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撤退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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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撤退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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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50英里處，在靠近比利時邊界的城鎮和村莊裡，荷蘭人興高采烈。他們難以置信地注視著，在法國北部和比利時遭到重創的希特勒軍隊的殘部，正在川流不息地從窗外經過。崩潰似乎是個傳染病，除了部隊之外，成千上萬的德國平民和荷蘭納粹也在撤離。而且對這些逃跑的部隊來說，所有的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國邊界。
由於撤退開始得非常緩慢——開始的時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參謀車和普通車輛越過比利時邊界——因而沒有幾個荷蘭人能夠精確說出撤退是何時開始的。有些人認為，撤退開始於9月2日，有些人認為是3日。但到4日的時候，德國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們的調動，就已經呈現出潰敗的特徵，那是一種發瘋似的集體大逃亡，它在9月5日達到了頂峰。後來，在荷蘭歷史中，那一天被稱為“發瘋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驚恐和無序似乎就是德國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種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場。從比利時邊界向北，直到阿納姆以及阿納姆以北，馬路上擠滿了卡車、公共汽車、參謀車、半履帶式車輛、裝甲車、馬拉的農家大車，還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動力的平民的汽車。在整個雜亂無序的車隊裡，到處都有成群的疲憊不堪、滿身塵土計程車兵騎著匆匆徵用來的腳踏車。
甚至還有更加古怪的運輸形式。在比利時邊界北邊幾英里處的瓦爾肯斯瓦德鎮，人們看見滿身重負的德國士兵在吃力地踏著兒童的滑板車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阿納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視著兩匹步履艱難的農用馬，拖著一輛巨大的灰黑色靈車緩緩經過。靈車放置棺材的地方，擠坐著二十來個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國人。
在這些可憐的車隊當中，是步履蹣跚的多個部隊的德國士兵。有穿著黑色的作戰服卻沒有了坦克的裝甲兵；有德國空軍，那些不是在法國就是在比利時遭受了重創的德國空軍，所剩餘的人員大概就是這些了；有來自二十多個師的德國國防軍士兵；還有武裝黨衛軍，他們的骷髏畫徽章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證明。聖奧登羅得的年輕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著這些顯然無人帶領、神情茫然的部隊毫無目的地前進，心中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令在旁邊觀看的荷蘭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連方向都搞不清楚，還要詢問到德國邊界怎麼走。
工業城市艾因霍溫，是特大企業菲利浦電器公司的所在地，那裡的市民聽見來自比利時的低沉炮聲，已經有好幾天的時間了。現在，人們注視著吃了敗仗的德軍殘兵敗將擠滿馬路，暗自預料盟軍部隊不出幾個小時就會到達，德國人也這麼認為。弗朗斯·科爾蒂是市政府財政局的一位24歲的僱員，在他看來，這些部隊無意奮力抵抗。從附近的機場傳來爆炸的轟響聲，那是工兵在炸燬機場跑道、軍火臨時存放處、汽油儲存罐和飛機庫。透過從城市上空飄浮過去的一層煙幕，科爾蒂看到，一個個小分隊計程車兵正在忙碌，把架在菲利浦電器公司大樓屋頂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來。
在整個地區，從艾因霍溫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國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學教師科內利斯·德維瑟爾看到，在流經費赫爾市南邊的南威廉斯瓦特運河上，一艘滿載貨物的駁船被炸飛了，飛機發動機的部件飛了起來，就像一陣致命的彈片雨。不遠處，在烏登村，45歲的汽車車身製造商約翰內斯·德格魯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視著這場撤退，這時德國人放火燒掉了離他家不到300碼遠的一座以前的荷蘭兵營。幾分鐘以後，存放在兵營裡的重型炸彈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魯特的四個孩子，他們的年齡從5歲到18歲不等。
在像艾因霍溫這樣的地方，學校大樓成了火海，由於不允許消防隊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街區被燒燬了。不過與在馬路上逃跑的佇列形成對比的是，有證據表明，工兵們是在按照某個確定的計劃行事。
在逃亡者當中，最驚恐、混亂的莫過於平民了，那是德國、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的納粹幫凶。荷蘭人絲毫也不同情他們。在聖奧登羅得的農民約翰內斯·赫爾森看來，他們顯然是“嚇呆了”，而且他快意地想到，他們有理由嚇呆，因為由於盟軍“在他們的腳跟後猛追，這些賣國賊知道，斧頭節（Bijltjesdag）到了”。
荷蘭納粹和德國平民驚恐萬狀的逃跑，是由荷蘭的那位帝國特派員（Reichskommissar）所引發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歲的阿圖爾·賽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時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殘暴的荷蘭納粹黨領袖安東·穆瑟特引發的。賽易斯—英夸特焦慮不安地注視著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德國人的命運，於是在9月1日命令德國平民疏散到荷蘭的東部，到距離帝國邊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歲的穆瑟特亦步亦趨，向他的荷蘭納粹黨黨員們發出了警報。賽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離開的人們之中：他們從海牙向東撤離，來到阿珀爾多倫，阿珀爾多倫在阿納姆以北15英里處。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國的地方，把他們安置在邊界地帶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爾省。起初，大多數德國和荷蘭的平民在搬家時還是從容不迫的，然後一連串的事件引發了混亂。9月3日，英軍攻佔了布魯塞爾，第二天安特衛普陷落。現在，英國人的坦克和部隊離荷蘭邊界只有幾英里遠了。
在這些令人震驚的勝利之後不久，荷蘭年邁的女王威廉明娜，在倫敦發表廣播講話，告訴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佈，她的女婿伯恩哈德親王殿下已經被任命為荷蘭武裝部隊總司令，他也將領導所有的地下抵抗組織。這些派別包括三個明顯不同的組織，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極右派，現在他們將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稱是內政部隊（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33歲的伯恩哈德親王，是王位繼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佈之後，也發表了自己的廣播講話。他要求地下抵抗組織準備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詞”，但“沒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們。他告誡他們：“在當前的熱情中切勿採取草率而又獨立的行動，因為這些行動將會使你們自己以及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處於困境。”
接下來，盟軍最高司令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將軍發表了一個特別的廣播演說，證實自由在即。“荷蘭等待了這麼久的解放時刻，現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許諾說。這些廣播發表後沒過幾個小時，那個最為樂觀的聲明發表了，是荷蘭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格布蘭迪發表的。他告訴他的聽眾：“現在盟軍在其不可抗拒的推進中，已經越過了荷蘭邊界……我要求你們所有的人，竭誠歡迎盟軍來到我們的祖國。”
荷蘭人欣喜若狂，荷蘭的納粹們則在逃命。安東·穆瑟特一直吹噓他的黨有5萬多名納粹。在荷蘭人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似乎全都同時起程了。在荷蘭各地的幾十個城鎮和村莊裡，納粹任命的鎮長和官員們突然拔腿開跑——不過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資以後再逃跑。艾因霍溫市市長以及他的一些官員，堅持要拿到工資。市政府辦事員傑拉杜斯·勒基尤斯認為，他們的姿態荒唐可笑，不過對於發給他們工資後解僱他們，他甚至並沒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裝上車”匆匆出城，他心中納悶：“他們能走多遠？他們能到哪裡去？”銀行也發生了擠兌。尼古拉斯·範·德韋爾德是一位24歲的銀行職員，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寧恩鎮上班的時候，看見排成了隊的荷蘭納粹在銀行外面等候。銀行一開門，他們便匆匆撤銷賬戶，同時把貴重物品存放箱裡面的東西也全部取出來。
火車站人滿為患，到處是極度驚恐的平民。開往德國的火車擠得滿滿當當。有一列火車抵達阿納姆，年輕的弗朗斯·維辛在走下火車的時候，被爭先恐後要上車的人海吞沒了。人們是如此行色匆匆，在火車離開之後，維辛看見堆積如山的行李被丟棄在站臺上。在奈梅亨西邊的澤坦村，學生保羅·範·維利看見，荷蘭納粹們擠在火車站裡，整天等待開往德國的火車，可是火車根本沒來。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範·維利看來，“
候車室就像一個廢舊雜物店，裡面全是遊民”。每一個城鎮都有類似的事件。荷蘭通敵者們用凡是能夠移動的東西逃跑。市政建築師威廉·蒂曼斯從他位於阿納姆大橋附近辦公室的窗戶看到，荷蘭納粹們“瘋狂地爬上”一艘駁船，沿著萊茵河向帝國駛去。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過去，車輛行人越來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後這種情況也在繼續。德國人急切地要抵達安全地帶，以至於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們完全置盟軍的空襲於不顧，在某些十字路口豎起了探照燈，許多超載的車輛緩慢透過，車輛前燈的強光令人目眩。德國軍官們似乎已經失去了控制。安東·萊特維爾醫生是阿納姆的一位全科醫生，他看見士兵們扔掉步槍——有些士兵甚至試圖把他們的武器賣給荷蘭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幾歲的少年，他看見一箇中尉試圖叫一輛軍車停下來，但司機卻對這個命令視而不見，徑直開了過去，氣得那位軍官拔出手槍，失去理智地朝著鵝卵石地面開火。
到處都有士兵試圖開小差。在埃爾德村，18歲的辦事員阿德里阿努斯·馬里納斯注意到，有一個士兵從卡車上跳了下來，朝一個農場跑去，消失了。後來馬里納斯得知，那個士兵原本是一名蘇聯戰俘，後被招兵，當了德國國防軍。離奈梅亨兩英里的地方，在位於瓦爾河北岸的倫特村，弗朗斯·休伊金醫生在例行巡診的時候，看見有士兵在討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們拒絕了。在奈梅亨，逃兵們卻不這麼卑躬屈膝，許多類似情況中，他們是用槍逼著對方交出衣服來。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師是一位40歲的加爾默羅會修士，他看見士兵們匆匆脫下制服，換上套裝，然後步行前往德國邊界。“德國人對戰爭完全厭倦了，”阿納姆的林業督察長加里特·梅姆林克回憶道，“他們正在盡最大的努力躲避憲兵隊。”
由於軍官們失去了控制，軍紀也就蕩然無存。成群結隊的無法無天計程車兵們偷竊馬匹、馬車、汽車和腳踏車。有計程車兵用槍威逼著農民，要他們用自己的馬車把他們拉到德國去。荷蘭人看見，在整個車隊裡，在卡車、農用馬車、手推車——甚至還有逃兵們推著的嬰兒車——上面，高高地堆放著從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偷來的贓物。贓物從雕像和傢俱，到女式內衣褲，無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們試圖出售縫紉機、成卷的布匹、油畫、打字機——有一名士兵甚至還用一個大籠子裝了一隻鸚鵡出售。
在撤退的德國人當中，不可或缺的是酒。離德國邊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魯斯貝克鎮，赫爾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馬拉的大車裝載著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車輛已是不堪重負。在阿納姆，賴因霍爾德·戴伊克牧師發現，喧鬧的德國國防軍坐在一輛卡車上，喝著一個巨大酒桶裡的葡萄酒，那酒桶顯然是他們老遠從法國帶來的。16歲的阿加莎·舒爾特是阿納姆市醫院總藥劑師的女兒，她確信，她所看見計程車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將成把的法國和比利時硬幣扔給小孩子們，而且試圖把一瓶瓶葡萄酒、香檳酒和法國干邑白蘭地賣給成年人。她的母親亨德麗娜·舒爾特生動地回憶說，她看見有一輛德國卡車裝載著另外一種贓物，那是一張大雙人床——而且**還有一個女人。
除了從南方趕來的成群結隊的掉隊者之外，從荷蘭的西部和沿海也來了大量的德國人和平民。行人車輛像洪水氾濫一樣，穿過阿納姆，朝東前往德國。在阿納姆經濟發達的郊區奧斯特貝克，38歲的化學工程師揚·沃斯奎爾正躲藏在他岳父家裡。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蘭人質的名單裡，將被德國人逮捕之後，他便從20英里之外的海爾德馬爾森鎮的家裡，帶著妻子伯莎和9歲的兒子逃了出來。他來到奧斯特貝克的時候，正趕上看見這場撤離。揚的岳父告訴他，不要“再擔心德國人了，現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爾朝下面看著奧斯特貝克的大街，只見“全然的混亂”。有幾十輛裝滿德國人的卡車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險超載”。他看見士兵們“騎著腳踏車，拼命踩著踏板，車把手上掛著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爾確信，不出幾天的時間戰爭就將結束。
在阿納姆，坐落著一座氣勢巨集大的聖優西比烏斯教堂，該教堂建於15世紀，有一個高305英尺的著名塔樓。揚·邁恩哈特就是這座大教堂（Grote Kerk）的司事。他看見德國佬（Moffen，這是荷蘭人給德國人起的綽號，相當於英語中的“Jerry”）魚貫而行穿過市區，“四人並排，朝德國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國佬顯得年老體衰。在附近的埃德村，一個上了年紀的德國人懇求青年魯道夫·範·德奧，請他通知他在德國的家人，就說他們見過面。“我有心臟病，”他又說，“大概活不了多久了。”盧西亞努斯·弗羅曼是阿納姆一位十幾歲的少年，他注意到，德國人筋疲力盡，“沒有剩下一點戰鬥精神或者自豪感”。他看見軍官們試圖在一片混亂計程車兵當中恢復秩序，但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沒有效果。有些荷蘭人叫喊道：“滾回去！英國人和美國人幾個小時以後就要到這裡了。”對此他們甚至都沒有反應。
皮特·德格拉夫醫生是一位44歲的外科醫生，他注視著德國人從阿納姆向東邊移動，心中確信，他看見了“德國軍隊的末日，看見了德國軍隊顯而易見的崩潰”。而中學數學教師蘇塞·範·茨韋登則有一個特殊的理由要記住這個日子。她的丈夫約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因為藏匿荷蘭猶太人，自1942年就被關在達豪集中營裡。現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釋放了，因為顯然戰爭幾乎結束了。蘇塞決心要目睹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德國人的離開和盟軍解放者的到達。她的兒子羅伯特年紀太小，難以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但她決定要帶9歲的女兒索尼婭進城。當蘇塞給索尼婭穿衣服的時候，她說道：“這是你一定要看看的事情。我要你盡力一輩子都記住它。”
荷蘭人到處都歡欣鼓舞。荷蘭國旗露面了。富於創業精神的商人們把帶有橘子圖案的小徽章和儲備量很大的緞帶賣給充滿渴望的人群。在倫庫姆村，人們在當地的布店裡搶購，經理約翰內斯·斯努克忙著剪橘色緞帶，他能剪得多快，就能賣得多快。令他感到驚訝的是，村民們當場就把緞帶結成蝴蝶結，驕傲地用別針別在衣服上。約翰內斯是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他認為“這有點過分”。為了避免村民過激惹禍，他不賣緞帶了。他的妹妹瑪麗亞受到這種興奮的感染，在她的日記裡快樂地寫道：“街道上的那種情緒，好像在過女王節（Konin—ginnedag）一般。”歡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叫喊：“女王萬歲！”人們唱著荷蘭國歌《威廉頌》（Wilhelmus）和歌曲《橘子至高無上！》（Orange Boven！）。修女安東尼婭·斯特蘭茨基和克里斯廷·範·戴伊克供職於阿納姆市聖伊麗莎白醫院，她倆騎著腳踏車來到市內的主要廣場費爾珀廣場，一路長袍飄揚。在廣場裡，一個個咖啡館外面的露天平臺上人頭攢動，她們也加入了進去，和大家一起啜飲著咖啡，吃著馬鈴薯餅，而與此同時，德國和荷蘭的納粹們正絡繹不絕地從旁邊經過。
在奈梅亨的聖卡尼修斯醫院，修女M·多塞特·西蒙斯看見，護士們在女修道院的走廊裡歡快地跳著舞。人們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機拿了出來，一邊注視著窗外洪水氾濫般的撤退人流，一邊好多個月以來第一次公開收聽廣播，那是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橘子無線電臺的荷蘭語特別節目。聖奧登羅得的果農約翰內斯·胡爾克斯聽了廣播激動萬分，結果竟沒有發現在他家後面的一群德國人，把他家的幾輛腳踏車偷走了。
許多地方學校關門，工作停止。在瓦爾肯斯瓦德，雪茄廠的工人們立刻離開機器，蜂擁來到街道上。在政府所在地海牙，電車停駛。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氣氛既緊張，又如夢幻一般。辦公室都關了門，股票交易停止。通衢大道上的軍隊突然沒有了蹤影，而德國和荷蘭的納粹則圍住了中央車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成群的人們舉著旗幟，拿著鮮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馬路邊——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最先看到英軍坦克從南方駛來的人。
隨著每一個小時的過去，謠傳也在瘋長。在阿姆斯特丹，許多人認為英國部隊已經解放了海牙，而海
牙離海岸不遠，在阿姆斯特丹西南大約30英里的地方。而在海牙，人們則認為，離他們15英里的那個偉大的鹿特丹港已經被解放了。乘坐火車旅行的人，每次火車停下，就聽到一個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位旅客亨利·佩伊南堡是一位25歲的抵抗組織領導人，他正從海牙前往他在奈梅亨的家，這是一段不到80英里的路程。旅行開始的時候，他便聽說英國人已經進入了古老的邊境城市馬斯特裡赫特。在烏得勒支，他被告知，英國人已經到了魯爾河蒙德。然後，在阿納姆，人們又向他保證說，英國人已經攻佔了芬洛，芬洛離德國邊界只有幾英里遠。“當我終於到家的時候，”他回憶說，“我本來以為會看見盟軍在街上，但我所看到的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國人。”佩伊南堡感到既糊塗又不安。
還有別的人和他一樣關注形勢——在海牙祕密舉行會議的地下抵抗組織最高指揮部尤其如此。他們緊張地注視著事態發展，在他們看來，荷蘭似乎就站在自由的門檻上。盟軍的坦克能夠輕而易舉迅速穿越國土，從比利時邊界直達須得海。地下抵抗組織確信，那個穿過荷蘭、跨越萊茵河並進入德國的“通道”，已經敞開了大門。
抵抗組織的領導人知道，德國人實際上已經沒有了能夠阻止盟軍堅定的大規模強攻的作戰兵力。對於那一個軟弱而又人員配備不足的師，他們不屑一顧，那個師由老年人組成，守衛著沿海的防禦工事（自1940年以來他們就一直坐在水泥地堡裡，一槍都沒有放過）。對於別的不入流的部隊，他們也幾乎不屑一顧，那些部隊的作戰能力大大令人懷疑，其中有荷蘭的黨衛軍、匆匆組成的衛戍部隊、康復期病人和體檢不合格的人——那些康復期病人和體檢不合格的人所組成的部隊，被恰如其分地稱為“胃營”和“耳朵營”，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是患有胃潰瘍，就是耳背。
在荷蘭人看來，盟軍的行動意圖似乎是明顯的，進攻在即。但盟軍的勝利，卻依賴於英軍從南方發起的大規模強攻的速度，而有關這一點，地下抵抗組織最高指揮部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確定盟軍的挺進到底到了什麼程度。
格布蘭迪首相的宣告說，盟軍的部隊已經越過了邊界，但這話是否確鑿，調查起來卻又絕沒那麼簡單。荷蘭是個小國，面積只有愛爾蘭的大約三分之二，但人口密集，有900多萬人，德國人要控制顛覆活動，也就有了困難。在每一個城鎮和村莊，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層組織。雖說如此，傳遞情報也是危險的。主要的方法，同時也是最危險的方法，就是打電話。在情況緊急的時候，抵抗組織的領導人使用複雜的電路、祕密的線路和密碼訊息，在全國各地通電話。這樣一來，在這個重要時刻，地下組織的官員們沒出幾分鐘便知道，格布蘭迪的宣告為時過早了——英軍部隊並沒有越過邊界。
橘子無線電臺的其他廣播則是進一步亂上添亂。在12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裡，英國廣播公司的荷蘭語節目兩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45，一次是在9月5日的上午）宣佈，離比利時邊界7英里遠的荷蘭城市佈雷達——這座要塞城市——已經被解放了。訊息迅速傳開。祕密印刷的報紙立即準備瞭解放專號，報道“佈雷達的陷落”。不過阿納姆地區抵抗力量的領導人，38歲的皮特·克魯伊夫，卻對橘子無線電臺的新聞快報深表懷疑。克魯伊夫的小組是國內技能最精湛、紀律最嚴明的小組之一。他立即讓他的通訊專家約翰內斯·施泰因福特核對這個報道，施泰因福特是一家電話公司的年輕的儀器製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用一條祕密電路接通，與在佈雷達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絡，結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個痛苦真相的人之一：那座城市仍然在德國人的掌握之中。沒有一個人看見過盟軍部隊，不論那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
由於謠傳氾濫，因而許多抵抗小組匆匆聚集起來，討論該怎麼辦。儘管伯恩哈德親王和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已經提醒人們，不要發動大起義，但一些地下組織成員已經沒有耐心了。他們相信，到了該直接面對敵人，從而幫助挺進的盟軍的時候了。顯然，德國人害怕大造反。地下組織注意到，在撤退的佇列中，衛兵現在是坐在汽車的擋泥板上，步槍和衝鋒槍隨時準備射擊。抵抗力量的許多人並沒有被嚇住，而是急於戰鬥。
在奧斯特貝克西北幾英里處的埃德村，25歲的梅諾·託尼·德努易，試圖說服他的小組領導人比爾·維爾德布林發動襲擊。託尼爭論說，一旦盟軍入侵，這個小組就應該接管埃德村，這是老早以前的計劃了。埃德村的營房，原先是用來訓練德國海軍陸戰隊的，現在實際上已是空無一人。德努易想佔領那些建築。年紀比他大的維爾德布林，原先是荷蘭陸軍的一名軍士長，他不同意這麼做。“這個形勢我信不過，”他告訴德努易，“時機尚不成熟，我們必須等待。”
並非地下組織的所有活動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組織的成員佔領了自來水公司的辦公室。就在荷蘭比利時邊界的阿克瑟爾村，村公所連同其古老的護城牆被攻佔了下來，幾百名德國士兵向平民戰士投降。在許多城鎮裡，許多納粹官員在試圖開溜的時候被抓住。阿納姆以西的沃爾夫黑策村，主要以其精神病院而聞名，在這個村子裡，當地的警察局長在自己的車裡被抓住了。他被臨時關在最近的現成住所，也就是瘋人院，準備在英國人“到達的時候”被交出去。
這些都是例外。總的看來，地下組織保持著平靜。然而在各處，他們都利用這個混亂的局面，為盟軍的到達做著準備。在阿納姆，42歲的夏爾·拉布謝爾是一個古老的法國家族的後裔，他積極參加一個情報組織的活動，忙得無暇理會謠傳。他與幾個助手一起，坐在阿納姆大橋附近一個辦公室的窗子邊，一個又一個小時地注視著，他們看見德國部隊在朝東和東北方向開拔，沿著澤文納爾公路和聚特芬公路前往德國。拉布謝爾的任務，就是估計部隊的人數，如果可能的話把部隊辨認出來。他記下來的極其重要的情報，由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從那裡經由一個祕密網路送到倫敦。
在奧斯特貝克郊外，年輕的揚·埃以克爾霍夫毫不張揚地穿過人群，騎著腳踏車走遍了整個地區，把偽造的食品配給證交給那些躲避德國人的荷蘭人。57歲的約翰努斯·彭西爾，是阿納姆一個地下小組的領導人，人稱“老頭兒”，他的部下認為他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傳奇人物。他斷定，到了該轉移他武器庫的時候了。在到處都是德國部隊的情況下，他和幾個精心挑選出來的助手，公開駕駛著一輛麵包店的廂式運貨車，沉著地來到市醫院，武器就藏在市醫院裡。他們迅速把武器包在棕色的紙裡，把隱藏的武器全都運送到彭西爾的家裡。從他家地下室的窗子能把主廣場看得一清二楚，很是方便。彭西爾和他的副手圖恩·範·達倫都認為，到時候這就是一個可以向德國人開火的完美陣地。他們的這個軍事分支名為“使用暴力的小夥子”（Landelyke Knokploegen），他們決心不辜負這個稱號。
在各個地方，這支龐大的地下軍隊的男女成員都做好了戰鬥準備。而在南部的城鎮和鄉村裡，有人認為，荷蘭的部分地區已經被解放了，他們於是跑出家門，準備歡迎解放者。在位於奈梅亨東南的奧斯村，蒂伯修斯·努德米爾神父看到興高采烈的人群，心中想，空氣中有著一種瘋狂。他看見，人們懷著慶祝的心情互相拍著肩膀。他把在馬路上行走的垂頭喪氣的德國人與歡欣鼓舞的荷蘭旁觀者進行了對照，特別提到，“一方面是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卻是發瘋的、無限的歡樂”。這位不喜形於色的荷蘭牧師回憶說：“沒有一個人的行為是正常的。”
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愈加焦慮不安。在奧斯特貝克主要大街的那家藥店裡，卡雷爾·德維特就開始擔憂了。他告訴他的妻子兼主藥劑師約翰娜，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盟軍的飛機還沒有攻擊德國人的車輛和行人。弗朗斯·舒爾特是一位退役的荷蘭少校，他認為這種普遍的熱情為時尚早。德國人似乎是慘敗了，對此舒爾特的弟弟和弟媳欣喜若狂，但舒爾特卻並不以為然。“情況會惡化，”他告誡說，“德國人遠沒有被打敗。相信我吧，如果盟軍想要渡過萊茵河的話，我們會看到一場惡戰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