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袁世凱計謀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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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袁世凱計謀簡析
一、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是指利用別人之手或第三者之力來戰勝對手，既儲存了自己的實力，又坐享其成的一種手段。在這裡，“殺人”既是廣義的，也是狹義的。借刀殺人者，不需要自己出馬，不需要消耗自己的實力，更不會承擔“殺人凶手”的罪名，真是絕頂聰明啊!不過，此計頗為毒辣，屬於“陰謀”，而非“陽謀”。
“借刀殺人”之計的關鍵是一個“借”字，例如，可以“借用”別人已經架好的梯子，順勢上樓去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本計的核心要點是：不用自己親自動手，而是借別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對手，引誘別人去殺人。這樣，既省時省力，又可以轉移視線，落得個兩手乾淨。
在中國歷史上，“借刀殺人”的例子真是數不勝數。在這一點上，袁世凱可以說是運用自如，他經常運用“第三者”的力量，去打擊自己當前最主要的對手，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所謂“殺人不見血，見血非英雄”，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1.借革命力量“逼宮”
幾千年前，大史學家司馬遷曾在《史記》裡談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千百年來，多少人為了爭奪大好江山，使盡各種手段，爭破了頭。武昌起義後，袁世凱就曾運用“借刀殺人”的計謀，利用南方的革命力量，向清廷步步進逼，最終迫使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退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勝利。第二天，清政府就命令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日夜兼程地南下鎮壓革命軍。可是北洋軍都是由袁世凱一手編練的，蔭昌作為一個“外來人”，指揮不靈，所以進展非常緩慢。這時，各國駐華使節也再三催促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凱，以穩定中國的局勢，保護他們在華的利益。
在內外一片“非袁莫屬”的叫嚷聲中，攝政王載灃不得不授予袁世凱“湖廣總督”之職，督辦“剿撫”事宜，負責指揮湖北全省的軍隊。袁世凱非常狡詐，他一心想的是奪取清朝的天下，哪裡會看上這個小小的“湖廣總督”一職，便藉口“足疾未愈，難肩重任”，拒不出山。
當時國內的形勢日新月異，南方各省相繼宣告“獨立”，這就給袁世凱提供了大好機會他便立即預備好了一整套的“逼宮連環戲”，準備“粉墨登場”。
這時，河南彰德洹上村的養壽園，頓時成了中國的“政治中心”，各路要人川流不息地從那裡進進出出。當時，北洋大將馮國璋也專程趕到彰德晉見老上司，向他請教對策。袁世凱給了他一個“錦囊妙計”“慢慢走，等等看”，就是先看看形勢的發展再行動。10月20日，攝政王載灃派徐世昌到彰德去探聽袁世凱出山的“價碼”，老袁也不客氣，一口氣就開出了6個條件，最重要的就是組織責任內閣、授予他指揮水陸各軍、確定軍隊編制的全權。攝政王載灃知道後，立刻就癱軟在椅子上，半天沒說出話來。
在內外壓力下，載灃被迫步步退讓，於10月27日發出“上諭”，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前線的水、陸各軍。這回袁世凱總算“滿意”了，才從彰德趕到信陽，指令親信馮國璋加速進攻武漢。11月1日，北洋軍攻下漢口，革命軍被迫退守漢陽。同一天，“皇族內閣”辭職，清廷改任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籌組“責任內閣”。沒多久攝政王載灃也被迫辭職，退居藩邸。這麼一來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就全部落到了袁世凱的手中，他邁出了“逼宮”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袁世凱又採用“”的一手，積極拉攏湖北都督黎元洪，提議雙方實現停戰，“和平了結”。11月27日，北洋軍又攻陷漢陽，威脅武昌。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調停下，南北雙方同意進行“和談”。
從12月18日起，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紹儀在上海舉行了5次會談，表面上雙方主要是爭論中國應該實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實際上，袁世凱只是一心想竊取政權，並不堅持君主制度。所以，12月27日當他接到唐紹儀關於“不承認共和，即無法開議”的電報時，頓時喜出望外，當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立即對“國體問題”表態。在御前會議上，隆裕太后被迫同意由“國民會議”討論“國體問題”。至此，袁世凱邁出了“逼宮”的第二步。
1911年底，南方各省代表決定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並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面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重重壓迫，孫中山被迫於1912年1月15日致電伍廷芳，要他轉告袁世凱：“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南京臨時政府決不食言，即可正式宣佈解職”。
眼見“大總統”的寶座馬上就可以搶到手，袁世凱真是急不可耐，便回過頭來，正式向清廷“逼宮”。1月16日，袁世凱率領全體閣員上奏，要求隆裕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祕密會議，統籌全域性，速定方針。可是在御前會議上，只有奕劻和溥倫等少數人贊成共和，良弼、鐵良、載灃等多數人堅決反對，雙方爭吵不休。隆裕太后本是個婦道人家，沒經過大世面，到這個節骨眼，更沒主意了，只好抱著小皇帝溥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泣。
袁世凱知道後，派人進一步威嚇說：革命黨的勢力非常大，如果長期拖延不決，他們很快就會打進北京，那時皇室將指日可滅；如不趕快贊成共和，這些優待皇室的條件也就沒有了。可是許多少壯派貴族卻不服氣，當面指責袁世凱甘當王莽、曹操，“欺負孤兒(指宣統皇帝)、寡婦(指隆裕太后)”。
雖然袁世凱使用了各種手段，耍完了“十八般兵器”，但是清廷就是不肯下詔“退位”。最後為了擺脫窘境，袁世凱苦思焦慮，決定使出“殺手鐗”北洋軍，加快了“逼宮”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領銜的47名清軍將領聯名致電清廷及各位王公大臣，請求朝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同一天，“宗社黨”的骨幹分子良弼在回家途中被革命黨人炸死，更使一班王公貴族魂飛魄散。
次日，隆裕太后再次召集“御前會議”，王公親貴到場的寥寥可數，只有袁世凱的代表趙秉鈞如期而至。隆裕哭著哀求道：“趙秉鈞呵，良弼被炸了，說不定明天又有誰被炸了。你快點去對袁世凱說，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緊”。趙秉鈞這下可得意了，頭一歪揚長而去了，連個頭也不磕了，弄得隆裕目瞪口呆。1月30日清廷正式決定“遜位”，以換取《優待條件》。
經過南北雙方的多次磋商，於2月9日確定了《優待條件》8項，主要內容是：清帝退位後，尊號不變；民國政府每年撥給清帝費用400萬元；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負責保護等等。2月12日，隆裕太后終於頒佈了《清帝退位詔書》，袁世凱的“逼宮”順利完成。當天晚上，袁世凱來到外交部大樓，開始剪辮子，一邊剪，一邊得意地狂笑。是啊!袁世凱費盡心機，“臨時大總統”馬上就要到手了，他怎麼能不高興呢?
隨後孫中山遵照約定，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15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辛亥革命後，雖然革命勢力和清廷都是袁世凱的對手，但在他的日程表上，清廷是他眼前的“敵人”，而革命力量只是將來的“敵人”。所以，他巧妙地施展“借刀殺人”的計謀，與革命黨人議和，故意“養”敵以自重，並“借”革命勢力來脅迫清廷，先是奪取了清王朝的軍政大權，最終迫使宣統皇帝退位，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
2.“假”馮國璋之手，暗殺陳其美
1916年夏，革命黨人陳其美在上海被刺，這是民國初年繼宋教仁被刺之後又一起革命黨人被暗殺的事件。這起暗殺案可以說是袁世凱的“傑作”，他巧妙地“借”馮國璋之手，除掉了自己的死敵陳其美。
陳其美(18771916)，字英士，早年做過當鋪學徒。後來他前往日本，進入警監學校，並加入同盟會，成為革命骨幹。1908年陳其美回到國內，先後在上海、浙江、北京、天津等地聯絡會黨，是“同盟會中部總會”的領導人之一。1911年，陳其美聯絡上海商團，在上海發動起義。上海光復後，他出任滬軍都督。“二次革命”時，陳其美擔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進攻上海製造局，沒有成功。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北洋勢力乘機向南方拓展，公然下令通緝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朱執信、李烈鈞等數十位革命志士，並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國民黨人遭受重重迫害。1913年8月孫中山抵達日本，檢討“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並非是由於袁世凱強大，而是因為國民黨內部渙散，不聽領袖指揮所致。所以，他在日本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陳其美率先加入，並擔任總務部長。
“籌安會”成立後，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無遺，孫中山命令中華革命黨的同志潛伏各地，暗中佈置反袁起義。1915年10月，奉孫中山之命，陳其美祕密潛回國內。當時，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是袁世凱的死黨，他統率精兵數萬扼守長江口，同時控制海軍，成為老袁的東南屏障。陳其美等人商議，認為如果不除去鄭汝成，革命黨人在上海就很難開展反袁活動。11月10日，駐滬日本總領事館開會慶祝日本天皇登基，鄭汝成前往祝賀。於是陳其美暗中佈置敢死隊員10餘人，在半路上一舉刺殺了鄭汝成。袁世凱聞訊後大為震驚，但“木已成舟”，也只好命楊善德繼任上海鎮守使。
隨後，陳其美又一手策劃了“肇和艦”起義。12月5日下午4時，楊虎率革命同志30餘人乘小汽艇襲取“肇和艦”，艦長陳可鈞等人在艦上響應，很快就佔領了“肇和艦”，並立即向陸上展開攻擊。可是，另一支由孫祥夫率領的革命隊伍，卻因為沒有照會而被公共租界巡捕所阻，無法按計劃佔領“應瑞”及“通濟”兩艦。由於北洋軍的炮火異常猛烈，革命軍傷亡眾多，起義最後功敗垂成。
蔡鍔在雲南發動起義後，陳其美又在上海積極活動。因為他在上海有實力基礎，又富於組織能力，其號召力並不下於蔡鍔，袁世凱最擔心的就是陳其美在上海響應，和蔡鍔遙相呼應，袁世凱就將腹背受敵，大勢已去了。所以袁世凱在上海駐紮重兵，不敢他調，防的就是陳其美。為了保住東南地區，袁世凱就必須除掉陳其美。可是怎樣才能剷除陳其美這個“心頭大患”呢?袁世凱在屋子裡來回踱步，想點子。想啊，想啊，袁世凱真是絞盡腦汁。忽然他的心頭一亮，想起了《三十六計》裡的“借刀殺人”。
原來在袁世凱稱帝前後，南京的馮國璋就與他離心離德，並試圖組建以自己為首的“第三勢力”，與袁世凱分庭抗禮，但他正擔任江蘇將軍，上海也是其勢力範圍，陳其美對他也是一個不小的威脅。所以，在對付陳其美的問題上，馮國璋和袁世凱的立場又是一致的。這時袁世凱想到與其自己派人去刺殺陳其美，還不如借用另一個對手馮國璋的“刀”。這樣既可以除去“眼中之釘”陳其美，還可以把責任都推給馮國璋，讓他去與革命黨人拼殺。
果然，在接到袁世凱的密令後，馮國璋正中下懷，立即召見副官長張宗昌，命他親自出馬，去上海執行這一“祕密使命”。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家貧失學。因為父親早亡，他從小就淪為市井無賴。18歲時張宗昌奔赴東北，先在撫順挖煤，後至哈爾濱為賭場守衛，隨後到了俄國海參崴，結交了一批綠林朋友。辛亥革命期間，黃興曾派人到東北去招兵。當時張宗昌召集了一兩千人，被委任為管帶，從海道來到上海。這時上海已經光復，陳其美正擔任滬軍都督，就將張宗昌部編為騎兵團，並把他提升為團長。“二次革命”後北洋軍南侵，張宗昌便投靠了江蘇督軍馮國璋。成為他的副官長，兼軍官教導團團長。不過最臭名昭著的是，張宗昌後來成為一方軍閥，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軍隊”“多少姨太太”，當然這是後話了。馮國璋之所以選中他負責執行刺殺任務，正是考慮到他曾在陳其美手下任職，對陳的活動規律比較熟悉。
張宗昌領命後，便攜帶鉅款來到上海。可是陳其美在上海也是非常謹慎，一般人是無法找到他的。正當張宗昌一籌莫展之時，無意中碰到了自己的老同鄉兼舊部下程子安。這時程子安正好在為陳其美跑腿辦事，但受人排擠，極不得意。張宗昌覺得有機可乘，就悄悄地勸程子安刺殺陳其美，並說這是升官發財的大好機會，那程子安本就是一個財色之徒，受不了**，就點頭同意了。
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市薩坡賽路，陳其美突然被人刺殺，年僅40歲。後來證實袁世凱為了刺殺陳其美，曾許給張宗昌70萬大洋的賞金。
十幾天後，袁世凱也病死了。孫中山曾親撰祭追祭陳其美，雲：
“……君總群豪，與賊奮搏。百怪張牙，圖君益渴，七十萬金，頭顱如許，自有史來，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時撫屍，猶勿瞑目。曾不逾月，賊忽自殂，君倘無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當白茲始。……”
當時陳其美既是袁世凱想殺之“人”，也是馮國璋的對手。可是，狡猾的袁世凱自己躲在幕後，卻假馮國璋之手，巧妙地運用張宗昌這把“刀”，很快就乾淨利落地除掉了陳其美，從而穩定了自己在東南地區的統治。
二、聲東擊西
所謂“聲東擊西”，就是在表面上裝作去攻打東邊，實際上卻是攻打西邊，在軍事上，聲東擊西是指忽東忽西，巧妙地引誘敵軍，給對方製造錯覺，使其疏於防備，然後再趁其不備，出奇制勝，殲滅敵軍的謀略。
不論是在戰場、商場，或者是在政壇上，“聲東擊西”之計隨處可見，花樣也很多。“聲東擊西”的關鍵，就在於採取靈活、機動的行動，製造假象，似可為而不為，似不可為而為之，把對手的注意力吸引過來，造成對手的錯覺，使對手失去警覺，自己再乘虛而入，出其不意地戰勝對手。當然，要是你沒有很好地運用“聲東擊西”的計謀，被對手發覺了自己的真實意圖，採取“反措施”，你就可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當年周瑜就曾“班門弄斧”，想“聲東擊西”奪回荊州，卻被諸葛亮識破，弄得他狼狽不堪，最後竟被活活地氣死!
袁世凱很善於運用“聲東擊西”的計謀，他經常先是明確自己的主要目標，然後再玩弄一些“魔術”，忽而擊東，忽而擊西，把自己的主要目標掩蓋起來，讓對手摸不清他的“底細”，使對手毫無提防，力量分散，他再突然出擊，擊敗對手，達到自己的主要目標。
1推動官制改革，轉移對手的“視線”
為了爭奪權力，多少陰謀家、野心家大出風頭，既有武力的搶奪和血腥的屠殺，也有溫爾的“禪讓”鬧劇和冠冕堂皇的“清君側”。袁世凱可以說是“一代奸雄”，早在清朝末年他就被人稱為“活曹操”。在20世紀初的立憲運動中，袁世凱居然提出了最徹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其中就包藏著“居心叵測”的陰謀。
日俄戰爭後，國內要求“立憲”的呼聲高漲，為了表示順應“民意”，清廷決定派遣載澤、端方等5位大臣出國考察各國政治。1906年8月，五大臣從西歐回到了天津。作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親自到火車站迎接，將他們接到了完全西洋風格的直隸總督府把酒言歡。
在席間，袁世凱出示了一份自己“籌之久矣”的政治改革疏稿《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請他們回京後呈遞。這是一份在清朝內部實行“官制改革”的奏摺，袁世凱建議：在準備立憲期間，先推行政府機構改革，制定將來與議會制度相一致的新型官制，作為將來實行立憲政體的基礎。此時在座的人，包括袁世凱在內，誰也沒有料到，從這一天起，清朝末年最陰險的政治鬥爭拉開了帷幕。
回京後載澤等五大臣紛紛向清廷大談立憲的好處，慈禧卻是越聽越糊塗，不明白應該怎樣才能實行立憲。直到這時五大臣才想起了袁世凱的奏摺，急忙呈上，慈禧閱後大喜，立刻命袁世凱入京覲見。8月28日袁世凱到達北京，他是惟一能夠參與御前會議、討論五大臣條陳的地方大員。9月1日清廷下詔，宣示“預備立憲”，宣佈：“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所以，要“先從官制入手”。這份詔旨的內容，大多出自袁世凱的奏摺。此詔下達後，全國上下歡聲雷動，一片頌揚之聲。
在中國，對政治制度進行改革歷來是一項最**的事情。9月2日，清朝政治體制改革委員會編纂官制館成立，慈禧特命袁世凱會同五大臣、十幾位京官，以及從外省召來的幾位官員共同編纂官制，官制改革第一次進入了實施階段。為了避免有人破壞，也為了防止討論中的《官制改革方案》洩露出去，討論的地點十分機密，而且“門外盛陳兵衛，稽查甚嚴”。
在會上，袁世凱提出了自己的《官制改革方案》：裁撤吏部、禮部、翰林院、都察院、宗人府，將工、商二部合併為農工商部，改戶部為度支部，改刑部為法部，分兵部為陸軍、海軍二部；增設資政院、審計院、交通部，舊有各部惟一沒有變動的只有學部；最重要的是，將掌握實際權柄的軍機處裁撤，實行日本式的“責任內閣”制，內閣總理大臣由皇帝任命，但要提交國會透過，閣員則由內閣總理大臣遴選，奏請皇帝批准。
對於這個方案袁世凱的態度非常堅決，遇到人就說：“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他要“以死力相爭”!此外他還給反對派扣上了一頂“大帽子”：“有敢阻立憲者，即是吳椒(刺殺五大臣的革命志士)”，“即是革命黨”!
袁世凱是不是發瘋了?他居然提出這麼徹底的改革方案，這會觸及多少人的既得利益，引起他們的切齒和痛恨。不過袁世凱也不傻。表面上他提出這份方案，似乎不計個人譭譽，只是為國家的前途和立憲改革著想，非常光明正大。實際上他用的是“聲東擊西”之計，時刻都在撥拉著自己的“小算盤”，一旦實行“責任內閣”，就讓慶親王奕劻擔任總理大臣，而自己則擔任副總理，最“肥”的農工商部尚書則由慶親王之子載振出任。因為奕劻既無能又貪財，老袁完全可以“挾總理以令諸侯”，暗中操控內閣；而奕劻年老，一旦退職，肯定會保薦袁世凱接任總理大臣。同時透過“責任內閣”，還可以將自己的政敵瞿鴻機排擠出去，即使他仍是閣員，上奏是總理大臣一個人的事，不必像軍機大臣那樣全班進見，瞿也就無法從中操縱了。所以袁世凱一進京，就讓自己的親家、戶部尚書張百熙上奏摺，祕密保奏奕劻為總理大臣，袁世凱為副總理，迫不及待地想把權力都抓到自己的手中。
此外，袁世凱的心底裡一直有一個不能告訴外人的“隱憂”。因為，他在“戊戌變法”時曾告過密，害得光緒帝長期被幽禁在瀛臺，而慈禧已經年過七十，所以他擔心慈禧一旦駕崩，光緒帝就會“親政”，那時自己就將大禍臨頭，不但項上人頭難保，搞得不好還可能被誅滅九族。所以他必須趕快想辦法，預先做好佈置。如果組建“責任內閣”，限制君權，那麼縱然光緒皇帝親政，自己也可以用“責任內閣”這個“緊箍咒”來束縛他。不過這是袁世凱心底裡的“祕密”，他當然不能端上臺面來。
不過袁世凱雖然伎倆高明，企圖“聲東擊西”，瞞過世人，但又怎麼能騙得了許多明眼人?有一次光緒帝就曾冷冷地對他說：“袁世凱，你的心事我全知道!”一聽到這話，袁世凱冷汗直流，不敢回答，心想：好險，幸虧光緒皇帝現在只是一個“傀儡”，要不然自己的小命可真就難保了。看來自己的這一計還是用對了，真得抓緊辦。
兵法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在1906年的官制改革大辯論中，袁世凱竟然站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最徹底的《官制改革方案》，似乎對於中國的“立憲”事業非常“熱心”。其實，這份《官制改革方案》相當於“東”，只是袁世凱的一個“幌子”，以吸引政治對手的注意力，而操縱“責任內閣”，攫取更大的權力，則相當於“西”，這才是他“聲東擊西”的真正目的。
2倡議“君主立憲”，迷惑清廷和革命黨人
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如果善於製造假象，造成對手的錯覺，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袁世凱東山再起後，就運用“聲東擊西”之計，倡言“君主立憲”，確實一度迷惑了清廷和革命黨人。
武昌起義後袁世凱再次出山，迅速奪取了清王朝的軍政大權。為了向南方的革命勢力施加壓力，並麻痺清廷，他首先命令北洋軍先後奪取了漢口、漢陽，又在龜山上架起大炮，隔江炮擊武昌，給湖北軍政府更大的壓力。不過袁世凱這時還不打算佔領武昌，因為清王朝尚未垮臺，他還需要“養敵”自重，留著革命勢力好對付清廷，最後由他統一全國。在袁世凱的軟硬兼施下，黎元洪很快就向袁世凱表示妥協。
雙方停戰後，袁世凱便出席資政院並宣佈：南北和談，應當以“君主立憲”為前提條件，獲得議員們的一致贊成。隆裕太后知道後非常滿意，立即下了一道懿旨：“現在南北停戰，應派員討論大局，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袁世凱當即任命自己的老友唐紹儀為北方總代表，嚴修、楊士琦為代表，汪精衛、魏宸組、楊度為參贊，各省也有1名代表。
臨行前袁世凱約代表們談話，敦敦告誡他們：“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主立憲到底，不知其他”。當時在這個問題上，袁世凱反覆講述了幾十分鐘，語氣極其沉痛。有些代表聽後，還以為袁世凱真的要堅持“君主立憲”制度，頓時喜形於色。
他們哪裡知道袁世凱老奸巨猾，深知清廷對他不是太放心，所以老袁才使出了“聲東擊西”的伎倆，在公開場合大談“君主立憲”。因為老袁是靠著清朝發跡，“世受國恩”，不願背上從“孤兒寡婦”手中奪取天下的罵名，而且清廷舊臣尚多，還具有相當的實力，就是自己的嫡系北洋舊部也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此外革命黨人領導南方各省起義勢力很大，是否願意推選自己做大總統，自己也沒有把握。所以他先擺出一副“忠”於清室的面貌，既可以掩人耳目，也便於與革命勢力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當然，一旦時機成熟，袁世凱就會馬上撕去臉上的“假面具”，毫不留情地進行“逼宮”。
所以袁世凱出山後，經常把“君主立憲”擺在嘴邊，喜歡在別人面前表白：“餘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憲’，此事無可改變!”有一天滿洲貴族世續突然指著自己的大辮子問袁世凱：“大哥，你打算怎麼處理它?”袁世凱心裡“咯噔”一下，馬上就明白了世續是在試探自己是否忠於清廷，便十分嚴肅地表示：“大哥，您放心，我還很愛惜它，一定要設法保全它!”
不僅如此，袁世凱還把他這個“主張”宣揚出去。1911年11月18日，袁世凱專門接見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吉，當面表示：“作為根本解決時局的辦法，我個人始終主張非‘君主立憲’政體不可!”直到1912年初他仍然對外宣稱：自己“始終忠於朝廷，終身不為共和黨所用”。似乎袁世凱真是大清王朝的“大忠臣”，他對清廷是感恩戴德，會像諸葛亮那樣肝腦塗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對於革命黨人可能的反抗，袁世凱早有預料，所以他早就透過各種渠道與黃興溝通，並草擬了議和的條件：確定共和政體；袁世凱如果能先推翻清廷，便推舉老袁為大總統；優待清朝皇室，南北滿漢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同時組織臨時會議，恢復各省秩序。
其實，所謂“議和”，只不過是袁世凱奪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種手段。早在唐紹儀南下前，袁世凱就與他密商了一夜，向他交了“底”，並叮囑他到上海後，先與立憲派領袖張謇聯絡，探聽情況。所以唐紹儀一到上海，很快就向張謇透露了自己與南方談判的“底線”如果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
透過這一番幕後的活動，南北議和的基調已經確定下來。在第二次談判時唐紹儀就表示，袁世凱其實並不反對“共和政體”，只是主張，由“國民會議”來決定君主制或共和制的問題，使清廷易於下臺。在第三、四、五次談判時，雙方又商定了召集“國民會議”的具體辦法，以及國民會議開會的時間、地點等具體問題。
1911年底，孫中山從歐洲回國，被各省代表會議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儘管孫中山事先曾打電報給袁世凱，表示自己只是暫時負責組織政府，希望他早定大計。但是袁世凱素來老奸巨猾，深怕孫中山搶先一步擔任臨時大總統，又不願拱手相讓，他豈非兩頭都落了個空?於是袁世凱馬上變了臉，下令將唐紹儀免職，雙方已經達成的協議也被推翻，並命令北洋軍炮轟武昌，向南方的革命黨人施加壓力。
同時袁世凱又將“君主立憲”的論調“撿”了起來，唆使段祺瑞、馮國璋等40多位北洋軍將領發出通電，堅決主張君主立憲，“誓死”反對共和，一則是對南京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二則是以此向清廷表示自己的“忠心”，以榨取清室的金銀財寶。隆裕太后知道後，果然是溫諭慰勉，並撥發黃金8萬錠充作軍費。
雖然袁世凱出爾反爾，但是南京臨時政府並沒有同他決裂。針對袁世凱的疑慮，1912年1月16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宣告：“只要袁贊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舉袁為臨時大總統”。可是袁世凱還是不放心，又致電南方總代表伍廷芳，向他質問：“選舉總統是何用意?以總統讓袁，有何把握?”從伍廷芳那裡，袁世凱再次得到了明確的保證。不久唐紹儀與伍廷芳進行祕密交涉，並達成了清帝在優待條件下退位，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由袁世凱繼任的協議。至此，袁世凱才吃了一顆“定心丸”。
南北和談既然成功，末代皇太后和小皇帝溥儀就成了袁世凱當上民國大總統的“絆腳石”了。這時袁世凱便翻臉不認人，將維護君主制度、忠於清室的諾言拋到了腦後，反過頭來加緊“逼宮”。最後迫於內外壓力，隆裕太后只得於1912年2月12日，帶著6歲的小皇帝溥儀上朝，宣佈“退位”。隨後袁世凱被臨時參議院選舉為大總統，辛亥革命的果實終於落到了袁世凱的手裡。
辛亥革命後，奸詐的袁世凱根據形勢的變化，玩弄權術，首先打出了“君主立憲”這張“怪牌”，既迷惑了清廷，又藉此要挾南方的革命勢力向他讓步，將雙方玩弄於自己的“股掌”之上，最後他再“聲東擊西”，奪取了全國的最高權力。當時清廷和南芳的革命派之所以向袁世凱拱手相讓，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了袁世凱“聲東擊西”的詭計，相信了他的“鬼話”!
三、李代桃僵
所謂“李代桃僵”，本來是指：桃樹要遭難了，就由李樹來代替；李死桃活。這是一個比喻，用來概括各種替代受過、受難的現象。在軍事上，兵家們往往以區域性的犧牲，以保證全域性的轉危為安，或者是犧牲小股兵力，儲存大部隊，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這就是一種“李代桃僵”的策略。
在現實世界中，“李代桃僵”之計要求你既捨得放棄“蠅頭小利”，也不要被“小害”所影響，而應當著重考慮整體利益，從全域性、從實質上看輸贏或地位的高低。如果你因為一點“小利”失去了就痛心疾首，或者為得到了一時之利而大喜若狂，都是不明智的。如果你在該放棄時就捨得放棄，“以退為進”，就可能會取得更大的勝利。
在中國歷史上，“李代桃僵”的事蹟很多，其中既有高風亮節的行為，也有統治者(比如曹操)玩弄“割發代首”的遊戲，更有十惡不赦的歹徒找“替罪羊”的卑劣行徑。在政治鬥爭中，每當局勢嚴峻、不能取得全部勝利時，“一代梟雄”袁世凱就會衡量輕重、緩急，採用“李代桃僵”的策略，在必要時“捨車保帥”不惜犧牲一些小的、區域性的利益，以換取全域性或者是大部分的勝利。
1謀私利，“籠絡”日本
在與強大的對手周旋時，許多人往往會“忍痛割愛”，選擇與對手妥協。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談判時，袁世凱為了一己私利，向日本侵略者妥協、讓步，終於從日、俄兩**隊的鐵蹄下收回了東北的行政主權，為他下一步控制東北打下了基礎。
1904年2月，日本、俄國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正式開戰。在陸地上，俄軍一敗塗地，經過約一年的戰鬥，奉天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被日軍佔去。在海上，在1905年1月的對馬戰役中，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幾乎全軍覆滅。日本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在人力、財力上也是精疲力盡，如果戰爭長期化，日本並沒有獲得最後勝利的把握。於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趁機出面“調停”。
1905年8月9日，日、俄兩國開始在美國的朴茨茅斯城進行和平談判。在英、美的支援下，沙俄被迫在重新分割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問題上做出了許多讓步。9月25日，日、俄簽訂了《朴茨茅斯和約》，俄國同意將旅順、大連的租借權，從長春(寬城子)至旅順口的鐵路及一切支路，上述鐵道區內所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以及附屬之一切煤礦，或所經營之一切煤礦，都轉讓給日本；在兩國同時自東北撤兵後，仍可留置“鐵路守備兵”，每公里不超過15名，以保護彼此之鐵路線；俄國承認朝鮮歸日本保護；日、俄兩國在和約生效後18個月內從東北撤軍等等。因此，日本在朝鮮的地位更為鞏固，從此它向中國侵略時更無“後顧之憂”。
在日、俄兩國開始和談之前，清政府曾於1905年7月6日分別向兩國政府宣告：“現在議和條款內，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但是清政府腐朽、無能，只是“洋人的朝廷”，所以這並不能影響日、俄這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分割和掠奪中國東北的計劃。在商定它們的“分贓方案”時，日本和俄國把清朝政府撇在一邊，只是為了完成法律上的手續，兩國才在和約中有關中國東北的權益移讓條款中註明“須商請中國政府允諾”。直到《朴茨茅斯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才派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為全權代表，來與清朝政府談判。
從1905年11月7日起，中、日兩國代表開始在北京進行談判。在中國方面，清政府派遣外務部總理大臣奕劻、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瞿鴻機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為全權代表，楊士琦和金邦平為參議。談判開始前，奕劻曾經面奏慈禧太后：過去的對外交涉，都是由北洋大臣出面；對於日本和東北的情況，袁世凱也很熟悉，所以這次談判，就由他具體負責；如果他發言有不當之處，再由瞿鴻機出面糾正。這個建議頗切實際，又沒有貶損瞿鴻機的地位，所以得到了慈禧的同意。中日談判一開始，奕劻就故意託病缺席，其中的“奧妙”就在於此。在這次中日談判中，袁世凱實際上是中方的主要談判代表。
當時袁世凱代表的清朝政府非常軟弱、無能，在國內的統治也是搖搖欲墜。經過幾次戰爭，早就被列強打怕了。所以，日俄戰爭一爆發，清政府竟然宣告所謂的“局外中立”，說什麼“朝廷軫念彼此均系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
現在，日俄戰爭已經隨《朴茨茅斯和約》的締結而正式宣告結束，但是日本侵略者“得隴望蜀”，它還要擴大掠奪物，於是又將壓迫的矛頭轉而直對中國，企圖進行更多的勒索和敲詐。對此，腐朽的清政府既缺少準備，又沒有什麼有效的對策。在與日本談判時，袁世凱也是非常軟弱，力主妥協退讓，他擔心：如果不滿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日本就可能夥同俄國，以種種“藉口”推遲乃至拒絕從東北撤兵，軟弱的清政府也拿他們沒轍。
所以在與日本談判前，袁世凱就決定採取“李代桃僵”的辦法，為了收回本應屬於中國的東北，在許多問題上步步後退，以“籠絡”日本帝國主義。結果在中、日談判中，袁世凱不僅承認日本繼承原來俄國在東北南部的權益，還對日方做出了不少不應該的讓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日本的侵略願望：
(1)在日、俄軍隊撤退後，中國將盡快自行開放東北境內的16個商埠：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長春、吉林、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齊齊哈爾、海拉爾、璦琿、滿洲里。
(2)日本可以繼續經營其在日俄戰爭期間擅自鋪設的自安東至奉天的一條輕便鐵路，並加以“改良”，以15年為期，期滿後轉賣給中國。
(3)東北和朝鮮陸路通商，“彼此應按照最優國之例辦理”，即要援引中法、中俄、中英陸路通商減稅的先例，也給予日本經濟特權。
(4)為維持南滿鐵路利益起見，在將來收回該鐵路之前，中國同意不在該路附近修築平行之幹路，及有損該路利益之支路。
(5)設立一箇中日木植公司，可以在鴨綠江右岸採伐森林。
在袁世凱的多次“懇求”下，日本侵略者總算髮了一點“善心”，在“護路兵”的問題上做出了一點小小的“讓步”，如果俄國同意撤退護路兵，或“中、俄兩國另有商訂妥善辦法”，日本將一律照辦；如果東北地方“平靖”，對於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中國均能保護周密，日、俄兩國的護路兵將同時撤退。面對日本強盜，袁世凱也是無可奈何，只好在《會議記錄》內宣告。對此，“中國視為尚未完備”。從此大批的日俄軍隊就“合法”地駐紮在東北境內，隨時都可以進行武裝侵略，對東三省實行軍事的佔領。後來，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使用了這支所謂的“護路兵”(即“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東三省。
12月22日，中、日雙方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及其附件，中日北京會談是以日本在《朴茨茅斯條約》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在東北的侵略利益而告終。如果說日本在《朴茨茅斯和約》中得到的是對俄戰爭勝利的直接成果，那麼它在北京得到的就是一筆巨大的“副產品”，而標榜“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則把中國引到了與“戰敗國”相同的結局。在北京會談中，中國作為一個“中立國”，竟然在“戰勝國”日本面前落到了這樣屈辱的下場，在國際關係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充分地反映了中國在清朝統治下的悲慘地位。
不過在袁世凱的眼裡，國家主權和民族的利益是無足輕重的，因為他即將得到的“李”大於失去的“桃”：他雖然對外妥協，對日本強盜做出了許多不應該做的讓步，但終於將東北三省的行政主權收回，這就為他下一步“獨吞”東北，成為“關內關外王”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了個人的私利，袁世凱不惜拿國家的主權和帝國主義列強做交易，足見他是多麼的無恥和卑鄙!
2交兵權，以退為進
“妥協”是智者克敵制勝的“法寶”。在與強大的對手交鋒時，你如果執意蠻幹，不學會妥協，往往會吃許多“苦頭”。在這方面袁世凱堪稱是“老手”，他在政治鬥爭中講究策略，以退為進，主動辭去兼職，上交兵權，終於“吃小虧，佔大便宜”，儲存了自己的實力。
1906年秋，清廷下詔，宣佈實行“預備立憲”，先從官制改革“入手”。9月2日，慈禧太后特命直隸總督袁世凱會同載澤、鐵良、端方等人共同編纂官制。當時為了奪取更大的權力，袁世凱首開一炮，提出了一份非常徹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將軍機處裁撤，實行“責任內閣”制。沒想到卻因此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最後在11月6日，大清王朝的“當家人”慈禧太后拍板，否決了“責任內閣”制，保留軍機處、內閣、外務部、吏部、學部(禮部)，宗人府、翰林院、欽天監、內務府等衙門也無須更改；將兵部改為陸軍部，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新設郵傳部等等。總的來看，這次改革除了新設幾個衙門，幾個機構換個名稱，沒有多少新意，真是“換湯不換藥”。這就是討論了好幾個月才最後定局的大清國官制改革!
新官制方案一公佈，中外輿論一片譁然，一種受騙的感覺籠罩在許多人的心頭。所以，英國《泰晤士報》報道：“看來，反對勢力還是非常強大的。人們所能期望的是，它的進步能按照最虔誠的香客朝拜的樣子，前進三步又後退兩步”。
一看到這份新官制方案，袁世凱也是大吃一驚，頹然地倒在太師椅上。11月初，在官制改革鬥爭中，他見勢不妙，就像一條“落水狗”一樣慌慌張張地離開北京，說是要去檢閱彰秋會操，實際上會操已經接近尾聲。眼下袁世凱的處境真是再慘不過了，滿朝武再無第二人。一個月前他還是中國“最大的改革家”，聲望如日中天。現在倒好，他孤立無援成了一棵孤木，隨時可能被砍伐，真是“落地的鳳凰不如雞”!。為了一個官制改革方案，自己差點連老命都丟了，這又是何苦?
想來想去老袁忽然靈機一動：自己何不找找慶親王奕劻，他既是首席軍機大臣，和自己的關係又很“鐵”，看他能不能挽回這個局面?於是，袁世凱便命自己的心腹楊士琦立即進京，去找慶親王奕劻。哪知道，奕劻也是連連搖頭說：“這是老佛爺(指慈禧太后)的意思，我也是無力迴天！”所以他讓楊士琦帶給“口信”給袁世凱：“這是既成事實，已經無法改變!”
袁世凱知道後非常懊惱：朝廷是一心要將原來分散在各省督撫手中的權力收回。特別是新任陸軍部尚書鐵良與老袁是死對頭，他一上任，就多次行給袁世凱，要將北洋6鎮都從他的手裡奪走，收歸陸軍部管轄。
怎麼辦?“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沒辦法，袁世凱一咬牙：“有些東西既然保不住，還不如早點放棄，以爭取主動。”這時袁世凱再屈指一算，自己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既手握北洋6個鎮的兵權，又身兼督辦電政大臣、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督辦京鎮鐵路大臣和督辦京漢鐵路大臣等好幾個兼職，統管全國的鐵路、郵政等好多企業。常言說得好，“樹大招風”，也難怪朝廷看自己不順眼，要拿自己開刀。看來自己還真是得暫時收斂一下，好避避風頭。
最後，11月18日老袁打定主意，就立即草擬了一份奏摺，“忍痛割愛”地做出了一個在過去他死也不肯做出的決定，辭去督辦電政大臣等8項兼差，並交出北洋4鎮的兵權，但為了保衛直隸的安全，仍保留北洋第二鎮、第四鎮。
這份奏摺一發出去，老袁可就有點後悔了。這是他用了多少心思，花費了多少金錢，培養了多少人才，才訓練出來的軍隊啊!現在，他要把4個鎮都交出去，就為了堵住“悠悠之口”?這時袁世凱不禁又喜又憂：喜的是，慈禧老佛爺也許像半年前他奏請開去兼差那樣，又給他一個“優詔慰留”；憂的是：朝廷恐怕還會變本加厲，讓他把6個鎮的軍隊都交出去。現在看來，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可是，老袁是靠軍隊起家的，深知軍隊的重要性：他如果再交出那碩果僅存的兩個鎮，手上一個兵也沒有了，可就真的成了一個“光桿司令”，任人宰割了。一想到這裡，袁世凱真是不寒而慄!這時，袁世凱再也不希冀什麼“改革”了，他對“改革”真是傷透了心！
11月20日他接到了一份冷冰冰的上諭：“著照所請！”袁世凱一看心都涼了，但又有點慶幸：總算保住了兩個鎮的軍隊，以後自己可以蓄勢待時，就不愁沒有東山再起的一天!
這時，最關心中國改革命運的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首席記者莫理循忽然發現，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袁世凱不見了。於是，他立即驅車趕到天津。那天正好是11月20日，袁世凱在直隸總督府的小客廳會見了莫理循。當時莫理循發現，袁世凱生病了，得的是“流感”。“流感”是袁世凱在新官制改革中獲得的惟一成果。雖說改革要冒點風險，但是投入與產出相距如此遙遠。袁世凱一生精明，還從來沒有做過這種買賣。
後來莫理循寫道：
“這位總督很後悔。在命令發表的當天，他沒有離開他的房間。那一天他本來已經安排去參加天津新橋的開放典禮，這座橋跨過海河通到奧地利租界。以往這種臉上增輝的好事，總督總要出席。但那天舉行新橋典禮的時候，總督藉口有病沒有參加，他謝絕一切約會，待在家裡，只會見了我”。
不過在莫理循的眼裡，袁世凱仍然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他在這場官制改革中雖然吃了敗仗，但實力猶存。因為他雖然交出了4個鎮的軍隊，但這些軍隊都是袁世凱親手帶出來的，各鎮的將領對他仍然是“忠心不二”。至於袁世凱上交的鐵路、電報、輪船等近代化企業，都歸新設的郵傳部管理，而郵傳部尚書張百熙是老袁的親家，左侍郎朱寶奎、右侍郎唐紹儀也都是他的親信。所以，這些軍隊和事業仍然是在袁世凱的“遙控”之下。
中國有一句古語：“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對朝廷的疑忌，狡猾的袁世凱以退為進，採用“李代桃僵”的策略，表面上放棄“桃”4個鎮的軍權和8項兼差，以爭取主動，但仍保留“李”對這些軍隊和企業進行暗中控制，從而儲存了自己的實力。
四、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指的是預防事件的爆發，或者是在爆發後尋求徹底解決，著重從幕後或側面下手的一種手段，它是一個“治本”的辦法。
“釜底抽薪”是一種注重根本解決的策略。在現實生活中，你可以以靜制動，以柔克剛，即使雙方的力量對比非常懸殊。你也可以運用最厲害的計謀，來削弱對方的勢力，甚至消除對立勢力的生存根源，這也是“釜底抽薪”。
古往今來，不論是在戰場、商場、情場，還是在官場上，運用“釜底抽薪”的謀略來解圍取勝的案例，真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在清末民初，袁世凱就以“活曹操”著稱，他做事時大刀闊斧，力戒不關痛癢。在與政敵較量時，袁世凱特別擅長運用“釜底抽薪”的計謀，注重從根本上入手，企圖將對手連根剷除，不給對手留下任何“餘地”。
1下毒手，“屠民”袁世凱
在20世紀初，清朝有3位權勢特別顯赫的地方總督：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和直隸總督袁世凱，這3個人各有特徵，張之洞花錢如流水，被人稱為“屠財”；岑春煊最喜歡彈劾官吏，被人稱為“屠官”；袁世凱下手最重，殺人不計其數，被人稱為“屠民”。在某種意義上說，“清末三屠”的說法可謂“入木三分”了。
自從1901年9月簽訂《辛丑和約》以後，中國人民又增加了將近10億兩白銀的“賠款”負擔，許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只好鋌而走險，起來造反。當時直隸又有許多教案，“各府、州、縣罰賠民間現款，共計四百餘萬兩之多。既遭浩劫，再罰此鉅款，民何以堪?”因此，在直隸全省很快興起了“掃清滅洋”運動。
1901年11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首先面對的就是此起彼伏的人民起義。當時的形勢確實是很嚴峻，如果袁世凱不能很快將人民的反抗鬥爭鎮壓下去，那麼勢必會激怒列強和清政府，袁世凱的“烏紗帽”恐怕就難保了。經過一番苦苦思索，袁世凱終於想到了對策“斬草除根”。
為了迅速穩定社會秩序，袁世凱採取了“剿撫兼施”的方針。其實，早在1901年夏，前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曾頒佈命令：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所有民教糾紛各案，一律予以完結，不得再行追究和尋仇報復。袁世凱上任後，也認為：在庚子年間，“案多且巨，株連太眾，一經查辦，恐已安者復為**，已結者復起波瀾。拳團之案固難結，而民教之案尤費周詳。當此聯軍(指八國聯軍)未退，邊境多事，必先清內訌，何必自行擾亂”，便重申這道命令，前案一律免究，以安定人心。
與此同時，他又派出大批官吏明察暗訪，將一些“凶悍素著”的義和團“緝獲懲辦”，結果抓到的義和團“數逾千百”。當時有不少義和團殘部“伏處天津，苟有舉發，俱儲營務處審決，大都處死”。對此，他的幕僚婁椒生有不同意見：“宜從寬典”。袁世凱卻說：“此輩如臭蟲，孳生不絕”；為了防止他們春風吹又生，“惟有芟夷淨盡，以遏亂萌”，“蓋取‘亂世用重典’之義”。
對於人民的武裝反抗鬥爭，袁世凱更是毫不留情地堅決進行鎮壓，比如直隸廣宗縣的景廷賓起義就是被他派兵“絞殺”的。
景廷賓(18611902)，直隸廣宗縣東召村人，武舉人出身。他是廣宗縣“聯莊會”的總團頭，平時愛交朋友，好打抱不平，在當地威信很高。1900年義和團運動興起，邢臺、威縣、廣宗等縣人民響應，到處焚燒教堂，殺死洋人。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法國傳教士向廣宗知縣要求賠償損失，議定賠款10000多兩，並指定各村按地畝攤捐。這時廣宗縣已經是連年荒歉，百姓都難以度日了。現在，聽說又要給洋人攤繳賠款，百姓便推舉景廷賓為首領，於1901年兩次聚眾抗議，憤怒地宣稱：“中國人不納‘洋差’！”
1902年3月景廷賓聚眾起義，號稱“龍團大元帥”，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掃清滅洋”的口號，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一時間，各地紛紛響應，橫跨河北、山東、河南等3個省的20多個縣，掀起了一場革命風暴，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三四萬人。
景廷賓領導的起義，嚇壞了清政府，袁世凱也是大為驚慌。急忙調派段祺瑞、倪嗣沖、張騰蛟等率領武衛右軍先鋒隊、江南自強軍和練軍趕往鎮壓。3月3日清軍向東召村發起進攻，當地群眾手持長矛、大刀，奮勇抵抗，清兵死傷慘重。德、法、日等國也出動軍隊6000多人，從北京開往南宮一帶去“助剿”。5月，景廷賓兵敗被捕。7月，為了討好法國公使，袁世凱下令：將景廷賓押解到威縣魚堤村凌遲處死，並賠償法國教堂的損失，還為被中國人民打死的羅神甫立了一塊“紀念碑”。
當時有人曾上奏指控他，在鎮壓這次起義的過程中，袁世凱的部下殺人過多，各路統兵將領也“貪功生事，玩忽民瘼”，主張“嚴加參劾，俾照儆戒”。
對此袁世凱卻是置若罔聞，認為當前“以先弭內亂藉杜外侮為當務之急”，如果我們不能迅速平定景廷賓起義，“他人(指列強)執約以相詰責，狡啟者從而生心，藉端干預”，“萬一輦轂之下稍有虛驚，臣身任封圻，何堪當此重咎?”也就是說，他害怕景廷賓的起義軍“滅洋”，會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再次干涉，使慈禧驚慌，那他就會擔當不起。此外，他還認為，當義和團剛剛興起的時候，非常弱小，“一健吏足以了之”，可是“地方將吏，稍加抑制，言事者輒交章論劾”，最後導致大局不可收拾，“殷鑑未遠，詎堪再誤?”所以，對於那些“貪功生事”的官員，袁世凱非但不懲罰，反而上奏朝廷：對在鎮壓景廷賓起義中立“功”的70多名武官員給予嘉獎。
考慮到直隸人民的反抗鬥爭聲勢浩大，有其社會根源，所以袁世凱採用“釜底抽薪”的謀略，雙管齊下，一方面宣佈此前發生的“民教各案”一律完結，以緩和民眾與外國教會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殘酷鎮壓人民的武裝鬥爭，大肆屠殺起義軍，以防止他們“春風吹又生”。最後，袁世凱懷柔和鎮壓“兩手”並用，終於將直隸人民的反抗鬥爭鎮壓下去，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歡心，很快就命袁世凱“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2解散國民黨，讓《天壇憲章》“流產”
中國有一句古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形容根本不可能成長的事物。為了阻止《天壇憲章》的生效，袁世凱就採用“兜底戰術”，將“薪”抽走下令解散國民黨，致使國會和“憲法起草委員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不能開會，使得《天壇憲章》這棵尚未長成的“小樹”枯死夭折，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為了制訂中華民國憲法，1913年7月初，根據《國會組織法》的規定，國會參、眾兩院各推選30名議員，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是楊漪。在60名憲法起草委員中，國民黨的力量最強，有33人；進步黨18人；共和黨8人。7月15日，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了《憲法起草委員會規則》規定：“非有委員23出席，不得開議”，“決議以委員總額半數之一致透過之”，“非國會議員禁止旁聽”等等。從第4次會議起，憲法起草委員會即在天壇祈年殿召開，取“忠於民國之心惟天可表”之意。所以他們制定的《憲法草案》被稱為《天壇憲章》。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氣焰大長，又急於成為“正式大總統”，便讓進步黨議員提出先選總統、再製定憲法的主張。10月4日，《大總統選舉法》在國會經三讀透過並公佈。10月6日，在軍警的刺刀下，國會“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既然如願以償，又“得隴望蜀”想制定一部有利於自己的根本**，開始粗暴地干涉憲法的起草工作。
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屢經袁世凱的摧殘，有的起草委員被殺害，有的起草委員被迫離開北京，但是國民黨及其友黨民憲黨籍議員仍佔多數。憲法起草委員會見大勢不妙，來不及討論地方制度，就於10月31日將《憲法草案》匆匆三讀透過，定名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提交國會“憲法會議”審議，這就是後人所稱的《天壇憲章》。
《天壇憲章》共11章、113條，是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憲法。與《臨時約法》相比，《天壇憲章》中總統的職權有所擴大：一是有權命令國會停會，“大總統得停止眾議院或參議院之會議”；二是可以解散國會，“大總統經參議院列席議員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眾議院”；三是可以任命更多的官員，《天壇憲章》只是規定：國務總理的人選須經眾議院同意。
可是，袁世凱卻不滿足，仍然對《天壇憲章》非常惱火：
第一在國會閉會後，設立國會委員會作為常設機構，成員共40人，其職權如下：大總統為維持公安或防禦非常災患，鬚髮布“教令”時，應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大總統宣告戒嚴，如國會委員會認為沒有必要時，應立即解嚴等等。對於袁世凱來說，國會委員會無異於是自己“無時不在”的監督者，實在是礙手礙腳。
第二實行“責任內閣”制，內閣對於眾議院負責。《天壇憲章》明確規定：大總統釋出命令及其他有關國務的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武官吏，“但國務員不在此限”。袁世凱對此堅決反對，說《憲章》這麼規定，“無非欲以議員專佔國務院之職”。
第三確保共和國體。對於修改憲法，《天壇憲章》設定了很高的“門檻”：(1)只有國會中14以上的議員連署才能提出憲法修正案；(2)憲法修正案非經參、眾兩院議員23以上同意不得成立；(3)憲法修正案成立後，由憲法會議(只有兩院議員總數23以上出席，才能開議)審議並修正；(4)經出席議員34以上同意，憲法修正案才能議決；(5)共和國體不得修正。這樣一來，袁世凱要想復辟帝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實行審計制度。《天壇憲章》除列舉了審計內容外，還規定：審計院由參議院選舉產生之審計員組成；審計院長由審計員互選。袁世凱認為，這是侵犯了大總統任命官吏的特權。
眼見《天壇憲章》即將提交國會審議，袁世凱驚恐萬分，深恐國會一旦透過，自己就將受到《天壇憲章》這個“緊箍咒”的束縛。所以，袁世凱決定改變戰術，不再和國會議員們“繞圈子”，而是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在正式動手前袁世凱照例要“表演”一番，以顯示自己是得到了“民意”的支援。10月25日，袁世凱通電各省都督和民政長，反對《天壇憲章》：
“制定憲法，關係民國存亡，應如何審議精詳，力求完全；乃國民黨人破壞者多，始則記名政黨，為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此次憲法起草委員會，該黨議員居其多數，聞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各該武長官，同為國民一分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務望逐條研究討論，於電到五日內迅速條陳電覆，以憑採擇”。
袁世凱一聲令下，各地的“狐群狗黨”紛紛跳出來，為他搖旗吶喊，紛紛叫囂：要解散國會，取消《天壇憲章》。10月29日，河南都督張鎮芳通電列舉了《憲法草案》的所謂“謬點”後，攻擊憲法起草委員會“欲蹈**君主之喜怒用事”，“竟敢訂此暴民**之憲法”，要求將國會中“凡在國民黨籍者概行開除，或即另行改造，佈告各省，嚴行取締，停止國民黨人被選舉權”。同時，“辮子軍”統帥張勳也痛斥憲法草案“荒謬絕倫”，並表示：“勳雖不才，誅鋤叛逆，以身許國，萬死不辭!”
既然有了強大的“民意”作“後盾”，袁世凱也就有恃無恐了。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藉口查獲李烈鈞與國民黨議員徐秀鈞等人的往來密電，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追繳國民黨籍議員的證書、會章，被牽連的議員多達438人，國會因此無法開會。10日，因為不足法定人數。“憲法起草委員會”也自行宣告解散。《天壇憲章》尚未經國會兩院憲法會議討論，國會本身便遭到破壞。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草案》就這樣被迫夭折了。從此，老袁就再也不必為《天壇憲章》頭痛和擔憂了，他終於可以睡一個“安穩覺”了!
俗話說得好，“一物降一物”，老鼠怕貓蛇怕打七寸。“釜底抽薪”，抓的就是根本問題，就是決定性因素。《天壇憲章》要想生效，必須要由憲法起草委員會透過，並提交國會兩院憲法會議討論。一旦國會和憲法起草委員會都被迫解散，《天壇憲章》也就真得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只有流產了。所以，袁世凱真是《天壇憲章》的“剋星”。
五、反客為主
“反客為主”，又名“喧賓奪主”。從字面上講，“反客為主”的“主”是主人，“客”是賓客。如果加以引申，“主”就是統治者、支配者，處於主動地位；“客”是依附者、被統治者、被支配者，處於被動地位。“反客為主”，是處於被動地位的“客”，奪取主導權，代替了原來的“主”，並把原來的“主”變成了“客”，任其隨意擺弄。所以，“反客為主”之計，實際上是一種“奪位術”。
在軍事上。“反客為主”是指在戰爭中要積極努力，設法化被動為主動，爭取掌握戰爭主動權的策略。在古人看來，“反客為主”多是對於盟友的，經常是假意援助盟友。先站穩腳跟，再步步為營，逐步兼併或控制盟友。
袁世凱對“反客為主”之計理解很深，一個人要善於化被動為主動，變不利局面為有利局面，所以，他即使是居於“客”位，既不焦躁，也不氣餒。而是仔細分析形勢，善於“見縫插針”，抓住機會，循序漸進地擴大自己的勢力，最終變“客”為“主”，從中獲取最大的利益。
1“空手套白狼”，巧奪慶軍
眾所周知，歷代開國帝王都是靠軍隊起家的。在這一點上，袁世凱也不例外，他一貫把軍隊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更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他竟然能夠“空手套白狼”，用智謀巧妙地控制了一支軍隊，從而為自己後來在朝鮮的發跡打下了基礎。
早年袁世凱的命運很是坎坷，曾先後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跡，非常潦倒。不過，他很喜歡閱讀兵書戰策，每每侃侃而談。他曾對一位好友說：“過去我好奮匹夫之勇，現在學了萬人之敵，才知道好勇鬥狠，實在沒有什麼用處。三軍不可奪帥。我手上如果能夠掌握十萬精兵，便可以橫行天下”。可是袁世凱當時還是赤子空拳，無兵無將，到哪裡去掌握一支軍隊呢?
經過一番調查，袁世凱把目光轉向了吳長慶的“慶軍”。原來，吳長慶早年就與袁世凱的堂叔袁保慶很有私交，所部慶軍正在山東沿海一帶駐防。1881年10月，經王雁臣的推薦，袁世凱投奔了吳長慶，在他的幕府中做事，並拜名士張謇為老師。不過，袁世凱當是屬於亂世的，並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呢，時刻都想把這支軍隊抓到手中，以於成一番事業。
很快袁世凱的機會就來了。原來，19世紀後期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國家也迅速強盛起來。當時日本對外推行“大陸政策”，將侵略的矛頭指向其近鄰朝鮮。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政府訂立《江華條約》12款，否認大清國對於朝鮮的“宗主權”，表面上尊重朝鮮為“自主之邦”，與日本有“平等之主權”，實際上強迫朝鮮開放通商口岸、減低關稅，給予領事裁判權，日本的勢力也得以進入朝鮮。
當時，由於日本不法商人壟斷了朝鮮的糧食貿易，把糧食大量運往日本，致使朝鮮士兵無以為食。到1882年夏天，朝鮮政府拖欠士兵的軍餉竟達7個月之久，首都漢城的駐軍一再向政府哀求發餉，也未能如願。到了7月份，朝鮮政府總算同意發放1個月的軍餉，但經手的官吏又暗中攙入許多糠秕、沙石，憤怒計程車兵於是殺死倉庫官吏。
為了能趁亂奪取政權，國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罡應又暗中派人煽動，促使矛盾激化，遂發生了“兵變”。變兵闖入王宮，欲殺死閔妃，閔妃慌忙化裝逃走。變兵轉而襲擊日本公使館，殺死日本教官多人，並縱火焚燒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議質趕忙逃往仁川。隨後，大院君當政，排斥閔妃集團。因為這次變亂髮生在壬午年，所以朝鮮歷史上稱之為“壬午兵變”。
這時，朝鮮的大臣金允植、魚允中等人正好在天津，急忙向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求援，請其出兵幫助朝鮮平定內亂。8月初，清廷派慶軍統領吳長慶率領6個營前往朝鮮，以穩定朝鮮的秩序，抵制日本的侵略。
一聽說“慶軍”要開赴朝鮮，袁世凱就大為興奮，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在國內袁世凱既沒有什麼功名，資歷又太淺，要是論資排輩的話，自己真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受到重用。到朝鮮雖然是去異國他鄉，但也容易建功立業，袁世凱就有機會大出風頭了。
所以，袁世凱在寫給他兄長的信裡說：“弟限於資格，中原難期大用。抵高麗，能握兵權”。他還說，“既建功業，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斷言：“李熙，庸主耳，無能為，奪其政權歸我掌握，猶反手也”。很難相信，這些話能出自一個才24歲的青年之口。袁世凱雖然還很年輕，但他以超人的政治嗅覺認定：發生在異國朝鮮的這場動亂，是自己千載難逢的良機。
在這個問題上，才20出頭的袁世凱就比“慶軍統領”吳長慶看得遠。當時，吳想的只是去朝鮮平定叛亂，好趕快回國領賞，繼續做他的“統領”，壓根兒就沒想過要在朝鮮“建功立業”!
袁世凱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師張謇：請他在吳長慶面前多多美言幾句。於是，吳長慶便命他在前敵營務處任職，負責軍需供應和勘察進軍路線。
當時，清朝的軍隊已經是極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臨時徵募而來，其中夾雜著不少市井無賴，遊手好閒，不習兵事，軍紀敗壞，燒殺搶掠，時有發生。所以在朝鮮登陸後，士兵們都以為“天高皇帝遠”，所以爭相搶劫朝鮮民宅，使得老百姓人心惶惶，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對於慶軍的紀律敗壞，吳長慶也是大動肝火，但卻束手無策。這時，袁世凱覺得這真是“天賜良機”，便挺身而出，願意擔當整飭軍紀之任。吳長慶大喜，當即頒給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權督查軍紀。
當天夜裡就有當地族長進營稟報：有一批清軍正在搶劫百姓的雞鴨。吳長慶便命人去把袁世凱給叫來，問他為什麼不嚴辦?袁世凱趕來後，當即報告：剛才他在軍營外，已請出吳長慶的令箭，將為首的7個人當眾斬首。
原來，袁世凱接令後當即宣佈：凡官兵敢擅入民宅者殺無赦!此外，他還組織了一支“整飭軍風行動隊”，由他親自率領，日夜巡查。剛才那些亂兵從外面搶劫回來，正被袁世凱給碰上，便當即將他們正法，並撤辦了幾名將領。
這時，旁邊的朝鮮老族長趕忙來到吳長慶面前，倒身下拜，連連稱頌王師紀律嚴明，表示回去後一定要讓百姓們多準備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勞“義師”。老族長走後，吳長慶拍拍袁世凱的肩膀，稱讚他：“好孩子!你真不愧是將門虎子！”
從此，清軍軍紀肅然，袁世凱也是聲威大振。據《容閹弟子記》記載，有時某些案件，就連吳長慶出面說情，袁世凱也不予寬宥。所以吳長慶曾對軍中的一些親友說：你們可得小心，千萬不要犯法啊!否則，你們要是落在袁世凱的手裡，他可是絕饒不了你們。
對於年輕的袁世凱，慶軍中的許多老兵雖然是恨得咬牙切齒，但又懾於他手中的那支令箭，敢怒不敢言。當時就有一位幕僚周某悄悄地寫了一首“打油詩”，對袁世凱大加諷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書借得不須猜。
今朝大展經綸手，殺得七個人頭來。
原來，袁世凱並未中過“秀才”之類的頭銜，但當地人都傳說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譏諷他是“假秀才”。其實，袁世凱當時的官銜只是一個小小的“中書科中書”，還是叔父袁保慶給他捐來的。
透過這件事，袁世凱取得了吳長慶的賞識和信任，便命他總理前敵營務處，還將軍中的內務雜事都交給他管理，可以便宜行事。袁世凱既然“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使”，就開始大展拳腳。首先，他將清軍的軍紀、軍容整頓了一遍。然後，他又差人在軍營裡到處張貼告示，公佈了各項規章制度。為了控制這支軍隊，他還派出親信，在營房內外明察暗訪，只要聽見有人發牢騷，就暗暗記下他的名字。第二天，袁世凱就會把他找來審問，搞得大家都以為袁世凱在軍中暗探密佈，知道他絕非“等閒之輩”。
當然，袁世凱也知道自己在慶軍中的根基不深，許多人是嘴上不說，心裡不服。於是他在揮舞“大棒”的同時，也運用好“胡蘿蔔”，不時施些小恩小惠，以籠絡人心。有一次他的親兵管帶患病不起，袁世凱就立即命軍醫診治，並親自到帳篷中為他生火、煎藥，又時常坐在他的床前，和他一起“嘮家常”。無奈這名管帶命運不好，已經病入膏肓，回天乏術，等他死後袁世凱又撫尸慟哭了一場，並自己掏腰包購買上等棺木，將他厚葬，後事也辦得體體面面。同時，袁世凱還讓人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從此，大家都知道袁世凱不光治軍嚴明，還懂得體恤下屬，絕不會讓部下白給他賣命。所以，人人心目中都只有袁世凱了，慢慢地連慶軍統領吳長慶也被丟到腦後去了。
袁世凱“反客為主”計的成功，關鍵就在於他抓住機會，先是從吳長慶那裡獲得了整肅軍風、軍紀的特權，得到了他的賞識，然後他又得以處理軍中的內務雜事，掌握了治軍權。透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袁世凱這個“二老闆”終於贏得了全軍的軍心，而慶軍原來的“大老闆”吳長慶則被逐漸架空，已經“名存實亡”，在駐朝清軍中就出現了“主客易位”的奇怪現象。
中國古人有一句名言：“亂世出英雄”。袁世凱是一個陰謀家，他精通權變之術，當然不會讓機遇從自己的手邊白白“溜走”。想不到發生在異國朝鮮的“壬午兵變”，竟意外地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個軍事、政治舞臺，袁世凱正好抓住這個機會大顯身手，從而“脫穎而出”了。
2袁世凱遇刺，因“禍”得福
“反客為主”古已有之，並不新奇，但是利用“遇刺案”反客為主，恐怕還是袁世凱的一大“創新”。清朝末年袁世凱遇刺，能夠死裡逃生，本來已經是福大命大，可他又因勢利導，藉此恐嚇王公貴族，最終逼迫清帝“退位”，真是高明之舉!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內部頓時一片混亂。攝政王載灃起初讓陸軍大臣蔭昌督師討伐，率領北洋軍前往湖北。可是，北洋軍都是袁世凱的基本部隊，所以蔭昌指揮不靈。當時，國內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湖南、陝西等省相繼宣告“獨立”，清廷頓時慌了手腳，急忙讓袁世凱出山。1911年11月，袁世凱北上組織“責任內閣”，並奪取了清政府的軍政大權。隨後袁世凱使用軟硬兼施的手法，一邊命令北洋軍攻克漢陽、漢口，一邊又伸出“橄欖枝”，誘使黎元洪同意停戰議和。
所謂“議和”，也只是袁世凱攫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種手段而已。所以，南、北雙方很快就達成協議：由袁世凱向清廷施加壓力，逼迫清帝在優待條件下“自行”退位，然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辭職，由袁世凱繼任。
此後，袁世凱一面進行“逼宮”，迫使清廷同意“退位”；另一面加緊鎮壓北方革命黨人的活動，以鞏固自己在華北的統治地位，準備萬一孫中山不肯讓位，自己就在北京自行組織政府。因為袁世凱在北方實行高壓統治，激起了革命黨人的反抗。1912年1月2日，灤州駐軍宣佈獨立，舉王金銘為灤軍都督，通電贊成“共和”。袁世凱急忙派遣王懷慶和曹錕率領大批人馬前去鎮壓，王金銘等人戰死。1月9日，通州一帶的毅軍各營也準備起事，不幸因餘臨江告密，王不丞、王洛增等7人殉難。
同志的鮮血擦亮了北方革命黨人的眼睛，許多人都認識到，袁世凱既是反動勢力的首腦，又是革命深入進行下去的最大障礙，為人又陰險狠毒，早就準備將他剷除。1月16日，袁世凱準備上朝，面見隆裕太后。這個訊息預先被革命黨人羅明典、張先培探聽到，於是，北京的革命黨人決定暗殺袁世凱，以除去這個革命黨人的“死對頭”。經過討論，他們決定這次行動分為4組進行。
1月16日上午11點多，袁世凱從皇宮出來，乘坐著雙馬車，經過東華門大街，準備去外務部新衙門。當時在東華門、王府井一帶軍警夾道林立。這時，革命同志張先培正在“東興飯館”的二樓上，眼見袁世凱的馬車到了樓下，便丟下一顆炸彈。哪知袁世凱的馬車跑得快，炸彈落在馬車後面爆炸了。當時，袁世凱的馬車已經到了“祥宜坊酒樓”前，黃之萌、李獻便各擲一顆炸彈，其中一顆炸中了馬車，馬車被掀翻，當場炸死護衛管帶袁振標、護衛排長杜保等多人。
袁世凱這一次也真是“命大”!當時，他的馬車雖然被炸彈擊中，但袁世凱只是被扔出車外，毫髮無損。衛兵們立即擁上來，扶著他上了一匹馬。這時，張先培見袁世凱就要逃走，衝上前準備用手槍射擊，還沒有開槍，袁世凱的一名衛兵已射中了他的前額。張先培中彈，跌倒在地，黃之萌急忙趕來救護，兩個人就在馬路的中間和袁世凱的衛隊展開槍戰，而袁世凱卻在幾名衛兵的保護下，安全地脫險了。
隨後大批軍警趕到了，張先培、黃之萌等10餘人被捕。當天晚上，袁世凱就把這些人交給特務頭子、營務處總理陸建章親自審訊。其中，張先培、黃之萌和楊禹昌是在射擊時被捕的，罪證確實立即被槍決，其他人則被一位好心的外國記者保釋。
第二天，革命黨人又向外務部袁世凱的辦公室扔了一顆炸彈，但只是損壞了一些玻璃。這下子可把袁世凱給嚇破了膽，他只好搬到地窖裡去辦公，再也不敢隨便出門了，還一再祕密派人向北方革命黨人表示：要“效忠革命，推翻清室，並請各同志勿急”。
這件謀刺案本來是一件壞事，但在政治上卻幫了袁世凱一個大忙。原來，在這之前，由於南方的革命黨人提出：願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以迫使清帝“退位”，所以滿族親貴們都罵袁世凱是一個賣主求榮、私通革命黨的奸賊。此外，袁世凱曾威脅清廷：革命黨人已大批潛入京師。對此，親貴們都不信，說這是袁世凱造的謠言。有了這次謀刺案，隆裕太后和王公親貴們才相信革命黨人的確大批潛入北京城，相信袁世凱的確是大清王朝的“忠臣”，都覺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錯怪老袁了。
如果是別人遇刺，恐怕早就被嚇破了膽。但袁世凱卻與眾不同，他非常狡猾，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好機會，正好利用這件事大做章，化被動為主動。於是，他便採用“反客為主”的計策，一方面稱病不朝，只是把“逼宮”的任務交給心腹、外務部大臣胡惟德和民政部大臣趙秉鈞，自己則躲在幕後“遙控指揮”，以免落下“篡奪”大清江山的罵名；另一方面他又讓人在外面散佈“革命黨人已經遍佈北京城，咱們的生命都沒有保障”之類的謠言，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沒幾天，“宗社黨”骨幹良弼也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用炸彈炸死了。這兩件事合在一起，使得王公親貴們惶惶不可終日，那些王公貴族，大多是膽小怕死，所以再也不敢反對“退位”了，有的人乾脆帶著金銀細軟逃往青島、熱河。沒幾天，隆裕太后就只好帶著宣統帝上朝，正式宣佈“退位”。
本來袁世凱遇刺，他相當於“客”，是處於被動狀態。可是袁世凱並沒有被嚇倒，反而冷靜地分析形勢，適時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時機，制定出一個“反客為主”的策略，化挑戰為機遇，左右時局的發展，成功地逼迫清帝“退位”。這件事說明：一個人處在逆境並不可怕，關鍵是要抓住時機，爭取主動，而不能陷於被動。
3軟硬兼施，分化國民黨
強大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袁世凱精通謀略，自然是深悉此理。所以，面對強大的國民黨，袁世凱從容不迫地運用“反客為主”的計謀，對國民黨進行分化、瓦解，時而堅決打擊，時而收買、欺騙，使其不戰自亂，最後一道命令就將其解散。
1912年12月1913年3月，中國進行了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經過激烈的爭奪，國民黨以較大的優勢擊敗反對黨，取得了選舉的勝利。根據《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一書所列出的數字，國會兩院議員共計870席，其中國民黨392席，佔45(百分號)；共和黨175席，佔20(百分號)；統一黨24席，佔28(百分號)；民主黨24席，佔28(百分號)；跨黨議員185席，佔212(百分號)；無黨派70席，佔8(百分號)。總之，國民黨在國會兩院的席位，遙遙領先於其他黨派。所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躊躇滿志地說：“自斯而後，民國政黨，惟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對於強大的國民黨來說，袁世凱是“客”，處於被動狀態，但他又十分仇視國民黨，總想將其徹底消滅。可是，國民黨現在的力量還很強大，袁世凱如果直接下令將其解散勢必會引發一場大亂子，也會失去人心。要袁世凱消極等待，那更不符合他的個性。思來想去，袁世凱決定採用“反客為主”的策略，主動出擊，對國民黨多管齊下。
首先，在他的直接策劃下，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暗殺，使國民黨喪失了“主心骨”，再也不能團結一致地與袁世凱對抗。
其次，打擊國民黨的激烈派。原來，國民黨議員素來有“激烈派”與“穩健派”之分。“二次革命”爆發後，以參議院議長張繼為首的一些“激烈派”議員相繼南下，參與舉兵討袁。但是，仍有一些“激烈派”議員留在北京，準備在國會彈劾袁世凱。對於這些人，袁世凱視為“附亂分子”，對他們公開進行鎮壓。7月23日，袁世凱下令逮捕馮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漢在天津被慘遭殺害，為民國以來國會議員為國流血的第一人。
再次，設法分裂國民黨，使其在國會中的多數黨地位發生動搖。
在袁世凱對南方用兵後，國民黨議員大多留在北京，其本部由吳景濂、王正廷、張耀曾、谷鍾秀等人維持。因此，國民黨在國會依然是第一大黨，這對袁世凱的**統治很不利。
於是，袁世凱設法對國民黨進行“分解”，由梁啟超、梁士詒及陸建章等人代為經營。其辦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其加入袁世凱的御用政黨進步黨；二是“別設小團以容納之”。在袁世凱的威脅利誘下，一些不堅定分子和變節分子紛紛脫離國民黨，另組小政團。大體說來，首先另組小政團的是國民黨重要人物孫毓筠，接著司徒穎、劉揆一等人也跟著效尤。不到5個月國民黨就已分裂出8個小政團：
(1)國事維持會，1913年2月宣告成立，由同盟會的變節分子孫毓筠、王芝祥等人發起。它的宗旨是“維持時局，鞏固國家，以至誠大公之心，為排難解紛之舉，居間調停”。據袁乃寬透露：孫毓筠創辦國事維持會，“實則欲銷薄宋(指宋教仁)之勢力。其勢力既薄，必不至搗亂”。國事維持會在不少地方建有支部，影響非常惡劣。
(2)潛社，大約成立於1913年4月，以司徒穎、黃霄九為領袖。司徒穎等雖系國民黨員，但“一切行動不與該黨相關”，不久就登報與國民黨“脫離關係”。
(3)相友會，1913年5月正式成立，由工商總長劉揆一發起。表面上，其宗旨是“實行調和黨見，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但採取的卻是不與國民黨合作的態度。6月，相友會便“與國民黨完全脫離關係”。
(4)超然議員社，1913年5月宣告成立，由夏同穌等人發起。7月，李烈鈞在江西起義後，該社公然發出通電：“贛軍倒行逆施，首(先)倡亂，假‘討袁’之名，行叛國之實”，“望各軍統帥剿撫並用，公私團體，掃除熒惑，使奸邪無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肅清”。
(5)癸丑同志會，1913年6月宣告正式成立，由陳家鼎發起，舉劉公為會長。它的宗旨是“力矯兩黨(指國民黨、進步黨)之弊，而以主張正義，發揮真實民意為指歸”，主張“恪守政爭範圍，以維持共和為維持國家統一之道”，對袁世凱有利。
(6)政友會，本為景耀月所發起，後來與孫毓筠發起的“民憲黨”合併，仍取名“政友會”，於1913年6月正式成立，其宗旨為“鞏固共和，發展國力，實行世界的國家主義”。其成員以國民黨員居多，活動經費也主要來源於袁世凱，這也是他們脫離國民黨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是一個完全由廣東人組織的小政團，以朱兆莘為首領，有社員20餘人。後來，集益社全部併入梁士詒所組織的“公民黨”。
(8)大公無我俱樂部(又稱大公俱樂部、自由俱樂部)，由湖南眾議員郭人璋組織，並公開宣佈脫離匡民黨，在政治上主張“穩健”。
在袁世凱的分化瓦解下，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前，國民黨就已經四分五裂，喪失了戰鬥力，這對袁世凱打垮國民黨，消滅革命力量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一些國民黨員為了避禍苟全，紛紛脫黨，有的轉入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小派別，還有的則乾脆投入進步黨。所以，國民黨便一蹶不振，就是留在國民黨內的人，也不敢再倡言“法律倒袁”了。最後袁世凱一聲令下，就於1913年11月4日，下令將國民黨解散。對此，國民黨人卻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服從命令，國民黨就這樣暫時從國內的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再強大的敵人，也有“破綻”。面對國民黨在國會的多數優勢，袁世凱運用“反客為主”之計，“軟”和“硬”兩手並用，對國民黨進行分化、瓦解，使其喪失了戰鬥力，最後被老袁輕易地解散。否則，要平定南方和解散國民黨，袁世凱還得花費很大的力氣，不會輕易得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