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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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五次去見喬萬紅的時候，喬萬紅露面了。
原來她就是我第一次在電梯口碰到的女人，也是第二次在她公司大門口碰到的女人。兩次我都彬彬有禮地詢問過她：“請問萬隆公司的喬萬紅經理在嗎？”
見面的最初一刻，我為喬萬紅的謊言深感難為情，不敢正視她。喬萬紅自己反倒沒有難為情，一點都沒有，好像以前撒謊的是我而不是她自己，弄得我又為自己的難為情感到難為情了。
喬萬紅說：“請坐。”
喬萬紅說：“對不起，我只有一刻鐘。”
喬萬紅說：“你找我幹什麼？”
喬萬紅說：“你找我沒有用！”
喬萬紅說：“我早就不做模特兒生意了。”
喬萬紅說：“我最後一次見到鄭容容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喬萬紅說：“我坦率告訴你，別想從我這裡得到一分錢！”
還是喬萬紅說：“我沒有剋扣那些女孩子的錢，她們任何人也沒有私房錢在我這裡，更不像傳說的我這裡有她們的什麼股份！你不是第一個來要錢的人，我告訴你，從來沒有一個人得逞！”
這個叫喬萬紅的女人說話節奏並不是很快。她一句話形成一個獨立的單元，旨在表達自己的意思，並不給別人留下一點餘地，也沒有興趣交流，更不願意等待別人的回答。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睛用在別處。她表達一個意思，做一個醒目的動作：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個檔案看看；在檔案上籤一個字；端起茶杯喝口水；快步走到檔案櫃前；用手把額前的頭髮抹到耳朵後面去。等等。最後，她坐在巨大的辦公桌後面，兩手撐在辦公桌的桌沿上，雙肩神氣地微聳起來，目光落到檯曆上面，檯曆旁邊有一隻金色相框，相框的背後對著我，我猜不出裡面嵌著誰的照片，但我感覺應該還是人而不是動物吧。
於世傑威脅我威脅得對，沒有朋友幫忙，在北京這種複雜的大城市找人，那就是大海里撈針。大海里撈針也只是辛苦，找人呢，除了辛苦還得受氣。喬萬紅的臉色比鬼臉都難看。不過最終，喬萬紅還讓我進了她的辦公室。在喬萬紅之前，好幾個人連辦公室都沒有讓我進，有的站在走廊說了幾句話，有的話還沒有講完，就把我的電話結束通話了。好在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我也不是一個從來不出門的家庭婦女。一個女孩子失蹤了，這無疑是一件極為**的事情，出了問題是要坐牢的，誰都怕沾上嫌疑，我事先就估計到了尋找容容的難度。這難度早在還沒有出門之前就開始了，於世傑他們就是這難度當中的一分子。
喬萬紅的話說到這種程度，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只有離開，再去找下一個與容容有關係的人。我站起身來，準備告辭。我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面留下了我在北京醫藥公司招待所的房間電話，這個招待所現在叫健康賓館。喬萬紅的臉色再難看，我也必須留下一個電話。我每到一處，都要留下我的電話，電話就是一線希望，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如果出現了萬一呢？就在我寫電話號碼的時候，喬萬紅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喬萬紅迫不及待地撲過去抓起了話筒。
喬萬紅對著話筒說：“嗯，嗯，嗯，嗯。”
喬萬紅說：“嗯——”這是二聲，是不相信的質疑語氣。隨著這種語氣，喬萬紅背過了身體，面對落地三分之二的玻璃窗。辦公室的窗外，是亮馬河高架橋，往來的各種小車穿梭而過，使這個城市顯得格外倉促匆忙。我舉著自己的名片，回到了沙發上，等候喬萬紅放下電話。面對我的是喬萬紅的背部。她的衣服非常貼身，加上雙臂一抱，背影上就現出了兩道乳罩的勒溝，勒溝下來大約十公分的地方是腰身，又是一道被緊身褲勒出的勒溝。這兩道勒溝暴露了喬萬紅的年齡，這個女人不年輕了。儘管從正面看，她的年齡跨度可能在二十八到三十八之間，但是她的後背告訴我，她的年齡可能在三十八到四十八之間了。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對這個女人有一點把握了。
喬萬紅繼續說：“嗯，嗯——嗯？嗯？”
喬萬紅說：“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喬萬紅最後對著話筒的一句話是：“嗯——放屁！”
喬萬紅配合語言的動作是衝動地按倒了那隻相框。喬萬紅用力扣上話筒。之後，好久好久地盯著電話機。再之後，長長地噓出一口氣。再之後，摸過茶杯喝茶，喝了兩口，呸呸地吐了幾下茶葉渣，緩過神來了。
“你說你是鄭容容的什麼人？”喬萬紅問我。
我遞上了名片。我說：“我是鄭容容的媽媽。”
喬萬紅說：“你不是鄭容容的媽媽！鄭容容的媽媽姓上官。在我帶領十大名模在全國巡迴表演的時候，鄭容容的藝名叫上官容幾，是女孩子自己起的藝名。這女孩子想出名都想瘋了，可惜光靠別緻的藝名沒有用。腦袋大了，腿短了，又不刻苦練功。告訴我，你到底是誰，你找這孩子幹什麼？”
我不喜歡喬萬紅用這種語言評論我的容容。我找孩子不幹什麼。她是我的孩子，我就要找到她！從法律意義上說，我是鄭容容的養母，但是我們容容從來不使用養母這個詞，她只叫我媽媽。是的，容容的生母是姓上官，長年住在精神病院，是我從小的同學和好朋友。容容半歲多就開始跟著我生活，一直到她十三歲，被國家跳水隊選中，由我親自把她送到北京。此後，容容只要回家，我們母女還是睡在一個被窩筒子裡，總是有說不完的話，我不是她媽媽是什麼？容容的身世和一般人不同，她有兩個媽媽。
喬萬紅的目光終於停留在了我身上，目光很複雜，她想裝出冷靜的滴水不漏的樣子，可是瞳孔裡放射的光線暴露了她內心的祕密。
喬萬紅說：“我們換個地方說話吧。我們到大樓的咖啡廳去，我請你喝咖啡。”
喬萬紅用很隨意的動作，悄悄把相框扶了起來。我看見了相框裡頭的畫面。是典型的三口之家全家福。喬萬紅和一個帥氣的男人，兩人親切地摟著一個約摸六七歲的小女孩，三人都笑得十分甜美。
我為什麼要收養容容？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也是我身邊的人從來沒有向我提出過的問題。面對喬萬紅的問題，我發愣了好半天。這個問題對於我，有一點類似於下雨的時候你出門，為什麼會順手拿上一把傘？
為什麼？因為需要，那種幾乎是出於本能的需要。
最初我是對“上官瑞芳”這個名字感到新鮮和喜歡。報名上小學的時候，我排隊排在了上官瑞芳的身後。我母親牽著我的手。上官瑞芳的手拽著她家保姆的衣服角。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停留一分鐘以上，我母親一定會與她身邊的人攀談起來，不出三分鐘，我母親就會摸清她身邊的形勢。母親與上官瑞芳的保姆說笑了一會兒之後，就知道了上官瑞芳的父親是省糧食廳的廳長。母親蹲下來，親切地喚道：“上官瑞芳。”
這個四個字的名字，給了我強烈的印象。在我認識的人裡面，還沒有一個人是雙姓的，我覺得雙姓簡直就是電影明星的名字，比如上官雲珠。
上官瑞芳是一個瘦弱的女孩，細眉毛，小眼睛，頭髮稀疏軟黃，由於面板又白又薄，她的鼻尖、額頭和太陽穴，青青的血管隱約可見。我母親握著她細長的胳膊，說：“上官瑞芳，這是我的女幾，易明莉，如果你們是同班同學，就要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好嗎？”
上官瑞芳看了看我，沒有說話，認真地點了點頭。點頭之後，她的臉蛋紅了，紅暈從耳朵根子升起，佈滿整個臉龐。在母親的要求之下，我和上官瑞芳果然同班，並且還經常同座。我們從小學一直同班到初中畢業。之後，我上高中，上官瑞芳上了中等師範學校。土官瑞芳在初中二年級的那個夏天患了一場腦膜炎，學習成績上不去了，就放棄了繼續上高中和考大學的打算；中專畢業之後，她留校當了教師。顯然，是我母親主動接近上官瑞芳的，因此便認識了上官瑞芳的父母。有一段時間，我母親非常熱情，試圖與上官瑞芳的母親發展友誼，最後由於對方的淡漠而作罷。我母親曾經不止一次地說：“哼，擺什麼官架子！”不過，我母親還是可以隨時給上官家打電話，與她的父母在電話裡直接說話。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省裡，廳長就是比較大的官了。上官瑞芳的父母總是很忙，經常出差和開會，接聽電話也總是官腔官調。他們家有五個孩子，上官瑞芳上頭的三個都當兵了，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她母親把她所剩無幾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她弟弟的身上。她弟弟是一個天生的驕子，模樣出眾，成績優異，乖巧伶俐，上官瑞芳的母親只要看一眼兒子，心都醉了。上官瑞芳從小學一年級的那個暑假開始，就在我們家度過。平日也經常在我們家吃飯和睡覺。尤其是我母親，出於義憤，把上官瑞芳當做不受寵愛的小可憐接納過來，當做了我們的家庭成員。
每天上學，上官瑞芳必定要來約我，放學，當然也必定要等著我。上官瑞芳一直都很瘦弱，走路的時候，喜歡把她自己的胳膊挎在別人的胳膊彎裡，然後，整個身體微微地貼著你的身體。她的貼緊分明是有距離的，可就是讓人能夠感覺到她是你身邊的一道流水，隨著你柔和地流向你帶領的任何方向。上官瑞芳就這樣挎著我母親的胳膊彎，我那性格剛毅的母親都總是忍不住要摸摸她稀疏的頭髮，然後悠悠地嘆上一口氣。上官瑞芳喜歡唱歌，不過她非常膽怯，任何正式場合她都無法開口。只有在我父親的麥地裡，她會主動吟唱。在看麥娘草叢裡，不停地吟唱，活像為了吟唱而活著的一隻初秋的紡織娘。後來，我父親去世，上官瑞芳表現得非常清醒和正常，她從楓園請假出來參加了喪禮，她一直伴隨在我的身邊，為我父親默默地哭泣。我們兩人來到父親的麥地，她佇立在田埂上，忽然引吭高歌，歌喉之自由奔放較之她從前作為正常人，有了本質的飛躍。上官瑞芳唱道：“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片冬麥那個一片看麥娘。”
上官瑞芳啊，無論她處在什麼狀態，她細膩的心總是悄然纏綿著她的依戀所在。
我們農學院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有一個傳統遊戲。晚飯之後，在學院空曠的馬路上，分成兩撥人群對壘。對壘者們輪流對唱，索要對方的某一個人。唱畢，就集體衝將過去，進行擄掠。這大約就是對於古典戰爭的摹仿了。儘管我們大家亂成一團，打得不可開交，古典戰爭那優雅的痕跡依然存在，那就是宣戰、適可而止、鳴金收兵和窮寇莫追。如果輪到上官瑞芳作為一方的領唱者，如果我在與她對壘另一方，她要搶奪的永遠是我。
上官瑞芳領唱道：我們要求一個人，我們要求一個人。
我方的領唱者便領唱道：你們要求什麼人？你們要求什麼人？
上官瑞芳唱道：我們要求易明莉，我們要求易明莉。
我方唱道：什麼人來換她去？什麼人來換她去？
上官瑞芳唱道：上官瑞芳換她去，上官瑞芳換她去。
歌聲落地，戰爭開始，他方衝上來擄掠我，我方衝上去擄掠上官瑞芳。我和上官瑞芳在假裝的敵對中，巧妙地拉住彼此的手，一起奔逃。這是一個毫無道理，不知所云的遊戲，可是我們狂熱地戰鬥，樂此不疲。為什麼？後來我為什麼成了容容的媽媽？我怎麼能夠不成為容容的媽媽，上官瑞芳從來都是這麼唱的：我們要求易明莉！我們要求易明莉！當上官瑞芳喪失了撫養女兒能力的時候，我難道還會有丁點猶豫——除了把孩子抱進自己的懷裡。
遊戲玩瘋了時候，上官瑞芳的領唱，撕心裂肺，馬路旁邊的樹葉，被震動得簌簌作響。在後來漫長的日子裡，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之後，上官瑞芳那衝破了理智的領唱，一再地回到我的耳邊，就像農學院早年的那口巨大銅鐘，如果你貼近聽過它的鐘聲，無論多少年，它都還會嗡嗡地迴旋不絕，並且總是帶著往昔的快樂與憂傷。我怎麼能夠不成為容容的媽媽？
於世傑簡單地說他不記得是否玩過這種遊戲。談戀愛的青年男女，交換童年和少年的記憶，其實只是戀愛的把戲，找個說話的藉口，兩人盡盯著對方的嘴脣，肉肉的紅紅的嘴脣；而耳朵裡面什麼都沒有聽進去。只有再長一些年歲，童年和少年的記憶才會深入到你的生活中，你才會覺察到你生命的基礎和疆界是由什麼來鋪墊和限定的。這樣的傍晚，那早年的鐘聲才會在你耳邊綿長地響起。這個叫喬萬紅的女人，你可明白？
容容出生的故事，雖然曲折，說起來也很簡單。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三言兩語說完的，只要你對什麼沒有興趣，你就可以最簡短和潦草地概括什麼。上官瑞芳在中師的最後一個學期，學校來了一個校醫鄭建勳。鄭建勳以一個成熟男人的經驗竭力地體貼和討好上官瑞芳，上官瑞芳立刻就陷入了熱戀。一畢業，上官瑞芳就和鄭建勳結婚了，她年輕得才剛剛達到結婚的法定年齡，與國家提倡的晚婚年齡還有很大的差距。上官瑞芳坦白地承認，她沒有辦法不結婚，因為鄭建勳一天到晚要和她睡覺。在那個年代，男女要想安全地在一起睡覺，就只能走結婚一條路。結婚了，瘋狂睡過了，鄭建勳開始經常不回家。上官瑞芳有個學生名叫金農，才十六歲，這男孩子看出了老師的寂寞，主動上門陪伴和安慰老師。天才知道，為什麼這種有違校規、道德和法律的師生戀，卻被上官瑞芳認為是她這一輩子真正的戀愛，上官瑞芳陷入前所未有的痴迷。當然，有一天就被鄭建勳捉姦在床了。鄭建勳當場痛毆了金農。不料，這兩個男人卻在他們貼身肉搏的時候發生了問題。結果是兩個男人好上了。當上官瑞芳發現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的關係的時候，她已經挺著快要生產的大肚子。上官瑞芳沒有辦法解決他們三人之間的問題，後來居然形成了三個人和平相處，同床共枕的局面。在這樣的日子裡，上官瑞芳開始精神恍惚，丟三落四，容易歇斯底里發作，無法堅持正常的教學工作了。孩子出生的那一天，送她去醫院和在醫院陪伴她的是她的朋友易明莉，而鄭建勳和金農，則雙雙在上海度暑假。上官瑞芳患上了產後癔症。接著，金農畢業遠離武漢，鄭建勳提出離婚未獲法院准許。兩個男人都不承認容容是他們的女兒。上官瑞芳自己，自然也無法判斷自己的女兒到底屬於哪個男人。於是有一天，人們發現上官瑞芳母女赤身**，坐在敞開的房間裡，上官瑞芳微笑著，在喂她的女兒吃大便。
順便說一句，我不怎麼喜歡上官瑞芳的這一段故事。我喜歡規矩的平和的互相守信的男女關係。在於世傑之前，我也相處過一個男朋友。我發現了他嚴重的腳氣，腋窩裡面一個經久不愈的潰瘍和假文憑，我就與他客氣地道了再見。於世傑也有不少缺點，可我自己也有不少缺點。從我自己的缺點出發，我能夠接受和容忍於世傑，於是我們就是夫妻了。我說過婚姻是船，而我們個人是魚，雖然都在同一個水域，那還是不能夠要求兩者具有高度一致的。婚姻愛情這個東西，你越是認真越是失敗。在這個問題上，上官瑞芳和我是不一樣的人。
然而，我無法不成為容容的媽媽。
我從上官瑞芳懷裡抱過容容的那一天，正要去參加全國生物製品學術交流研討大會。我趕緊把容容送到上官瑞芳的父母家裡。我依著容容的輩分，稱呼上官瑞芳的父母為爺爺奶奶。我說：“我們容容髒死了，奶奶先替我們洗個澡吧。”
上官瑞芳的母親似乎非常意外，她說：“怎麼洗？我自己的五個孩子，我都沒有帶過，我不知道怎麼洗孩子。”
她一定沒有想想我還是沒有結婚的大姑娘呢！我趕緊說：“好吧，我替容容洗澡。”
之後呢？之後當然是我得去開會。上官瑞芳的母親說：“不，我帶不了孩子，我有自己的工作。況且瑞芳的事情已經讓我們家亂套了。”
我從冰箱拿了一個雞蛋。我認為無論如何都得先讓飢餓的孩子先吃一點東西。上官瑞芳的母親拉住了我的手，輕輕地取走了我手裡的雞蛋，她歉意地說：“對不起，這是給你上官伯伯吃的，是我自己養的母雞下的蛋。我們家裡其他人都吃市場買的雞蛋，不過抱歉的是，今天家裡恰好沒有其他雞蛋了。”
在這個過程中，上官瑞芳的父親只是出來看了看容容，用一根手指在嬰兒的臉蛋上彈了彈，謝謝了我並且告訴我，他將會在一天工作結束之後，與老伴一起去醫院看望上官瑞芳；他會與各方面交涉，以保證上官瑞芳住院的醫療費用。此後便一直在他的書房看報紙，一張舒服的躺椅，輕輕搖著，發出柔和的搖籃一般的節奏。
我怎麼能夠放下容容？一個半歲多的，一身臭氣的，餓得吃手指的，沒有父母照料的孩子？我只得抱著容容，離開了上官瑞芳父母的家。我帶著容容趕到會場，悄悄推開了會場的後門。會場上是黑壓壓的人群，主席臺***輝煌，領導們冠冕堂皇坐在那裡，電視新聞記者的燈光在閃爍。會議開始不久，現在是一個表彰專案，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優秀專家已經上臺，主持人正在麥克風裡呼叫我的名字。我一個人呆在會場的最後面，懷抱飢餓的嬰兒，左顧右盼不知道誰才能幫幫我。突然，孩子“哇”的一聲哭了。容容的嗓音比她母親的還要嘹亮。由於飢餓也許還由於過早地感覺到了人世間的痛苦，容容的痛哭有如瀑布一般洶湧和勢不可擋。全場上千人刷地一下回過頭來，令我無法解釋也無法承受，我文不對題地說了句“對不起”，剩下的也只能是嚎啕了。
容容就這樣成為了我的女兒。未婚的我，在一個上千人的場合中，與我的養女一起失聲痛哭，我就這樣，無可逃避地成為了容容的媽媽。
我無法不是容容的媽媽。容容現在整整三個月沒有訊息了，我能夠不來找她？
喬萬紅說：“我的朋友都叫我大紅。你也叫我大紅吧。否則，找喬萬紅是很難找到我的。來份水果和新鮮點心？”
我說：“不要。”
喬萬紅說：“怎麼不要，要！我一定要請你吃點東西！”
喬萬紅不由分說，拍拍巴掌，招來了服務員。她居高臨下地與服務員說話，輕車熟路地要了水果和本店特色點心。她嗔怪服務員不會擺果盤。她自己動手，利索地把果盤擺到了我的面前。她用尖尖的手指鉤了鉤，過來了酒吧領班，她要求把音響的聲音開小一些，而且吩咐換一個輕柔的美國鄉村音樂。她還發現桌子邊沿有一小塊水漬，便讓一個瘦瘦的扎黑領結的小夥子把它擦乾淨。我覺得我更瞭解這個女人了。這個女人的年齡肯定在三十八到四十八之間。女人到了中年，就跟樹木一樣定型了，逃不出兩種大的型別。一種是我這種不太有社交能力的人，木訥，固執，循規蹈矩，平淡無味，把偏執深深埋藏在心底，常常任人擺佈；一種就是喬萬紅這種型別的了，敏捷，誇張，新潮，富有挑戰性和傷害性，有強烈的支配慾望。容容跟著這個女人到處巡迴演出，在T形臺上，光彩奪目地走來走去，回到後臺，學著抽菸，喝洋酒，說粗話。喬萬紅當然知道容容的蹤跡，就像獵犬對於小動物。
面對我的注視，喬萬紅淡然一笑。她說：“沒孃的孩子天照應。真是啊，我說容容這孩子怎麼就這麼大福氣呢？”
我還是注視著喬萬紅。喬萬紅說：“對不起，你是她媽媽。那麼我告訴你，一般說來，容容應該沒有事的。”
我除了注視喬萬紅就沒有別的話可說了。她沒有告訴我容容的具體行蹤。喬萬紅說：“你還要知道什麼？我說她沒有事絕對就是沒有事的。半個月前我還接到過她的電話。你不用問我號碼，她打的是公用電話。容容這女孩子比鬼還精，十三歲就來北京了，什麼世面沒有見過？她在努力奮鬥，她忙著呢，她遲早要成為一個小富婆，或者影視明星，青春偶像什麼的。你就別替她瞎操心了。我的話，你明白了嗎？”
我不明白，還不夠具體！
喬萬紅說：“你這個當媽的，你太不瞭解自己的女兒了。請恕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你女兒可比你精多了。她哪裡會留下什麼行蹤呢？你知道她做一些什麼事情嗎？”
喬萬紅搬起指頭歷數容容的事蹟：策劃崔健在工人體育館的搖滾音樂會；北京萬人出動，去大西北綠化荒山；請馬納多拉來中國踢球；鼓搗歌星李娜出家當尼姑；籌劃千集跟蹤電視劇《一個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
你平時不看報紙？看。得，這些新聞全國人民都知道，你也應該知道吧？和容容有什麼關係？太有關係了！她都積極參與了鼓搗，坐著飛機滿天飛，這裡的款子拉到那裡，那裡的款子拉到這裡，忙得像總理，能耐大著呢，幾乎每做一件事情，全國人民都當做了茶餘飯後的精神點心。現在這世道，你最不需要擔心的就是年輕漂亮的女孩子了！她們不把別人騙得傾家蕩產就算不錯了，誰還能夠騙得了她們？你這個媽媽，觀念過時了！
瘦瘦的扎黑領結的小夥子，半跪在地上，認真而謙恭地擦著桌面上的水漬。小夥子烏黑茂密的頭髮波浪一般顫動，剛剛修剪過的發茬的橫截面，烏黑油亮彷彿隨時要滴出一粒黑珍珠來。不知道怎麼搞的，這黑珍珠的光亮，把許多不相干的情景都映照了出來：睡懶覺賴床賴得跟牛皮糖一樣的容容，我那緊緊盯在股市的弟弟，汽車修理鋪的鄭建勳，坐在湖邊的讀鋼琴樂譜的上官瑞芳，微風中搖擺的看麥娘，還有靦腆而活潑的金農。當年我對金農絕對地不屑一顧，我認為那男孩簡直就是一個流氓。可是在這一刻，在北京亮馬大廈的某個咖啡廳裡，與一個素不相識的名叫喬萬紅的女人對坐，我忽然嗅到了上官瑞芳畸形戀情的氣味，那是一種熟透的果香味，酷似無花果。是否所有的盛開都是紛紜複雜的，而真正能夠辨別和領會它的意義，還是要等到人生的秋天呢？可是，遲到的領會不再有實際的用途，給人平添的只是無限的惆悵。我的容容，看來不是媽媽這種型別的女人了。
喬萬紅手託下頜，出神地看著來回移動的抹布，忽然對我說：“我喜歡上官瑞芳的故事。”
喬萬紅說：“原來我的信條是：當我絕望的時候，我就只想兩個地方，一個是醫院，一個是監獄。現在我又多了一個地方，就是想想別的女人悲慘的故事。這是你給我的啟發。我現在要對自己進行三想教育。”
喬萬紅說：“看你這麼老實，實話告訴你吧。容容在我這裡是有一點股份的，我從她的分紅裡，給你把路費和住宿報銷了，然後你就回去吧。回頭我設法讓容容給你們打電話。”
我說：“不。”
喬萬紅說：“不什麼？”
我說：“不要你給我報銷什麼，也不回去，也不要你回頭設法讓容容給我們打電話。我要找到容容，至少要知道她現在的下落。我相信她此時此刻，總在一個地方。我要她知道我在找她。”
喬萬紅揚了揚眉梢，然後低頭去喝她的咖啡。她小口小口地喝，模樣很老到，跟電影裡面的外國人一模一樣。
喬萬紅突然對我說：“你父親是不是特別聰明？”
當然是了。我父親一輩子研究小麥，很有成就的。
喬萬紅說：“你把右手伸出來。”喬萬紅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了一幅眼鏡，戴上，拿著我的右手手掌，煞有介事地開始琢磨我的掌紋，嘴裡咕嗜說：“現在世界上也還有你這樣的人。”
我父親的確特別聰明。從前有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農學院的宿舍，是那種50年代蘇聯老大哥幫助修建的辦公樓。中間是寬敞的過道，辦公室在過道兩邊，房門對著房門。過道在成為宿舍之後變得不寬敞了，每戶人家都把過道當廚房，擺了一張桌子，切菜，桌子旁邊是爐子，桌子下面碼著蜂窩煤，爐子上架著鐵鍋，蜂窩煤上撒了粉筆灰。撒粉筆灰的創意就是我父親的。我母親驕傲地告訴我們，在我還沒有出生之前，我父親就想出來這個辦法來警告小偷，保護自家的蜂窩煤。這個創意是不能小看的，因為粉筆灰撒在煤堆上，就與煤堆形成了一副完整的山水畫，非常的雅緻。如果誰偷走哪怕一塊煤，山水畫立刻就會遭到破壞，且不說主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來，偷煤的人自己首先就會臉紅。被偷盜者與偷盜者，便有了一個不同時空的對話，譴責與被譴責，雙方都心領神會，又免掉了面對面捉賊的尷尬。據說我父親並沒有對任何人解釋和推廣他的創意，然而他的創意不脛而走，農學院宿舍的所有煤堆，都撒上了粉筆灰。隨後農學院隔壁的紡織學院、政法學院以及隔了一個湖泊的民族學院，但凡私人的煤堆，幾乎一夜之間，都撒上粉筆灰。這種頗有君子之風的防盜法，有效地從60年代初期風行到了80年代中後期，家喻戶曉，幾乎成為了一代人的行為方式。當我的父親失腳跌進被小偷偷掉了窨井蓋的下水道之後，不喜歡他的少數人，在參加追悼會的人群中，陰險地說：“唉，這個人是太聰明瞭！”
所以，我想喬萬紅的意思是：我們家的聰明都集中在我父親身上了。再說明白一點就是，喬萬紅認為我有一點傻。
喬萬紅放棄了我的掌紋，說：“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是我自己說的，但也是因為喬萬紅的一再暗示。好在這種情況，我也不是頭一次遇上。於世傑經常這樣暗示我，蔡唐伯也曾暗示過我，科室裡的小鬼們甚至公開地笑話我。傻就傻吧，說不定我這是大智若愚呢。因為喬萬紅最終還是瞞不過我了，她說：“那我就索性告訴你吧，容容欠債了，出去躲債了。她不會給你們打電話，也不會給我打電話，因為她不想連累親朋好友，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蹤。等事情擺平了，她自然就會出現。現在明白了吧？”
說到這裡，我發現喬萬紅的眼睛生得不對勁，從某個角度看，她眼距過近，有一點斜視。她看著你的時候，一隻眼睛看你，一隻眼睛看你的身後。她的這種眼睛就能夠看清楚這個世界？她怎麼就不明白，欠債算什麼？女孩子的媽媽來了，女孩子欠誰的債，媽媽來償還好了。
我掏出了錢包。喬萬紅還沒有等我的錢包完全露面就制止了我。喬萬紅說：“說你父親比你聰明你還不服氣。你有多少錢？容容欠的是八十萬美金，而且是高利貸。讀過描寫萬惡舊社會的小說嗎？高利貸逼死人的俗話知道嗎？好了。我該說的說了，不該說的也說了。現在，到此為止。”
八十萬美金，我迅速地計算出那就是將近七百萬的人民幣了。容容怎麼會欠人家七百萬？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要這麼多錢做什麼？
沒有人願意對我解釋錢多到一定程度有什麼用途。喬萬紅對我說的最後的話是：“我離婚了。我丈夫在美國再婚，不管孩子了。我女兒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養母，那就是我們母女最大的福氣。”喬萬紅的結束語是：“易明莉同志，是你給了我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