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千古艱難唯一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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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千古艱難唯一叛1
第8章 千古艱難唯一叛 (1)
戊戌年的農曆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正是桂子飄香的時節，這一天，卻恐怕是袁世凱一生中最難熬的時刻之一。當他前一天坐火車從京師回到天津之後，就發覺自己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他被兩個同樣危險的念頭糾纏，這兩個念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使他身入萬劫不復之地，不單自己人頭落地，而且要帶來滅門之禍。
從七月二十九到京，到八月初五日，光緒皇帝三次召見他，不只將他由直隸按察使提拔為候補侍郎，一躍而在二品大員之列，還給予他以後單獨奏事的特權。這幾天他在京師，和康有為這些維新派交往密切，他甚至派了自己的心腹徐世昌參與這些維新派高層策劃軍事政變的祕密會議。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當時徐世昌在側），和他商談以武力“圍園劫後”，廢除頑固派慈禧太后最高權力的政變計劃，他袁世凱就是他們冀望的這個軍事政變計劃的核心執行人。但當譚嗣同一端出他們的計劃，袁世凱就知道此乃書生談兵，按此計劃絕無成事之可能。
此時的京城，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和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之間，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維新黨固然在急謀武力奪權的險策，後黨也在磨刀霍霍佈置收緊絞索，而且兩造似乎皆已嗅到對方政變的氣息，京城殺機隱隱，隨時都有血光之災。此時的光緒皇帝，仍然如襁褓中的嬰兒，單純而懦弱。
面對慈禧逼人的目光，陰暗深沉的神色，他惶惶恐恐，在頒給康有為的密詔中，他說現在的局勢，“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袁世凱在一個錯誤的時間，來到了一個錯誤的地方，被人強行拉入了一場錯誤的政變。戊戌年的八月，如果袁世凱沒有來到北京，他的人生也許是另一番模樣。這一時期，其他被保薦入京覲見或取用的不少人才，如黃遵憲、容閎，如張之洞的主要洋務幕僚錢恂，以及前駐德公使許景澄等人，皆或請病假或遷延，不敢進京，或許，他們都嗅到了京城山雨欲來的氣息，不願踏進這是非之地？袁世凱也許太熱衷於他的那一級升遷了，一腳就踏進了這個生死場。
很多年後，袁的一位親人，大名士張伯駒不無感慨地說，在帝后之間，告密與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都可能為自己招來殺身大禍。作為被拉攏捲入這一冒險計劃中的知情者，他向太后告密，將陷光緒入萬劫不復之地，自身政治生涯極可能就此終結；不告密，按維新派那些人的政治經驗和能力，則計劃也必然敗露，並慘烈失敗，等待他的也是萬死莫贖的罪責。
在譚嗣同“以死相逼”要他揮兵救駕的當口，他氣血翻湧地許諾，“殺榮祿如殺一狗耳！”（據梁啟超轉述），給他半月或二十天時間，九月皇上將巡幸天津閱兵，只要閱兵的時候皇上奔入他的大營，他就可以率軍保護皇上，大局可傳檄而定！
這是他心中真實的想法，還是一時的敷衍之詞？
初四凌晨，天還未亮，得知袁世凱拒絕立即出兵，康有為嗅出大失敗的死亡氣息，拋下這漏洞百出的“圍園劫後”計劃和他信誓旦旦要效忠的皇上，倉惶出逃；譚嗣同知事已不可為，決意一死明志，欲用鮮血喚醒這個沉睡千百年的國度；袁世凱則陷身於殺機四伏的境地，不知生路安在。
初五，覲見完光緒，他馬不停蹄趕回天津。一回來，他就發現自己的處境遠比原來想象的更可怕。
他本來和他一手操辦起來的大清帝國最精銳的七千新建陸軍駐紮在北京和天津之間的小站兵營，但是他的頂頭上司、慈禧太后的忠心支持者直隸總督榮祿，以軍情緊急，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大沽口外戰艦雲集為由，連連催促他回來，待他回來後卻命令他留在天津，不許他回小站。與此同時，京師和天津之間的軍隊頻繁調動，把聶士成軍調到天津，把董福祥軍調到長辛店，名義上是為應對外交局勢，而事實上對袁的小站軍隊形成夾擊之勢。袁軍雖精銳，但周圍有聶士成、董福祥的軍隊牽制，而聶、董的軍隊人數遠在袁軍之上。且袁軍駐紮小站，離北京二三百里，要按照袁世凱和譚嗣同原來討論的方案，袁率軍長途潛行，突破聶、董二軍的阻攔，和北京的神機營等軍隊，奔襲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無異於隔山打牛。可是，皇帝在八月初一第一次召見他時告訴他，“以後可以和榮祿各辦各事”，這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否真如譚嗣同所言，皇帝頒下密詔要康有為聯合他袁世凱誅殺榮祿、揮軍救駕？可是榮祿，卻是多年來對他提拔知遇、引為知己的恩人。
正在這節骨眼上，京城的局勢急轉直下。八月初三，人品偽劣而善投機的御使楊崇伊（此人後來居然在丁憂其間和人爭妓，被地方官參劾革職）在頤和園向慈禧上書，請求慈禧“訓政”，三度垂簾。四日，慈禧突然改變日常安排從頤和園回宮——她一定已經獲得了某些康有為之黨“不軌”的訊息。此前幾天，光緒的權力已經受到慈禧的更多制約。八月初六上午，慈禧太后面斥光緒，隨即將光緒軟禁於中南海瀛臺。後黨先發動政變，重新掌握了政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亡命出逃。
這時候天津的袁世凱還在彷徨，他也許還指望九月皇帝會到天津來閱兵，他還不知道京城已經變天。
初六下午，楊崇伊來天津，向榮祿報告太后訓政的訊息。晚上，榮祿命袁世凱來營中議事，“令衛兵夾道羅列”。入見則楊崇伊在座，將京中政情通告袁世凱，並說太后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
突然聽到這個訊息的袁世凱，魂飛魄散，剎那之間，只見袁世凱當場跪倒在榮祿面前，大哭失聲，長跪不起！這一變故，恐怕連榮祿、楊崇伊也驚駭不知所從。這時候，袁慌忙將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商議的兵圍頤和園的政變計劃和盤托出，並竭力洗刷自己，跪求榮祿為他作主，並保全光緒皇帝。這一訊息，令榮、楊大吃一驚，原來他們還不知道維新派有此密謀。
這告密訊息馬上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才知道兵變圍園的密謀。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諭）。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迅速擴大，太后嚴令對維新派繼續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經起了作用，成了保守派發動政變鎮壓維新派的有力藉口。
百日維新結束了。中國這艘大船，在轉舵的時候再度擱淺。
1．忠與叛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令人極為痛心的一件大事。日本的明治維新促成了日本一躍而成世界強國，而中國的戊戌維新，卻以菜市口滾落的六顆人頭收場。中國失去了這個和平變革以求強盛的機會，不兩年而有庚子義和團之變，再四年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此後革命黨此伏彼起，再也不可收拾。因為戊戌政變中結下的怨恨，慈禧太后圖謀廢黜光緒，而一干大臣與西方國家對此表示反對，慈禧因此深恨外國勢力，兩年後煽動、利用義和團“打教滅洋”的愚蠢舉動實肇因於戊戌年。
在這場對中國影響如此深遠的維新和政變中，袁世凱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戊戌政變百多年來，無數歷史學家絞盡腦汁，試圖揭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袁世凱和光緒、慈禧與榮祿等權力精英們，在戊戌年八月那短短的十幾天內織就的無邊黑幕，他們一頭霧水。這裡，出現了兩個袁世凱。
一個袁世凱，自小就有異志，在十多年的經營佈局之後，時刻都在覬覦更高的權位，當戊戌維新發動時，他看準了機會，投機鑽營，取得了光緒和維新派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卻又背叛光緒，向榮祿告密，結果導致慈禧發動政變，使得戊戌變法事業功敗垂成，他倒向黑暗勢力，踏過維新志士的熱血鋪就的血路，終於攫取了夢寐以求的超常升遷。他似乎是一顆邪惡的種子，在枝繁葉茂的季節，終於開出了一朵巨大的惡之花。
另一個袁世凱，少年時代憂心國事，壯年時代投身改造中國的維新事業，由此走進了政治風暴的中心。在新與舊，弱與強的激烈衝突和殺伐中，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境。在他無法抉擇的時候，時間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在天平終於無可避免向黑暗傾斜的時候，他塗黑了自己的臉，隱入黑暗，換來以後的某一天可以再次點起光明的火焰——那就是三年後由他一力推動的清末新政。
兩個袁世凱，一個站在歷史的鏡外，一個站在鏡裡，他們的姿態面貌如此相同，剛強有力，精明幹練……而他們的方向卻截然背反，這真是一場令人悲傷的戲。那兩個隔鏡對望著的袁世凱，看著鏡中的另一個自己，他們是否能分得出，哪一個是更加真實的“自己”？戊戌年的八月初三深夜，他們在詭譎、沉重的黑暗中，相遇，對視，眼含深意，然後消逝在不同的方向，同樣的夜色裡。三天後的八月初六，有一個袁世凱活了下來，代價是在榮祿面前的那一跪。
很多年來，活在歷史中的是第一個袁世凱。現在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像窮追不捨的偵探，想追回另一個消逝的身影。他們說，戊戌年的袁世凱積極參與變法，而且也許的確有軍事政變幫光緒奪得大權的計劃，他沒有打算主動告密。他們說，當時那種緊急情況下，慈禧先發動政變，袁世凱以為自己計劃敗露，為了保命，馬上反戈一擊，將維新派兵變圍園的計劃供出。他是被迫告密，並不是他的告密導致慈禧政變，恰恰相反，是慈禧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無論袁告密與否，慈禧的政變不可避免。袁世凱主動告密說最大的難點，在於八月初六日的政變之前，袁沒有告密的適當時機。
也許歷史還有另一種可能，即慈禧的確在初四或初五獲得了維新派圖謀政變的訊息，但並非從袁世凱那裡。試想康有為諸人密謀的計劃，需要策動多人，有眾多參與者，袁世凱而外，其他預謀者未必就不會有意告密或無意之中洩露訊息，這些訊息同樣可能傳遞到慈禧耳中。
1908年，光緒、慈禧兩日內相繼下世，朝局大變，袁世凱被放逐，戰戰兢兢蟄伏於鄉野。此時，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師徒，卻以為再度走進大清朝廷政治中心的機會已到，他們以為自己洗刷掉戊戌年“圍園政變”的“案底”，就可以接續上戊戌年和光緒的淵源，打動光緒的胞弟，攝政王載灃。
於是他們密謀將“圍園政變”的計劃全部推脫給袁世凱，說這是袁氏憑空構陷、為求自存而陷先帝於不義之地。讓後人頗感意外的是，康梁師徒之間為誣陷袁世凱而商議密謀的書信居然留了下來，而且幾十年後被發現。
他們在戊戌政變之時，一走高飛，將所有辯解的責任推給了處在險境中的袁世凱，和菜市口無頭的屍體；而當此之時，為謀得滿清皇朝寶座前一方磕頭之地，再度將袁世凱推入命懸一線的險惡境地。現在輪到他們對袁世凱反戈一擊。
清朝垮臺後，梁啟超也成了民初政壇呼風喚雨的一方人物（研究系的領袖），袁世凱倒是照樣可以和梁啟超在政治上合作，對付孫黃一派。這就是袁世凱的行事原則——利則合，不利則分，他和張謇、盛宣懷，和孫中山、宋教仁，也無不如此。他從不讓過去的恩怨，左右政治決策時的算計。
在袁世凱身敗名裂很多年後，當年風暴中心的梁啟超輕輕抖落身上的塵埃，漸漸隱入書齋，成了著名的學者，清華大學四大國學導師之一。他在其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醒他的讀者：“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幾無大過矣。”在袁氏死後他又對自己弟子說：“袁氏變法維新之見解，實出於自動，擁德宗（光緒）以武力行政之計劃，實亦發動於袁氏，而絕非壯飛（譚嗣同）所強迫。”這一席話，或許有為曾被他厚誣的袁氏洗刷之深意。
然而，有些臉譜，一旦描成，卻是再也難以洗刷乾淨了。
戊戌政變之後不久，當時社會上就流傳一首民謠：“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這民謠所塑造的袁世凱形象，幾十年來已經“深入人心”了。甚至袁世凱自己也不得不想盡辦法塑造出自己“賣主求榮”的形象，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消除慈禧對他的懷疑，從而可以在慈禧的卵翼之下安身。他費盡心機寫了《戊戌日記》，並且授意幕僚在報紙上刊佈，承認自己向榮祿告密，同時表白自己在政變中維護光緒的一片苦心，就是想為自己解脫道德上被審判的尷尬地位。他這《戊戌日記》，因為是出自一個賣主求榮的人，且用意無疑是“寫給別人看的”，所以很多年都被人視為“作偽”，直到最近幾年，歷史學家才認定其“大體還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識人無數，眼光狠毒，在戊戌政變中就看出來袁世凱絕不是一個“忠臣”。她因袁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欲加重懲。但榮祿到底是滿人中不世出的英才，他愛惜袁的才能，以至於惺惺相惜而為袁力保。從袁和榮祿的關係也可以看出，袁世凱在結交人際方面的確有過人之處。據說，後來有人私下問榮祿，袁是不是真的有光緒頒給的“誅殺榮祿”
的聖旨，榮說的確有，這人又問，那麼，袁世凱原來是同謀，既同謀而又出賣別人，首鼠兩端，這樣的人不足取吧？榮祿傲然答道，袁某是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就在袁世凱告密、京師大索維新黨的關口，榮祿入京城領軍機銜，朝廷竟命袁世凱署理榮祿遺下的直隸總督空缺，然後很快升他為山東巡撫。袁世凱能讓榮祿這樣精明透頂的人憐惜他、籠絡他、倚重他到如此地步，其才其能豈是常人可以比擬的？袁世凱終究有一點對得起榮祿，就是榮祿在世的時候，他再也沒有起過異心。在袁崛起的時候，只有榮祿才能鎮住袁這樣的梟雄，並且使為己用。袁世凱對清廷生背叛之心，是在榮祿去世後。袁雖是不世出的梟雄，對榮祿終究懷著敬畏和感激，這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袁世凱之在歷史上“遺臭萬年”，戊戌政變中出賣光緒和維新派是最大罪狀之一。後來論史者對康有為這樣一心想當“孔教”教主和“素王”
的狂悖之徒或許還有惡感，但對光緒皇帝則多持同情態度。要不是袁世凱的出賣，心地善良、力求振作的光緒也許還不至於在十年餘生裡做了“活死人”。而且袁世凱的確是從自己的出賣中撈到了好處，雖然他最初告密只是為了保住自己小命。所以，即使到今天，袁世凱貪生怕死的告密行為也不能從道德上得到解脫。和譚嗣同這樣慷慨赴死的改革志士相比，袁的形象的確猥瑣而卑鄙，這種卑小的形象被放大，大得幾乎完全掩蓋了他在戊戌維新中的另一面：在政變前他是積極支援維新派改革的，甚至當康有為的上書無由上達的時候，袁世凱竟然主動要求代康有為上折，這在那些當權保守派對康有為的奏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況下，卻很難說得上是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