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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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天空
§唐朝的天空(1/3)
這應該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或者還要早一點，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了。
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在一次聚會上，與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奇想，問這位專門研究東西方文明發展、交流、碰撞、互動的英國學者：“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
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
“那麼——”池田大作試探地問，“你首選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作為唐朝的首都，幅員廣闊，人口稠密，商業發達，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媲美。現在的省會西安，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上建起來的小而又小的新城，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蒼穹，很難想象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該是何等的氣勢。
1924年，魯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為了這個天空。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主人公是楊貴妃，因此，他來到故事發生的背景地，無非實地考察一下，尋找一點感覺。這種做法，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他們一定會大搖其頭，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這個說法，是魯迅上世紀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他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裡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生活之樹，有時也不常綠。不看倒好，一看，結果卻大失所望。
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在唐以前，這裡曾是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等十一朝定為國都的城市，時間長達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鑑·唐紀八十》）。經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後，如劉禹錫詩云“金陵王氣黯然收”，長安風水盡矣！嗣後，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順，沒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這裡建都立國，作長治久安之計。所以，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就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勞往返了。
魯迅此次訪陝，看過秦腔，買過拓片，有沒有吃過羊肉泡饃，不得而知。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大概無助於他的創作。於是，那部長篇小說《楊貴妃》，遂胎死腹中，成為現代文學之憾。
不過，唐朝終究是偉大的唐朝。英國的湯因比，如果讓他再活一次，竟願捨棄倫敦而就長安；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應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考量兩位智者對於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於“匪夷所思”之類。看來，這個朝代，這座城市，不僅在中國歷史，甚至在全人類歷史上，也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
在中世紀，自河洛地區、關中地區，以及長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國，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地區，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土與邊陲，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沒斷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金戈鐵馬，狼煙鳴鏑。即使到了隋末唐初的公元七世紀，李世民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據錢穆《國史大綱》：“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前後十八年，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擁眾十五萬以上者，多至五十餘，民間殘破已極。”但是，應該看到，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無論怎樣鐵蹄千里，怎樣傾國來犯，其實，倒是某種意義上的“綠色”戰爭，相當程度上的“環保”戰爭，對人類居住環境的危害，不是那麼嚴重。甚至不如現在一個縣城裡的小化肥、小造紙、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繼續種莊稼。所以，地照樣綠，水照樣清，空氣照樣清新，天空照樣明亮。
中古時期，由於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因此，歷經戰亂的古都，由於“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溼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鬱鬱蔥蔥的氛圍。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只是我們讀者的感受，當事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別看氣候乾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嚮往的一個去處。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敢於嚮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更為**放肆，感情強烈。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絃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的帳篷中、毳屋裡，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達坂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
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裡，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歷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如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面赤髭濃的官人。試想，若“金風玉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裡，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但當在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絃索彈撥，耳鬢廝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唐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定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紀，絲綢之路還是一條充滿生機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由於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當時的長安城裡，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至今很難從典籍中查出確切資料。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象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裡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如李賀詩“捲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龍夜吟》），如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法曲》）……這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裡，胡人之無處不在。
據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撒馬兒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豔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來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於被“始亂終棄”了。
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
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祕書監魏徵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討論的結果，只有四個字：“太宗不納。”
於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如果依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是廟宇裡的泥塑木雕；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那就應該是陵墓裡的木乃伊；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其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至少也是**患者；一個由警察統治的國家，其被統治者最好都是“從現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這樣，“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就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
然而，厚德載物的李世民，卻是一個懂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
身斃”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政體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漢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計人種，不在乎化內化外，不區分遠近親疏，都在他的胸懷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別人的聲音，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聲音的君主之一。
於是，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麼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魯迅為什麼要尋找唐朝天空作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這兩位大師看重的，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經達到如此器度巨集大而不謹小慎微，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怯懦的精神高度，這是其他歷朝歷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到了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資治通鑑·唐紀九》）。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所謂“唐朝的天空”，從廣義上講，以長安為中心，向東江湖河海，向西絲綢之路，既無邊界，也無極限，因為這是一個高度開放，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麼遙遠，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你能想象得多麼遼闊，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
就在這一年，李靖凱旋迴朝。據《新唐書》：“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曾經不可一世，曾經逼得李淵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由於李靖出奇兵，終於將其擒獲。現在，這個最能帶頭作亂，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覆無常，也最能裝孫子的，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於祛除了一塊心病。於是，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這位突厥族首領終於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
時為太上皇的李淵，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連忙出面，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趕這個熱鬧。“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那時不興開香檳慶祝，也不搞焰火晚會助興，但李靖繳獲的戰利品中，肯定少不了產自中亞的葡萄酒。那時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宮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晚會上出現了一個史官不經意寫出來的細節，但僅這一點點精彩，卻表現出來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會有的精神狀態：
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資治通鑑·唐紀九》）
宮廷舞會，在西方世界，是習以為常的。在東方，尤其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裡，九五之尊的天子，莊嚴肅穆還來不及，哪有一國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煙閣裡的這場舞會，正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說“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之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的最好寫照。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下，這種在別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
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中，曾經引用喬治·桑塔亞納（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並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老實說，很難想象，我們中國的皇帝，從宋以後，直至清末，這一千年間，由趙匡胤數到愛新覺羅·溥儀為止，可曾有過一位，在大庭廣眾，即興起舞？而且，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民族舞。因為李淵手裡的琵琶，是胡人的樂器，那麼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當時流行的“胡旋舞”。這一通狂舞，絕對是那個時期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
按《新唐書·禮樂志》，這種“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的“胡旋舞”，節奏極火爆，情緒極熱烈，動作極狂野，音樂極粗獷，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詩《胡旋女》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雙臂，在舞場上或旋或轉，老爺子反彈琵琶，亦步亦趨，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麼鮮麗的亮色啊！
於是，我對於這位自稱“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的李世民，欽服不已。就憑他以萬乘之尊翩然起舞這一點，其豁達豪爽之中，浪漫風流之外，所表現出來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手筆，大作為，大自信，大開放，應該是英國的湯因比、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才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1889～1975）生前曾經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若如此，我相信，那時中國的天空，將更燦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