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進攻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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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進攻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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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儘管夜間普遍遭到了轟炸，現在又有了針對阿納姆、奈梅亨和艾因霍溫的空襲，但德國人卻沒有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整個指揮系統，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單一的威脅上：英軍第二集團軍，將從其在默茲河—埃斯考河運河上的橋頭陣地再次發起攻勢。
“指揮官們和部隊、我本人，尤其是我的參謀班子，面對著困難，承擔著過重的負擔，過於焦慮，結果我們只想到有地面上的軍事行動。”庫爾特·施圖登特大將回憶道。施圖登特是德國傑出的空降專家，現在他的司令部在弗爾特附近的一個村舍裡，大致是艾因霍溫西北21英里的地方，他正在司令部裡做“官樣文章——堆積如山的檔案，那些檔案甚至跟著我進入了戰場”。施圖登特走了出去，來到一個陽臺，朝著那些轟炸機注視了幾分鐘，然後，並沒有放在心上，又回去做他的書面工作。
瓦爾特·哈策爾中校，是第九黨衛軍裝甲師（霍亨施陶芬師）的指揮官，現在他已經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裝備，全都移交給了他的競爭對手、第十黨衛軍裝甲師（弗倫茨貝格師）的海因茨·哈梅爾將軍。哈梅爾現在已經到了柏林，這是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而莫德爾又不知情。最後一批裝載著哈策爾的“喪失能力的”裝甲兵員運輸車的平板車，準備由凌晨2點開的火車拉到德國。由於自諾曼底登陸以來一再受到轟炸，因而哈策爾“對飛機也就不怎麼理會”。他認為，在荷蘭上空的巨大轟炸機編隊，並沒有什麼非同尋常之處。他和他富有戰爭經驗的坦克手們知道：“轟炸機一天幾次，向東飛往德國又返回，是家常便飯。我和我的部下由於不斷遭到炮擊和轟炸，已經變得麻木了。”埃貢·施卡爾卡少校是第九黨衛軍裝甲師的首席醫官，哈策爾與施卡爾卡一起，從位於貝克貝亨的司令部出發，前往霍恩德羅兵營，那是阿納姆以北大約8英里的地方。在該師約有600名士兵的偵察營面前舉行的一個儀式上，他將給營長保羅·格拉布訥上尉授予騎士十字勳章。授勳以後，將會有香檳酒和一頓特殊的午餐。
在位於杜廷赫姆第二黨衛軍裝甲軍團的司令部裡，威廉·比特里希中將也同樣沒把空襲放在心上。對他來說，“這是家常便飯”。陸軍元帥瓦爾特·莫德爾，在位於奧斯特貝克的塔弗爾貝格旅館裡，注視著這些轟炸機編隊有一些時間了。司令部裡的觀點是一致的：這些“飛行堡壘”中隊，是在夜間轟炸德國之後返回，而且別的飛行堡壘機群照常對德國進行永無休止的轟炸，他們正在向東飛行，前往別的目標。至於對當地的轟炸，轟炸機把沒有使用的炸彈投棄在魯爾河上，並且往往因此而投棄在荷蘭本土，也並不是非同尋常的事情。莫德爾和他的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中將相信，這些轟炸和低空掃射是“削弱敵人力量的作戰行動”——是英軍開始地面攻勢的前奏。
對於荷蘭上空愈演愈烈的空襲活動，有一個軍官不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大約120英里以外，在位於科布倫茨附近阿里姆貝格的西線總司令的司令部裡，陸軍元帥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儘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隊只是在對魯爾河地區發動進攻的時候才會使用——卻想得到更多的資訊。在9月17日上午的報告附件第2227號中，他的作戰部局長記錄，馮·倫德施泰特要求莫德爾調查一下，是否有海軍和空降部隊正在對荷蘭北部進行入侵的可能性。記錄上寫道：“總的形勢，以及敵人偵察活動的值得注意的增加……使得西線總司令要再次調查軍艦進攻和機降作戰行動的可能性……調查的結果要報告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希特勒）。”
這個電報到達莫德爾司令部的時候，大致就是那個龐大機群的第一批飛機越海岸線的時候。
上午11點半，在阿納姆上空，黑色的煙柱升到天空，烈火在整個城市燃燒，這是3個小時近乎飽和的轟炸所帶來的後果。在沃爾夫黑策、奧斯特貝克、奈梅亨和艾因霍溫，一座座建築被整個夷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窪窪，瓦礫和玻璃隨處都是，傷亡每一分鐘都在增加。甚至就是現在，低空飛行的戰鬥機也正在掃射各個地方的機槍和高射炮陣地。荷蘭人或者是在教堂、家裡、地下室和庇護所裡擠作一團，或者鼓起魯莽的勇氣，在街上騎腳踏車或者從屋頂上張望，他們的情緒在恐懼和歡欣鼓舞之間交替。誰也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也不知道下面會發生什麼。在南邊，距離奈梅亨83英里的地方，就是馬斯特裡赫特，它是第一個被解放的荷蘭城市，美軍第一集團軍是9月14日入城的。許多荷蘭人預料，美國步兵隨時都會來到他們自己的城鎮和村莊。從倫敦進行廣播的橘子無線電臺，在一個個忙亂的新聞快報中，加深了這種印象：“時間幾乎到了。我們一直等待的事情終於就要發生了……由於盟軍進軍迅速……有可能部隊還沒有帶荷蘭鈔票。如果我們的盟友拿出法國或者比利時鈔票……望予以合作，在賣東西收款的時候接受這個錢……農民應該把莊稼收割完，把收成交出來……”伯恩哈德親王在一次電臺講話中，敦促荷蘭人：“當盟軍解放荷蘭領土的時候，不要用獻花或者獻水果來表示歡樂……過去，敵人曾在獻給解放者的東西當中藏有炸彈。”大多數荷蘭人頭腦中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確信這些密集轟炸是盟軍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勢的開始。就像他們的德國征服者一樣，荷蘭人對即將發生的空降進攻也一無所知。
揚·沃斯奎爾和伯莎·沃斯奎爾，正在位於奧斯特貝克的岳父家裡躲避。他們夫婦認為，在他們地區裡的轟炸目標，是塔弗爾貝格旅館裡莫德爾的司令部。沃斯奎爾記得，那個晴朗的日子“是完美的轟炸天氣”。然而他卻發現，難以“把正在到來的戰爭，與成熟的甜菜香味和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梗被它們沉甸甸的頭壓彎了。似乎不可能出現人們死亡、房屋燃燒的可能性”。沃斯奎爾自己平靜得奇怪。從他岳父家的前陽臺，他注視著戰鬥機從頭頂掠過，確信它們是要去低空掃射那個旅館。突然，一個德國士兵出現在花園裡，沒有戴鋼盔，也沒有帶步槍，只穿著襯衫和褲子，他客氣地問道：“我可以在這裡躲一躲嗎？”沃斯奎爾盯著那個人。“為什麼？”他問道，“你們有戰壕啊。”那個德國人微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說，“不過戰壕裡面滿了。”那個士兵走向前，來到陽臺。“這是猛烈的轟炸，”他告訴沃斯奎爾，“不過我認為奧斯特貝克並不是目標。他們似乎更集中在村子的東邊和西邊。”
沃斯奎爾聽見，屋子裡有說話的聲音。這個家庭的一個朋友剛剛從沃爾夫黑策地區趕來。她告訴他們，那裡遭到了猛烈的轟炸，許多人死了。“恐怕，”她顫抖著說，“這是我們最後的晚餐。”沃斯奎爾看著那個德國人。“也許他們是因為莫德爾而轟炸塔弗爾貝格旅館的。”他
婉轉地說道。那個德國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訴沃斯奎爾，“我不這麼認為。那裡沒有落下炸彈。”後來，那個士兵離開以後，沃斯奎爾出去調查傷亡的情況。謠傳各種各樣。他聽說，阿納姆遭到了猛烈的轟炸，沃爾夫黑策幾乎被夷為平地了。他想，毫無疑問盟軍正在行進，隨時都會到達。他既歡欣鼓舞，又感到悲傷。他記得，在諾曼底進攻的過程中，位於諾曼底的康城就成了一片瓦礫。他確信，他和他的家人找到躲藏處的奧斯特貝克，將是一個變成廢墟的村莊。
在沃爾夫黑策四周，樹林裡隱藏的德國人的彈藥正在爆炸，那座著名的精神病院遭受了直接的打擊。行政樓周圍的4個分館式病房被炸平了，45名病人死亡（之後死亡人數將增加到80人以上），還有更多人受了傷。60個嚇壞了的住院者，大多是婦女，正在毗鄰的樹林裡無目的地走動。由於停電，副院長馬裡烏斯·範·德貝克醫生就無法召集別人幫忙。他不耐煩地等著醫生們從奧斯特貝克和阿納姆趕來，他知道他們一定會聽到訊息，也一定會來的。他需要儘可能快地與外科小組建起兩個手術室。
其中的一位“住院者”，亨德里克·沃伊堡，實際上是在這家精神病院隱藏起來的地下組織成員。“當時，”他回憶說，“實際上德國人並沒有在這家醫院裡面，儘管他們確實在附近有陣地，在樹林裡存放著大炮和彈藥。”在轟炸的過程中，當軍火存放處被擊中的時候，正在一座樓的陽臺上的沃伊堡被擊倒在地板上。“發生了巨大的爆炸，”他記得。“從軍火存放處飛來的炮彈嗖嗖地落進醫院，殺死殺傷了許多人。”沃伊堡狼狽地站起來，在低空掃射進攻達到**的時候，幫助護士們在草地上展開白床單，組成一個巨大的十字。整個地區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在他看來，好像“這個地方將很快滿地都是死人和瀕臨死亡的人”。
在阿納姆，消防隊拼命要把蔓延的火勢控制下來。迪爾克·希丁克是一個由15個人組成的老式消防隊的隊長（他手下的人推著兩輛大車，一輛裝著卷好的水龍帶，另一輛裝著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國人佔據的威廉斯兵營，該兵營遭受了低空飛行的蚊子型飛機的直接打擊。儘管兵營在熊熊燃燒，但希丁克從阿納姆消防隊總部得到的指示卻非同尋常：他被告知，讓兵營燒掉，但要保護周圍的房屋。當消防隊到達的時候，希丁克看見，要拯救兵營，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火勢太猛烈了！
從父親在威廉廣場28號的公寓套間裡，格爾哈杜斯·吉斯伯斯看見，周圍的一切都被烈火吞沒了，不僅兵營在燃燒，而且附近的中學和中學對面的皇家餐廳也在燃燒。熱氣非常強烈，吉斯伯斯記得，“我們窗子上的玻璃突然波動起來，接著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從大樓裡撤離，爬過磚瓦木料來到廣場。吉斯伯斯看見，德國人從兵營的爆炸瓦礫中跌跌撞撞走了出來，鼻子和耳朵裡流著血。有軌電車司機亨德里克·卡雷爾來到威廉大街並不是出於故意。由於轟炸造成電力短路，卡雷爾的淡黃色有軌電車靠慣性滑行，稍微傾斜了一下，在廣場上停了下來。在那裡，他發現還有一堆有軌電車，那些電車同他的車一樣，也是靠慣性滑行進入了廣場，無法離開。透過煙霧、人群和瓦礫，卡雷爾看見，皇家餐廳的服務員們從燃燒的房屋裡逃出來，服務員們顧不上管那幾個朝大門跑去的就餐者，而自己直接從窗戶跳了出來。
在位於阿納姆大橋東南的市煤氣廠裡，技工尼古拉斯·翁克對投彈手的技巧感到欽佩。他朝萊茵河的對面望去，看見有12個防空陣地被摧毀了，只剩下一門炮，但炮管是扭曲的。現在城市沒有了電，翁克也就面臨著自己的問題——再也不能製造煤氣了。那3個巨大的儲氣罐裡剩餘的燃料用完之後，就再也不會有了。除了煤和柴火之外，阿納姆現在沒有電，沒有供暖，也沒有做飯的燃料。
成千上萬的人在堂裡與外界隔絕。教堂司事揚·邁恩哈特記得，單是在那個巨大的荷蘭歸正會大教堂裡，就有1200人。“即使我們已經清楚地聽見炸彈在外面爆炸，”他說，“約翰·格里森牧師大人也仍然平靜地繼續講道。斷電的時候，風琴停下了。會眾當中有一個人走向前來，開始用手拉著風琴的風箱。”然後，在汽笛、爆炸和隆隆的飛機聲中，風琴發出了響亮的聲音，全體會眾站立起來，唱起荷蘭國歌《威廉頌》。
一個加爾文教派的教堂位於阿納姆火車站附近，抵抗組織成員蓋伊斯伯特·紐曼在這裡聽多米尼·伯特講道。紐曼感到，甚至這劇烈的轟炸也不足以威懾住德國人，使他們不敢把他們的威脅付諸現實，那威脅就是：為了對抵抗組織對高架鐵路的進攻進行報復，他們將在這一天的某個時間，處決平民人質。當他聽到多米尼·伯特有關“你的行為對上帝和你的同胞所負有的責任”的佈道的時候，他的良心讓他不安了，他決定，禮拜一結束，他就向德國人自首。離開教堂以後，紐曼走過雜物滿地的街道，來到一個電話前，在那裡，他給皮特·克魯伊夫打了電話，把他的決定告訴了這位地區指揮官。克魯伊夫直言不諱，而且十分果斷。“拒絕，”他告訴紐曼，“繼續你的工作。”不過克魯伊夫的話不會成為最終的決定，市場花園行動將會拯救那些人質。
在南邊11英里外的奈梅亨，轟炸機以極高的精確性擊中了德國人的防空陣地，結果只剩下一個陣地仍然在開炮。那個巨大的、高聳的PGEM發電站，為整個海爾德蘭省提供電力，它只受到皮毛的損壞，不過高壓線斷了，整個地區斷了電。PGEM發電站附近的一個人造絲工廠受到嚴重損壞，成了一片火海。這個城市的許多房屋被直接擊中了。炸彈落在一個女子學校和一個大的天主教聯誼中心上。在瓦爾河對岸的倫特村，一家工廠被摧毀，德軍彈藥存放處爆炸了。
在城市的空襲指揮部，工作人員點著蠟燭工作，他們被蜂擁而來的報告弄得越來越糊塗了。半黑暗中，阿爾貝圖斯·烏爾揚伏案工作，給送來的報告登記，發現自己每過一分鐘就多一分困惑。分佈廣泛的轟炸，並沒有清楚說明發生了什麼事情，只不過在奈梅亨周邊的所有德國陣地都遭到了進攻。進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爾布魯赫路、聖安那斯特拉特路、格魯斯貝克路——現在被封閉了。看來是要努力把這座城市孤立起來。
就像在阿納姆一樣，奈梅亨的大多數人也在躲避那些正繼續低空掃射街道的戰鬥機，但住在離瓦爾河大橋不遠的伊萊亞斯·布羅克坎普卻爬上了屋頂，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讓布羅克坎普吃驚的是，德國人的市長辦公室的人員也爬上了屋頂，市長辦公室與布羅克坎普的家隔著5幢房子。布羅克坎普記得，那些德國人“顯得非常焦慮。我明顯是高興極了。我甚至說，天氣好極了”。
護士約翰娜·佈雷曼看到，
在飛機低空掃射過程中，德國人驚慌失措。從瓦爾河大橋南邊的一幢公寓大樓二層樓的窗戶上，佈雷曼護士朝下看，只見“德軍傷兵互相攙扶著往前走。有一些傷兵瘸得相當厲害，我可以看到，許多人扎著繃帶。他們的緊身短上衣是敞開的，大多數人甚至都懶得戴上鋼盔。緊隨其後的是德國步兵。當他們朝大橋走去的時候，一看見有荷蘭人從窗戶朝外窺視，便朝窗戶開槍”。當這些德國人來到大橋通道時，就馬上開始挖掘散兵坑。“他們到處挖，”佈雷曼小姐記得，“在通往大橋的街道旁邊挖，在附近長滿草的地方和樹下面挖。我確信，進攻開始了，我記得，我當時想，‘從這裡我們將看到一個多麼美麗的作戰景象啊。’我有著一種期待的感覺。”佈雷曼小姐當時的期待，並沒有包括幾個月之後她的婚姻——幾個月之後，她將嫁給第八十二空降師的軍士長查爾斯·梅森，而現在，梅森將乘坐第13號滑翔機，在她的公寓套間西南2英里的格魯斯貝克高地著陸。
在市場花園行動主要出擊目標邊緣上的一些城鎮和村莊，蒙受了同主要目標一樣嚴重的毀壞，而救援服務，即使有的話也是微乎其微。在艾因霍溫西邊大致5英里處沒有教堂的小村子策爾斯特附近，熱拉爾杜·德維特躲在一塊甜菜地裡，並沒有聽見空襲警報。他看見高空中有飛機，突然間炸彈就像雨點般落了下來。德維特正要去拜訪費爾德霍芬村的兄弟，費爾德霍芬村在南邊4英里處，現在，他轉過身來離開馬路，一頭鑽進田邊的一個溝裡。此時此刻，他發瘋似的急於回到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11個兒女身邊。
儘管飛機在低空掃射，但德維特還是決定冒險回去。他抬起頭來，朝田地對面望去，看見“甚至樹葉也燒焦了”。他把他的腳踏車留在後面，從溝裡爬出來，跑過那片開闊地。當靠近村子的時候，他注意到，本來應該落在艾因霍溫城外韋爾斯哈普機場的炸彈，卻直接落在小小的策爾斯特村上了。德維特能看到的只是廢墟。有幾幢房屋在燃燒，還有些房屋倒塌了，人們四下站著，神情茫然，哭泣著。德維特所認識的範·海爾蒙特太太是一位寡婦，她認出了他，於是求他與她一起，用一塊床單蓋住一個死去的男孩。她滿臉淚水，解釋說她無法自己做。這個孩子的頭被削掉了，但德維特還是認出，這是鄰居的兒子的屍體。他迅速蓋住了屍體。“我什麼也不再看了，”他記得，“我只是試圖儘可能快地回家。”當他接近自己家的時候，住在對面的一個鄰居試圖把他留住。“我的血都快要流乾了，”那個人大聲說道，“我被炮彈碎片擊中了。”
這時，德維特看見他的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去。“我以為你永遠也不會回來了，”她告訴他，“快來。我們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維特從受傷的鄰居身邊走了過去。“除了我的兒子我什麼也不想。當我走到我兒子面前的時候，我看到，他右邊的身子被炸開了，右腿幾乎被炸掉。他仍然完全清醒，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經不見了。他問我他的右臂怎麼樣了，我為了安慰他，便說‘你正躺在你的右臂上面。’”當德維特在孩子身邊跪下來時，一個醫生到了。他告訴我，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德維特記得，“因為我們的兒子要死了”。德維特把孩子抱在懷裡，朝杜克·喬治雪茄廠走去，那裡建了一個紅十字站。但在他到達工廠之前，他14歲的兒子就在他的懷裡死去了。
在這片恐怖、混亂和希望之中，沒有幾個荷蘭人看見盟軍空降部隊的先頭部隊。大約中午12點40分，12架英軍斯特林型轟炸機飛到阿納姆地區的上空。中午12點47分，4架美軍C—47型飛機在艾因霍溫以北的荒野上空出現，而另外兩架則在奈梅亨西南的曠野上空飛過，那片曠野靠近上拉瑟爾特鎮。飛機裡是英軍和美軍的傘降訊號員。
揚·彭寧斯的農場毗鄰倫庫姆荒原，距離沃爾夫黑策不到2英里，他在返回農場的時候，看見飛機從西邊飛來，而且是低空飛行。他以為他們是回來轟炸鐵路線的，於是小心翼翼地注視著，準備如果飛機扔炸彈的話，他就鑽進一個地方隱蔽起來。當飛機來到倫庫姆荒原的上空時，感到愕然的彭寧斯看見：“一個個包裹落了下來，接著傘兵出現了。我知道，在諾曼底盟軍就使用了傘兵，我確信，這就是我們進攻的開始。”
幾分鐘以後，揚騎著腳踏車來到他的農場，朝他的妻子喊道：“出來呀！我們自由了！”然後，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傘兵走進了他的農家宅院。彭寧斯既茫然又敬畏，與他們握了手。他們告訴他，不出半個小時，“我們將還有幾百個人來到”。
汽車司機揚·佩倫也看見傘降訊號員在倫庫姆荒原著陸。他回憶說：“他們幾乎是無聲地落了下來。他們紀律嚴明，立即開始在荒原上釘木樁。”就像在鐵路線北邊的別的傘降訊號員一樣，他們正在標明著陸區域和空投場。
南邊15英里處，在上拉瑟爾特鎮附近，19歲的特奧多魯斯·羅洛夫斯在躲避德國人的時候，突然被第八十二空降師的傘降訊號員解放了，那些傘降訊號員是在他家農場附近著陸的。他記得，那些美國人是“偵察兵，我非常害怕這幾位勇士會輕易被幹掉”。那些傘降訊號員沒有浪費時間。他們發現這個年輕的荷蘭人會說英語，便迅速招募了羅洛夫斯，讓他當嚮導和翻譯。羅洛夫斯確認了他們地圖上的陣地，便給他們指路，來到選定的著陸地點。羅洛夫斯著迷地注視著那些傘兵用“彩條和煙火爐”給這個地區標明位置。沒出3分鐘，一個鑲在黃色鑲板上的“O”形字和藍紫色的煙，就給這個地區清晰地標出了輪廓。
那4架運送第一〇一師傘降訊號員前往艾因霍溫以北區域的C—47型飛機，遭遇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飛機在烈火中被擊落了，只有4位倖存者。另外3架飛機繼續飛行，傘降訊號員們在第一〇一師的兩個區域精確地進行了傘投。到中午12點54分，市場花園行動整個地區的空投場和著陸區域都被確定和標明出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德國人還是沒有發出警報。
在霍恩德羅兵營，霍亨施陶芬師的師長瓦爾特·哈策爾中校，為剛剛被授勳的保羅·格拉布訥上尉祝酒。幾分鐘以前，哈策爾看見有幾個降落傘落在阿納姆以西的地方。但他並不感到吃驚，他認為，那是跳傘逃脫的轟炸機機組成員。在奧斯特貝克，塔弗爾貝格旅館，陸軍元帥莫德爾正在喝午餐前的開胃酒——一杯冰過的摩澤爾白葡萄酒，與他一起喝酒的是他的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中將、作戰處軍官漢斯·馮·滕珀爾霍夫上校，以及司令部的副官萊昂德加德·弗萊貝格上校。行政軍官古斯塔夫·賽德爾豪澤爾中尉記得：“每當陸軍元帥待在司令部時，都是過分地準時。我們總是在13點整的時候下來吃午餐。”而這正是市場行動部隊的進攻發起時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