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貴金屬和匯兌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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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貴金屬和匯兌率一
i.金貯藏的變動
關於緊迫時期銀行券的貯藏,應當指出,社會最原始狀態下不安定時期出現過的貯藏貴金屬的現象,在這裡重新出現了。1844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為它想把國內一切現有的貴金屬轉化為流通手段。它企圖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縮,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脹等同起來。但這個法令實行的經驗證明,情況正好相反。除了我們下面就要說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蘭銀行的流通券數額,自1844年以來,從未達到它有權發行的最高限額。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機又證明,這個最高限額在一定情況下是不夠的。從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過這個最高限額的銀行券,每日平均達488830鎊(銀行法,1858年第xi頁)。當時,法定的最高限額為14475000鎊加上銀行地庫內貯藏的金屬總額。
關於貴金屬的流出和流入,必須指出:
第一,要區別以下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金屬在不產金銀的區域內流來流去,另一方面,金銀從它們的產地流入其他各國,以及這個追加額分配在這些國家之間。
在俄國、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金礦發生影響以前,也就是
640從十九世紀初以來,供給一直只夠補償鑄幣的磨損,滿足對奢侈品的一般需求,以及對亞洲的銀的輸出。
但是,從那個時期以來,隨著美洲和歐洲對亞洲的貿易的增長,首先是對亞洲的銀的輸出大大地增加了。從歐洲輸出的銀,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來補償的。其次,一部分新輸入的金,為國內的貨幣流通所吸收。據估計,到1857年為止,英國的國內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約已有3000萬鎊。(威·紐馬奇的下述證詞,說明了這件事在貨幣市場上發生了什麼影響:[銀行法,1857年](第1509號)“將近1853年底,公眾產生了嚴重的不安;9月,英格蘭銀行先後三次提高它的貼現率……lo月初……公眾表現十分憂慮和驚慌。但11月底以前,這種不安,這種驚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下來,後來因為有500萬鎊貴金屬從澳大利亞輸入,所以幾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當時在10月和11月輸入了大約600萬鎊貴金屬。1855年秋(大家知道這是一個緊張和不安的時期),又發生了這種情況,當時大約有800萬鎊貴金屬在9月、10月和11月之間流入。1856年底,我們發現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總之,我完全可以根據委員會幾乎每一個委員的經驗來證實,每當金融緊迫時期,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運金船的到達,看成一種自然的圓滿的補救手段。”)此外,自1844年以來,歐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銀行的金屬準備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國內貨幣流通的增加,同時導致以下的結果:在恐慌以後,在隨之而來的消沉時期,銀行準備金已經由於大量金鑄幣從國內流通中被排出並停滯下來,而更快地增加起來。最後,自從新金礦發現以來,用於奢侈品的貴金屬的消費,由於財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貴金屬在不產金銀的各國中間不斷流來流去;同一個國家不斷地把金銀輸入,又同樣不斷地把金銀輸出。因為這種只是擺來擺去並且往往平行的運動,大部分會互相中和,所以只有佔優勢的朝這一個方向或那一個方向的運動,才能最後決定流出還是流入。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在考慮這種現象的結果時,就忽
641視了這兩種運動的連續性和大體上平行的程序。人們總只是這樣理解,好象貴金屬的輸入過多和輸出過多,只是商品輸入和輸出比例的結果和表現,其實它同時還是和商品交易無關的貴金屬本身輸入和輸出比例的表現。
第三,輸入超過輸出以及相反的現象,大體說來,可以用中央銀行的金屬準備的增加或減少來測量。這個尺度準確到什麼程度,當然首先取決於整個銀行業務已集中到什麼程度。因為所謂國家銀行的貴金屬貯藏在什麼程度上代表一國的金屬貯藏,就是取決於這一點。但是,假定情況真是這樣,這個尺度也並不準確,因為在一定情況下,追加的輸入可以由於國內的流通或用於製造奢侈品的金銀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為沒有追加的輸入,也會為了國內的流通而取出金鑄幣,這樣,雖然沒有同時增加輸出,金屬貯藏仍會減少。
第四,如果減少的運動持續很長時間,以致減少竟表現為運動的趨勢,並且銀行的金屬準備下降到顯著地低於中等水平,幾乎達到這個準備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屬的輸出就會採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這個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規定的,因為它是由有關銀行券等等的兌現保證的立法在不同情況下分別規定的。關於這種流出在英國能夠達到的數量界限,紐馬奇在《銀行法》(1857年)的證詞(第1494號)中曾說:
“按經驗判斷,對外貿易的任何一種變動所引起的金屬流出,都未必能超過300萬鎊或400萬鎊。”
1847年,英格蘭銀行10月23日金準備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減少5198156鎊,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減少6453748鎊。
第五,所謂國家銀行的金屬準備的用途(這種用途決不能單獨調節金屬貯藏量,因為後者可以僅僅由於國內外營業的萎縮而增大)有三個方面:1.作為國際支付的準備金,也就是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2.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3.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這和銀行的職能有聯絡,但和貨幣作為單純貨幣的職能無關)。因此,這種金屬準備會受到涉及這三種職能中任何一種職能的事情的影響;就是說,作為國際基金,它會受支付差額的影響,而不管這種差額是由什麼原因決定的,不管這種差額和貿易差額的關係如何;作為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它會受這種流通的擴大或收縮的影響。第三種職能,即作為保證金的職能,雖然不決定金屬準備的獨立運動,但有雙重的影響,如果發行銀行券是為了在國內流通中代替金屬貨幣(在以銀作為價值尺度的國家,也代替銀幣),第二項中所說的準備金的職能就會喪失。而用在這上面的一部分貴金屬,就會長期流到國外。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為了國內流通而取出金屬鑄幣;同時,也不能由於一部分流通的金屬鑄幣的停滯而暫時增加金屬準備。其次,如果為了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最低限額的金屬貯藏,那末,這種現象就會以獨特的方式對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結果發生影響;它會對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的那部分貯藏,或對銀行在另外時期作為無用的東西打算脫手的那部分貯藏發生影響。在純粹是金屬流通和銀行業集中的地方,銀行還會把它的金屬貯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證,而在金屬流出時,就可能發生象1857年在漢堡所發生的那樣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許是個例外,現實的危機總是在匯兌率發生轉變以後,就是說,在貴金屬的輸入又超過它的輸出時爆發。
1825年,現實的崩潰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經停止以後發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現象發生了,但沒有引起崩潰。1847年金的流出是在4月停止的,崩潰卻在10月才發生。1857年金向國外的流出從11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潰到11月較晚的時候才發生。
這種情況在1847年危機中表現得特別清楚。那時,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個比較輕微的先兆危機以後,已於4月停止,然後到10月才爆發真正的商業危機。
以下的證詞,是在1848年上院商業危機祕密委員會上提出的。這個證詞到1857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時也題為:商業危機,1848——1857)。
圖克的證詞。
“1847年4月,緊迫情況發生了,嚴格說來,等於一次恐慌,但歷時較短,並且沒有同時發生任何重大的商業破產。10月,緊迫情況比4月的任何時候都厲害得多,商業破產事件之多幾乎達到了空前的數目。”(第2996號)——“4月間,匯兌率,特別是對美國的匯兌率,使我們不得不輸出大量的金,以便對非常大量的進口貨進行支付;只是透過非常艱鉅的努力,銀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並提高了匯兌率。”(第2997號)——“10月,匯兌率對英國有利。”(第2998號)——“匯兌率的轉變在4月的第三個星期已經開始。”(第3000號)——“7月和8月,匯兌率忽高忽低;從8月初起,它始終對英國有利。”(第3001號)——8月間金的流出,“是由於國內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