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簡單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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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簡單再生產
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怎樣，它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週而復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絡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
。
生產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再生產的條件。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不是不斷地把它的一部分產品再轉化為生產資料或新生產的要素，就不能不斷地生產，即再生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在例如一年裡所消費的生產資料，即勞動資料、原料和輔助材料，只有在實物形式上為數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換，社會才能在原有的規模上再生產或保持自己的財富，這些新物品要從年產品總量中分離出來，重新併入生產過程。因此，一定量的年產品是屬於生產的。這部分本來供生產消費之用的產品，就採取的實物形式來說，大多數不適於個人消費。
生產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再生產也就具有同樣的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過程只表現為價值增殖過程的手段，同樣，再生產也只表現為把預付價值作為資本即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來再生產的手段。某個人之所以扮演資本家的經濟角色，只是由於他的貨幣不斷地執行資本的職能。比如說，如果100鎊預付621貨幣額在今年轉化為資本，生產了20鎊剩餘價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後各年它必須重複同樣的活動。剩餘價值作為資本價值的週期增加額或處在過程中的資本的週期果實，取得了來源於資本的收入的形式。
如果這種收入只是充當資本家的消費基金，或者說，它週期地獲得，也週期地消費掉，那末，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就是簡單再生產。雖然簡單再生產只是生產過程在原來規模上的重複，但是這種重複或連續性，賦予這個過程以某些新的特徵，或者不如說，消除它僅僅作為孤立過程所具有的虛假特徵。
生產過程是以購買一定時間的勞動力作為開端的，每當勞動的售賣期限屆滿，從而一定的生產期間（如一個星期，一個月等等）已經過去，這種開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勞動力發揮了作用，把它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實現在商品上以後，才得到報酬。因此，工人既生產了我們暫時只看作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剩餘價值，也生產了付給他自己報酬的基金即可變資本，而後者是在它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裡之前生產的，只有當他不斷地再生產這種基金的時候，他才被僱用。由此就產生了在第十六章裡提到的經濟學家的公式ii，這個公式把工資表現為產品本身的一部分。622這就是工人自己不斷再生產的產品中不斷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裡的那一部分。當然，資本家用貨幣把這個商品價值支付給工人。但這些貨幣不過是勞動產品的轉化形式。當工人把一部分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的時候，他以前的一部分產品就再轉化為貨幣。工人今天的勞動或下半年的勞動是用他上星期的勞動或上半年的勞動來支付的。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所謂社會勞動創造價值，就是讓工人過去的勞動來為別人搶工人現在勞動的果實
。只要我們不是考察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考察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貨幣形式所造成的錯覺就會立即消失。反過來，現代庸俗經濟學則要蓄意加深這種錯覺。資本家階級不斷地以貨幣形式發給工人階級憑據，讓他們用來領取由工人階級生產而為資本家階級所佔有的產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斷地把這些憑據還給資本家階級，以便從資本家階級那裡取得他自己的產品中屬於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產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貨幣形式掩飾了這種交易。
因此，可變資本不過是勞動者為維持和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基金或勞動基金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的表現形式；這種基金在一切社會生產製度下都始終必須由勞動者本身來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基金所以不斷以工人勞動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裡，只是因為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以資本的形式離開工人。但是勞動基金的這種表現形式絲毫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資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勞動預付給工人。以徭役農民為例。比如說，他每週3天用自己的生產資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勞動，其餘3天在主人的田莊服徭役。他不斷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基金，而這一勞動基金對他來說，從來也沒有采取第三者為換取他的勞動而預付的支623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無酬的強制的勞動也從來沒有采取自願的和有酬的勞動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農民的耕地、耕畜、種子，一句話，把他的生產資料都攫為己有，那末，徭役農民從此以後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地主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現在也和過去一樣，每週勞動6天，3天為自己，3天為現在變為僱主的過去的地主。他現在也和過去一樣，要把這些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資料來消費，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現在也和過去一樣，一定部分的產品仍要進入再生產。但是，既然徭役勞動採取了僱傭勞動的形式，徭役農民和過去一樣所生產和再生產的勞動基金也就採取了由地主預付給徭役農民的資本的形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於頭腦狹隘不能區別表現形式和它所表現的東西，他們無視這樣一個事實：甚至今天，勞動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現為資本的形式。現代庸俗經濟學認為，徭役農民以前的收益，部分由於他的勞動，部分由於他自己的耕地、耕畜、種子的“資本”收入。如果有這麼一種過渡社會形式，讓我們比較徭役農民在失去“資本”前後的實際收入的變化情況，就可以考察所謂“資本”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了。應當可以看到，農民“資本”的收入只不過勉強維持“資本”不縮水而已。
誠然，只有從生產過程的不斷更新來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可變資本才會失去從資本傢俬人基金中預付的價值的性質。但是，這一過程總要從某地某時開始。因此，從我們上面所持的觀點來看，下面的情況是可能的：資本家曾經一度依靠某種與別人的無酬勞動無關的原始積累而成為貨幣所有者，因而能夠作為勞動力的購買者進入市場
。然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還會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資624本的可變部分，而且影響整個資本。
如果1000鎊資本週期地（例如每年）創造剩餘價值200鎊，而這些剩餘價值每年又都被消費掉，那就很清楚，同一過程重複五年以後，所消費的剩餘價值量＝5x200，也就是等於原預付資本價值1000鎊。如果年剩餘價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費掉，例如只消費掉一半，那末，在生產過程重複十年以後，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10x100＝1000。總之，預付資本價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餘價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干年或者說經過若干個再生產期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別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餘價值，而儲存了原資本價值，但這種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干年以後，資本家佔有的資本價值就等於他在這若干年不付等價物而佔有的剩餘價值額，而他所消費的價值額就等於原有資本價值。誠然，他手中握有一筆數量沒有改變的資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廠房、機器等等，在他開始經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但是，這裡問題在於資本的價值，而不在於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於自己全部財產的價值的債務而把全部財產耗盡，那末他的全部財產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債務。同樣，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價物消費掉，那末這些資本的價值不過只代表他無償佔有的剩餘價值的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復存在了。所謂國有企業的資產，是否也只是對工人的欠債而已呢？若如此，賣掉國有企業的所得應當全部用來償付工人。這裡表明，國有企業的工人雖然只是全部國民中的極小的一部分，在理論上可以具有對企業的控制權。
因此，撇開一切積累不說，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後，必然會使任何資本都轉化為積累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價物而被佔有的價值，成為別人無酬勞動的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們在第四章已經看到，要使貨幣轉化為資本，只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存在還是不夠的。為此首先必須有下列雙方作為買者和賣者相對立：一方是價值或貨幣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創造價值的實體的所有者；一方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勞動力以外什麼也沒有的所有者。所以，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或起點。
但是，起初僅僅是起點的東西，後來透過過程的單純連續，即透過簡單再生產，就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結果而不斷重新生產出來，並且永久化了
。一方面，生產過程不斷地把物質財富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資本家的價值增殖手段和消費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斷地象進入生產過程時那樣又走出這個過程——是財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剝奪了為自己實現這種財富的一切手段。因為在他進入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而為資本家所佔有，併入資本中了，所以在過程中這種勞動不斷物化在別人產品中。因為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所以工人的產品不僅不斷地轉化為商品，而且也轉化為資本，轉化為吸收創造價值的力的價值，轉化為購買人身的生活資料，轉化為使用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可見，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作資本，當作同他相異化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而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作主觀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於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626當作僱傭工人來生產。（“租地農場主荒謬地斷言他維持窮人生活。實際上，窮人被維持在貧困生活中。”（《最近濟貧稅增加的理由，或勞動價格和糧食價格的比較研究》1777年倫敦版31頁））工人的這種不斷再生產或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禹作敏的“將養活兵”，就是要兵永世為兵。一旦兵不想再做兵了，那就只好要了兵的命了。
工人的消費有兩種。在生產本身中他透過自己的勞動消費生產資料，並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價值高於預付資本價值的產品。這就是他的生產消費。同時這也是購買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家對他的勞動力的消費。另一方面，工人把購買他的勞動力而支付給他的貨幣用於生活資料：這是他的個人消費。可見，工人的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種情況下，工人起資本動力的作用，屬於資本家；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屬於自己，在生產過程以外執行生活職能。前者的結果是資本家的生存，後者的結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時，有些場合已經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個人消費變成生產過程的純粹附帶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他給自己新增生活資料，是為了維持自己勞動力的運轉，正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機輪上油一樣。在這裡，他的消費資料只是一種生產資料的消費資料，他的個人消費是直接生產的消費。但是，這表現為一種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無關的無謂消耗。
只要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資本家階627級和工人階級，不是孤立的商品生產過程，而是在社會範圍內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那情況就不同了。當資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資本變成勞動力時，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總資本
。他一舉兩得。他不僅從他由工人那裡取得的東西中，而且從他給工人的東西中獲取利益。用來交換勞動力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這種生活資料的消費是為了再生產現有工人的肌肉、神經、骨骼、腦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絕對必需的限度內，只是把資本用來交換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再轉化為可供資本重新剝削的勞動力。這種消費是資本家最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即工人本身的生產和再生產。可見，工人的個人消費，不論在工場、工廠等以內或以外，在勞動過程以內或以外進行，都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正象擦洗機器，不論在勞動過程中或勞動過程的一定間歇進行，總是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一樣。雖然工人實現自己的個人消費是為自己而不是為資本家，但事情並不因此有任何變化。役畜的消費並不因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為生產過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後代的本能去實現這個條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個人消費儘量限制在必要的範圍之內，這種做法同南美洲那種強迫工人吃營養較多的食物，不吃營養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為，真有天壤之別。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工人不願“為資本家”生育的原因。
因此，資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經濟學家（現代庸俗經濟學家）認為，只有使工人階級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為了使資本能消費勞動力所實際必要的那部分工人個人消費，才是生產消費。除此以外，工人為了自己享受而消費的一切都是非生產消費。假使資本積累引起工資的提高，從而使工人的消費資料增加，但資本並沒有消費更多的勞動力，那末追加資本就會非生產地消費掉。（“如果勞動價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資本也無法使用更多的勞動，那我就要說，這樣增加的資本就會非生產地消費掉。”（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21年倫敦第3版第163頁））實際上，工人的個人消費對他自己來說是非生產的，因為這種消費僅僅是再生產貧困的個人；而對資本家和國家來說是生產的，因為它生產了創造別人財富的力量。
因此，從社會角度來看，工人階級，即使在直接勞動過程以外，也同死的勞動工具一樣是資本的附屬物。甚至工人的個人消費，在一定限度內，也不過是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不過，這個過程關心的是，在它不斷使工人的勞動產品從工人這一極移到資本那一極時，不讓這種有自我意識的生產工具跑掉。工人的個人消費一方面保證他們維持自己和再生產自己，另一方面透過生活資料的耗費來保證他們不斷重新出現在勞動市場上。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僱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裡。這大概才是資本主義的“看不見的手”的本意。工人逃不脫資本家的“看不見的手掌心”。他這種獨立的假象是由僱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虛構來保629持的
。
從前，資本在它認為必要的時候，就透過強制的法律來實現對自由工人的所有權。風箏的自由只是在線沒斷的時候。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國曾以嚴厲的刑罰來禁止機器工人向國外遷移。當人們非議國有單位用卡住檔案不放的方法來限制人才流動時，並沒有注意到，資本家也有種種方法來限制人身自由。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某位老師介紹，廣東東莞的資本家為了限制熟練工人流往工資較高的深圳，便收買打工仔老家的地方官員，一旦熟練工離開東莞的工廠，地方官員就派人拆毀打工仔在老家的住房。
工人階級的再生產，同時也包括技能的世代傳授和積累。資本家竭力把這種熟練的工人階級的存在算作屬於自己的生產條件，並且實際上把這種熟練的工人階級看作自己的可變資本的實際存在，每當危機使這種工人階級有喪失的危險時，這一點就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大家知道，美國的南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紡織業工人拋向街頭。於是從工人階級自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中發出呼聲，要求透過國家援助或國民的自願捐款把“多餘的人”遷往英國的殖民地或美國。當時《泰晤士報》（1863年3月24日）發表了曼徹斯特前任商會會長艾德蒙·波特爾的一封信。這封信在下院被恰當地稱為“工廠主宣言”。我們在這裡舉出幾處有代表性的地方，這些地方毫無掩飾地表明瞭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
“可能有人對棉紡織業工人說，他們的勞動供給太多了……也許應當減少三分之一，這樣才能保障對其餘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會輿論堅決要求移民……僱主（即棉紡織廠主（不願意看到他的勞動供給轉移出去；他會想，這樣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確……如果靠公共基金實行移民，他就有權提出意見，也許有權提出抗議。”
這個波特爾接著談到，棉紡織業是如何有用，如何“無疑地吸收了愛爾蘭和英國農業區的多餘人口”，它的規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佔英國輸出總額的5／13，它如何經過幾年後，會由於市場特別是印度市場的擴大，並由於“按每磅6便士輸入足夠數量的棉花”而再行擴充套件。他繼續說：
“時間（一年兩年或許是三年）會生產出必要的數量……於是我要提出一個問題：這種工業值得維持嗎？這種機器（指活的勞動機器（值得費力去維護嗎？想拋棄這種機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嗎？我認為是這樣。我承認，工人不是財產，不是郎卡郡和僱主們的財產，然而他們是二者的力量；他們是有智慧的和受過訓練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內就能替換的；相反地，其他機器即工人進行操作的機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個月內加以替換和改良而獲得利益
。（人們會記得，通常在必須降低工資的情況下，同一資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調子。這時“主人”異口同聲地說（見第13章）：“工廠工人們應當牢牢記住，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一種極低級的熟練勞動；沒有一種勞動比它更容易學會，按質量來說比它報酬更高；沒有一種勞動能透過對最無經驗的人進行短期訓練而在這樣短的時間這樣大量地得到。在生產事務中，主人的機器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比工人的勞動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工人的勞動和技巧6個月就可以教完，並且任何一個僱農都可以學會”。）如果鼓勵或允許勞動力遷往國外，那資本家怎麼辦呢？”
這種發自內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宮廷侍衛長卡爾勃。
“……拋掉工人的精華，固定資本就會大大貶值，流動資本就會經不起同劣等勞動供應不足的鬥爭……有人對我們說，工人自己希望遷往國外。工人要這樣做，那是很自然的……拋掉棉紡織業的勞動力，把支付給他們的工資比如降低1／3，或5百萬，使棉紡織業生產縮減，這樣一來，工人上面的一個階級即小店主怎麼辦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麼辦呢？……小租地農場主、比較優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麼辦呢？輸出國家最優秀的工廠工人，降低631它的那部分生產效率最高的資本和財富的價值，以使這個國家貧弱，請問，對國內一切階級說來，還有什麼計劃會比這種計劃更具有自殺性呢？”“我建議兩三年內分批發行5——6百萬公債；這筆錢由棉紡織工業區濟貧所所屬的特別委員掌管，依照特別法律的規定來使用，並實行一定的強制勞動來保持受救濟者的道德標準……放棄自己最優秀的工人，並且由於實行大規模的造成國內空虛的移民，以及把全區的資本和價值弄得一乾二淨，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敗壞，意志消沉，對土地所有者或僱主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壞的事情嗎？”
波特爾這位棉紡織廠主選中的喉舌，把“機器”分為兩類，這兩類都屬於資本家。一類在資本家的工廠裡，另一類在夜間和星期日住在廠外的小屋中。一類是宕機器，另一類是活機器。宕機器不僅逐日損壞和貶值，而且由於技術不斷進步，它的現有數量中的大部分也變得陳舊了，以致在幾個月之內可以用新機器來替換而獲得利益。活機器則相反，它延續的時間越久，歷代的技能積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報》在回答這位大廠主時寫道：
“艾·波特爾先生深深感到棉紡織企業主的異乎尋常的絕對的重要性，以致為了維持這個階級並且使他們的行業永世長存，他準備把50萬工人強行關進龐大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波特爾先生問道，這種工業值得維持嗎？我們回答說，當然值得，應當用一切正直的手段來維持。波特爾先生又問，這種機器值得費力去維護嗎？這裡我們就猶豫了
。波特爾先生指的機器是人這種機器，因為他斷言他並不打算把這種機器當作絕對的財產。我們必須承認，維護人這種機器，也就是把他們關起來並且給他們上油，直到需要他們的時候為止，我們認為這是‘不值得費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這種機器有一種特性：儘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會生鏽。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見的，人這種機器能自己放出蒸汽，發生爆炸，在我們的大城市裡瘋狂地胡鬧。正如波特爾先生所說，再生產工人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是隻要我們手裡有機械師和貨幣，我們總是能夠找到克勤克儉、吃苦耐勞的人，從這些人中間可以造就出超過我們任何時候所能需要的工廠工長……波特爾先生談到過632一年、兩年或三年工業又會活躍起來，要求我們不鼓勵或不允許勞動力遷往國外！他說工人希望遷移國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認為，國家必須不顧他們的要求，把這50萬工人和他們的70萬家屬關閉在棉紡織工業區裡，並且——這是必然會得出的——國家必須用暴力壓制他們的不滿，用救濟維持他們的生存；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考慮到有朝一日棉紡織企業主可能再需要他們……現在已經是這個島國強大的輿論行動起來，從那些想把勞動力同煤、鐵、棉花一樣看待的人的手裡拯救出‘這種勞動力’的時候了。”
《泰晤士報》的文章只不過是一種益智遊戲。“強大的輿論”實際上同波特爾先生的意見一樣，認為工廠工人是工廠的活動的附屬物。工人被制止遷往國外。他們被關進棉紡織工業區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繼續享有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他們仍然是“郎卡郡棉紡織企業主的力量”。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本身的進行中，再生產出勞動力和勞動條件的分離。這樣，它就再生產出剝削工人的條件，並使之永久化。它不斷迫使工人為了生活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不斷使資本家能夠為了發財致富而購買勞動力。現在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買者和賣者在商品市場上相對立，已經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過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斷地當作自己勞動力的賣者投回商品市場，同時又把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地變成資本家的購買手段。633實際上，工人在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以前就已經屬於資本了。工人經濟上的隸屬地位，是由他的賣身行為的週期更新、僱主的更換和勞動的市場價格的變動造成的，同時又被這些事實所掩蓋。
可見，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聯絡起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餘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係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僱傭工人。不要以為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多種經濟成分現象只是一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很強的擴大再生產能力。如何保持住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並不象表面上說說那麼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