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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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
在中世紀，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般的利息率；教會本來就禁止任何放債取息的行為。法律和法庭對於借貸很少給予保障。因此在個別場合，利息率就更高。由於貨幣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數支付上必須使用現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錢，而且票據業務越是不發達，情況就越是這樣。那時利息率相差很懸殊，關於高利貸的概念差別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時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認為
675是高利貸。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2／3％的利息。在蘇黎世，評議會規定431／3％為法定利息。在義大利，有時必須支付40％的利息，雖然從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普通的利息率不超過20％。維羅那規定121／2％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規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給猶太人規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說話的。早在十三世紀，10％已經是德國萊茵區的普通利息率了。（休耳曼《中世紀城市》第2集第55——57頁）
高利貸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在資產階級經濟中，在一些落後的產業部門或拒絕採用現代生產方式的產業部門，這種關係也會重新出現。例如，如果我們想把英國的利息率和印度的利息率比較一下，那末就不要採用英格蘭銀行的利息率，而要採用比如那些把小機器租給家庭工業小生產者的人所收取的利息率。
高利貸同消費的財富相反，它本身是資本的一個產生過程，所以在歷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財產促進了不依賴於土地所有權的貨幣財產的形成。產品的商品性質越是不發達，交換價值越是沒有佔領生產的全部廣度和深度，貨幣就越是表現為真正的財富本身，表現為一般財富，而和財富在使用價值上的有限表現相對立。貨幣貯藏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撇開作為世界貨幣和貯藏貨幣的貨幣不說，貨幣特別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現為商品的絕對形式。並且特別是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使利息從而使貨幣資本得到發展。窮奢極欲的富者所要的，是作為貨幣的貨幣，是作為購買一切東西的手段的貨幣。（也是作為償還債務的手段。）而小生產者需要貨幣，卻首先是為了支付。（對地主和國家交納的實物租和實物貢賦轉化為貨幣租和貨幣稅，在這裡具有重要的作
676用。）在這兩個場合，貨幣都是作為貨幣使用的。另一方面，貨幣貯藏只有在高利貸中才是現實的，才會實現它的夢想。貨幣貯藏者所要的，不是資本，而是作為貨幣的貨幣；但是透過利息，他把這種貯藏貨幣轉化為資本，轉化為一種手段，他依靠這種手段佔有全部或部分剩餘勞動，以及一部分生產條件本身，雖然對他來說這種生產條件名義上仍然是別人的財產。高利貸好象是生活在生產的縫隙中，象伊壁鳩魯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樣。商品形式越沒有成為產品的一般形式，貨幣就越難獲得。因此，高利貸者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在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中，貨幣作為購買手段來使用，主要是在勞動者由於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變化喪失了生產條件的時候（在這些生產方式中，勞動者多半還是這些生產條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勞動條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產過程得到補償的時候。生活資料和原料是這些生產條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們漲價，它們就不可能由出售產品所得的貨款來補償，就象單是歉收就使農民不能用實物來補償他的谷種一樣。羅馬貴族不斷進行戰爭，強迫平民服兵役，阻礙了他們的勞動條件的再生產，因而使他們淪為貧民（在這裡，貧困化，即再生產條件的萎縮或喪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終於破產。正是這些戰爭使羅馬貴族的倉庫和地窖裡藏滿了掠奪來的銅即當時的貨幣。貴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穀物、馬、牛等等直接給他們，而是把對自己沒有用處的銅借給他們，而利用這個地位來榨取驚人的高利貸利息，使平民變為自己的債務奴隸。在查理大帝統治下，法蘭克的農民也是因戰爭而破產的，他們除了由債務人變為農奴外，再沒有別的出路。在羅馬帝國，大家都知道，饑荒逼迫自由民出賣兒女和出賣自身去給富人當奴隸的現象是經
677常發生的。以上所說的是一般的轉折點。如果就個別情況來說，那末，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則取決於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困化，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佈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
但是，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是高利貸的真正的、廣闊的和獨有的地盤。每一筆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貢賦、賦稅等等，都必須用貨幣來支付。因此，從古代羅馬一直到現代，大量放高利貸的都是包稅者，大包稅人，收稅人。然後，隨著商業發展和商品生產普遍化，購買和支付越來越在時間上分離。貨幣必須在一定期限內付出。這一點會造成一直到今天還使貨幣資本家和高利貸者彼此混淆不清的那種狀況，這已由現代的貨幣危機所證明。但是，高利貸本身又是使貨幣充當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手段，因為它使生產者越來越深地陷入債務，使他因背上利息的重負而不可能進行正常的再生產，從而使他失去了通常的支付手段。在這裡，高利貸產生於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而又擴大貨幣的這種職能，即擴大自己的本來的地盤。
信用制度是作為對高利貸的反作用而發展起來的。但是，我們對這一點不要誤解，決不要把它理解成象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舊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信用制度的發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資本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需要。
總的說來，在現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資本要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條件。高利貸本身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還擺脫了一切舊的立法對它的限制。對於那些不是
678或不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上進行借貸的個人、階級或情況來說，生息資本都保持高利貸資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場合：或者出於個人的需要去到當鋪進行借貸；或者把錢借給那些享樂的富人，供他們揮霍浪費；或者借給那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如小農民、手工業者等等，即自己仍然佔有生產條件的直接生產者；最後借給那種經營規模很小，接近於自食其力的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者。
就生息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要素來說，它和高利貸資本的區別，決不在於這種資本本身的性質或特徵。區別只是在於：這種資本執行職能的條件已經變化，從而和貸款人相對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經完全改變。即使得到貸款的產業家或商人是沒有財產的人，那也是由於相信他會用借來的資本執行資本家的職能，佔有無酬勞動。他是作為可能的資本家得到貸款的。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幹、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透過這種方式也能成為資本家（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每一個人的商業價值總會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這是經濟辯護士們所讚歎不已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不斷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這和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情況完全一樣，當時天主教會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來建立其教階制度，以此作為鞏固教會統治和壓迫俗人的一個主要手段。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最傑出的人物吸收進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越險惡。而馬克思、恩格斯、**、周恩來、朱德這些人本來卻是屬於統治階級的。
因此，現代信用制度創始人的出發點，並不是把一般生息資本
679革出教門，而是相反，對它予以公開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