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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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致謝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快30年了,儘管同盟國和德國的記載卷帙浩繁,但對尋找倖存者的當代歷史學家來說,蹤跡正在變得模糊。許多最重要的人物已經死去,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的答案也隨著他們消失。在諾曼底進攻之後的所有重大計劃和戰役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市場花園行動了。然而,除了一些個人回憶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史書中的幾個章節之外,這個悲慘的故事在美國實際上無人知曉。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和第一〇一空降師,在這場戰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加文的部隊渡過瓦爾河——在英國人的敘述中很少佔有超過一兩個段落的篇幅。
英軍第一空降師在阿納姆的奮力抵抗,仍然是二戰軍事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壯舉之一,但它也是一個重大的失敗——是英國的第二個敦刻爾克。由於官僚們往往會掩蓋他們的失敗,所以不論是在美國的還是英國的檔案中,用於證實的檔案也就經常是不足而且難以獲得的。為了解讀一些費解之事,也是為了從所有的參與者——盟軍、德國人、荷蘭地下組織以及荷蘭平民——的立場,對這次由空降部隊和地面部隊聯合進行的攻擊行動,提交出我所認為的第一個完整的描述,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在那個階段,有時,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時候,我對這本書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關二戰的著作——《最長的一天》(1959)以及《最後一役》(1966)——一樣,資訊的基礎來自參與者:盟軍的官兵,與他們作戰的德國人,以及勇敢的荷蘭平民。總共有大約1200人為《遙遠的橋》的寫作提供了資訊。這些軍事人員、前軍人以及平民,他們無私而且毫不吝嗇地無償付出他們的時間,接受採訪,帶領我參觀戰場,從日記、信件、軍事專著、電話記錄、仔細儲存下來的戰後報告、地圖和照片中,提供證據和細節。如果沒有這些提供資訊的人的幫助,這本書是不可能寫出來的。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內容完全一樣、缺少確證或者數量太大,因此並非每一個人的故事或者經歷都能夠被包括進來。在這1200位提供了資訊的人當中,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採訪,而且這些敘述中的大約400份被使用了。但過了30年以後,記憶並非絕對可靠。某些嚴格的指導方針,與我以前的書所使用的研究過程相類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這本書中的每一個陳述或者引語,都得到了檔案證據的支援,或者得到了那些聽說過或者目睹過所描述事件的人的確證。傳聞、謠言或者第三方的敘述,都不能被寫進來。我的卷宗包含了幾百個故事,它們可能是完全精確的,但又無法得到別的參與者的支援。出於歷史真實的原因,它們並沒有被使用。我希望那些眾多的提供資訊者能夠理解。
在重現市場花園行動那可怕的9個晝夜的過程中,有這麼多的人幫助了我,以至於竟不知該從哪裡開始提出他們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謝伯恩哈德親王殿下,他花費了時間,提供了幫助,找到並提出應該採訪的人,並讓我得以接觸到荷蘭和英國的檔案。我也熱忱感謝《讀者文摘》的德威特和莉拉·華萊士。他們不僅報銷了寫這本史書的大量費用,而且還讓我受到他們在美國和歐洲的辦事處記者和研究人員的接待。在這些人當中,我尤其想感謝以下各位:紐約的希瑟·查普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朱莉亞·摩根;倫敦的邁克爾·倫道夫;巴黎的約翰·D·潘尼策、約翰·弗林特、厄休拉
·納卡謝、吉澤爾·凱澤;斯圖加特已故的阿爾諾·亞力克西;阿姆斯特丹的阿爾德·範·萊伊文、揚·海因、萊斯貝斯·施蒂曼,以及揚·範·奧斯。
一個特別的段落,必須獻給弗雷德裡克·凱利孜孜不倦、勤懇精心的工作,他做了我兩年的助手。他在英格蘭、荷蘭和美國所做的研究、採訪和優秀的新聞寫作,被證明是極有價值的,他為參與者拍攝的照片,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也都被證明是極有價值的。
必須向美國國防部的軍事史主任辦公室表達謝忱。在我進行研究的時候,辦公室主任是哈爾·C·帕蒂森准將,也必須感謝幫助我制定出軍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將的助手們——尤其是迪特馬·M·芬克和漢娜·蔡德里克。另外一個其幫助和鼓勵必須提及的人,是軍事史主任辦公室的查爾斯·B·麥克唐納,他的內容詳盡的《齊格菲防線戰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一書,包含了對市場花園行動的優秀而又精確的敘述。我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馬丁·布盧門森的《突圍與追擊》(Breakout and Pursuit),他的這本書是軍事史主任辦公室的正式史書系列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達對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謝意,感謝他在軍事史主任辦公室的《最高統帥部》(The Supreme Command)一書中詳盡介紹的指揮結構。
我必須對美國國防部書刊部的官員表示感謝,因為他們幫助我在美國和歐洲各地找到老兵並安排了採訪,這些官員是:美國空軍的部主任小格羅弗·G·海曼上校(已退休)、美國陸軍副主任的小查爾斯·W·伯蒂克中校、美國空軍的羅伯特·A·韋布中校、安娜·C·厄班德小姐,以及副官署署長辦公室裡的西摩·J·波姆倫茨。
在對德國進行研究方面,我感謝美國國防部二戰檔案部的下述各位:部主任羅伯特·W·克勞斯科普夫博士、赫爾曼·G·戈德貝克、托馬斯·E·霍爾曼、洛伊絲·C·奧爾德里奇、約瑟夫·A·埃弗裡、黑茲爾·E·沃德、卡羅琳·V·穆爾,以及希爾德雷德·F·利文斯頓。如果沒有對所提供出來的德國戰爭日記和專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幾乎不可能精確地採訪德國的參與者,尤其是黨衛軍的指揮官們——威廉·比特里希中將、海因茨·哈梅爾少將以及瓦爾特·哈策爾中校——他們是首次把他們對市場花園行動的描述告訴給了一個美國人。
在荷蘭,我與我的助手們從荷蘭檔案當局接受了最親切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國家戰爭文獻資料研究所所長、教授、路易斯·德容博士,檔案保管員雅各布·茲瓦恩,阿納姆空降博物館館長B·G·J·德弗里斯先生,以及愛德華博士和埃米·格羅威爾德太太。在荷蘭皇家陸軍的軍事史部,許多人讓我的助手們使用了相關的研究,在那些人當中有格里特·範·奧伊恩中校、奧古斯特·克尼普肯斯中校、吉爾伯特·弗拉克斯上尉、亨德里克·希爾克馬上尉。荷蘭人的幫助非常詳盡,我甚至被提供了市場花園行動中所涉及的各個橋樑的比例地圖、繪圖和照片。尤其幫忙的是路易斯·艾恩特霍芬,他是戰後荷蘭的安全和情報局局長,他幫助弄清楚了科尼利厄斯筆下的荷蘭間諜“金剛”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納姆、奈梅亨、費赫爾和艾因霍溫各市的市檔案館是極其重要的,大量背景材料在那些檔案館裡找到了發生地點,得到了驗證。我十分感謝在這些中心裡的下述各位:克
拉斯·施哈普、安東·施坦弗、皮特·範·伊德金格博士(阿納姆檔案館)、艾爾伯特·尤金和彼得魯斯·施利彭貝克(奈梅亨檔案館)、揚·容格內爾(費赫爾檔案館)、弗朗斯·科爾蒂(艾因霍溫檔案館)。
在荷蘭,有許多人提供了資訊,其中特別應該提出的,是奧斯特貝克的揚和凱特·特爾霍斯特夫婦,以及揚和伯莎·沃斯奎爾夫婦,他們花費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同我在一起,回顧了英軍第一空降師在他們村子裡受磨難的最後幾天的每一個細節。揚·沃斯奎爾帶我去了戰場,特爾霍斯特夫婦則第一次解釋清楚了德里爾渡口的神祕環境。在德里爾,巴爾圖森一家讓我進行了幾個小時的詳盡採訪,那些採訪被證明是非常有價值的。在核對和闡釋來自荷蘭的採訪記錄方面,我也必須向一位傑出的記者表達我的感謝,他就是阿姆斯特丹《電訊報》(Telegraaf)的A·胡格諾特·範·德林頓。如果沒有他的留意,我很有可能會出許多錯誤。我也要感謝海軍少校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他後來是鹿特丹的警察局長,他幾乎是逐分鐘地給我講述了在厄克特將軍司令部裡發生的事情。在奧斯特貝克,馬爾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尋常的日記和採訪,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也是如此,她一絲不苟的記錄,就像馬爾南家的日記一樣,給傷亡人員收容站裡的形勢一個清晰的畫面。他們生動的記載和非同尋常的幫助,使得我能夠再現那種氛圍。我對他們所有人深表感謝。
許多軍方人士提供了資訊,在他們當中,必須特別提出感謝的是詹姆斯·M·加文將軍、馬克斯韋爾·D·泰勒將軍、羅伊·厄克特將軍和查爾斯·麥肯齊上校——他們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數不盡的採訪。還有的人幫助極大,他們是約翰·D·弗羅斯特少將、埃裡克·M·麥凱上校、菲利浦·W·希克斯准將、約翰·哈克特上將、喬治·S·查特頓准將、戈登·沃爾什准將、布賴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以及隨軍牧師G·A·佩爾,他的筆記是一個難忘的、令人傷心的檔案。布朗寧夫人(達夫妮·杜莫里埃),用她的機智和常識,證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訊者,並搞清楚了阿納姆的一些謎團的真相。
在德國,我在追蹤倖存者和找到背景材料、專著和戰爭日記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的巨大幫助,他們是波恩新聞資訊局的布里斯訥博士、國防部的西格爾中校、軍事史研究部的沃爾夫岡·馮·格魯特博士和福裡克少校,以及聯邦檔案局的中校、施塔爾博士。
還有許多許多的人,他們的支援和幫助使得這本書成為可能。我必須再次感謝我的妻子凱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對研究工作進行了組織和整理,進行了編輯,並留意我筆下的垂懸分詞。而且,我衷心感謝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內利根醫生與威利特·惠特莫爾醫生,當我病情最為嚴重的時候,他們一起對我進行了護理,神奇地讓我康復起來,讓我能繼續工作下去。而且,我還要感謝傑裡·科恩,他是我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蘇珊娜·格利弗斯和約翰·托爾,他們非常仔細地閱讀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她是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繆斯和波利·傑克遜,她們在各個時期擔任過祕書。我還要感謝我的代理人保羅·吉特林;感謝西蒙與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威德和邁克爾·科達,感謝他們提出的建議;感謝《讀者文摘》的總裁霍巴特·劉易斯,在這個非常累人的工作的始終,他都在耐心地等待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