝王的左右人等，當然不能忍受這位關中漢子當著皇帝的面說三道四、大放厥詞。他們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規行為，將他逐出宮闕，發配江州。道理很簡單，你現在是東宮太子的師傅，你已不是諫官，你不該搶在諫官的前頭向皇帝進言。
怪就怪在詩人的衝動，詩人的沉不住氣，詩人干預生活的過度熱情。出頭的椽子先爛，詩人為他搶先的仗義執言，付出了代價。
所以，中國文人，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大眾寫作者，一類是為小眾寫作者。翻開文學史，真正為大眾的文人，比較少，而真正為小眾的文人，卻是絕對的多。當然，為大眾寫作者，不見得就高明，為小眾寫作者，不見得就不高明。但前者所負荷的使命感、責任感、公民的道義感、文化的紹續感、民族精神的承載感，是與後者有著差異的。
為大眾寫作者，以文學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為小眾寫作者，以文學為手段，把它看得較輕。為生命者，敢為文學獻身；為手段者，只不過玩文學而已。正是這種差異，翻開中國文學史，便能體會到，為大眾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厚重一些；為小眾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單薄一些。如果，全是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只為統治階層寫作的文人，連小眾的“眾”也略而不顧，拋在腦袋後邊，那這一時期，必然構成文學的空白。
因此，我們也就得出一個結論：一箇中國文人，心目中沒有中國大眾，那麼，中國大眾，不把中國文人放在眼裡，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像白居易，千百年來，總活在人們的文學視野之中，
有他的一席之地。我想，文學與文學受眾之間，是存在著這樣一個非常公平的交換法則的。
很清楚，這次刺殺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據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師道等軍閥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挑釁。此乃盡人皆知之事。但詩人看到的根本問題，卻在於執政無能、姑息養奸、軍紀窳敗、剿撫不力、當道懈怠、略無戒備、宰衙乏策、應急無方上面。所以激動，所以憤怒，大聲吼出：“豈有國相橫屍路隅，不能擒賊？”這不是前所未聞的“朝廷之奇恥大辱”嗎？他在上書中，要求追究責任，一查到底，要求嚴懲不貸、決不寬容，主政者不能辭其咎，當事者不能諉其過，否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
李純的左右，當然不好指責詩人的話不該說，而是摳住他的話不當說。他的話是對的，但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時機不對。“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當此群情湧動、輿論大譁、責難聲起、無法平息之際，窮於應付、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官員，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撒氣。你一個東宮的左贊善大夫，用得著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嘛。
於是，下放，謫為江表刺史。然而，事情還沒有完，詩人的東宮同事，也是他的詩界同行，後來成為中書舍人的王涯，趁機狠狠地踹他一腳。“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中國文人最沒起子的行徑，就是這種自相殘殺了。他這一挑頭，鬧得李純也不能太悖眾議來保護白居易了。（以上均據《舊唐書》）
“司馬”一職，在唐代，是閒差，類似“文革”期間對走資派的“給出路”的政策，某種意義上說，是給那些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可以得一碗飯吃的去處。這年冬天，垂頭喪氣的詩人，從咸陽到了江州。江州，古為潯陽，今為九江。在唐代，是離長安很遠的地方了。
不過，詩人的失落心緒，慢慢地，也就調適過來了。
他在給好友元稹寫的信中，這樣報告他的近況。“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來，官職降了三級，工資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了。
也許，過於快活，過於輕鬆，過於心滿意足，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的文人，沒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因此，要寫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難。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頭，到了哭得出來、笑不出來的時候，倒是能夠沉下心來寫點東西，想點問題了。文人，說起來也是一種奇怪的叢集，宜冷不宜熱，宜靜不宜鬧，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過熱、過鬧、大聚、大合，其結果，必然是頭腦膨脹、血液沸騰、激素澎湃、性慾衝動。這時候，想寫深思熟慮、結結實實的大塊文章，肯定是屁股長釘子坐不住的。而打算沉下心來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問題，還真是需要在頭腦冷峻、心境安靜、遠離塵囂、保持獨立的狀態下，才能有所作為。
於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來，初次編輯了他的詩集。集子編竣以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的七律：“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我想，這與他在編自己詩集的過程中，有工夫重新審視走過的創作之路，有著很大的關係。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大眾化的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與元九書》，也出現了。雖說是朋友之間的通訊，但卻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學宣言。
我一直認為，白居易是中國文人中特別應該加以研究的物件。因為，在北宋慶曆年間，那個叫畢異的技工發明活字版印刷以前，中國文人的作品，其傳播的範圍、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極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夠在這有限的空間裡，創造出來無限的局面。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他不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時代廣大公眾所追捧，千載以來被更廣大公眾所認可的成功者。
在雕版印刷書籍的時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國最受歡迎，最有讀者，最具廣泛影響，最擁有知名度的詩人了。那時的讀書人，要是手裡不拿著兩冊白居易的書，要是嘴裡念不出白居易的詩，就是缺乏格調、趕不上時代的落伍者了。
我很納悶，唐代一沒有作協，二沒有詩刊，三沒有朗誦會、演唱會，四沒有立體的、平面的媒體鼓吹，五更沒有好事之徒、烏合之眾，炒作什麼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暢銷榜，起鬨架秧子，賠錢賺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詩，竟弄得連政事纏身的將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嬪妃宮娥，也為他的詩聲文名所傾倒。不能不看到，沒有現代傳播手段的唐代詩歌傳播速度之快，影響範圍之大，群眾反應之廣，輿論呼應之熱，簡直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白居易，生於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終於公元846年（唐武宗會昌六年），活了七十四歲。簡直無法想象在唐代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諸朝間，他在詩壇領袖群倫、推動潮流的地位，他在朝野引起轟動、遐邇知名的程度，以及也許是最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他作為詩人，在當時大多數人心目中無與倫比的尊崇，非同凡響的聲望。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白居易《與元九書》）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白居易《與元九書》）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為《白氏長慶集》序）
“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胡震享《唐音癸籤》引《豐
年錄》）
一個詩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擁戴，白居易恐怕是絕無僅有者。
唐宣宗聞白居易死，以詩悼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叫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唐詩紀事》卷二）
而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熱愛其詩歌的追星族，簡直令人叫絕了：“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翁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整部中國文學史中，與大眾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關、聲氣相連、心神相交的文人，還真是很少見有與他相匹敵者。所以，對於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壇來說，相比之下，就不免感到相當敗興，相當沮喪，很是打不起精神來呢！
雖然，每閱文學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學評獎的轟轟烈烈；每見評論界精英聯袂攜手，盛讚某部作品之不朽時，那唾沫星子呈天女散花之狀；每聞某位大師、準大師、半大師，即將進入文學史，那人五人六、人模人樣，秀作得一塌糊塗之時……這一桌豪男美女、雅士文痞、遺老遺少、騷人墨客團團圍住的文學盛宴，或搔首弄姿，或打情罵俏，或油頭粉面，或花枝招展，這種中國文學的表象，應該是形勢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的。然而，面對讀詩的人沒有寫詩的人多，讀小說的人沒有寫小說的人多的漸次式微的悲涼現狀，不由得擔憂起來，如此下去，中國文學離完蛋到底還有多遠？
無論篩鑼也罷，擊鼓也罷，無論炒作也罷，啦啦隊的齊聲吶喊也罷，哪怕是得到，或即將得到，或在不久的未來有可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誰，或者那個誰，無論在文壇上怎樣的鼎鼎大名、如雷貫耳，我敢保證，絕大多數的中國大眾，種地的、做工的、擠公交車的、領低保金的，都會搖頭回答你：不知道，不曉得，不認識，沒聽說過。
因為，時下這些紅得發紫的作家也好，詩人也好，評論家也好，都是在一定的圈子裡紅得發紫，都是在相對侷限的範圍內叮噹亂響。跳開這個圈子，無論紅紫，均化烏有；超出這個範圍，任何動靜，闃無聲跡。根本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樣，處處見他的詩，具有家喻戶曉的聲勢；人人讀他的詩，擁有人無不知的盛名。一千多年前的中國，白居易的詩，可以說是婦孺盡知，老少咸宜，街頭巷尾，傳抄讀唱，簡直成為全民的精神食糧。
為什麼當代文壇的熱鬧、響動、聒噪、喧囂，總是折騰不出文壇以外呢？為什麼當代文人，總是自產自銷、自娛自樂、**自戀、自我陶醉、自我加冕，自以為盛名天下，而其實，最最普通的中國大眾，卻了無所聞，漠不關心呢？
道理說來也很簡單，你為大眾寫，大眾買你賬。反之，你若不為大眾寫，大眾也就不會買你的賬了。因此，白居易為大眾寫作的詩，甚至千年以後，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不還有人在讀他的詩嗎？只要是識幾個漢字的中國人，無一不能信口唸出一兩句白居易的詩，這就是為大眾的文人和為小眾的文人其根本差別所在。
所以，《與元九書》給我們的啟示，或是值得我們研究注意的：
一、白居易寫作的博大胸懷，並不是當下文壇上的頂尖人物所具有的。他對元稹說：“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二、白居易對唐詩的小眾化寫作傾向，是持批判態度的。他以李白、杜甫為例：“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所以，他的文學主張，是極其現實主義的。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也就是不脫節於時代，不疏離於大眾；也就是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卻早把為大眾寫作這樣的神聖使命，視之如敝屐地拋棄了。
三、我們還看到了這位詩人為實踐其“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承諾，寫出了一系列同情大眾的痛苦，揭露統治階層的腐朽和殘酷的詩歌，而遭遇到的沉重壓力。“凡聞僕《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所以，他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儘管如此，他也矢志不變地堅持著他為大眾寫作的文學主張。這種赤誠的文學信念，也不是在象牙塔裡淺吟低唱的當代文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從表面看來，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六月間，在咸陽大街上所發生的這起政治刺殺事件，似是白居易誤打誤撞，不幸碰上而牽扯其中的個案。其實，就詩人的性格而言，就詩人的文藝思想而言，只要他抱定為大眾寫作，只要他鐵定了心，將“下人之病苦”以及一切人間不平，透過他的詩篇公諸於世，早早晚晚也會被掃地出門，逐出咸陽的。
一箇中國文人，只要與最大多數中國人同聲共氣，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上，類似這種“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的結果，就不是一個很偶然的例證了。
也許，為大眾寫，被大眾讀，寫大眾事，讀大眾心，是一個很過時的話題了。我敢肯定，現在來談這篇《與元九書》，會惹得先進者的恥笑，高明者的不屑，假洋鬼子的撇嘴，憤青們的群起而共攻之。然而，我們的文學，要是不改初衷，繼續沿著這條越走越窄、越來越失去讀者，到最後只能自得其樂，而沒有人會看一眼的小眾文學之路走下去，還能苟延殘喘多久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