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豪門恩寵：妖精別想逃 無攻不受縛 花心闊少請自重 幻想法帝 異界美男召喚師 陸小鳳傳奇 宿主請留步 天魔公主們的王子們 大國賊 贈品夫人
第一章
一個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於自身的修養。曾國藩把自身的修為同“修身，治國，平天下”聯絡起來，並處理得有條有理，這正是他為人處世的過人之處。他恬淡名利，所以能有超然物外的豁達心境；他時時自省，所以才能擁有高尚的操守。
圓融通達，磨練一生
曾國藩是以注重品行，為人圓融通達而聞名於天下。然而，曾國藩在這方面的成就並非一日之功，他一生都在磨練。
據湘鄉縣荷葉塘一帶的人口碑相傳，曾國藩從小就十分有心計，尤好報復。嘉慶二十四年下半年，九歲的曾國藩隨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歐陽的家塾中就讀。一天，他與主家小孩發生口角，主人縱子，不問情由，將曾國藩罵了一番，在那裡當塾師的曾竹亭還連連道歉。曾國藩將此事銘記在心，到散學時，偷偷把主家的金魚缸底部打破，水乾魚死，這才算解恨。
十二歲時，曾國藩與小夥伴在神王廟裡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斥責了他一頓，還給神王重新裝了金身。為了讓曾國藩擺脫與鄰居小孩的嬉遊，竹亭帶著曾國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鑼坪定慧庵去讀書，早出晚歸。因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常把當作馬騎的竹棍繫上繩子，放在神王肩上，氣憤地說：“搭幫你，我到山衝裡讀書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馬看著，如果我的馬走了定不饒你!”
如此看來曾國藩在少年和青年時與普通人一樣，也是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然而，與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國藩並不是長期沉溺其中，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體運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
曾國藩年輕時，有一天，到陳岱雲住處，與岱雲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籮，言無不盡”，他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一股腦地全體吐露出來，一直到半夜才回家。但是一回到家裡，他就後悔了，自己這樣天天沉溺於詩，而不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已經自誤了，難道還要用此誤人嗎?
第二天，馮樹堂來訪，於是他把陳岱雲約來，三個人聊備酒菜，暢談起來。馮樹堂與陳岱雲都很節制，只有曾國藩高談闊論，無休。所談的內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話題，但是曾國藩卻反反覆覆，沾沾自喜。朋友散後，曾國藩又檢討起來，忘記了韓愈《知名箴》中的訓告，只注重外表，而輕視了內修，誇誇其談，似乎成了每天的惡習啊!
曾國藩不只注重自我反省，而且尤其注重聽取朋友的意見，從他們的建議和評價中獲得了自己道德修養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面指出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會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人前能做出幾副面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屬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痛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刺激非常大，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來吸取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這樣，不必再問閒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如何說呢?
曾國藩還深刻明白：一個人的學問、事業與師友的影響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師訪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鑑，給他一生的治學和思想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唐鑑，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從小就勤奮上進，“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嘉慶十二年(1807)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後擔任檢討、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鑑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名就京門。唐鑑“潛研性道、宗尚洛閩”，繼承北宋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兄弟開創的洛學學派和南宋理學大師朱熹設立的閩學派，和清代大學土倭仁同以理學相號召，有“理學大師”之美譽。當時很多知名學者都曾問學於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國藩從北京琉璃廠買得一套《朱子全書》。為了弄清治學的門徑，他登門拜唐鑑為師，見唐鑑“隔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匹，時賢殆不逮矣”。這種嚴謹的治學方法，給予了曾國藩以極大的影響。於是，他向唐鑑請教“檢身之要，讀書之法”。
唐鑑告誡他：“束檢身心，讀書明理。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適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泛覽之書。”教育曾國藩：“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為了更好地瞭解理學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唐鑑還對傳統學術化的結構作了如下的比較與闡述：“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章。考核之學，多去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章之學，非精於義理者不能矣。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
唐鑑的一番高論，對曾國藩而言，實乃至理名言。這使他初步貫通了畢生追求的治學目標和途徑。在拜謁唐鑑之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博得功名，治學內容限制在八股和試帖詩的狹小範圍以內。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會試，見識略廣，由時而專心於古，“尤好黎韓氏之，慨然思躡而從之”，由學而精進之於“道”，是在嶽麓書院學習中有所瞭解的。但那時，他好像還未徹底明白“道”的深刻含義，因而常以“無失詞臣體面”為滿足。
唐鑑的教誨令他茅塞頓開，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謂“道”是一種義理之學，求“道”應以《朱子全書》為根本，最終確立了以理學為其治學的目標。這一求學過程，在他的日記和書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師唐鑑當天的日記中抒發感慨，“聽之，昭然若發矇也”。他在給賀長齡的信中說：“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初識指歸”。
曾國藩為使其能成為理學大師，便依照理學家“修齊治平”的理論，從“靜”、“敬”、“慎獨”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唐鑑也談到了“檢身之要”。告誡他要想深刻明白“道”，必須“熟讀”《朱子全書》，最切要處，在於不“自欺”，並舉倭仁的例子說：他每天從早到晚，飲食言行，全有札記，凡是思想行為有不合於義理的，全部記載下來，以期自我糾正。並希望曾國藩能引以為目標，將讀書和修身結合起來，同時進行。
倭仁是以學承正統、德高望重的理學名臣資歷而被“命授皇帝讀”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徵而言，他以程朱理學為主體，兼取孔孟學派及陸王心學的一部分觀點，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倭仁不只對理學具有深刻的領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養與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達到了高度的和諧，因此令士大夫折服。
唐鑑和倭仁的見解，道出了理學“修己”的真諦。所謂“己”，即思想或事物發展過程中剛剛嶄露的徵兆和苗頭。“研己”就是要抓住這些苗頭，捕捉這些徵兆，不失時機地去認識、發現其發展趨勢，以及它們間的相互聯絡。透過“克己省復”，將一切不符合封建聖道的私心雜念在剛剛顯露徵兆時即予以根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終沿著先賢所要求的方向發展，並將學術、心術與治術三者聯為一體，使學問得到增長，道德水平日益增長，從而逐步體驗並積累治理國家的政治經驗和才能。這就是理學家“修齊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論。
曾國藩依照唐鑑、倭仁的教誨，按照從道德自省到經邦治國的法則去身體力行，使自己的思想與人格得到昇華。
就這樣，在與倭仁會面的當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繼續按照唐鑑教誨的方法讀書以外，他開始學習倭仁，在“誠意”和“慎獨”上下工夫。
曾國藩將自己記下的日記，定期送與倭仁審閱，並請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批評。雖然這種楷書日記並未寫滿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記遂改用行書。此後的日記也沒有再請倭仁批閱；但在日記中時刻自訟自責的精神，卻一直維持終生不變。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學的道德自省和經邦治國的要求監督自己，教訓自己，也就因為這個原因，他在封建的倫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獻身的事業中，一天天進步。
然而，有了在道德修養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動，並不意味著曾國藩立馬就成了聖人。恰恰相反，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曾國藩也曾是一個十分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曾國藩列二等第四名。到此，他才最後通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制藝考試，六月初二日，右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孫“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樣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同一日，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很自得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為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此外，在溫室中培養出來的道德修養畢竟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仍能保持高潔的操守、圓融的處事手腕，才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這個問題，在曾國藩投筆從戎，親自領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反映得非常明顯。
1857年，正當曾國藩在軍事上受挫，心灰意冷之時，又傳來了父親死去的噩耗，曾國藩便立刻回籍奔喪，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這次曾國藩棄軍奔喪，已屬不忠，之後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面孔大相徑庭。為此，招來了各種指責與非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寫信給曾國藩，談到“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務，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是有心而非訛言之者，人人知之。奏摺中常以不填官銜致被指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
好朋友羅汝情也寫信給曾國藩，批評他不應不分輕重緩急，“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且夫喪服者一身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並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倚畀，四海屬望，而下同鄉間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去所無’，豈足以為解手”。最讓他難堪的是左宗棠一針見血的責備，“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
曾國藩自知理虧理缺，無法辯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卻讓他一直耿耿於懷，在其後談及此事時，仍感憤懣，“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他的癥結在哪，一方面為他找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面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刺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採取的鐵血政策，不免有失偏頗。朋友的規勸，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從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但與此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面也有許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面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因為改變了處世方法所帶來的收穫，“兄自問近年所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自省自悟之後，曾國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改變。及至復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正因為曾國藩一生兢兢業業，在自己的道德修養上時刻不敢放鬆，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評，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經有一大段評論曾國藩的人品，特別是他待人處世的話：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於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巨集濟艱難亦在此!”
而在曾國藩去世後，好評更是。曾國藩和左宗棠全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兩人一生私交很好，當時又曾結有非常深的恩怨，而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對此是這樣評價的：
對於曾國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內心感到非常悲痛。不但時局大可憂慮，並且在交遊和情誼方面也難無動於衷。我已經致贈費用400金，並送上一幅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如金，攻錯如石，相期無負平生。”這說的也是實話。我看到江蘇巡撫何景代懇請皇上加恩，撫卹曾國藩的奏摺之後，感到對於曾國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敘述，闡發其中內容不遺餘力。聽說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也和其父一樣，可以說無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於正直，用情宜於厚道，從前我與曾國藩彼此之間的爭論，每次寫好奏摺送到朝廷後再抄錄一份給曾國藩，可以說是除去世事的變化，沒有一絲的待人處事富於心機的意思。在這感情悲傷沒有閒暇的時候，還有理由與他負氣嗎?“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句話也久見於我寫給朝廷的奏章之中，而不是我從前對他詆譭今天對他讚譽，孩兒你應當明白我的心思。曾國藩的靈柩經過湖南時，你應當前往弔喪，以敬重父親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豐盛的菜和飯自然不可少，倘若如能作祭表示哀悼，申述我不盡之意，尤是道理。我與曾國藩所爭的是國事與兵略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爭權競勢所能比擬的。同時對於那些心術不正的讀書人對曾國藩妄加評論之詞，何不一笑置之呢?
由於曾國藩有大功於清政府，所以清政府的褒獎更是非同小可。在曾國藩死後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諭便開始“蓋棺論定”：“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巨集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諭又說：“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特別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賜的三篇祭中，一篇讚揚他“賦性忠誠，砥躬清正”；另一篇稱讚他“學有本原，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還有一篇表揚他“學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對於他的死“震悼良深”，“彌增悼惜”，派專人致祭，令人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在湖南原籍及江蘇、安徽、湖北、江西、直隸等省城和天津建立專祠，還令將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還令其長子曾紀澤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貢生曾紀鴻、孫曾廣鈞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還沒成年的孫曾廣鎔、曾廣銓也分別賞給員外郎和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
在這之後，人們對曾國藩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如蔣介石對曾國藩視若神明，在他主持黃埔軍校期間，在蔡鍔所輯的基礎上，“兼採左季高之言，可為後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語錄白話解》，以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寶，實為治心治國者之良規”。
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回國，蔣介石把他安排在溪口讀書，交給他兩本書，其中一本是《曾國藩家書》。由此看來蔣介石奉曾國藩為祖師，服膺極深。
**在青年時代曾一度是康梁信徒，故受曾國藩的影響也很深。在探求世事的大本大源時，他也曾說過：“愚於近人，獨服曾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廣可謂備極讚頌。”但是從他後來對農民戰爭包括太平天國戰爭的歷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觀與立場的徹底變化。他說：“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既然這樣，在**眼裡，曾國藩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
曾國藩的事功、學，雖已成為歷史，其功過是非，不免會智仁各見，但是，他注重道德修養，並時時以品德上的進步鼓勵自己，這麼一種積極向上的風格和態度，必定是值得後人借鑑和學習的。
學養
世上最重要的學問之一就是讀書，即學養，因為學養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知識，也是人的精神中的靈魂。這樣說，可能有一些誇大，但在曾國藩的身上的確這樣，無怪乎曾國藩的學養乃天下公認。如果曾國藩躲在書齋中研究程朱理學，他會成為一個理學大師。但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並不是理學能挽救的。曾國藩學如其人，一生幾變，每一次“變”都符合了時代的要求。由理學到“經世學”，再到“洋務學”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廢志無以成學，廢學無以成才”，這是曾國藩告訴大家的一大人生學問。
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就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治學有方，透過讀書，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悟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並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志向。
曾國藩在青少年時代就十分喜愛書籍。道光16年(1836)的那次會試落第後，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刻收拾行裝，悵然賦歸，搭乘運河的糧船南旋。儘管會試落榜，但卻使這個生長在深山的“寒門”士子大開眼界，他決定利用這次回家的機會，做一次江南遊，實現“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願望。
這時曾國藩身邊的盤纏已經沒有多少了。路過睢寧時，遇到了知縣易作梅，也是湘鄉人。他與曾國藩的祖父、父親十分熟悉，與曾國藩也相識。他鄉遇故人，易知縣自然要留這位老鄉在他所任的縣上游玩幾天。在交談中聽聞這位湘鄉舉人會試未中，但從其家教以及曾國藩的言談舉止中，便曉得這位老鄉是個非凡之人，前程十分無量。他見曾國藩留京一年多，所帶銀兩肯定所剩無幾，有心幫助曾國藩。當曾國藩開口向易作梅知縣借錢做路費時，易作梅慷慨答應，借與曾國藩一百兩銀子，臨別還給了他幾兩散銀。
路經金陵時，曾國藩見金陵書肆非常發達，留連忘返，十分喜愛這塊地方。在書肆中，曾國藩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愛不釋手，自己太需要這麼一部史書了。一問價格，曾國藩大為吃驚，恰好與他身邊所有的錢相當。但他還是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部史書買下來。書商似乎猜透了這位年輕人的心理，一點價都不肯讓，開價一百兩銀子毫不還價。曾國藩心中暗自盤算：好在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船票既然已交錢定好，沿途就不再遊玩了，省吃少用，所費也十分有限。這時已是初夏，隨身所帶的一些皮袍冬衣也穿不著了，乾脆送去當了，勉強還可湊足回家的盤纏。
就這樣曾國藩把一時不穿的衣物，全部送進了當鋪，堅決把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買了回來，此時，他如獲至寶，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滿足。他平生第一次花這麼多錢購置的財物，便是書籍。此一舉動，顯示了曾國藩青年時代志趣的高。在曾國藩的一生中，他不愛錢、不聚財，但卻愛書、聚書。
回家以後，父親見他花了上百兩銀子買回一堆書，不但沒有責備，反而鼓勵他說：“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汝彌縫(還債)，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父親的話對曾國藩起了極大作用，從此他閉門不出，發憤讀書，並立下誓言：“嗣後每日點十頁，間斷就是不孝。”
曾國藩發憤研讀一年，這部《二十三史》全部閱讀完畢，之後便形成了每天點史書十頁的習慣，一生從未間斷，一部《二十三史》爛熟於胸。這樣，自京師會試以來，就使曾國藩產生了對古和歷史的喜愛，為以後更為廣泛地研究學術問題、總結歷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參與治理國家和社會打下了基礎。所以，他後來回顧自己的讀書治學過程時說：“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並作字之法。”
當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的時候。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他讀書更偏重經世致用之學，尤其是輿地之學。在閒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透過大量地並有所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儘可能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可以把平時讀書得來的學問，拿出來應用。後來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致用，終能鎮滅洪、楊，一般人都很驚訝。我們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幾年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師期間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是怎樣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切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明白曾國藩的成功，決不是僥倖得來的了。
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以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為官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徵，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鑑》，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和武備良窳。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歷朝獻，目睹時勢危急而政風頹靡，於是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顯示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
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裡，曾國藩還十分喜愛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響下，湘軍很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郁風氣。後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的倡導“王學”有很大關係。
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引領下，湘軍將帥們則是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並把《船山遺書》(特別是其中的史論)當作“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的。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大量反覆地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特別對於《讀通鑑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已爛熟於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薦與倡導下，一部分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以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加形成**。當然，這批將領也不只是研讀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國藩一樣，從中國傳統化寶庫中廣搜博納，以求治國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
正像郭嵩燾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絃歌之聲。”大量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面的高階將帥，很多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更有甚者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歌頌船山、弘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間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著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歷代之興衰治亂，是以鹹、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嫻，故於歷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這就充分顯示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們為何在戎馬倥傯的戰火中，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歷史祕密。
研讀船山著述，使曾國藩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漸於完善，也使他的軍功業績如日中天。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活動於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的各種人物，不論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熱血奔放的青年時代，都曾熱烈地仰慕過曾國藩。
曾國藩於讀書學習特別可貴的是把它作為一生之事，相伴終生。
同治10年(1871)，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可以說一天不如一天。理學修養很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能放鬆。這幾句話語是：“禽裡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讀書則貴在堅持，並且要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的確是一個危險的訊號，他卻置之一邊，晚上照舊讀書不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開了書的話就是一個廢人了。
這年秋冬季，曾國藩病情甚是嚴重，“腳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人，肥而復硬，且好像已腫過膝上者。大約做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致於此，以後當不做，不看生書”。在這則日記中，我們既可看到他身體的狀況，還可看到他在寫作和讀書時的投入。在此他雖規定自己以後當不做，不看生書，但無法按規定辦事。因此不久，揚州阮家送《許周生集》，這是一部他從未看過的新書，拿到手後便難以放下，讀就一定要從頭到尾讀完，讀的過程又全神貫注。後來湖南王閭運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註》、《禹貢箋》、《穀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綺樓集》，他收到後雖不能一一細看，但每書都比較認真地翻看了幾遍。由此看來：曾國藩的一生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把學養變成自己的靈魂!
修養之道，身心兼治
養心與養身的關係是本與源。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如果一個人一生以老、莊為法，可能會失去進取心，也很難有所建樹，更不用說能成大事了。本來，成大事與老莊的養心說是矛盾的。怎樣化解這個矛盾?曾國藩主張遇到磨難波折時要把心放得下、養得靈，不能因為身處困境而鬱鬱寡歡，那樣永久不會有東山再起之日。基於這種看法，他對蘇東坡最為贊成，認為是中國少有的榜樣。曾國藩說，在官場中最不易混，最易失去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他最後說，蘇東坡犯了三大忌，幾次被貶，但難能可貴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在蘇軾看來，人之所以要對人間萬事超然曠達、隨遇而安，是源於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荊州，下江陵，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曹操和“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這些當年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成為歷史的煙雲，如今到哪裡去尋找他們的蹤跡呢?歲月悠悠，宇宙無窮，人的生命就像一顆稍縱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
人生短暫，萍蹤無定，人生的歷程如雪泥鴻爪，很快就會消散得無影無蹤。沒有開不敗的花朵，也沒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分明”，梨花怒放，飛舞柳絮，草色青青，滿城春色，人們在盡興地賞花遊春，可是“人生看得幾分明”？一個人的一生有多少盡興賞花的機會呢?有限的人生給人們帶來怎樣的惆悵和迷惘啊!既然人生勝景難逢，聚少散多，別時容易見時難，那麼，何必過分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升沉榮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人生就像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會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為此，汲汲於個人的物質利慾、富貴窮通，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就像在醉夢中仍你爭我奪，實在顯得太荒唐可笑。值得關注的是：蘇軾雖然意識到人生短暫，卻並沒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樂主義、縱慾主義的道路上去，也沒有像魏晉名士們那樣，沉浸於性命無常、人生如夢、歡樂苦短、憂愁苦多的傷感中不能自己。
蘇軾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對待人生，認為人們應該“循物之理”，依照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生活，隨遇而安，“餘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只有遵循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才能盡人事、終天年，做到死而無憾。
如何才能盡人事、終天年，死而無憾呢?蘇軾認為關鍵在於淡化功名利祿、進退出處、顯達富貴、福禍窮通一任於天。“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少，而可悲者常多”。
世人之所以樂少悲多，是源於他們拘泥於個人的福禍得失、汲汲於一己之富貴榮辱，不能超然物外。只要超然物外，隨緣自適，才能樂觀曠達，“無往而不樂”；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正是由於蘇軾超邁曠達，無往而不樂，所以，他能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情境下，一直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寧。在順境，就算在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的春風得意之時，也沒有得意忘形、飄飄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貶居流放，也沒有丟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他總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體會生活的樂趣、生命的歡欣。
“烏臺詩案”後，蘇軾被貶居黃州，他不只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動上受到限制，並且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風波里。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飢寒宜死矣”。同時，經濟上十分窘迫，“廩人既絕，人口不少”，為了維持生活，蘇軾不得不墾荒東坡，躬耕隴畝，“與漁樵雜處”。面對這樣孤苦寂寞的環境，蘇軾仍坦然自得，他善於從困苦的境地中擺脫出來，去尋找和發現生活的美：
長江善廓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
南堂獨自西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
在嶺南和海南，他的處境更為艱難。在嶺南，因為無法適應當地的瘴霧毒氣，致使“旬日之間，喪兩女使”，連他最寵幸的愛妾朝雲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過著“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的生活。海南，是當時人煙稀少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還，蘇軾也斷絕了生還北歸的願望。即便在這樣困厄的境況下，蘇軾也沒有心灰意冷，依然保持樂觀曠達的情懷。“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在蘇軾看來，一個人精神生活的舒適，可以彌補物質生活的貧乏，戰勝外在險惡環境的煎迫，所以，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這種超邁曠達、怡然自得的樂觀情懷，幫助蘇軾戰勝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阻礙，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
曾國藩在詩詞中對韓愈、蘇軾的詩詞非常喜愛，認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還把蘇東坡所做的能與自己心境相溝通的篇章單獨輯成，常常吟誦。
他還舉《易經》乾坤兩卦比喻養心與事業之關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是說君子言語要謹慎，飲食要有節制；損，是說君子要有寬恕他人之心，自己則少貪慾；益，君子要見善就學，有過則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長幼之序，以成教命之嚴。這六卦大象，最適合於人。頤君子之象，可以用來養身養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來養心養腎，這二卦大象最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就需要對於養身之道，格外留意。曾國藩談及養身之道認為：“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是這個。”
養身的方法，不只應當多多從事活動，以達到增進身體的健康的目的，更應當減少煩悶，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見識是廣博的。
曾國藩對於養身之道，主張身心交養。他給李希庵的信說：“我認為治身應當以‘不藥’二字為藥，治心應當以‘廣大’二字為藥。”這是曾國藩遵守他的祖父星岡公“不信醫藥”的訓導。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
服藥的事，我經歷很多。不僅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標的藥劑最容易出錯，屬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類也少有實際效果。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當作家常便飯一樣，也終於不能補救身體。我現在的調養方法，米飯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湯來煮，雞鴨魚羊豬，都要燉得極爛，又多用醬菜、醃萊之類。我認為這是天下最好的飲食，大補身體的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乙記》所記載敬禮老者、事奉雙親的方法都是如此。難道說古代聖賢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後代那樣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窩、魚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嗎?星岡公的家法，後人所應該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師、醫生、地仙、和尚這一條，我兄弟特別應該竭力遵守。
曾國藩論述養心的方法，雖然說法不完全一樣，但大致不外乎“懲分窒慾，少食多動”八個字。他的《日記》上曾說：“養生家的方法，沒有比‘懲忿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更重要的了。”
“懲忿窒欲”，在於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養”。曾國藩對“懲忿窒欲”的說法，闡述得很詳細，如給他的兒子紀澤的信說：“我對於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這裡，聽憑自然’的這兩句話，即使養生之道，也是這樣。身體強壯的假如是富人，因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體弱的如果是貧窮的人，因為節約而能夠自己保全。節儉不只是飲食男女之事，即便讀書用心，也應當儉約，不便於太過。我在《八本》篇中講過‘養生以少惱怒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應該太苦，須要活潑快樂地修養一段生機，摒棄掉所有的惱怒。既戒惱怒，又知節儉，養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另外，壽命的長短，有沒有病，一律‘聽其自然’，不必產生很多幻想去計較它。凡是多吃藥，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將“懲忿”理解為“少惱怒”，將“窒慾”解釋為“知節儉”，可以知道曾國藩並不是厭世悲觀的人，並不是把我們人的**絕對禁止，不過是在縱慾當中略存節制的意思罷了。曾國藩的人生觀，既不是樂天觀，也不是厭世觀，而是淑世觀。
不論“以意志統帥志氣”，還是“以靜制動”，大致上重視精神修養，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國藩回覆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說法，也是注重心理健康。其中說道：“古人說：‘少說話來養氣，少看東西來養神，少想事情來養精神。’你那裡好朋友許多，難以少說；書信如麻，難以少看；或許用少想來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慾，飽食卻可以傷體。曾國藩對於養生的道理，曾說應當從睡覺吃飯兩個字細心體會。他的《日記》上說：
“養生的道理，應當從睡覺吃飯兩個字細心體會。吃平日飯菜，只要吃得香，就勝過珍貴藥物。睡覺不在於多睡，只是實際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養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說：“紀澤身體也弱，我教他專門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陰，飲食可以養陽。養眠也貴有一定時刻，要戒除多思多慮。養食也貴在一定時間，要戒除過飽。”
“少食多動”，在於要獲得身體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養”。曾國藩重視“少食”。關於注重“多動”，從他所說“養生五事”可以明白。他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說：“養生之法，約有五件事：一是睡覺吃飯有定規；二是制止忿怒；三是節制**；四是每夜臨睡洗腳；五是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
他所說的“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就是多參加運動的明證。至於“每夜臨睡洗腳”，在於保持身體的清潔，促進血液的迴圈，增加足部的運動，也和“多動”有關，是生理衛生中的重要專案。
曾國藩平時還注意射箭，這也可作為重視運動的證明。他在寄給曾國潢、曾國葆兩位弟弟的信中說：“家中後輩身體都虛弱，可用養生六件事勖勉兒輩；一是飯後千步，二是將睡洗腳，三是胸中無惱怒，四是經常定時靜坐，五是經常定時練習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以上都是從老人那裡聽來的，多次試驗毫無流弊。”
曾國藩對於養生的方法，雖然也講多動少食，但是強調以靜養為主，他在《日記》上曾說：“養生的方法，‘視、息、眠、食’四個字最重要。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是說藏氣息于丹田氣海；‘垂簾’，說的是半睜眼，不全睜，不太用眼力；‘虛’是說心慮而不思慮，肚子虛而不滯留食物。就這四個字，雖然沒有醫藥祕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對於曾國藩節制惱怒的情形，我們從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大概。曾國藩寫給沈葆楨的信曾說：“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體，以承擔艱難重任，千萬不要鬱悶損耗，損傷天然之氣。我也鬱悶閉塞多年，胸襟過於偏狹，我要以自我鍼砭來共鍼砭。”
在回覆毛寄雲的信中還說：“近年來家中骨肉至親接連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強自排解，一下子像託付於莊子、劉伶等人那裡了。”
曾國藩所說將自己的精神託付給莊子、劉伶，是講自我排解、自我解脫的**。這在魏晉士大夫中的確成為風氣。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曠達，漠視禮法之人，他們經常聚於竹林、飲酒放歌。阮籍聽說母親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飲。稽康更是狂放，時常在眾人面前指責湯、武，批評周、孔。阮咸風流才俊，卻曾與群豬共飲。劉伶嗜酒如命，酒不離身，時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劉伶縱飲，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曾國藩養生喜歡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訓之外，也有自己的經驗。曾國藩的《日記》上說：“我少年讀書的時候，看見父親在日落之後，上燈以前，小睡片刻，夜裡卻能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後，在竹**小睡，上燈以後處理事務，效果甚好。我對於起居飲食，按時按點，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親所做的，希望不敗壞家風。”
起居飲食，既有規律，又有定時，這與現代的健康學十分相符合。像愛好運動與節制少怒，更為近年傳導精神健康與體格健康的人所注意。一個未受過健康教育的人，而他的言行無一不與健康教育中所說的相符合，實屬不易!
可以說，曾國藩的修身學問是養心者可養身!
靜定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皆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懷也，乃所以為啟也。谷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谷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地之至誠平?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
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宜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雖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綿綿者，由動以之靜也。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為切要。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必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幢幢，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
引自《曾正公全集》
神明像太陽昇起一樣，身體就像鼎立得不動。這兩句話是應該遵循的。只有心到靜極時，這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身體寂然不動，最終還沒體驗出真正的意境。意境只是閉藏到了極點，才招引出來一點生氣，如同冬至時節的一陽初動。堅貞不移，這就是“元”，等春雷一響這就是“啟”。穀類的堅實，是開始播的種子的原因；不能為種子的谷，不能說是堅實的谷。這其中沒有滿腔的生意，就好像萬物的生長都賴於我心，還不可以說到了至靜的境界。然而，靜極生陽，因為一點生物的仁心，每一氣息靜極，仁心不息，這就是天地間的至誠嗎?顏子三個月不違仁，也可以說是洗心退藏到靜極的境界中取得真正快樂的人了。
我們求靜，想要與禪門的入定不一樣，一定要用心體驗這細密而又未可覺察的意旨。所謂的一陽初動，萬物由此生長，才可以說靜極，可以說喜怒哀樂還未生髮，寂然不動之體。不然的話，一味求靜，心如死灰，自認為是靜，事實上生理的機能都差不多我喪失了，何況這樣做並不能靜。如果有外在的干擾，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嗎?我深入地體察這真實的道體，認為陰先於陽。但假若不是親身的體驗，始終只能浮光掠影地說說而已。
因為戒懼而約束自己，以至在至靜的境界中，僅管沒有什麼偏頗，內心之操守不失，則達到了“心”的境界，天地由此位，這種綿綿不息的樣子，就是由動而到靜。從“慎獨”而精進，以至於在待人接物方面極少有，沒有不合適、不正確的地方，就達到了“和”的境界，萬物由此化育，這種肅穆之象，是由靜到動。從靜到動，有神在那兒主持；從動到靜，有鬼在那兒司察。動靜之間的這種迴圈往復，靠“敬”來加以穿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言語一定要謹慎，飲食要有節制；損，君子要“懲忿窒欲”；益，君子要見善就學，有過則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長幼之序，以成教命之嚴。這六卦大象，最適合於人。頤可以用來養身養德；鼎可以用來養心養腎，這二卦最為重要。
靜坐而思，心靈舒暢，氣血和順，必須達到“天地位，萬物育”的境地，才算效驗。默坐而思，心靈中一定要常常充滿生意。雜念叢生，靠什麼東西來把它們全部排除?還得勤加努力!
恬淡名利，以古為戒
曾國藩是一個飽覽歷史的人，對於歷史上因為過於追逐名利而喪身敗家的先例，曾國藩十分熟悉，並且時刻引以為戒。他認為，不論是做人、為官，都不能太貪心，都必須知足。
功與名，是曾國藩一生所執著追求的。他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而感到慚愧。但是曾國藩是一個飽讀歷史的人，對於歷史上因為過於汲汲於名利而喪身敗家的先例，曾國藩十分熟悉，並且時時引以為戒。他認為，無論是做人、為官，都不能太貪心都必須知足。在名利問題上，應當以“恬淡”之心處之，學會“儘性知命”。他在日記中寫道：近年來焦慮十分，沒有一天是坦坦蕩蕩地度過的，是由於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見太重所導致的。現在要想消除這兩種弊病，一定從“淡”字上著力。功名富貴一概淡然忘卻，這樣才可以讓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懷廣大，就必須從“平淡”兩個字上用力。凡是為人處事，全都要有平常之心。對於功名要看得淡一些，這樣心胸才能日益開闊。
同治年間，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一心想取得一個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許久，卻是孤城難下，外面由此有了大多對曾國荃很不利的說法，湘軍內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銳起來，曾國荃十分焦躁，以致生了肝病。曾國藩多次寫信相勸。勸他“不要代天主張”，認為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對於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說：古來大戰爭、大事業能夠成功的原因，人的謀劃只佔十分之三，天意要佔十分之七。通常是出力的人並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並非就是享福的人。這一次行動，比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經算是十分公道了，但這是不可靠的。他告誡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要銘記不可居功的道理，認為“富貴功名，都是人世間的浮榮”，只有“胸襟開闊”，才是“真正的財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最終攻下天京，將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了下去。這是曾國藩與湘軍苦戰多年的結果。然而，曾國藩卻在上書中將攻克南京之功完全歸於朝廷，表現得非常理智。
與曾國藩不一樣，曾國荃是個追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後，曾國荃以為全是他一人的功勞，認為朝廷應該給他更多的賞賜才對，所以常常發牢騷。曾國藩對此十分擔心，他告誡曾國荃說：“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權力而又享有大的名聲，自古有幾個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還對曾國荃說：“你雖然有本事，但你必須讓一半功勞給老天爺才行。”為了開導鬱鬱不平的老九，他還寫了這樣一首詩：
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慎獨
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慾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慾”，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懍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各誠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
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歷。心之際平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麗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善之當為，不善之宜去，早畫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偽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懍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為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慎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為內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則慎獨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誠，非格致則慎亦失當；心之麗於實，非事物則獨將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慎獨則心安。自我修養，沒有比養心更困難的。心裡既然知道有善有惡，但不能真正盡力為善去惡，這就是自己欺騙自己。心裡是否自欺，別人是不知道的，只可能自己知道。所以，《大學》中“誠意”這一章節，兩次說到慎獨。假如真能做到喜歡善事如同喜好美色，討厭惡事如同討厭惡臭一樣，盡力去掉人慾而存天理，那麼《大學》中所說的自慊，《中庸》中所說的戒慎恐懼，都可以切實地做到。也就是達到曾子所說的問心無愧，天下都取得；孟子所說俯仰無愧於天地的境界，所謂養心，沒有比寡慾更好的辦法，都是這些內容。所以，能夠慎獨，則自我反省不會感到內疚，可以無愧於天地鬼神，肯定不會有行為不合於心意而導致不安。人若沒有一件心中感到羞愧的事，心裡則會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這是人生自強的首要之道，尋樂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務。
我曾經說“獨”這個東西，是君子與小人共同擁有的。當小人在他單獨一人時常常會產生一個錯誤的念頭，這些錯誤之念聚積多了就會氾濫，而欺負別人的壞事就會發生。君子在他單獨一人之時就可能產生一個誠的念頭，誠實積聚多了則會謹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單獨處事上距離的微妙差引，是可以加以評論了。
《大學》自“格物致知”以後，他之前的言論和過去的行為，可以作為擴大其知識的資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問題，也可以加深他的見識。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時候，已經能分析公私間的區別；心在聯絡道理的時候，又可以充分精闢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麼，對於善事應該去做，不善良之事不應去做，早已明晰地認識到了。而那些小人們，卻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見識，而去實行他所知道的事。為此當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辦時，唯恐別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時猶豫不決；對於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臨時，僥倖別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絕得十分不力。背地裡獨處之時，弄虛作假的念頭就產生了，這就是欺騙。而君子，唯恐去辦一件善事辦得不力，在暗中有墮落的行為；一個壞毛病改正不了，就會像涓涓細流一樣長年不斷地犯下去。居室簡陋而彷彿面對天日，心裡堅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這就是聖人經典中的準則，而後世賢人所實在探究的。自從世俗之儒認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知，而專心於對善惡的認知，於是使慎獨的宗旨隱而不顯。自從世俗之儒認為獨自體察是內心自我檢察，這會導致對眼前事理的認識不清，進而使慎獨的宗旨更加隱而不顯。
總體來說，“明”應該在“誠”之先，不透過格物致知而得明，那麼這個“慎”也就不會做得合適；一味地用心於眼前的事物，當沒有事物時，“獨”也會無法把握。這是修德的路徑，不能不加以辨析。
清淡之心，人品德高
平淡是曾國藩崇尚的人生涵養，也是人生培養和學問。他認為：涵養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可能成功。這是因為，容量大就能原諒他人，有忍耐就會好事多磨。有一點不滿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違背自己的意願就勃然大怒；有一點優於他人的長處就向眾人炫耀；聽到一句讚頌的話就為之動容，這些全是沒有涵養的表現，也只是小有福分的人啊。古人說器量隨見識而增長，遇事不喜不驚，才可以擔當大事業。確實，“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濟”。看透人生各種難堪的局面，才能知“清淡之心”如何有用。曾國藩淡薄名利，就在於能淡化物慾，以心養身。此乃其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學問。
他還說：弟讀邵子詩，領悟恬淡衝融之趣，此自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致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衝融之趣。如李白、韓愈、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沖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沖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然非詩之正宗，而豁達、沖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這是曾國藩從傳統化中領悟了恬淡衝融的情趣，這明顯是胸懷有長進的地方。曾國藩善養內心，目的是為了超脫世俗，有一種輕鬆格調。因為曾國藩是在中國傳統化中薰染陶冶、經過嚴格科舉考試而產生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所以他把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條看得十分重要，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
然而，在曾國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來，一般正統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國、平天下相對立，割裂開來，強調各自的重要性，到頭來不是治國、平天下缺少精神支柱和遠大目標，乃至完不成救世大業，就是滿腹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傳教”與“辦事”對立起來。追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的問題就是人們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簡單、太孤立了，進而缺乏實際，難以使“修身”同“治國、平天下”有機地結合。
為此，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首先結合實際去進行。不管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不論是帶兵打仗，還是為官從政，全部有修身的大學問體現其中。要做到這樣，曾氏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即治心。
眾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觀。曾國藩以為，精神的修養，都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仇窒慾、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等，都屬於精神方面的修養。因而，在他的遺著中，特別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面的言論頗多。他主張，精神修養一定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
所謂靜坐，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門徑。從東漢以來，儒家的積極入世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相互補充的。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是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因而，它們都強調一個“靜”字，也都成為中國土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日記中說：
“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成為三代後的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躁的。
在這段話語中，曾國藩反覆重申的是，假如一個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靜下去，那麼他的心裡總是散漫的，總是浮動的，對事理不會看得清楚，做事不會踏實，乃至於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保養得宜。
曾國藩認為，在物慾羈絆下，一個人要“靜”下來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欽服顏回的淡泊，也特別指出，如果一個人不經歷高山，就仍會對高山仰止，沒有得到的，總是有乞求，人能大徹大悟，在登臨高山，已獲得後，就是不容易了。他說：
“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人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更合況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所謂平淡，事實上主要是對老莊淡泊寡慾之說的繼承和闡述。我們瞭解，一個健康的人，如果對世間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視為極其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麼他的心境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外物所擾亂，精神就會時時要受到牽累，經常會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於懷，就會影響到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好壞成敗。因此，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乎，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要“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
因為他意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慾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體的說，則是私慾圍擾於心，精神無安靜之日，自然也就日覺有不愉快的心境。他這裡擔憂說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慾所幹擾，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於物來順受，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慾的心境。
所謂改過，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人，假如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則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後在這個問題上痛下鍼砭，去檢討、去改過。因此，他在一生中堅持寫日記，對每天的所作所為，認真檢討，如實地記錄下來。縱觀他寫下的一百多萬字的日記，其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是自艾自責的語句。
在道光22年(1842)冬天，他就連續十幾天，寫下了諸如“說話太多，且議人短”；“細思日日過惡，總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從譭譽心起”；“語太激厲，又議人短，每日總是話過多，何以不改?”等語。對於友人的勸言，曾國藩則強制自己虛心接受，力求改過。邵蕙西曾當面批評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詩多執己見”、“對人能做幾副面孔”，他視為“直哉，吾友”!並決心“重起爐冶，痛與血戰一番”。此外，他所做的銘聯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單字等，大都體現了他要藉以提醒自己不忘改過、立志官新的精神。
經過數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國藩總結出十二條治心經，認為終生守之而不改，這就是：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兢兢業業，死而後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這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梁啟超總結曾國藩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強”。自我控制能力弱，輕則傷體，重則罹禍。為此，曾國藩強調保身與“窒慾”並重，特別對明哲保身的一套有獨特運用。
對於封建社會官場傾軋、仕途險惡、風波迭起、人生失意的現實，明代的王艮提出了“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他把“明哲保身”看作良知良能，“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人生的第一要務就是保身全性，因為只有“吾身保”，才能“保一家”、“保一國”、“保天下”，假如“吾身不能保”，又怎麼“保天下國家”、“保君父”呢?王良反對危身害生去追逐名利仕祿，“仕以為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也何有?”假如為追逐名利仕祿而危害人的身心性命，那實在是捨本逐末、得不償失。在這裡，我們好像又看到莊子“寧遊戲於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的遺世獨立的身影。那麼，怎樣才能明哲保身呢?王艮認為，要保全自己的身心性命，首先必須愛人、敬人，“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
如果人人都可以將心比心、以己度人、愛人敬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那麼，整個社會能就會形成一種互敬互愛、互幫互助、和諧協調、其樂融融的人際氛圍，各種是非紛爭會消弭殆盡，個體的身心性命自然得到保全。明哲保身，除了愛人、敬人以外，還要安貧樂道、聽天由命。泰州學派把人們能否做到安分守己視作人生第一大關，因為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抵禦五彩繽紛的物質**的**的確很難。人們只有做到安分守己，面對各種物質**不為所動，才可以保持一種寧靜淡泊的心境，化解人生道路上的各種失意、煩惱、憂愁、痛苦，才有閒情逸致聽雨打芭蕉、看斜陽晚照，體味人生的幸福和歡樂。
韓貞更是主張：“世路多歧未許遊，得休休處且休休”，“能進不如能退好，一瓢陋巷更何求”。他認為人們應當像顏回那樣，雖然“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仍“不改其樂”、“自得其樂”。在韓貞看來，功名富貴、金錢利慾就是過眼浮雲，它是束縛人的身心自由的無形桎梏，假如人們被物質利慾束縛住手腳，不僅人生的自然適意無從談起，而且將像貪食的魚鳥一樣自取滅亡，“魚不忍飢鉤上死，鳥因貪食網中亡”。為此，安分守己、安貧樂道、與世無爭，是保全性命、獲取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曾國藩的治心經，以儒家為本，同時也融入了佛道的內容。曾國藩早年在京城時，身體孱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經常憂思過度，一天竟吐血數口，日記中於是痛加自責，說這是“大不孝”，表示以後“唯有節嗜慾、慎飲食、寡思慮而已”。但說到容易做卻很難。數日後，“‘忿’、‘欲’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他擔心自己“成內傷之病”。連續數日，他翻閱理學家的傳記以及佛教典籍，希圖從中找到解脫精神痛苦的美藥良方。他在讀《孟子養心篇》後說：“損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之後幾天，他又閱讀了佛教經典《雜阿含經》等書，對佛家的“心為法本”“降龍伏虎”有進一步的體會。
主敬
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為之悚，氣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引自《曾正公全集》
主敬則身體強健。“敬”這個字，是孔子、孟子用來教育人的，春秋時計程車大夫，也時常說到它。到二程與朱子的千言萬語，都離不開“敬”這個主旨。內心要靜定純一，沒有雜念，外表則整齊嚴肅，這也是敬的功夫。出門如同是去會見重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如同參加隆重的祭祀活動，這就是敬的氣象。修養身心以安天下百姓，誠篤恭敬則天下太平，這就是敬的效應。程子說，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那麼，天地自安本位，萬物自己化育，風調雨順，各種祥瑞都可能出現，人的聰明睿智，也都因此而產生。用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滿意，所以說敬則一切美事都會具備。我認為“敬”對人們最切近的功效，尤其是在能使人身體健康。人若莊敬，身體就越來越強，人若貪圖安逸，身體則越來越差，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算已是年邁多病，但一遇到廟會祭祀等重大活動，或者是在戰場碰到危難時刻，也會覺得精神為之一振，僅這點就可以證明“敬”能夠使人身體強壯。假如人在無論人少或人多，無論事情大小的情況下，都能一一恭敬地做，不敢鬆懈怠慢，那麼，身體必然強健，又有什麼值得質疑呢?
誠篤恭敬，知己之失
曾國藩說，知己之過失，承認它，並且改正它，毫無吝惜之心，這是最難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因為這樣。磊落過人，能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很多糾葛，省得多少遮掩，還有那修飾裝點的醜態。
一個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於自身的修養。曾國藩把自身的修為同“修身，治國，平天下”聯絡起來，並處理得有條有理，這正是他為人處世的過人之處。
曾國藩幼時飽讀詩書，深受中華民族傳統化的薰陶、浸染，之後又經過嚴格地科舉選拔，終成一代封建知識分子的典範。也因為這樣，曾國藩注重儒學，儒學中言“修身、治國、平天下”成了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國藩還將其視為自身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
在曾國藩看來，宋明之後，封建正統士大夫經常把修身同治國、平天下分置於兩個對立面，將它們相互割裂開來，強調各自的重要性，最終，非但治國、平天下缺少精神依靠和巨集偉目標，也導致其無法完成救世大業；即便是滿腹經綸，也不能為天下人辦實事。這樣就把“傳教”與“做事”對立了起來。追根究底，曾國藩以為其主要問題就是人們把“修身”二字過於簡單化，將它完全孤立起來，進而使其無法運用於實踐中，更不可能將“修身”與“治國”、“平天下”很好地結合。
因為這樣曾國藩主張，自身的修為一定要與當前的環境密切地結合起來。無論做什麼，讀書也好，做學問也好，為人處世，帶領軍隊，為官從政，全是自身修為的重大體現。要使它們有機結合，最根本之處就在於將自身的修養放入廣大的精神世界裡，不停提高鍛鍊自己。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精神狀態怎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會有怎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精神方面的修養，主要是要能掌握他心裡想要做的事情。唐鏡海先生曾說，為人修身養性，“靜”字功夫最為重要。
曾國藩對唐鏡海先生很是信任，曾告知唐鏡海，說他自己偏重於剛的惡習，發起狠來什麼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於自己喜動不喜靜。鏡海先生說過，只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剛的惡習，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惡習，它們各有不同，一旦沉迷其中就會經常性發作，而這些沒有人能幫你，只有靠自己用心體驗它，並終身不斷警醒自己。曾國藩人生經歷許多風雨，終於領悟“靜”之韻味說：“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從這裡可以看出曾國藩領悟到“靜”後的最高精神世界。在曾國藩的遺著中，特別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特別多。他主張，修身養性應該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
何謂靜坐?靜坐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門途徑。從東漢始，儒家主張的積極入世的人生觀與莊子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較為消極的出世人生觀一直相輔相成。
而佛家曰：“明心見!”首先需要人們有靜的境界。這三家共同強調一個“靜”字，這也是中國封建士大夫階層最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國藩一生博學多才，納百家之長，他全面具體研究儒道佛三家之說，將“靜”字功夫看得尤其重要。
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述：“‘靜’字功夫緊要，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也是因其‘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也是在‘靜’方面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面對世間種種**而不動心。一個人若心不靜，省身不密，見理也不明，做什麼都是浮的。”
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再三說明，人的精神若無法安靜，那麼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亂的，對事情無法看清，做事也不會用盡全力，甚至連自己的身體也不知怎麼保養。
“主靜”，一語首先由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在《太極圖》中提出，在他看來，有天地以前整個宇宙空間本是“靜”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來也是“靜”的，後來在後天的環境中沾染“欲”，為此必須透過“無慾”的功夫，才能到達早已失卻的“靜”的境界。
對理學家來說，“靜”顯得如此重要，曾國藩又是怎樣看待周敦頤的“主靜”學說的呢?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國藩曾在日記中自語：只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正所謂心無私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本正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的開始。
我們這些人求靜，必不同於佛禪的入定，冥然罔覺，那麼就一定要驗證一下這個心，有沒有所說的“一陽初動，萬物憑此而萌生”的意念。假如有，大概才可以說達到了靜的極點，才可以說沒有絲毫雜念，才可以說身體寂然不定，鎮定如鼎。如果沒有，就算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生機的意念幾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靜，並且他也沒有真正的靜。
有些人因此所困擾，不想紛紜來於人也，經過對道本身的觀察，才知道陽先於陰，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親身體驗得來，最終是浮光掠影之談。此時，一生愛好和研究理學的曾國藩對這方面已有很深的體會了。
平淡，事實上就是指莊子的“淡然無極”“清心寡慾”，也就是“淡然”“超脫”。一個健康的人，假如不能用平和的心態去看待世間之事，把什麼東西都看得非常重，想方設法要去得到它，那麼他內心的精神世界就會被這物慾橫流的社會所顛覆，精神時刻受到牽累，就會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反覆思慮，這樣一來這種心態就會影響到其待人接物和為人處世的成敗。
所以，曾國藩極力點出“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只是因為心有貪慾，貪慕金錢，貪慕功名。實際上就是內心經常被私慾所困擾，心靈難以超脫，也就難以得到快樂。他勸誡人們，心胸要寬大，做人要從“平、淡”做起，他說：“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日胸懷日闊。”並用此告誡自己的子侄不可以為功名而學，讀書是為了開闊眼界，增進自己的修為，並不是為了賺取財富與功名。
曾國藩主張的“平淡”意在勸告人們所有時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態，不要讓自己的心靈被毫無節制的私慾所控制，必須要保持內心的寧靜，免受俗物所困，讓自己安然生活，然後才能達到坦坦蕩蕩，無私無慾的境界。
改過，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是指當一個人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接著用心去尋求內心無法平靜的原因，而後針對這個原因對自己進行嚴厲、苛細的質問，再帶著這個問題去反思，去改過。他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寫日記從不間斷，並以此自律。
曾國藩洋洋百萬字的日記中有很多是記錄他自我鞭笞的內容。例如，某日在朋友家看到別人吹捧賣唱女，有些心動；夢見別人得到好處，便覺非常羨慕，諸如此類。他痛斥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前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短暫一個冬天，他持續一個多星期，寫了很多自己應該改過的地方，對自己進行毫無保留地質問、斥責。而對於朋友直言忠告曾國藩則要求自己努力接受，爭取改過。邵惠西曾當眾質疑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的詩雖多卻常常堅持自己的見解”，“人前變換面孔”等等，他不但不怒，反連贊“直哉，吾友!”並痛下決心，改過自新。
曾國藩所作章，大多都表明了他勇於改過，發奮自新的精神。
求仁
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匯，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
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自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群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巨集濟群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平?
引自《曾正公全集》
假如追求仁，人們就會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在都是稟賦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氣而成形體。我與百姓及世間萬物，從根本上說是同出一轍。如果只知道愛惜自己而不知道為百姓萬物著想，那麼，就違背這同一的根本。至於做大官，享受優厚的俸祿，高居於眾人之上，則有拯救百姓於痛苦飢寒之中的職責。讀聖賢的書，學習古人，大略知道了其中的大義，就有啟蒙還不知大義的人的責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養百姓，就極大辜負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孔門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們要追求仁，而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業，首先就要幫助別人成就事業，自己若要顯達，首先就要幫助別人顯達這幾句話。已經成就事業的人對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擔心的，如同富人本來就十分富裕，並不需要向別人借；已顯達的人，繼續顯達的途徑很多；好似是身份尊貴的人，登高一呼，四面響應的人就許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業讓自己顯達的呢?如果能夠推己及人，讓別人也能成就事業，能夠顯達，那麼，就像萬物回春一樣美滿了。後世談論追求仁的人，沒有超過張載的《西銘》的，他認為推仁於百姓與世間萬物，廣濟天下蒼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應當的事。只有這樣做，才算是人；反之，就違背了做人的準則，只能算賊。如果人們真的如張載所說的那樣，讓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業，都能夠顯達，自己卻任勞任怨，天下還有誰能不心悅誠服地擁戴他呢?
德行操守，立身之本
曾國藩很重視人的德行操守，並把它擺在首要位置。在他看來，當今天下大亂、人慾橫流之時，要有操守。但是對於有才而無操守的人也應該正確對待、更不能隨便得罪，他告訴自己兄弟，對於“有才而無德者，亦當不沒其長”，可稍遠其人，但不能得罪。
曾國藩在官場馳騁幾十年，平生不遺餘力地施用過“權謀之道”。不過，曾國藩施用“權謀”很有特色。
對待下屬，要講究“誠”。他說過：吾輩所應畏懼者有三，第一則以方寸為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撫、戈什、幕府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畏清議。他又說：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引、從等不鬧大禍不止”。因為下屬和左右近習之人對自己的態度恭敬，所以曾國藩立下“待下以誠”來勸勉自己、鞭策他人、處理好上下左右的微妙關係，不僅自己身體力行，並且還勉勵兄弟子侄及同僚待人也要這樣。曾國藩時刻都有憂患意識，他深恐出亂子，常規勸其弟應“待下以誠”，特別是對待地方鄉紳更應“愛之以其道”，然後又指出自家兄弟在紳士問題上背道而馳的危險性：“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
曾國藩懂得天下至大，事變至殷，絕不是一人一力、一手一足所能維持，必須“舉天下之才會於一，乃可平天下”。人才是靠掌握權柄居上位之人培養和扶植的。他對其子說“餘所見將才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家和福自生”。在曾國藩看來，只有家和，他本人在外從軍從政才能無後顧之憂；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在下屬面前說得起話來；只有“家和，才能福自生”。但是，他的一家前期幾代同堂，人口眾、矛盾多，要“家和”還真不容易；弟兄們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者有之；兄“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者有之；弟寫信責備其兄“待人不怨”，使其兄“讀之不覺汗下”者有之。
越是不容易，就越要做工作。曾國藩不只一次地向胞弟、侄子闡明瞭“家和”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說：“夫家和則福自生。假如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而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
越是不容易，就越發要從自己做起。曾國藩不斷地徵求弟輩們的意見“餘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他希望以至誠赤子之心以感動弟輩。越是不容易，就越發要做出自己的實際行動。曾國藩鑑於古往今來的官宦人家，常常“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進而引起家族怨恨，兄弟內訌，鬧得不可開交，他曾經立誓以向弟輩們表白：決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
越是不容易，就越發要防止別人妒忌挑撥，曾國藩一再提醒大家，要防止別人妒忌我們兄弟，試圖在我們兄弟之間打個缺口。他說：“人之忌我者，唯願弟做錯事。唯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願兄做錯事，唯願兄之不友。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善於應酬。第一，以接待客人而言，他的經驗是“杜門謝客”。在一封家書中，曾國藩說，家鄉的書吏往往欺人肥己，黨邪疾正，是惹不得的，並且是惹不起的。“沒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他們一定會大發雷霆，“並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誨於宮，代我構不解之怨，而官亦蔭庇彼輩”，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為此，不如“一切謝絕”、“杜門謝客”，少惹麻煩。
第二，以管公事而論，他的經驗是“不宜與聞”。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是個忠於封建禮教的教書先生，因為兒子的官運亨通，權勢增大，也慢慢習慣在人前指劃，經常往來省城、縣城，干涉一些政事。曾國藩對此深為擔心，他在給叔父母的信中寫道凡鄉紳干預公事，地方官沒有不懷恨的，因此“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己事，皆不宜與聞”。現在的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
第三，以與本縣父母官的關親而論，曾國藩的經驗是“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疏之間”。曾國藩囑咐兄弟：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必力詆其非”，其關係“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疏之間”。縣官有公事須紳士相助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
第四，以盛衰得失而論，他的經驗是“於極盛時作衰時設想”。曾國藩針對局勢，意味深長地對兄弟們說過：此時家門極盛，處處皆行得通。一旦失勢，炎涼之態處處使人難堪。故不如預為之地，不見不聞之為愈也”。接著說，吾兄弟“當幹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百事衰時拂逆地步”。還說：“今天吾家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為此，“當盛時預作衰時設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第五，以受人人情而言，曾國藩的經驗是“不可輕取人財”，曾國藩回顧原來在京，多次擾人，“心殊不安”。原因是：“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釣餌也。”假如他找到府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財施一報十，尚不足以滿其欲。”
第六，以遠親近鄰而論，他的經驗是“不可輕慢近鄰”。憑著多年的經驗閱歷，曾國藩既看重遠親，又十分視近鄰。他說：“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
第七，以辦盜賊而論，他的經驗是“不要使人恨我之太惡”。曾國藩在寫給其弟的信中說：“我們參與辦賊，必須使我們的親房人家知我家此舉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為一家逞勢張威，使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辦賊既畢“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種之意”。這裡面的奧妙和訣竅，“諸弟人人當留心也”。
第八，以做人而論，他的經驗是“學為和平，學為糊塗”。曾國藩剛剛躋身仕途，“自愧自恨”之處就許多。於是他感激萬千地向兄弟們傳授經驗說：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諸弟年輕氣盛，必將一一強為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慪氣到底。願諸弟學為和平，學為糊塗。”
內省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齋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功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
修已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蓋君子立身，在其所處。誠內度方寸，廉所於疚，則仰對昭昭，俯視倫物，寬不怍。故冶長無愧於其師，孟博不慚於其母，彼誠有以自伸於內耳。足下樸誠諄信，守己無求，無妄之災，翩其相戾，顧衾對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慮，稍喻素衷也。國藩濫竽此間，卒亦非善。骯髒之習，本不迭於時趨；而逡循之修，變難躋於先進。獨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負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為梧禱，不知性命，必致戕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主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慾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粟粟惟懼，期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儘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復性如命之功也夫!
閱王夫之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儘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儘性以至於命。儘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儘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訊息最難體驗。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泊為宗，庶幾其近道平!
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途窮，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眾為指視，翹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古來聖哲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學事功。然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佔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佔七分者，黽勉求之，而於僅佔三分之學事功，則姑置為緩圖焉。
引自《曾正公全集》
仔細思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十分顯著的大約有四個方面：謹慎獨處，則心胸安泰；端肅恭敬，則身體強健；追求仁義，則人們悅服；專守誠意，則神靈欽敬。慎獨，就是說制止私慾，連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過，循理而行，時時刻刻都這樣，內省而無愧，所以心裡坦然。主敬，就是說外表整齊嚴肅，內心思慮鎮定專一，時時端恭莊嚴，所以身體強健。求仁，就是說從根本上講，能保養心性；從運用上來說，有愛民惜物之胸懷，大公無私，所以人們悅服。思誠，就是要內心忠貞堅定，言語篤實無欺，以至誠與萬物感應，所以神也欽服。假如真能達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這四種效驗就自然到來。
古來聖哲胸懷非常寬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已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面，孔顏曾盂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
自身修養以及管理他人的道理，有四句話便可以終身受益無窮：“勤於國事，節儉治家，所說的話忠信可靠，行事誠篤無欺。”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是否深刻。
古往今來的聖哲們的胸懷非常寬廣，而達到齊天之大德的，大致有四種境界：透過恭敬修己而生出聰明睿智，這是二程的觀點；精誠感動神靈而可以生而知之，這是子思的觀點；安貧樂道而身體健康無憂色，這是孔子、顏回、孟子、曾子的宗旨；欣賞自然萬物、吟詩作賦而心意安適、精神愉悅，這是陶淵明、李白、蘇軾、陸游的人生樂趣。
一般而言，君子之立身處世，在於他所處的環境地位。的確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內心，毫無愧疚之處，那麼仰望蒼天日月，俯視大地萬物，就胸懷寬廣不慚不羞。就因為這樣，公冶長對於他的老師沒有愧對的地方，孟博沒有辱沒其母的教導，他們都有內心足以自信的東西。‘你淳樸誠實，恪守自己的本份而無求於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災禍卻接二連三地降臨到你的身上，夜晚獨處，對影沉思，有什麼可悔恨嫌憎的。這種時候，正應當加強提高修養，不能因此而增添疑慮，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這裡濫竽充數，無所作為，最終不會有好結果。自己的那些壞毛病，本來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勢；而緩慢地學習，也很難進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則，以期不辜負知己朋友對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謹慎地做到這些。
主張矯揉造作觀點的人，就好比把杞柳樹當成枝條編成的杯盤一般，不通曉性命之理，一定會殘害仁義，這是逆著而不是順著行理。高談虛玄之論沒有主見的人，好像浮萍漂於江湖之上，空論性命之學問，不再講求事物的形狀與顏色，這種理論，事實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難說得通順。只有體察精微，並不隱藏自己的心意，不擾亂自己的**，清醒與機靈常常存於心中，這樣才能隨時看到順利行事。堅守持一貫之道，常常提醒自己專一不二，遵循前進不已的原則，戰戰兢兢，始終有恐懼之念，這樣就會終身順利的。這是聖人儘自己性情，而立身處世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般人恢復自己本來性情立身處世的方法。
王夫之所註解的張載的《正蒙》篇，對於儘性知命的宗旨稍有理解。靠一個自己就能知道的，這是性；而聽順自己無法知道的天意，就是命。《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話，講的就是儘性；“過此以往”四句話，講的就是知命。農夫致力於耕田種莊稼，勤勞的人將有所收穫，懶惰的人，就會歉收，這就是性；在大旱之世種莊稼，不論怎樣勤勞，終歸莊稼焦枯，這就是命。熱愛別人，治理別人，禮讓他人，這就是性；熱愛別人而別人對自己不親近，治理別人而別人不聽從，禮讓別人而別人不應答，這就是命。聖人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不只儘性而且知命。儘性還屬於下層的學問之事，然而達到知命就是超越之事。在儘性之時，努力已達到十分，而效驗或有或無，聖人對於這種情況淡然處之。好似知道，又似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不用力，這裡面的分寸十分把握。如果對於性應當盡力之事，百倍努力以追求之，而對於聽天由命之事，則以淡泊為原則，這樣就似乎可以接近大道了吧!
心理上所犯的罪過，可以與天相通。沒有辦法加以補救，就好比日暮途窮一樣，反身內省，決定痛心改過，依據命運安排。像成湯那樣去祈禱，像申生一樣恭敬。自己的稟賦並不很高，旁邊的人都已經看得十分清楚，自己卻仍自以為了不起，一點羞恥之心都沒有。把遺忘的事情記錄下來，為史中的事蹟又歌又泣。既憂憤又歡樂，至死方休。
從古至今的聖哲之人，他們之所以在天地宇宙間不會磨滅，是因為他們的章和立下的功業。章之事七分靠天賦，後天努力只佔三分；功業則七分靠運氣，人力只佔三分。只要修養心性，儲存好天所賦予的內容。把不去害人的心養足了，就可以達到了仁；把投機取巧的心去除了，就達到了義。在這個問題上人的後天努力可以佔到七分。人的一輩子應該在人力可以佔七分的事情上下功夫，而對於人力只佔三分的章功業，就可以慢慢加以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