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計劃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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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計劃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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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薄暮時分，布朗寧將軍與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會晤剛剛過去幾個小時，劉易斯·H·布里爾頓中將就召開了討論市場行動的第一次會議。他的司令部位於桑寧希爾公園，附近就是上流社會使用的阿斯科特賽馬場，距離倫敦35英里，27名高階軍官擠進了布里爾頓地圖排列成行的大辦公室裡。在布朗寧將軍簡要介紹了蒙哥馬利的計劃之後，布里爾頓告訴軍官們，由於時間緊迫，因而“現在做出的重大決定將不可改變——而且這些重大決定必須立即做出”。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任務，而且也沒有什麼指導方針。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嘗試——派出一支龐大的空降部隊，深入到敵人前線的背後，這支空降部隊配備有車輛、火炮和裝置，能夠獨自進行戰鬥。與市場行動相比，以前的空降進攻是小巫見大巫，然而為那些小的空降進攻作準備，就已經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了。現在，為了替這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傘兵和步兵滑翔機空降行動作準備，布里爾頓和他的計劃者們卻只有不到7天的時間。
布里爾頓所關切的最大的事情，並不是最後期限，而是這個行動有可能像以前的幾次行動一樣，也被撤銷。他長時間閒置不用的空降部隊急切地想參加戰鬥，並由此產生了一個嚴重計程車氣問題。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他的各個精銳的、訓練有素的師已經退出戰鬥，而與此同時，歐洲大陸上的地面部隊卻勝利地橫掃法國和比利時。人們普遍感覺，勝利就在眼前，因此在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參加戰鬥之前，戰爭可能就已經結束了。
將軍絲毫不懷疑，他的參謀部有能力滿足這個棘手的、為期一週的市場行動進度表的要求。在制訂以前的空降計劃的時候曾經有過多次“預演”，因而他的司令部和各師的參謀部已經來進入了一個高速有效的階段。除此之外，在為“彗星行動”和其他被取消了的行動所制訂的計劃裡面，有大量的東西可以立即被市場行動所採用。例如，在為流產的“彗星任務”做準備的時候，受命參加那次行動的英軍第一空降師和波蘭旅，就曾對阿納姆地區做了徹底研究。儘管如此，市場行動的大多數概念還是意味著極大地擴充計劃——而這一切都是消耗時間的。
布里爾頓將軍表面上是自信和平靜的，但他的參謀部人員卻注意到他一支又一支地抽著香菸。他的桌子上有一個鑲在框子裡的語錄，將軍經常讓他的參謀看這個語錄。語錄是：“好比說，有一萬名士兵從天而降，來到許多地方，在還沒有來得及做出無限度的惡作劇之前，國君就能夠把一支部隊聚集起來，把他們擊退，這樣一位有能力用部隊覆蓋國土、保衛國家的國君，又在哪裡呢？”這句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84年寫的。
布里爾頓被這位18世紀的政治家兼科學家的想象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後，”他告訴他的參謀們，“理念還是一樣。”不過富蘭克林若是在今天的話，他也會為市場行動的複雜性和規模所困惑。為了從天上進攻荷蘭，布里爾頓計劃空降大約35000名兵力——幾乎是進攻諾曼底時所用傘兵和滑翔機空投步兵的兩倍。
按照布里爾頓的說法，那就是“像雷鳴似的突然奪取橋樑”，然後堅守那個狹窄的由一條公路組成的進軍走廊，讓執行花園行動的英軍地面部隊暢通無阻——從他們在荷蘭與比利時邊界附近的進攻路線，一直到北邊64英里外的阿納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將要使用三個半空降師，有兩個將是美軍的空降師。馬克斯韋爾·D·泰勒少將的第一〇一空降師，就在布賴恩·霍羅克斯上將的第三十軍坦克部隊的前面，第一〇一空降師的任務是，在艾因霍溫和費赫爾之間的一個15英里的地段上，奪取各個運河渡口和河流渡口。在他們的北邊，詹姆斯·M·加文准將富有經驗的第八十二師，將負責格拉夫和奈梅亨市之間的區域，那大約是一個10英里長的地段。他們要奪取馬斯河和瓦爾河這兩條大河上的渡口，尤其是要奪取位於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橋，那座多孔大橋加上入口，幾乎有半英里長。市場花園行動的那個最為重要的攻擊目標，就是阿納姆及400碼寬的下萊茵河上的重要渡口，那座鋼筋水泥築成的三孔公路大橋，加上水泥坡道，長約2000英尺。對它的奪取被安排給了英國人和波蘭人——羅伯特·E·羅伊·厄克特少將的第一空降師，以及在他指揮下的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的波蘭第一傘兵旅。阿納姆與參加花園行動的部隊距離最遠，它就是這次行動的獎品。倘若沒有萊茵河上的渡口，那麼蒙哥馬利要解放荷蘭、包抄齊格菲防線、就像在跳板上跳一樣躍進到德國的魯爾河工業區這個大膽的攻擊計劃，就會失敗。
要把大軍帶到300英里以外的目標，必須設計出一個複雜精細的空降計劃，它要求進行三個不同的軍事行動：運輸、保護和再次補給。為了起飛，將需要至少24個機場。布里爾頓計劃使用在他指揮下的每一架可以操作的滑翔機——那是一個超過2500架滑翔機的巨大機群。除了運送吉普車和火炮這樣的重裝置之外，這些滑翔機還要運送那支35000人的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其餘的兵力將透過降落傘空投。要檢測所有的飛機，把載荷空間分配出來，把重裝置和貨物裝載進去，還要準備好部隊的編制名額。
滑翔機只是制定空降計劃中的一個問題。運送傘兵的飛機和拖曳滑翔機的拖曳飛機，必須從為進軍部隊提供補給品的正常任務中轉移出來，停飛，為市場行動隨時待命。在進攻之前以及進攻期間，必須提醒轟炸機中隊的機組人員，簡要介紹他們在市場花園行動中的任務。將需要來自英格蘭各地的成群的戰鬥機中隊——有1500多架戰鬥機來為空降部隊護航。複雜精細的空運模式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在英格蘭和荷蘭之間的航線得設計出來，以避開敵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樣危險的飛機相撞的可能性。空中和海上的營救行動，再次補給任務，甚至為了欺騙敵人而在荷蘭的另外一個地區進行的模擬傘兵空投，也都計劃出來了。據估計，總共將有約5000架各種型號的飛機介入市場行動。要制訂出計劃，併為這個巨大的機群做好準備，起碼需要72個小時。
在布里爾頓看來，這次會議最急迫的問題，就是行動究竟是應該在白天進行，還是晚上進行。以前的重大空降行動都是在月光下進行的，但半明半暗的狀態導致了尋找著陸區時的混亂，部隊難以集中以及不必要的傷亡。將軍因而下令，這個巨大的空降攻擊將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在空降行動的歷史上，這種規模的白天空投以前從未進行過。
除了意欲避免混亂之外，布里爾頓還有別的理由。定於進行市場行動的那一個星期，是沒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進行大規模夜間著陸。除此之外，布里爾頓之所以選擇白天進攻，還因為在這場戰爭中它是第一次可行。盟軍的戰鬥機在戰場上方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因而實際上不存在來自德國空軍的干擾。但德國人卻擁有夜間戰鬥機，在夜間空投的過程中，對於排成縱隊的移動緩慢的運兵飛機和滑翔機來說，那些夜間戰鬥機可能是有效的、毀滅性的。德國的防空力量是另外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在前往市場行動空投地區通路的高射炮火地圖上，星星點點地分佈著德軍防空陣地。那些圖表所依據的，是空中照相偵察飛行所拍攝的照片，以及在飛往德國時途經荷蘭的轟炸人員的經歷，那些圖表看上去令人生畏——尤其是因為，滑翔機除了在座艙內有保護鐵甲之外並沒有別的保護鐵甲，而C—47型兵員運輸機和拖曳飛機也沒有自行封口的油箱。儘管如此，布里爾頓還是認為，在攻擊之前和攻擊期間，敵人的防空陣地能夠被轟炸機和戰鬥機的集中進攻壓制住。無論如何，大多數高射炮都是由雷達來指導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沒有區別，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損失都在可以預料之中。另外，除非惡劣的天氣和大風介入，空降部隊在白天進攻，能夠非常精確地空投在著陸地帶，確保部隊迅速集中在那個走廊裡。“其優點，”布里爾頓告訴他的指揮官們，“遠遠大於其風險。”
布里爾頓進行了他最後的宣佈。為了指揮這個巨大的行動，他任命他的副手——那位過分講究的47歲的弗雷德裡克·“男孩”·布朗寧中將——擔任英軍第一空降軍的軍長。這是一個精彩的選擇，儘管它讓馬修·B·李奇微中將感到失望，李奇微是這個空降集團軍中另外一個軍——第十八空降軍的軍長。不過布朗寧曾經被推舉，指揮那次流產的“彗星行動”，“彗星行動”雖然是一次小行動，所使用的也僅僅是英國和波蘭的空降部隊，但在概念上卻與市場花園行動類似。現在，根據蒙哥馬利所設計出來的這個擴大了的、富有新意的計劃，美國傘兵將第一次接受一位英國空降指揮官的指揮。
面對聚集在一起的空降部隊指揮官們，布朗寧作了一個樂觀的總結。他談話的結束，是那種始終使他在部下面前成為一個英雄人物的繪聲繪色的自信。他的參謀長戈登·沃爾什准將記得：“布朗寧將軍情緒高漲，為我們終於要出發了而高興。他告訴我們，‘目標就是要在地面上鋪一個空降部隊的地毯，讓我們的地面部隊從上面透過’。他認為，這個單獨的行動掌握著戰爭程序的關鍵。”
布朗寧的熱情是具有感染力的。這次大會議結束以後，接著又召開了一些持續通宵的小參謀會議。散會的時候，沒有幾個軍官意識到，在布里爾頓和布朗寧之間存在著一種根本的摩擦。起初，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成立的時候，英國人抱有很高的希望，以為布朗寧是英國的資深空降權威，又是使用傘兵的一位先驅，因而會被任命為該空降軍的軍長。但由於這個新組建的集團裡軍美國人在兵員和裝備上佔有優勢，這個令人垂涎的職位也就到了美國人布里爾頓將軍的手中。
在級別上，布朗寧比布里爾頓早6個月晉升為中將，儘管這個美國人是一位傑出的空軍戰術軍官，但以前卻從未指揮過空降部隊。除此之外，兩個人在個性上也有巨大的差異。布里爾頓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飛行員，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功卓著，先是在遠東和中東，後來又擔任在英格蘭的美軍第九航空隊司令。他堅韌不拔，專心致志，一定要達到目的的熱情卻又為一種安靜、無動於衷的舉止所掩蓋。現在，布里爾頓將以他美國職業軍官所特有的決心和具有威懾力的戰術，去執行這個令人生畏的任務。
布朗寧是英國近衛步兵第一團的軍官，也是一位完美主義者，他同樣決心要證明傘兵的價值，但他以前從未指揮過一支空降部隊。與布里爾頓形成對照的是，“男孩”布朗寧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富有魅力的人物，他舉止優雅，服飾整潔得無懈可擊，帶有一種瀟灑自信的派頭，那種瀟灑自信往往被誤解為傲慢，不僅美國人會這樣誤解，他手下的一些指揮官也會這樣誤解。雖然他喜怒無常，有時過於不耐煩，但他作為空降理論家的聲望，在豔羨者當中卻被傳為佳話。儘管如此，他還是缺乏其他一些軍官所擁有的作戰經驗，比如英軍第六空降師的理查德·蓋爾將軍，以及經驗豐富的美軍指揮官加文將軍和泰勒將軍。而且布朗寧還需要證明，他擁有最有經驗的空降指揮官李奇微將軍的那種行政工作天才。
幾天以前，發生了一個事件，使得布里爾頓與布朗寧之間的區別更加明顯。9月3日，布朗寧已經向布里爾頓申明，只有36個小時的準備時間便試圖發動一次空降攻擊是危險的。自從6月6日的D日以來，有17個空降行動準備好又被取消了。在布里爾頓擔任指揮官的33天時間裡，他急於投入戰鬥，因而計劃幾乎以每週一個的速度被制訂出來，卻沒有一個計劃到達發動的階段。布朗寧注視著空降計劃的大批次生產，對其中的倉促和風險極其關切。朱頂雀行動Ⅰ是計劃在比利時境內的英國軍隊前面進行空投，當這個行動9月2日被取消的時候，布里爾頓又迅速在快速前進的軍隊前面找到了新的目標，提議發動朱頂雀行動II，以作為朱頂雀行動I的替代，並定於9月4日上午發動進攻。
對於這個事件，布里爾頓後來回憶：“布朗寧對朱頂雀行動Ⅱ非常不安，認為其中嚴重缺乏資訊、照片，尤其是缺乏地圖。結果，‘男孩’聲稱，無法向他的部隊恰當地介紹情況。”布朗寧斷言，空降行動“不應該準備時間這麼短就嘗試”。布里爾頓對此原則上同意，不過他告訴他的副手，“敵人的瓦解要求我們冒風險”。這兩個人之間不一致的結果，就是布朗寧生硬地宣告，他將書面提出抗議。幾個小時後，他的信到了。由於“我們在意見上的尖銳不一致”，布朗寧信中說，他再也沒有能力“繼續擔任盟軍第一空降軍的副司令”。布里爾頓並沒有被嚇倒，立即開始考慮接替布朗寧的人選。他提醒李奇微將軍，要“作好接替的準備”。當朱頂雀行動Ⅱ被取消的時候，這個微妙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第二天，布里爾頓說服布朗寧撤回他的辭呈。
現在，他們的不一致被放在了一邊，兩個人都面對著為市場行動作準備這個巨大而又複雜的任務，不管布朗寧有什麼保留意見，對於面前的任務來說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會議上，有一個決定布里爾頓無法做出：就是構成那個地毯的空降部隊，究竟應該怎樣被運送到目標去。在這個最大的問題被解決之前，空降部隊的指揮官們無法制訂出詳盡的計劃來。事實是，空降部隊的機動性取決於運送他們的飛機的機動性。除了滑翔機之外，布里爾頓沒有自己的運輸工具。為了達到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計劃要求參加市場行動的三個半師應該在同一天、同一個小時，被運送到著陸區域。但這個行動的巨大規模卻排除了這個可能性，不論是飛機還是滑翔機都極其短缺，因而飛機必須飛行不止一次。其他的因素也迫使他們採取不同的步驟。每一個師都有不同的作戰要求。例如，在進攻開始的時候，運送泰勒將軍第一〇一空降師的飛機，所運送計程車兵必須多於裝置，這樣該師才能完成指派給他們的任務：即在最初的幾個小時之內，就與參加花園行動的地面部隊會合。還有，泰勒計程車兵必須迅速與在他們北邊走廊上的第八十二空降師會合。在那裡，加文將軍的部隊
不僅必須奪取馬斯河和瓦爾河上令人生畏的橋樑，而且還得堅守位於東南方向的格魯斯貝克山脊，不能讓德國人進入那裡，因為它俯瞰著農村地區。給加文的特殊任務也帶來了特殊的要求，由於在會合之前，第八十二空降師的作戰時間要長於第一〇一空降師，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僅是部隊，而且還有火炮。
在更北邊的地方，厄克特將軍率領的英軍第一空降師所面臨的問題更為不同。英軍第一空降師要堅守阿納姆大橋，一直到被解圍為止。要是走運的話，德軍的反應將足夠遲緩，這樣，在敵人的兵力真正增強之前，地面部隊就能夠接應到這些僅裝備輕武器的傘兵。但在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到達之前，厄克特計程車兵將不得不堅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隊到南邊與加文會合，因為那樣會耗費他的兵力，也就是說，在空降地毯的最遠端，英軍第一空降師將不得不比別的任何人都堅守更長的時間。由於這個原因，厄克特的兵力是最多的，由於增加了波蘭的傘兵，再加上第五十二蘇格蘭低地師，他的師得到了增強——一旦簡便機場在阿納姆地區確定位置並準備好，第五十二蘇格蘭低地師就將被空運過來。
11日上午，在對可能獲得的飛機進行了一夜忙亂的評估和分析之後，保羅·L·威廉斯少將把他的報告交給了布里爾頓。威廉斯是美軍第九運輸機空軍兵團司令，他負責市場行動的整個航空運作。他彙報說，滑翔機和飛機十分短缺，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寧總兵力的一半部隊空運進去。必不可少的物品，比如火炮、吉普車和其他定於由滑翔機運送的貨物，只能在嚴格優先的基礎上被包括進去。布里爾頓敦促他的空軍指揮官們探討在D日進行兩次空運的可能性，結果發現這個建議是不切實際的。“由於白天變短以及所涉及的距離，考慮一天進行一次以上的空運是不可能的。”威廉斯將軍說，那太冒險了。他指出，那樣將沒有時間進行保養或者對作戰帶來的損壞進行修理，而且也幾乎肯定“會由於飛行員和機組人員的疲勞而帶來傷亡”。
布里爾頓為飛機的短缺和時間的限制所束縛，他作了一些一般的評估：將會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對荷蘭的橋樑和地形拍攝航空偵察照片；兩天的時間必須準備出各個地區的地圖，並分發下去；情報必須蒐集起來並進行分析；必須準備出詳盡的作戰計劃。所有決定中最為關鍵的是：布里爾頓被迫修改市場行動的計劃，使之適應於現存的空運能力。他必須分批運送他的兵力，在3天的時間段內把那三個半師空運到他們的目標去。風險是巨大的：德軍的增援部隊可能比任何人的預料都快地到達市場花園行動的地區；防空炮火增強；而且始終還有天氣惡劣的可能，霧、大風、突然的風暴，在一年的這個時候全都可能出現，並造成災難。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傘兵和滑翔機空降的步兵，在到達的時候沒有重炮或者坦克，將會是極其脆弱的。霍羅克斯將軍第三十軍的坦克縱隊，由於使用的是一條狹窄的公路，也就不能全速駛過64英里到達阿納姆以及阿納姆以外的地方，除非布里爾頓計程車兵奪取了那些橋樑並讓進軍路線保持暢通。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給空降部隊解圍。由於被隔絕在敵軍營地背後很遠的地方，補給又依賴於空運，因而可以預料，隨著每一天的過去，敵人的增援部隊都會增加，被圍困的傘兵充其量只能在他們的“空降場”裡堅持幾天的時間。如果英軍裝甲部隊的大舉猛攻被耽擱，或者前進得不夠快，那麼空降部隊就將不可避免地被打垮，被消滅。
還有別的事情可能出錯。如果泰勒將軍的“尖叫的老鷹”，沒有能夠奪取在英軍第二集團軍坦克先頭部隊前面的那些橋樑，那麼加文將軍和厄克特的部隊能否奪取他們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納姆的目標，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因為他們的部隊將陷於孤立。
某些典型的空降風險將不得不被接受：那些師可能被滑翔機空投在錯誤的地區，或者著陸在錯誤的地區；進攻開始的時候，渡口就可能被敵人摧毀；惡劣的天氣使得飛機不可能再次運送補給品；而且，即使所有的橋樑都被奪取了，那個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點被切斷。這些，只不過是所有難以預料的事情當中的幾個而已。計劃者們是在速度、大膽、精確性和突然性上打賭——這一切全都源自一個地面和空降行動同時進行的精確計劃，而這個計劃又相應地把賭注押在德軍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上。市場花園行動的每一個環節，都與下一個環節絲絲相扣，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就可能給全域性帶來災難。
在布里爾頓看來，這種風險不得不被接受，機會可能永遠不會再次出現。除此之外，根據來自蒙哥馬利第二十一集團軍群有關敵人兵力的最新情報，空降部隊司令部感到，空降部隊將會遇到“編制各異的組織紊亂的敵人”。據估計，“在地面部隊趕來解空降部隊之圍以前，能夠集中起來的敵軍機動兵力不會大於一個加強旅（大約3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數量甚少”。據預料，“飛行和著陸將會隱患四伏，完好無損地奪取橋樑目標與其說是一場艱苦的戰鬥，毋寧說是一件突然和混亂的事情”。在這裡，沒有一件事情是計劃者們不曾考慮進去的。情報總結最後的話似乎多餘——“如果空降行動獲得成功，地面部隊的進軍將會非常迅速。”
瀰漫在布朗寧將軍英軍第一空降軍司令部裡的那種樂觀主義，令布賴恩·厄克特少校深為不安。這位25歲的情報處長感到，他幾乎是參謀部裡唯一的一個人，在對市場花園行動持有某種懷疑。幾乎每天都從蒙哥馬利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部傳來對敵人力量的樂觀估計，這些樂觀估計厄克特並不認同（這位厄克特與英軍第一空降師師長羅伯特·厄克特少將，毫無親戚關係）。9月12日，星期二上午，距離D日只有5天的時間了，這時他對市場花園行動的懷疑已經幾近驚恐。
他的感覺是由來自鄧普西將軍英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部的一個謹慎資訊激發起來的。鄧普西的情報參謀們引用了荷蘭人的一個報告，警告說，在市場花園行動的地區德軍增強了兵力，並談到，出現了“受到重創的裝甲部隊的編隊，相信他們是要在荷蘭重整旗鼓”。誠然，這個情報是含糊的。鄧普西部隊的報告由於缺乏任何種類的確認，因而不論是在蒙哥馬利的司令部，還是在艾森豪威爾的司令部，最新的情報總結都沒有將其包括進去。厄克特無法理解這是為什麼，他就在軍司令部裡，一直收到來自荷蘭聯絡官員們類似的令人不安的訊息。就像鄧普西的參謀們一樣，他也相信這些訊息。把他本人的情報加在從鄧普西的司令部收到的情報上，厄克特少校認為：有理由確信，起碼兩個德軍裝甲師的部隊正在阿納姆地區的某個地方。但證據是貧乏的！那些部隊的身份並沒有得到確認，兵力如何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無法說出，他們究竟是在重整旗鼓，還是僅僅透過阿納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後來所回憶的，他“確實是非常擔憂”。
自從彗星行動開始及至市場花園行動的演變以來，厄克特少校的恐懼就一直在增長。他一再表達對這個行動的反對，“對參謀部裡任何一個願意聽的人表達他的反對”。他“非常坦率地承認被市場花園行動嚇壞了，因為這個行動的弱點就在於那種臆斷，即德國人不會進行有效的抵抗”。厄克特本人確信，德國人正在迅速恢復元氣，在荷蘭境內擁有計程車兵和裝備可能比任何人所意識到的都多。在他看來，整個計劃的實質，就是“依賴於這個難以令人置信的概念，即一旦各個橋樑被攻佔，第三十軍的坦克就能在這個狹窄得可惡的走廊裡猛衝——實際上這個走廊只不過是一條穿越低窪溼地的堤道，坦克無法轉動——然後就能像一個新娘進入教堂一樣走進德國。我壓根兒就不相信，德國人會滾過來投降”。
在計劃會議上，“每一個人都不顧一切地意欲啟動空降行動”，對此，厄克特少校越來越感到吃驚。當前的形勢被與德國人在1918年的崩潰不斷地進行比較。厄克特記得，布朗寧將軍也許是反映了蒙哥馬利的觀點，同時又反映了“其他幾位英國司令員的觀點，他考慮要進行另外一次偉大的突破”。這位憂心忡忡的情報官周圍的每一個人都認為，戰爭到冬天就會結束，“對阿納姆的進攻可能是空降部隊能夠投入戰鬥的最後機會”。在提到市場花園行動的時候，大家甚至用了一個輕鬆的比喻——“它被描述為一個 ‘社交聚會’”——厄克特卻只剩下驚恐。布朗寧將軍的宣告尤其令他不安，將軍說，空降進攻的目標是，“空降部隊鋪下一個能夠讓我們的地面部隊從中透過的地毯”。他認為：“這個獨一無二的陳詞濫調能產生這樣的心理效果，使許多指揮官昏昏欲睡，進入一種被動的、絕對沒有想象力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中，對德國人的抵抗，除了不屈不撓的勇敢之外，任何別的反應都設想不出來。”他認為，司令部裡的氣氛非常不現實，因而在一次計劃會議上，他問：“那個‘地毯’到底是由活著的空降部隊構成，還是由死去的空降部隊構成？”
他後來說：“要讓他們面對形勢的實際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的，那種要在戰役結束之前參加戰役的個人渴望，讓他們完全盲目了。”但年輕的厄克特確信，鄧普西將軍的警告是精確的。他認為，在阿納姆附近有德軍的裝甲部隊，但他需要獲得更多的證據來證實這個報告。厄克特瞭解，一個裝備著可以從空中傾斜拍照的特殊相機的戰鬥機中隊，駐紮在附近牛津郡的本森，這個中隊此時正沿著荷蘭海岸搜尋導彈發射場。
9月12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軍對阿納姆地區進行低空偵察搜尋。敵人的坦克為了避免被發現，會躲藏在森林裡或者是偽裝網的下面，大有可能逃脫高空飛行攝影。厄克特的要求被允准了：將在阿納姆地區上空進行低空飛行，而且將盡可能快地得到結果。如果有坦克在那裡的話，那麼所拍攝的照片就能向所有相關人員證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懼是有道理的。
現在，空降師的師長們根本沒有時間直接核實情報機構的報告，他們依賴於軍司令部或者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司令部，以獲得最新的評估。每一位師長都能從經驗中明白，等到他收到這個資訊時，可能已經是幾天以前的事情了。儘管如此，普遍的看法還是：沒有什麼理由預料敵人會進行強大的抵抗。結果，市場花園行動所涉及的風險，就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了。
布里爾頓將軍和布朗寧將軍把計劃概述出來，確定了攻擊目標並在空運能力上做出了決定，每一個師長就立即制訂出他們自己的作戰計劃。對空投場和著陸場的選擇享有優先權，富有經驗的空降部隊指揮官們從以前的行動得出結論，獲得勝利的最好機會取決於攻擊部隊能夠在離他們攻擊目標最近的地方空投。更為理想的是，就在他們的目標上著陸，或者迅速行軍就可到達目標，如果要奪取橋樑的話，就更需如此。由於可用的地面運輸工具不足，因而為這些地點準確定位就極其重要了。
馬克斯韋爾·D·泰勒少將非常清楚，必須為了獲得最好的效果而選擇空投地點。在D日，雖然泰勒將會擁有大多數的“尖叫的老鷹”，也就是他的傘兵，但他的工兵部隊、火炮和第一〇一空降師的大多數運輸工具，卻只能在D日的一兩天以後到達。泰勒研究了第一〇一空降師將要在艾因霍溫和費赫爾之間堅守的走廊的東南端，迅速注意到，在公路的那15英里地段上，他的部隊必須攻佔兩個主要的運河渡口，還有至少9座公路橋樑和鐵路橋樑：在費赫爾，阿爾河和威廉斯運河上面有4座橋樑，其中的一座是主要的渡口；向南5英里的地方，在聖奧登羅德，下多梅爾河上的一座橋樑必須奪取；距離那裡4英里，是第二個主要的運河渡口，它在索恩村附近的威廉明娜運河上；而西邊，在沒有教堂的小村莊貝斯特的附近有一座橋樑；再朝南5英里，在艾因霍溫，上多梅爾河上的4座橋樑也得攻佔。
泰勒研究了在艾因霍溫和費赫爾之間平坦的地形，以及該地呈紋理狀的水路、堤岸、溝渠以及兩旁植有樹木的馬路，決定把主要著陸場定在幾乎就是他攻擊地區的中央，就在一個樹林的邊緣，那個樹林離索恩不到1英里半，大致是在艾因霍溫和費赫爾的中間。他將讓他的兩個團，第五〇二團和第五〇六團在這個地帶著陸。第五〇二團受命進攻聖奧登羅德和貝斯特的目標，第五〇六團受命進攻索恩和艾因霍溫的目標。第三個團，也就是第五〇一團，將在費赫爾北邊和西邊的兩個地區著陸，它們離那4座極其重要的橋樑只有幾百碼。對他計程車兵來說，在沒有後備部隊支援的情況下，那是一個要在D日完成的令人生畏的任務，但泰勒認為：“要是走運的話，我們能夠取得成功。”
第八十二空降師的任務要更加錯綜複雜。它10英里長的防區，比第一〇一空降師的防區要寬。在走廊的這個中央地段，位於格拉夫的馬斯河上那座1500英尺長的巨大九孔橋，以及在馬斯河—瓦爾河運河上的4個小一些的鐵路和公路渡口中的至少一個，必須予以奪取。奈梅亨的瓦爾河大橋，幾乎就在這個有9萬居民的城市中央，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出擊目標。除非那個俯瞰著奈梅亨西南兩英里地區的格魯斯貝克高地被堅守住，否則，到那時這些地方沒有一個可以說“被奪取了”。而在東邊，是沿著德國邊界的巨大森林帶——國家森林——德國人可能在那裡聚集，準備發動進攻。當加文將軍向軍官們說明對他們的期望的時候，他的參謀長羅伯特·H·威內克上校提出了異議。“要做到所有這一切，我們需要兩個師。”加文的話卻很簡短。“就這樣，我們要用一個師來做。”
加文記得第八十二空降師在西西里和義大利所進行的進攻，當時他的部隊是分散的，分散到離空投場有35英里遠。（該師通常開的玩笑是：“我們總是使用瞎子飛行員。”）因而決心，這一次就讓他計程車兵在他們的目標上著陸。按照優先的順序，他決定出擊目標是：首先，格魯斯貝克高地；其次，格拉夫的大橋；第三，馬斯河—瓦爾河運河上的那些渡口；第四，奈梅亨的瓦爾河大橋。“因為敵人大概會迅速做出反應，”加文後來回憶道，“所以我決定把我的傘兵的最大部分，空投在格魯斯貝克高地和國家森林之間。”在
格魯斯貝克附近他選擇了兩個著陸區域，第一個距離山脊約1英里半，在奈梅亨東南3到4英里處，他的第五〇八團和第五〇五團，再加上司令部的參謀們，將在那裡著陸。第三個團，也就是第五〇四團，將空投在格魯斯貝克高地的西邊，位馬斯河和馬斯河—瓦爾河運河之間的那個三角地帶，它距離格拉夫大橋的東端約1英里，在馬斯河—瓦爾河運河的大橋西邊2英里處。那座極其重要的格拉夫大橋德軍可能已經準備毀掉，為了確保攻佔這座大橋，他又制訂計劃做出了一個補充，即第五〇四團的一個連將被空投到距離大橋西端半英里的地方。在敵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擊以前，第五〇四團將從兩端向大橋猛衝。
顯然，那座偉大的奈梅亨大橋，是他所有出擊目標中最重要的目標，也是整個市場花園行動的關鍵。但是加文也同時意識到，要是不能堅守住其他的出擊目標，瓦爾河的這個渡口單憑自身是沒有用處的。布朗寧將軍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幾座橋樑沒有被攻佔，如果敵人堅守著格魯斯貝克高地，那麼供花園行動的部隊通行的那個走廊將永遠不會開啟。因而布朗寧特別指示，在奪取那些最初的目標之前，加文不得嘗試對奈梅亨大橋發起進攻。
雖然加文對他的部隊過於分散感到擔憂，但卻對整個計劃感到滿意。只有一個方面令他傷腦筋，那個方面也曾讓泰勒傷過腦筋：支援部隊在D日的一兩天後到達之前，他的整個師將不能夠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他又不知道，他計程車兵將會有什麼反應——他們對市場花園行動尚一無所知。儘管如此，在經驗豐富的第八十二空降師裡，士氣還是一如既往地高漲：他的許多士兵在此之前已經進行了三次作戰跳傘。“會跳的吉姆”加文，年僅37歲，是美國陸軍中最年輕的准將，他毫不懷疑，“不拘常規的人”將能完成任務——他計程車兵自稱“不拘常規的人”。
最為困難而又危險的任務，分配給了一位謙虛而又沉默寡言的職業軍官，羅伯特·羅伊·厄克特少將，他是英軍第一空降師以及附屬波蘭旅的42歲指揮官。
厄克特與布朗寧將軍以及他的美國同事們不同，他是一位非常職業的軍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義大利作戰並戰績卓著。但他沒有空降作戰的經驗，他將第一次指揮一個空降師作戰。布朗寧之所以選擇了他，是因為他“打起仗來興奮”。但厄克特卻對此任命感到驚訝，他一直認為，空降部隊是“結構緊密的組織、封閉的傢伙、完全是排他的”。然而他又對自己率領這支精銳部隊的能力抱有信心。一旦這支部隊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戰規則仍然是一樣的，而且他把他的空降師看作“非常訓練有素的步兵部隊”。
儘管有長期的作戰經驗，厄克特卻在為一件事情苦惱：他從來沒有跳過傘，也沒有乘坐過滑翔機。“我甚至會暈機。”他後來談到。9個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接過了指揮權，當時他向布朗寧將軍建議，作為新的師長，自己也許應該接受一些跳傘訓練。布朗寧給厄克特的印象是，一個“動作靈活優美的、衣著非常潔淨整齊的人，顯出一副焦躁不安的鷹派人物的樣子”。布朗寧給厄克特的回答是，他的任務就是讓他的師做好準備，以便進攻歐洲大陸。布朗寧看了看這位身高6英尺、體重200磅的蘇格蘭男人，又說道：“把跳傘留給年輕人去做吧。你不僅個頭太大，而且也上了年紀。”
在那幾個月漫長的訓練過程中，厄克特“經常感到，自己就像一個局外人，一種軍事上的旱鴨子”。他意識到，自己“被密切注視著，那種注視雖非懷有敵意，卻明顯是一些空降軍官對他持有保留，而且還有幾個軍官並不掩飾他們的保留。我是在接受審判，我的行動正被受到審理。那是一個尷尬的職位，但又是一個我所接受的職位”。慢慢地，厄克特對該師的自信而又從容的管理，把他的軍官們爭取了過來。而在傘兵當中，厄克特之得人心遠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一空降師第一傘兵旅的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他記得“將軍的高度自信以及他的平靜”。師司令部的中士約翰·雷特，他的印象是，“凡是必須做的工作，厄克特將軍都做了。他並不只是讓某個別人去做。將軍不拘禮節”。通訊兵肯尼思·約翰·皮爾斯稱他為“一個使人愉快的大個子。他叫我們‘兒子’，要是知道我們的名字的話，就直呼其名”。而從滑翔機飛行員團的中士羅伊·歐內斯特·哈奇那裡，厄克特贏得了最高的讚美。哈奇斷言說：“他是一位該死的將軍，不在乎做一位中士的工作。”
令厄克特感到失意的是，他的師並沒有被選中參加諾曼底登陸，“那個夏天乏味地過去了，為一個又一個的行動做了計劃，結果只看到計劃又都被取消了”。現在，他的“紅毛鬼子”正“渴望作戰”。他們幾乎放棄了。“我們稱自己是‘夭折之師’”，第四傘兵旅的喬治·S·鮑威爾少校回憶說，“我們以為，我們是被留著用於勝利大遊行了。”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種倦怠與憤世嫉俗的危險混合，正緩慢地爬進我們的生活之中。我們被訓練得很好，我知道，如果我們不能很快參戰，就會失去那種狀態。我們準備好了，並且願意接受任何事情，包括所有的‘如果’。”
厄克特的主要目標——市場花園行動的獎品——就是阿納姆下萊茵河上的那座鋼筋水泥公路橋。除此之外，厄克特計程車兵還有兩個次要的目標：一是附近的一座漂動的浮橋，一是上游的一個複線鐵路渡口，那個渡口距離城鎮2英里半。
分配給厄克特的任務呈現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有兩個問題尤其令人擔心。關於這個地區的密集防空防禦工事的報告表明，有一些敵軍部隊就在阿納姆大橋附近聚集；而要把他的英國和波蘭傘兵全都空運到目標，將需要3天時間，對此厄克特也感到不安。這兩個問題，都對厄克特選擇著陸地點有直接影響。與第八十二空降師和第一〇一空降師不同，他不能在幾乎就是主要目標的地方挑選區域，甚至也不能在靠近主要目標的地方挑選區域。理想的辦法是讓部隊在河的兩邊，在阿納姆大橋的附近著陸，但那裡地形卻又很不理想。渡口的北出口，直接進入了人口稠密、建築物密集的阿納姆市中心。按照報告的說法，在南出口附近，低的圩田不論是對士兵還是對滑翔機來說，都過於溼滑鬆軟。“我自己的許多指揮官，”厄克特記得，“非常願意在南邊著陸，即使那裡溼滑鬆軟。也確實有一些指揮官准備冒受傷的風險在北邊跳傘——就在城鎮上跳傘。”
此前一個星期，參加其他任務的轟炸機機組人員報告說，在阿納姆渡口附近以及北邊7英里處的迪倫機場，防空炮火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有些皇家空軍指揮官，因為他們手下的飛行員被安排拖航滑翔機運載厄克特的部隊，於是強烈反對把著陸區域定在靠近阿納姆大橋的地方。如果著陸在大橋南出口附近，那麼拖航飛機在放下滑翔機之後轉向北方的時候，就會遭遇到機場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轉向南方几乎同樣糟糕，因為飛機要冒著與第八十二空降師相撞的風險，第八十二空降師那時正在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面對著兩難境地：他或者可以堅持要皇家空軍把他的部隊送到臨近大橋的地方，或者可以在阿納姆鎮以外更遠的地方選擇空投區域，但這個選擇又帶來種種別的危險——時間延誤、攻擊突然性的喪失，以及德國人可能做出的抵抗。風險實際上將大大增加，因為在D日，厄克特將只擁有他的師的一部分。“我的問題在於，在第一次空運的時候，要有足夠的人著陸，”厄克特回憶道，“不僅要能奪取城鎮裡的主要橋樑，而且還要能為隨後的空運守衛空投區域和著陸區域。為了在第一天奪取主要橋樑，我的兵力減少到了只有一個傘兵旅。”
面對著這些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寧呼籲，一定要有更多的飛機。他對軍長說，在他看來，“美國人需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布朗寧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向厄克特保證，飛機的分配“完全是根據輕重緩急，而不是由於美國人的高壓”。他解釋說，整個行動必須從南方到北方進行計劃，“從下到上”進行計劃；在走廊的南部和中央地段的出擊目標必須“首先奪取，以便讓地面部隊透過。否則的話，第一空降師將會被消滅”。
布朗寧將軍把一個俱樂部大樓用作自己的司令部，俱樂部附近就是穆爾公園的高爾夫球場，厄克特的指揮車隊就在這個高爾夫球場上。在指揮車裡，厄克特仔細看著地圖，對形勢細細地進行著思考。阿納姆北邊的一個國家公園裡有一些開闊地帶，但這些地帶太小了，而且地形也不合適。它們充其量可能容納一支小的傘兵部隊，但卻不能容納滑翔機。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另外的廣闊區域著陸，這些開闊的荒野和牧場四周是松樹林，海拔250英尺，位於阿納姆的西邊和西北邊。這些荒野堅硬而又平坦，對滑翔機和傘兵來說幾乎稱得上完美。它們在每一個方面都很理想——除了一個方面以外，這個地區距離阿納姆大橋6到8英里。皇家空軍不斷反對在大橋的附近空投，面對這種反對，厄克特不得已決定在這些遠的地點空投。“別無他法，”他回憶說，“只有接受這些風險，併為這些風險做出計劃。我無可選擇。”
9月12日，厄克特已經把他的計劃準備完畢。地圖上勾勒出的是5個著陸和空降區域，那些區域在沃爾夫黑策附近，大約位於阿納姆西北4英里，分佈在從阿納姆到阿姆斯特丹一條鐵路的兩邊。三個地點在沃爾夫黑策的北邊，兩個在南邊，而南邊的那兩個區域，又構成了一個約有一平方公里的不規則的盒子狀地帶。這些地點距離阿納姆大橋最少都6英里遠，最遠的那個地點，在沃爾夫黑策的西北，有8英里。
在D日，有兩個旅將投入進去——一是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將的第一機降旅，確定由它堅守空投場；一是傑拉爾德·拉思伯裡准將的第一傘兵旅，它將衝向阿納姆以及阿納姆的公路、鐵路和浮橋。帶路的將是一支由吉普車和摩托車組成的摩托化偵察部隊。厄克特期望，C·F·H·弗雷迪·高夫少校那支分成4個炮兵裝甲連的、擁有275名士兵的高度專業化部隊——英國軍隊中唯一一個此種性質的部隊——能趕到公路橋並堅守住，直到該旅的大部隊到達。
第二天，也就是D日後的第一天，約翰·沙恩·哈克特准將的第四傘兵旅將要到達，預定要到達的還有機降旅的餘部；在第三天，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的波蘭第一傘兵旅將著陸。厄克特為波蘭人標出了一個第六空投場——按照預期，D日後的第二天，大橋將被攻佔，高射炮炮臺將被摧毀，所以波蘭人要在下萊茵河的南岸埃爾頓村附近空投，該地位於阿納姆渡口南邊大約1英里處。
儘管必須接受這些風險，但厄克特感到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了“一個合理的軍事行動和一個好的計劃”。他認為，傷亡可能“大約百分之三十上下”；考慮到進攻的錯綜複雜的性質，他認為這個代價並不是太昂貴。9月12日傍晚，他向他的指揮官們簡要介紹了這次行動，厄克特記得，“每一個人似乎都對這個計劃非常滿意”。
然而，有一位指揮官卻深感疑慮。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波蘭第一傘兵旅的這位身材修長、52歲的領導人確信，“我們是要參加一場慘烈的鬥爭”。這位波蘭軍事學院的前教授在第一次聽說彗星行動的時候，就向厄克特將軍和布朗寧將軍闡明瞭他的立場。當時他要求厄克特用書面給他下達命令，這樣“我就不會為這場災難負責”。他同厄克特一起訪問了布朗寧，並說“這個任務大有可能不會成功”。布朗寧問為什麼。索薩博斯基記得：“我告訴他，用我們所擁有的兵力嘗試，就會是自殺，而布朗寧回答說：‘不過，我親愛的索薩博斯基，‘紅毛鬼子’和英勇的波蘭人能做到一切！’”
現在，一個星期以後，當他聽厄克特講話的時候，索薩博斯基想：“英國人不僅嚴重低估了德國人在阿納姆的力量，而且似乎還對阿納姆對於德國人的祖國所具有的意義一無所知。”索薩博斯基認為，對德國人來說，阿納姆代表著“通往德國的門戶，我預料德國人是不會讓它敞開的”。他並不認為“那個地區的部隊水準很低，只有幾輛被打爛的坦克呆坐在那裡”。當厄克特告訴聚集起來的旅長們，第一空降師的空投地點“距離出擊目標起碼6英里”的時候，他大驚失色。要抵達大橋，部隊的主力將要“行軍5個小時，何以能夠達到突然性？德國人再傻，也會立即知道我們的計劃”。
計劃中還有一個方面，索薩博斯基也不喜歡。他所轄旅的重灌備和彈藥，要在前一次空運中由滑翔機運進去。這樣，當他的部隊在南岸著陸的時候，他的補給品將會在北岸著陸區域。等到波蘭人著陸的時候，如果大橋沒有被攻佔，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當厄克特詳細地解釋計劃的時候，索薩博斯基吃驚地得知，如果到那個時候大橋仍然在德國人手中的話，將期望他的波蘭部隊去攻佔大橋。
儘管索薩博斯基感到焦慮，但在9月12日的情況簡介會上，他卻一直一言不發。“我記得，厄克特要大家提問題，但誰也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他回憶道，“每一個人都若無其事地坐著，蹺著二郎腿，顯得很厭煩。我想就有關這個不可能完成的計劃說點什麼，可我不能夠說出來。實際情況是，我不得人心，說的話有誰會聽？”
後來，在布朗寧將軍的司令部裡，當整個空降行動由所有的指揮官來審查的時候，別人對計劃的英軍部分深感疑慮，但他們也同樣是一言不發。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師長詹姆斯·M·加文准將，當他知道厄克特選擇的著陸地點的時候大吃一驚，對他的作戰指揮部部長約翰·諾頓中校說：“天啊，他可不能當真。”諾頓也同樣深感震驚。“他是當真的，”他神色嚴肅地說道，“但我可不願意嘗試。”在加文看來，“不論是在大橋上面空投，還是在靠近大橋的地方空投，即便一開始就蒙受百分之十的傷亡，都比冒著在遠處的空投場著陸的風險”，要好上許多。他“感到吃驚的是，布朗寧將軍並沒有對厄克特的計劃提出質疑”。儘管作如此之想，他還是一言不發，“因為我想當然地認為，英國人具有廣泛的作戰經驗，當然完全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