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公章：官印裡的知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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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公章：官印裡的知識（一）
第2章 公章 官印裡的知識（一）
“拿印把子”就是當官掌權的代名詞。不同的鑄印材料與印綬顏色表示權力大小和官階高低。
公章，古稱官印，是行使權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別名。《三國演義》裡，不少精彩的情節都拿它做道具：關雲長封金掛印；諸葛亮乞印行令；司馬師咬爛被頭與死神抗爭，為的是捱到乃弟司馬昭從洛陽趕到，親手“以印綬付之”……凡此，都可稱是對其性質的形象的詮釋。
夏商以及西周時代的政權組織，實際上就是一個以王族為主體的由諸多貴族家族所構成的統治網路，血緣關係的本支親疏便是權力分配和行使的依據，不必另有憑信。所以，設官授印的制度，大致應該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即各國的政權組織逐漸向庶民開放以後，才開始出現的。《墨子·號令》謂“還授其印，尊寵官之”；蘇秦佩六國相印的故事，膾炙人口。這些史料記載，恰好同至今尚未發現戰國以前官印封泥的事實互相印證。
比較完備的官印製度，形成於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縣令，都由國君在任命時授予官印，同時配發穿在印鈕上的絲帶，叫做“綬”，以便須臾不離地佩帶在身上。秦末，天下大亂，會稽郡守殷通召項梁叔侄共商應變之策。項梁指揮項羽拔劍砍下殷通首級，“佩其印綬”，然後便自封為新的郡守，行令各縣，“得精兵八千人”。這個憑印綬當官、認印不認人的制度，又為漢朝所繼承。漢武帝時，窮得連老婆也養活不起的朱買臣忽然被任命為故鄉會稽郡守，當其回到下榻的會稽郡駐京辦事處時，吏員們仍把他當窮漢看待，不予理睬，及至發現他懷裡揣著印綬，“坐中驚駭”，馬上排好隊，一起跪拜。這種觀念的沿襲，便是“掌大印”、“拿印把子”成為當官掌權的代名詞。
印綬制度的另一特徵，是以鑄印材料和綬帶顏色區別官階。如漢代，丞相太尉一級高官，金印紫綬；御史大夫及兩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六百石以上，銅印黑綬；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從晉代起，印綬制又改為印囊制，印囊用皮革製成，盛進官印後佩在腰間，以繡縷區別官階，如北朝制度：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彩縷等等。此外，印綬或印囊只授給治事官吏佩帶，像光祿大夫、大夫、博士等散官或加官之類，儘管品秩不低，但皆無印綬，這是漢代定下來的規矩。兩晉和北魏都有制度規定，凡沒有印綬的官員或代理有印綬職務的官員（即臨時掌印者），都不給佩囊，以免混淆視聽。相反，如劉邦微時所幹的鄉亭小吏，倒也有“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的一方小印。所謂“半通”，是相對於“全通”而言的：漢制，凡二百石以上的官印，“皆為通官印”，意思是具有發號施令的法律效力；“半通”呢，就當做具有一半法律效力來理解了。所以，劉邦領一個泗水亭長的“半通之銅”佩在腰間，搖來晃去，也挺神氣。
官印非官員之印而是官府公章的觀念轉換，直到南朝時才出現，更趨完備的制度創立於唐代。
官印又稱印章，因為印上都刻有文字，如“丞相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漢武帝時，五行學說盛行，印信制度順應時尚，推行“數用五，定官名”，凡官印上的文字均以五為定數，遂成“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印”、“中郎將印章”等格式。不過我們看《封泥彙編》上的漢印文字，倒是四字為多，因為到東漢時儒學已奠定正統地位，就不再僵守這個定數了。另外，官印雖然由御史臺統一製作授予，但印文書寫並不一致。光武帝時，伏波將軍馬援曾就此問題上書皇帝，並舉城皋縣縣令、縣丞、縣尉三顆官印上“皋”字寫法不同為例子：縣令之印上的皋字是上“白”下“羊”，縣丞是上“四”下“羊”，縣尉是上“白”中“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東漢會要》）。為此，他還特意向皇帝推薦“曉古文字者”進御史臺工作，整理郡國印章。
然而我們由《封泥彙編》所見，此現象依然存在。原來當時人對官印的理解，是官員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綬由官員隨身佩帶，除非因犯法、罷官等緣故例應追繳外，升官調職或告老病歿，都可帶走。中央因某個治事官職有缺而另授新官時，通常總是另鑄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書寫不可能長期保持統一。這種一官一印的頒授辦法，一直到南朝宋時，才有尚書左丞孔琳之上書提出疑問。他說，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璽都是歷代遞用，並不使人懷疑他們是否擁有行使權力的資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綬佩在身上呢？況且“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宋書·孔琳之傳》）。宋武帝劉裕提倡節儉是出名的，採納了這個建議。“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印移交的制度，大抵就是從那個時候逐漸形成的。這種制度行之既久，給世人所帶來的觀念上的轉變，就是官印乃某個部門某級機關行使權力的信物，這就同現代的“公章”概念貫通了，雖然在習慣上仍舊以“摘印”來指稱罷官。
依循這種新的理念，更趨完備的官印製度的創立，應該說是發生在唐代。先舉個事例對照：西晉趙王司馬倫稱帝時，為“取悅人情”，凡當年報名應試賢良方正、孝廉良將等文武各科的生員和十六歲以上的太學生，以及各地州郡來京出差的吏員，一律免試授官，難以計數的官員，一概賜印，“金銀冶鑄，不給於印”，以致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時奇缺的金銀銅材，輿論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晉中興書》）。但是到唐初政體肇建時，作為中央最高政令執行機關的尚書省，只有總辦公署（稱都省或都堂）和吏、兵兩部有印，其餘各部司都用尚書省的印信發遣公事。因為官印只代表官府權力，而非官職，所以連左右僕射、侍郎郎中這等內閣首相、部長司長一級的高官，也無官印佩帶。直到武則天當國時，體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獨立性加強，尚書省二十四司才分別置印。
相似的情況在其他部門也存在。唐德宗時薛之輿任諫議大夫，是隸屬中書門下的正四品高官。因為並非一級行政機構，也無印信。薛以保密為由打報告給皇帝：“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須免漏洩。”這話聽起來像是伸手討權，還含有同中書門下鬧獨立的意思。未幾，此人被平調到中央大學做校長助理（國子司業）。反之如翰林學士院，早先雖有“北門學士”之譽，侍從皇帝，應對顧問，又掌制誥，但不是獨立官署，沒有印信。自德宗以後，內參密命，職權加重，號稱“內相”，最終形成了與中書舍人分掌“內製”“外製”的格局，作為一種標誌，便是在憲宗初年的翰林院單獨置印。總之，官印脫離個人職級而完全成為施政機關的公章，經歷了漫長的時間過程，從此，政出多元、職司重疊的麻煩大為減少。上述數例還說明，觀察古代政治體制變化和各種機關的權力消長，有無官印及規格高低，是一個獨特的視角。
《儒林外史》中潘三爺用塊豆腐乾便能刻製假印，偽造公文。層出不窮的詐偽方法促成印製規格和使用方式愈趨嚴密
說到官印的規格，也有一個從紊亂到齊整的整飭過程。我們看《古璽彙編》中戰國時的官印，一顆編號為0007的“君之信璽”的邊長才兩公分半，另一顆編號為0227的“左稟”印章的邊長，倒有三公分。再看《封泥彙編》中的兩漢官印，不僅低階官印大於高階官印的多多，其印面形制也呈“百花齊放”，有的極為方正，有的近似長方，有的四角呈弧形，還有圓形和橢圓形的，估計多為因材治印，逮到一塊什麼樣的材料便做成什麼樣的印面。至於印文的書寫以及自左分行還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樣是五花八門，無章可循。當它們以整體形狀出現時，固然可從金銀材質、青黑綬色上區別規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無可避免的。賈誼著《治安策》，揭述矯偽者詐取國庫近十萬石糧食，冒徵六百餘萬錢賦，騙乘官車驛傳周遊郡國，應該說都與這些印製上的缺陷有很大關係——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處都是，甚至連離任或去世者曾經用過的官印也依然存在於世間的情況下，只要有人膽敢妄為，辨別真偽還真不容易哩。
從官印設定從嚴控制的唐代起，印製規格也趨向周密。諸司之印一律用銅鑄，印體為正方形。宋承唐制，中書門下的印為兩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及尚書省各部的印為兩寸，節度使署的印為一寸九分，以下各級衙署的印為一寸八分，呈依次遞減（《宋史·輿服志》）。這個以印面大小區分級別高低的辦法，又為元代所繼承，如“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衙門］用兩臺銀印”等（《續文獻通考》）。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鈐印的形制，即所謂“印把子”，也是在這個時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門印信俱由禮部鑄印局統一刻制，且有詳細的鑄、換、辨、驗條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鑄印局辯其印信真偽”。當然也不能說這樣一來便能杜絕詐偽，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當差的吏目潘三爺，為幫助財主掠買婦女撈取酬謝，讓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紙樂清縣署的公文，“家裡有得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不過這些花樣只能在基層玩弄，而且是在裡外勾結的條件下生效，要想去設有鑄印局可辨真偽的京師行騙，就不那麼容易了——此即制度周密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