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中華帝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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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中華帝國2
第18章 中華帝國(2)
宋教仁自己有沒有懷疑袁世凱呢？似乎沒有。宋教仁輾轉來上海的路上，有人警告他袁要對他不利，宋輕鬆一笑說：“從來只有革命黨暗殺別人，哪有革命黨被人暗殺的道理。” 宋中彈後躺在醫院，彌留之際還不忘給袁世凱發了一通電報遺言：“北京袁大總統鑑：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力之見存。
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年，尚祈鑑納。”言詞之間，對袁尚有殷殷期待之意。如果刺宋果然是袁世凱指使，那宋教仁真是“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銅板”。
到底袁世凱有沒有授意刺殺宋教仁，這個問題恐怕永遠都無法水落石出了。但新近有史家認為，孫、陳一派嫌疑更大。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應桂馨“一貨賣兩家”，兩頭拿錢，反正，“袁大總統”和“孫前大總統”
都不喜此人。
刺殺宋教仁一案，對民國政局影響極大。宋案之後，當時革命黨內有兩種“善後”意見。一種以黃興為首，主張循法律渠道解決，這也是當時輿論界的主流意見。當時上海地方檢察廳已經向總理趙秉鈞和洪述祖發出傳票，要求他們出庭接受調查，這在中國司法史上是開天闢地的一件奇聞，如果能夠不屈不撓地堅持下去，也許中國的法治之路會開闢出一條蹊徑也說不定。但這樣的蹊徑沒有出現，因為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派力主武力解決的意見佔了上風，從而有討袁的“二次革命”發生。結果，革命黨既得不到一般士紳的支援（張謇等人就反對動武，只要瀏覽一下當時眾多的主流報刊，可以看到滿眼的反對動武解決的輿論，甚至後來舉起護國反袁大旗的蔡鍔，此時也通電稱孫為叛逆），自身力量又薄弱，很快就被袁世凱“武力解決”掉了。袁世凱為對付國民黨的武力反袁，早就做好準備了，軍事、財政、外交等問題，無不是為著一舉消滅國民黨的武裝而展開。國民黨以為自己還可以像武昌起義一樣，槍炮一響，義旗一舉，天下景從。可惜，袁世凱不是滿清王朝，國民黨的一舉一動早在他的算計之中。袁世凱終於收緊了他的拳頭。
宋案以武力解決的後果，一是革命黨人有限的力量在這一役幾乎摧毀殆盡，不能在國內立足，中國政壇上失去了唯一令袁世凱有所顧忌的強硬力量。經此挫敗，尤其是感於這次武裝倒袁不止未得到國內主流輿論的支援，反被社會中堅力量如士紳一派斥為賊寇作亂，國民黨中一些溫和派，甚至痛言十年之內不談政治；二是袁世凱找到藉口加速了他的集權，摧毀了民主政治的最後象徵——民選國會。原來，在二次革命當中，革命黨人江西督軍李烈鈞很快戰敗，走得倉惶，連密碼本都沒有帶走，結果讓袁世凱搜到李烈鈞和國會里國民黨議員祕密協商武力反袁的密電，袁世凱就以此為藉口解散了第一屆國會的多數黨國民黨，癱瘓了國會。從此，袁世凱就一馬平川地走上了另組“民意”機關，**民意以為帝制鋪路的“登基之路”。
其實，袁世凱心頭始終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就是他認定袁家的人沒有活過60歲的，他已近60之年了，大限將至，他空有一番抱負卻不能施展。
這種心境和情勢下，稍作安撫，他可能就此“認命”（袁世凱非常信命），做完這終身總統到死就算。他一生沒有什麼死命效忠的信仰，唯一追求的就是個人的權力和功業，這些是他到死才會放手的東西。衡之後來的當政者，也非獨袁世凱一人如此，如蔣介石，做的同樣是“終身總統”。
袁對民國沒什麼效忠的信念，但只要這民國還能保證他的權位，他也許就可以“儲存”民國。可是這民國裡面，卻總有人想奪他的權，即使他來日無多也絕不相讓，這終於激起了袁世凱爭雄鬥勝的霸氣。
他的憤懣，在他武力解決宋案時說的一段話中顯露無遺：“可告革命黨人，我現已決心。孫、黃等無非意在搗亂，他們的本事就是左一個搗亂，右一個搗亂！……彼等謂我爭總統，其實若有相當之人，我亦願讓。但自信政治經驗，軍事閱歷，外交信用，頗不讓人，則國民付託之重任我亦未敢妄自推諉，彼等若有能力另組政府，我即有能力毀除之！” 袁世凱和革命黨人短兵相接的時候來了，種種情勢終於逼得袁世凱使出了“殺手鐗”，做成了“獨夫”總統。其實，袁世凱這般鐵腕人物，怎會甘於做一個動彈不得的“神主牌總統”，所以，只要他還掌權，革命黨套在他頭上的緊箍咒他遲早要脫掉的，現在，他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舉掃平了革命黨，等於將那緊箍咒後面觀音菩薩賦予的法力破除了，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讓他頭痛。
也許，革命黨人若懂得養精蓄銳，韜光養晦，不和袁世凱正面爭權，袁世凱的復辟大概不會這般順利。或者宋案發生時，革命黨人按兵不動，而利用主流輿論施加壓力，那麼，儘管最後宋案可能還是不了了之，袁世凱要稱心如意擺佈政權，就沒那麼容易。他們正面與袁爭權的舉動，說起來，和戊戌年間康有為等維新派急於向“後黨”奪權的心態類似，其取敗之由也一樣，都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在沒有政治實力的情況下，不是去致力於培植實力，而是直接向權力伸手。就如他們相信，對袁世凱的政治權力，可以以一紙憲法（《臨時約法》）或一座都城（如定都南京），就可以畫地為牢地圈禁之，而看不到那權力之基座，是實力造成的，此種實力，就是袁氏自揭的“政治經驗”（執政能力和班底）、“軍事閱歷”（軍事力量）和“外交信用”（列強的外交與財政支援）。
袁世凱鬥垮國民黨，其策略是在一放一收之中。他和革命黨的這一番角鬥，其原因，也是在一放一收之間：誰該放權，誰該收權？更往大里說，是當時中國政治體制的問題：是總統收權，還是內閣收權？是中央收權，還是地方收權？誰都想收權，不想放手。最終是袁世凱大權在握。他一輩子都在奪取和維護權力的鬥爭中，不僅樂於而且精於此道，革命黨現在還不是他的對手。
2．內與外袁世凱接手的中華民國，不止面對國內的權力爭奪問題，也面對著嚴酷的國家危機，這就是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習以為常的列強對中國的“瓜分豆剖”。
清室退位不久，外蒙和西藏很快就宣佈“獨立”，其“理由”則是：
它們只效忠清朝王室，對中華民國沒有效忠的義務。其實這是表面現象，關鍵是沙俄和英國在後面搗亂。當時外蒙駐著沙俄的軍隊，英國對西藏也是覬覦已久，英、俄看到清朝垮臺，機會難得，馬上鼓動外蒙、西藏獨立。
所以新生的中華民國，還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先就得面對國土分崩離析的大禍，這就是“國際社會”給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送上來的“見面禮”——當時的“國際社會”不就是英、俄、法、德、日這些虎狼成性的列強？對中華民國來說，這是一個意料不到的苦果，沒想到推翻了愛新覺羅氏的王位和滿洲貴族的統治，這個王朝開疆拓土的版圖卻不那麼容易接手。
那麼，這些以侵略、掠奪為職業的列強，是如何看待新生的中華民國呢？
一言以蔽之，它們照樣把中國看作獵物。它們最害怕的就是這奄奄一息的獵物忽然恢復了活力，擺脫他們的牢籠。但他們也沒有胃口一口吞下中國，而且生吞活剝的話，恐怕列強先就因為分贓不勻打起來了。他們最希望的是，這個獵物永遠這麼奄奄一息，但又不死，就像奶牛一樣可以每天供他們取用。
他們這政策是一貫的，不管中國掌權的是清王朝、革命黨，還是袁世凱。
在俄國解密的檔案中，有一份俄國駐倫敦大使致俄國外交大臣的報告，所署日期是1912年3月14日，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話：“後來，袁世凱上臺，有把中國變為名副其實的大國之虞。這種前景對別處產生什麼影響，我不甚了了。但在倫敦影響極大。公開對抗不可能，社會輿論及商界亦不允許。
所以人們產生一種想法，認為目前只能採取一種施加影響的方式，即控制中國國庫。這是一種政治構想，不是銀行的主張，而是政治上的主張。於是，各銀行立即從領導地位變為充當工具。這是唯一有效的辦法，但它要求列強的團結一致……”
這裡所說的銀行團，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後來加上日、俄成“六國銀行團”）。從這裡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列強之間（不包括美國）有一個共同的陰謀，就是用控制中國財政的辦法來繼續控制中國，抑制中國在袁世凱的統治之下強大起來的趨勢。而當時的袁世凱也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向列強借錢，讓他們控制監督財政。
袁世凱的政府一上來就借錢，也有其不得已之處。原來，晚清最後的七十年，清政府一直和列強打仗，而且每打必輸，每輸必割地賠款，中國已經成了列強名副其實的“超級提款機”，不止根本沒有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現代化事業，甚至連基本的財政都無法維持。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以後，財政更加緊張。這時候各省將以前上繳中央財政的稅收幾乎完全截留自用，臨時中央政府再也羅掘不出什麼財源了，而要用錢的地方反而更多：不止要維持中央政府，還要遣散民國初年迅速膨脹的地方軍隊，收買滿清王公對民國的效忠，保證旗人和王室的生計（這些是清室退位的條件）。袁世凱無力也不願用武力來重新統一外蒙，所以他不得不用金錢收買一些蒙古王公，保持他們對中華民國的效忠。當然，袁世凱還需要用錢收買眾多政治上的反對派，籠絡自己眾多手下。
財政上的困難逼迫袁世凱簽下了屈辱的借款條約。開始他還頂著壓力和列強周旋了幾個月，不肯答應列強監督財政用途的無理要求（美國就是因為這一要求違背其立國精神，退出了銀行團），但宋教仁一案意外爆發，革命黨積極準備用武力解決，袁世凱急於鎮壓革命黨，為保住自己的總統位子，也就顧不得“國家尊嚴”了。這就是袁世凱的惡政之一——“善後大借款”的由來。
袁世凱用他特有的手段保住了中國名義上的統一。他和英國、俄國談判，以承認外蒙和西藏的自治為條件，使俄國和英國承認中國對外蒙和西藏的“宗主權”。所以，列強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看中了”袁世凱，和袁世凱“穿一條褲子”鎮壓革命黨。相反，他們費盡心機，使出卑鄙的手段壓榨袁世凱的臨時政府，攫取骯髒的利益，其中英國稱得上是“帝國主義”中“搖扇子”的角色。
袁世凱雖然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是“多年老友”，但這些英國盛產的“尖頭鰻”（gentleman）信奉“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朱爾典在袁世凱死後第七天對人這樣評價袁世凱：“作為朋友，我將永遠懷念他。在一場不平等的競爭中他雖告失敗，然而，以愚之見，與其說榮任總統時的袁世凱偉大，勿寧說蒙難中的袁世凱更偉大。”可是這個“偉大”的袁世凱，在剛當上總統的時候就蒙了一回“難”，也不見朱有何同情，反而是他代表英國使出了“鷺鷥腿上剔肉，蚊子肚裡刮油”的手段,來大敲特敲其竹槓。在英國、日本的指使下，列強到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1913年10月10日）前三天，才承認袁世凱的政府，而這離武昌起義已經兩年了。
在這兩年裡，從列強與中國的交涉之中，何曾見過“國際社會”對這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歡迎之情？
袁世凱登上正式大總統位子不久，又迎來一場外交上的惡仗，這是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此時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隆重登場，日本因為和英國簽有“英日同盟條約”，自動成了德國的“交戰國”。
其實英國根本就不願日本和德國“交戰”，老奸巨猾的英帝國當然知道日本所謂“交戰”，只是“交而不戰”，是讓德國戰戰兢兢交出在亞洲的利益，“交戰”只是趁火打劫的藉口罷了，它打劫的物件表面上是德國，實際上是軟弱可欺的中國。
當時德國一看形勢不妙，主動提出將在中國的特權交還中國——反正眼看著保不住了，何不作個順水人情？日本卻威脅中國政府，不許其接收德國交還的權利。利用和德國“交戰國”的身份，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照會，要求德國將在中國山東膠州的租借地無條件轉讓給日本。9月2日至11月7日，日軍先後佔領山東的龍口、濰縣、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這期間中國政府發出抗議，要求日本撤出中國，但無濟於事。1915年1月18日，針對中國政府要求日軍撤出山東的照會，日本駐華大使日置益違背外交常規（按外交常規，外交條約應該首先提交給一國外交部長，不能直接提交給國家元首），祕密向袁世凱提交解決德國在華利益和日本在滿蒙利益的條約，共有5號，分為21條，即“二十一條”。
其主要內容有：（1）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享有的一切權利並加以擴大；（2）將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的期限延長為99年，承認日本在“南滿”及東蒙的特權；（3）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的人開採；（4）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5）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國警察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和潮州之間有修築鐵路權等。
條約中提出的條件甚至比好些勝利國向完全被擊敗的戰敗國提出的條件更苛刻，它最終置滿洲南部、內蒙東部、山東省於日本的管轄之下，使中國處於日本的保護之下。袁世凱收到這一條約文字，大吃一驚。
《顧維鈞回憶錄》中憶及袁世凱當年召集諸人，會商如何應對日本的侵略。問了幾位身為國際法學家的參事的意見之後，袁世凱問陸軍總長段祺瑞，如果和日本打起仗來，為了保衛國土，軍隊能採取哪些行動。段回答，如果總統下令，部隊可以抵抗，設法阻止日軍深入內地。不過由於武器、彈藥不足，作戰將十分困難。袁直截了當問他可以抵抗多久，段立即回答說四十八小時。這時，袁盯著他問，四十八小時以後怎麼辦。他望了望袁，說，聽候總統指示。袁世凱又問外交總長孫寶琦，孫支支吾吾不知所云。袁世凱環顧左右，等著別的總長髮表意見，這些總長卻都成了悶葫蘆。有人說，袁世凱自此知道北洋軍隊暮氣已深，乃有另起爐灶編練模範軍的念頭。
於是只有忍辱求和一途。這時候他原來養著的一些看似無用的人物就派上用場了。他原來花月薪一萬大洋的巨薪，僱了日本著名憲法學家有賀長雄做自己的法律顧問，這時候他遣有賀祕密回日本探聽這一條約文字是否得到日本天皇和政壇元老的一致同意。有賀探聽的結果是，這一文字只是當時的首相大隈重信為了邀功而祕密提出的單方面要求，事先並沒有得到天皇和元老的同意。得到這一訊息，袁世凱心神稍定，開始琢磨怎麼和日本人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