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計劃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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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計劃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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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軍的整個指揮系統中，對有關阿納姆地區出現德軍裝甲部隊情報的評估搞得一團糟。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情報總結第26號是於9月16日發出的，那是市場花園行動就要開始的前夕，該總結包含了使比德爾·史密斯將軍驚恐的那個不祥的警告，但是，這個總結遭到了忽視。總結的一個地方寫道：“據報告，第九黨衛軍裝甲師，大概還有第十裝甲師，正在朝荷蘭的阿納姆地區撤退；在那裡，他們大概能從一個軍需庫獲得新的坦克，據報告那個軍需庫是在克利夫斯地區。”
這個資訊，蒙哥馬利在與史密斯會晤的時候就已經拒絕相信，現在，又在鄧普西將軍的英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部裡受到了輕視——而就是這個司令部最初注意到，9月10日“遭到重創的裝甲部隊編隊”出現在荷蘭。9月14日，鄧普西的情報參謀班子出了最嚴重的紕漏，他們把在市場花園行動地區的德國人描述為“軟弱，士氣低落，若是面對一場大規模的空降進攻，就可能整個崩潰”。現在，他們從最初的立場進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排除了裝甲部隊的出現，而這又是因為，鄧普西的參謀們不能在任何一張偵察照片上發現敵人的裝甲車。
在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的司令部裡，布里爾頓將軍的首席情報官、英軍的安東尼·塔斯克中校，也不打算接受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報告。他仔細審度了所有可以得到的資訊，並且斷定，沒有直接證據說明，德軍在阿納姆“已知存在的相當規模的高射炮防禦工事之外，又有多大的增加”。
看來，每一個人都接受了蒙哥馬利司令部的樂觀看法。英軍第一空降軍的參謀長戈登·沃爾什准將記得：“第二十一集團軍群司令部是我們情報的主要來源，他們給我們的情報，我們都認為是真實的。”英軍第一空降師師長厄克特將軍，則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不允許有任何事情破壞在海峽兩岸大行其道的樂觀主義。”
然而，除了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有關“失蹤的”裝甲車的報告之外，還有別的證據說明德國人在增強兵力，但這也只是被草草看上一眼。在前線，在霍羅克斯將軍第三十軍的花園行動部隊的前面，情況一目瞭然，正有愈來愈多的德國部隊進入防線。10天以前在安特衛普犯下的戰略錯誤，現在開始加劇，並威脅到市場花園行動的巨集偉設計。正在充實施圖登特將軍前線的德國部隊，恰恰就是從斯海爾德河河口逃脫出來的那些師的散兵遊勇——馮·紮根的第十五集團軍遭到重創計程車兵，而盟軍實際上已經把這個集團軍一筆勾銷了。情報軍官們注意到，儘管德軍在數量上增加了，但防線上的新部隊，卻“被認為不能夠抵抗任何堅定的進軍”。而戰鬥在比利時與荷蘭邊界的任何一位英國兵卻都能夠說明，情況並非如此。
在離前線不到10英里的地方，比利時北方的利奧波爾德斯堡這個骯髒的礦業城鎮裡，那些鵝卵石鋪成的街道被吉普車和巡邏車阻塞了。所有馬路似乎都通向火車站對面的一家電影院——這個平淡無奇的影劇院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觀眾。霍羅克斯中將第三十軍的軍官們——第三十軍是參加花園行動的部隊，他們將穿過荷蘭向北大舉猛攻，與傘兵會師——他們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處轉來轉去，與此同時戴著飾以紅圈帽子的憲兵在檢查他們的證件。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氣勃勃的人，這令第四十三韋塞克斯步兵師第二一四旅的旅長休伯特·埃塞姆准將油然想到，這就像“和平時期，軍隊在一場定點越野賽馬中集結起來，或者在索爾茲伯里平原上的一次遊行示威”。他被指揮官們色彩斑斕的服裝迷住了，他們頭上戴的東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誰都沒有戴鋼盔，而是戴著貝雷帽。顏色眾多的貝雷帽上帶有各個著名的團的驕傲的徽章，其中有愛爾蘭近衛團、近衛步兵第一團、科爾德斯特里姆近衛團、蘇格蘭近衛團、威爾士近衛團，以及皇家騎兵衛隊、皇家後勤部隊和皇家炮兵部隊。每一個人的服裝都是既漫不經心又著意華麗。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數指揮官都穿著“狙擊手的偽裝服、傘兵的夾克衫或者吉普車駕駛員的外套，裡面穿著色彩明亮的寬鬆長褲、燈心絨褲子、粗呢馬褲甚至普通馬褲”。許多人沒有戴普通領帶，而是炫耀地戴著領巾式領帶，或者“色彩各異的長圍巾”。
愛爾蘭近衛團裝甲部隊的指揮官、名聲在外的J·O·E·（“喬”）範德勒中校，體格結實，臉色紅潤，身高6英尺，他是愛爾蘭近衛團軍官們那種天塌下來也不在乎的高雅姿態的典型。41歲的範德勒穿著通常的作戰服：黑色的貝雷帽，傘兵的多色偽裝夾克衫，燈心絨褲子和高筒橡皮靴。除此之外，範德勒還一如既往，在屁股上用皮帶吊著一把口徑為45毫米的科爾特自動手槍，而塞進他的夾克衫裡的是一條色彩豔麗的翠綠色長圍巾，對他的坦克手們來說，這翠綠色長圍巾已經成了一個象徵。遠在英格蘭的那位穿戴過分講究的將軍“男孩”·布朗寧要是看見了，一定會皺眉頭。甚至霍羅克斯也曾經冷冰冰地告誡範德勒：“要是德國人抓住你，喬，”他說道，“他們會以為是抓住了一個農民。”但在這個9月16日，甚至霍羅克斯也沒有了英軍參謀軍官那種通常的、在穿著上無懈可擊的高雅姿態，他並沒有穿襯衫，而是穿了一件帶有羅紋的馬球汗衫，在作戰服的外面是一件無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一個英國自耕農的服裝。
當討人喜歡的霍羅克斯沿著擁擠的影劇院通道走來的時候，四周的人都朝他打招呼。他所召集的這個會議，讓大家非常激動。人們急於再次繼續戰鬥。從塞納河到安特衛普，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往往平均一天前進50英里，但自從9月4日“重新裝備、加油和休息”的那次災難性的三天暫停以來，進展就艱難了。隨著英軍前進勢頭的消失，敵人就迅速恢復了元氣。在自那以後的兩個極其重要的星期裡，英國人的進軍降低為爬行。由喬·範德勒的愛爾蘭近衛團的裝甲部隊在前面帶路，近衛團裝甲師用了4天的時間，才推進了10英里，攻佔了在內佩爾特附近的默茲河—埃斯考河運河上的那座極其重要的橋樑，而第二天，他們就要從那裡發起進入荷蘭的進攻。對於德國人的抵抗，霍羅克斯並不抱有幻想，不過他確信，他的部隊能夠突破敵人的堅硬外殼。
上午11點整，霍羅克斯邁步走上舞臺。聚集在那裡的人都知道，英軍的攻勢就要再次發動了，但蒙哥馬利的計劃有著非常嚴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場的軍官當中只有幾個人知道細節。離市場花園行動的D日不到24個小時了，陸軍元帥手下的指揮官們此時首次得知這場進攻。
掛在電影院銀幕上的是一幅巨大的荷蘭地圖。彩色的帶子沿著一條單一的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過一個個大河的障礙，穿過瓦爾肯斯瓦德、艾因霍溫、費赫爾、烏登、奈梅亨等城鎮，再從那裡前往阿納姆，這是一段大約64英里的路程。從那裡，彩色的帶子繼續蛇行，又有大約30英里，到達須得海。霍羅克斯拿起一根長長的指示棒，開始作簡要指示。“這是一個你們將要告訴你們的孫子的故事，”他告訴聽眾，然後停頓了一下又說，“而且他們將會煩得要命。”這讓聚集起來的軍官們樂不可支。
在聽眾當中，柯蒂斯·D·倫弗羅中校是來自美軍第一〇一空降師的聯絡官，也是在場為數不多的美國人當中的一位，軍長的熱情和自信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記載，軍長講了一個小時，“只是偶爾看了看筆記”。
霍羅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釋了市場花園行動的複雜之處。空降部隊將先行一步，其出擊目標是：攻佔在第三十軍前面的各座橋樑。霍羅克斯將下達進攻開始的命令。根據天氣，地面部隊開始進攻的時刻預定是下午2點。在那個時刻，350門火炮將齊射，形成一個持續35分鐘的巨大火炮火力網。然後，在下午2點35分，由一撥一撥發射火箭的颱風型坦克引路，第三十軍的坦克將從他們的橋頭陣地衝出來，“沿著主要的馬路疾駛”。近衛團裝甲師將榮幸地在進攻中擔任先導。在他們的後面，將是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和第五十諾森伯蘭師，然後是第八裝甲旅和荷蘭的艾琳公主旅。
霍羅克斯強調，將“不得停頓，不得停止”。近衛團裝甲師要“拼命地不斷前進”，一直前往阿納姆。霍羅克斯相信，從橋頭陣地發起的突破，將“幾乎是立即的”。他預計，近衛團裝甲師的第一批坦克將在兩三個小時之內到達艾因霍溫。如果敵人足夠迅速地做出反應，在空降部隊奪取之前就把所有的橋樑炸掉，那麼隨後趕來的第四十三韋塞克斯步兵師的工兵，就將帶著人員和築橋裝置衝向前去。霍羅克斯解釋說，這個巨大的工兵行動，倘若需要的話，可能會牽涉到已經在利奧波爾德斯堡地區的9000名工兵和大約2277輛車輛。第三十軍的整個裝甲縱隊，將兩輛並排，每英里35輛，塞滿主要的馬路。車輛交通將是單向的，霍羅克斯預計，“在60個小時裡，將有2萬輛各種車輛透過公路前往阿納姆”。
46歲的阿倫·阿代爾將軍是著名的近衛團裝甲師的師長，他聽著霍羅克斯的講話，心中想，市場花園行動是一個大膽的計劃，不過他認為也有“可能棘手”。他預料，最糟糕的時刻，將會是從默茲河—埃斯考河運河橋頭陣地突破的時候。儘管他充分預料到德國人會進行抵抗，不過一旦突破成功，前進就“不會困難”。除此之外，他對那支將率先進攻的部隊——喬·範德勒中校的愛爾蘭近衛團——有完全的信賴。
喬·範德勒記得，當得知他的坦克部隊將在突破中擔當先頭部隊的時候，心中想：“啊，天哪！不要再是我們了。”範德勒感到驕傲的是，他經驗豐富的部隊被選中了，然而他也知道他計程車兵疲倦，他的部隊人員不足。自從諾曼底登陸以來，不論是在人員上還是在坦克上，他都沒有得到什麼補充；除此之外，“他們也沒有留出大量的時間進行計劃”。不過他接著又想到，穿過德軍營地直接猛擊，實際上又會需要多少時間來進行計劃呢？在他的旁邊是他的堂弟，36歲的賈爾斯·範德勒中校，他是喬手下第二營的營長。“對於那個在單輛坦克形成的前線上飛馳穿過德軍的抵抗的計劃”，賈爾斯“驚恐萬狀”，在他看來，這不是正確的裝甲戰。他回憶說，他是“把我所擁有的不管什麼疑慮都吞下了：我屈從於一種奇怪而又強烈的激動，就好像在賽馬起跑線上的支桿處一樣”。
影劇院裡有三個人，對他們來說，這個宣佈產生了深深的個人感情。荷蘭的艾琳公主旅的高階軍官們曾經率領他們的部下，從諾曼底一路作戰打過來。一開始，他們和加拿大人並肩作戰；然後，在布魯塞爾陷落以後，他們被調入英軍第二集團軍。現在，他們要回家了。儘管他們期盼著荷蘭的解放，但旅長阿爾貝特·史蒂夫·德瑞特爾·範·史蒂文寧克上校，他的副手夏爾·帕於德·德·莫爾唐熱中校，以及參謀長約克希爾·揚·貝拉爾茨·範·布洛克蘭少校，卻對荷蘭解放的實現方式懷有嚴重的疑慮。史蒂文寧克上校認為，這整個計劃是有風險的。莫爾唐熱的印象是，有關眼前的事情，與實際情況所允許的相比，英國人顯然準備不足。按照他的說法：“事情搞得似乎非常初級。首先，我們將攻佔這座橋，然後攻佔那座橋，躍過這條河……前面的地形，由於有河流、沼澤、堤壩和低地，因而將極其困難——這一點，從我們提交的許多材料中英國人應當已經非常清楚。”33歲的參謀長布洛克蘭，不能不想到以往的軍事史。“我們似乎違背了拿破崙的格言，即除非你有起碼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功把握，否則永遠也不要作戰。然後，那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就可以聽天由命了。英國人把它顛倒了，是讓百分之七十五聽天由命。我們要趕到阿納姆，只有48小時的時間，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錯——一座橋被炸掉了，或者德國人的抵抗比預期強硬一些——我們就會趕不上日程。”布洛克蘭還有一個個人的擔憂：他的父母住在奧斯特貝克村，距離阿納姆大橋只有2英里半。
在軍銜低於旅參謀長的軍官當中，只有為數甚少的人聽到了這個簡要指示，其中的一位就是愛爾蘭近衛團21歲的中尉約翰·戈爾曼。他受到整個事情的激勵，認為霍羅克斯“最為春風得意”。戈爾曼後來回憶，這位軍長“運用了他的一切機智和幽默，在更具有戲劇性或者更具有技術性的要點當中，點綴著小小的幽默的離題的話。他確實是一個非常喜歡炫耀的人”。戈爾曼尤其滿意於花園行動，因為“要由近衛團警衛軍率先開始，他們的角色將會是極其具有戲劇性的”。
會議結束指揮官們朝外走去，要向他們的部隊作簡要指示的時候，年輕的戈爾曼第一次感到，他“對成功的機會私下裡有了懷疑”。他記得，他在一張地圖的面前逗留，心中想，市場花園行動是“一個可行的軍事行動——也僅僅只不過是可行”。實在是有“太多的橋樑”了！他對地形本身也沒有熱情，他認為，那是不怎麼適合於坦克行進的區域，而且“坦克單行前進，會使我們非常容易受到攻擊”。但由於已經許諾，發射火箭的颱風型坦克將給予支援，這又使人放下心來。還有一個也算明確的許諾，也使人放下心來。戈爾曼記得，幾個月以前的一天，他因為作戰勇敢而接受了蒙哥馬利親自頒發的軍人十字勳章。在那個授勳儀式上，蒙蒂說道：“倘若打賭的話，我就會說，戰爭到聖誕節的時候就會結束，這應該是一個不賠不賺的賭注。”戈爾曼回憶說，霍羅克斯“告訴我們，這次進攻能夠結束戰爭”。“在前往北方的過程中”，戈爾曼能夠發現的唯一的其他可能，“似乎就是將要在埃斯考運河或者其附近，度過一個沉悶的漫長冬天”。他相信，蒙蒂的計劃“擁有數量恰好的闖勁和膽量。如果能有機會在聖誕的時候贏得戰爭，那麼我就支援繼續前進”。
平坦、灰色的比利時鄉下，由於有煤田和爐渣堆，就使人聯想到威爾士的許多地方。現在，在比利時的鄉下，那些要為鄧普西英軍第二集團軍開路的人，聽說了這個計劃，也聽說了有關阿納姆的許諾。在側路的邊上，在露營地區以及營地裡，士兵們圍在他們的軍官四周，瞭解自己將在市場花園行動中所要發揮的作用。29歲的愛德華·G·泰勒少校記得，當賈爾斯·範德勒中校告訴他的軍官們，愛爾蘭近衛團將打頭陣的時候，從聚集起來的軍官當中傳出了“幾乎是呻吟的聲音”。“我們認為，”他回憶說，“在攻佔了埃斯考運河上的那座橋以後，我們應該休息一下，那座橋我們用喬·範德勒的名字命名，叫‘喬氏橋’。但我們的指揮官卻告訴我們，我們被選中是一種巨大的榮幸。”儘管泰勒希望能夠撤銷這個決定，但也是同樣這樣認為。“我們習慣於單輛坦克的前進，”他記得，“而在單輛坦克的前進的情況下，我們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似乎誰對此也不擔心。”
但剛剛21歲的巴里·奎南中尉，卻是“極其惴惴不安”。他要在米克·奧科克上尉的指揮下，第一次與打頭陣的近衛團裝甲師的坦克中隊一起投入戰鬥。奎南的步兵將按照蘇聯人的風格，在坦克的後面行進。在他看來：“前面的河流的數量似乎是不祥的。我們並不是水陸兩棲部隊。”然而奎南感到驕傲的是，他計程車兵將“在整個英軍第二集團軍中打頭陣”。
也是21歲的魯珀特·馬哈菲中尉生動地記得，他被告知，“如果這個行動成功的話，那麼家裡的妻子兒女就會免於德國人的V—2型導彈的威脅”。馬哈菲的母親住在倫敦，那時候倫敦正遭受猛烈的轟炸。儘管他對進攻的前景感到激動，卻也認為，那條一直通往阿納姆的孤零零的馬路，是“一條可怕的漫長道路”。
23歲的羅蘭·S·蘭頓上尉被彈片擊傷以後，在野戰醫院待了5天，現在剛剛回來，他得知，他不再是愛爾蘭近衛團第二營的副官了，相反他被指派擔任米克·奧科克上尉突擊中隊的副指揮。對於這個指派他興高采烈。在蘭頓看來，這個突擊似乎是一件馬到成功的事情。花園行動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成功。“對所有的人來說，顯然德國人是瓦解了，嚇壞了，缺乏凝聚力，只能夠進行零星的戰鬥”。
並非每一個人都這麼自信。皇家工兵部隊的A·C·C·託尼·瓊斯中尉，21歲，當他聽著這個計劃的時候，心中想，這“顯然將會非常困難”。那些橋樑是整個行動的關鍵，正如一位軍官所說，“第三十軍的大舉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線穿7根針，只要一根針沒有穿過去，我們就會有麻煩。”對於24歲的愛爾蘭近衛團老兵蒂姆·史密斯來說，這次進攻“只是另外一場戰役”而已。在這一天，他最關心的是紐馬基特舉行的著名的聖萊傑賽馬。他得到了有關賽馬的特別情報，說是一匹名叫德黑蘭的馬，將由著名的職業賽馬騎師戈登·利查茲駕馭，這匹馬“一定會贏”，他與營司令部的一位一等兵一起，把身上的每一個便士都押在了德黑蘭的身上。如果市場花園行動要成為贏得這場戰爭的軍事行動的話，那麼今天德黑蘭就應該贏得聖萊傑賽。令他驚奇的是，德黑蘭果然贏了。他現在完全確信，市場花園行動將會成功。
有一個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歲的空軍中尉唐納德·洛夫，是皇家空軍的一位戰鬥偵察機飛行員，他在近衛團裝甲師的軍官們當中感到自己完全不在適當的位置上。他是空軍聯絡隊的一員，當突破開始的時候，空軍聯絡隊將從地面把發射火箭的颱風型戰鬥機召來。他的輕型裝甲車（代號為“酒杯”），車頂是帆布的，車裡有迷宮似的通訊裝置，將緊隨喬·範德勒中校的指揮車衝在前面。洛夫感到沒有保護，不能自衛——皇家空軍的這個聯絡隊所擁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輪手槍。範德勒說“滾動的掩護炮火將以每分鐘200碼的速度向前推進”，這位壯實的愛爾蘭人把洛夫的小小的偵察車，描述為一個“裝甲的訊號站，能夠與天上的飛行員直接通訊”。當洛夫聽到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憂慮增加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就是，我將是負責把頭上臺風型戰鬥機的‘計程車站’召來的唯一的一人。”這個想法讓他放心不下。洛夫對無線電裝置所知甚少，而且以前也從未擔任過地對空的戰術軍
官。然後，令他如釋重負的是，他又得知，有一位專家——空軍少校馬克斯·薩瑟蘭，將在第二天時與他一起，為一開始的突擊處理通訊問題。洛夫開始懷疑，他是不是應該首先就自告奮勇。他之所以接受這個工作，只不過是“因為我認為，它可能是一種不錯的節奏變化”。
有一種改變讓愛爾蘭近衛團的團長傷透腦筋。在奪取埃斯考運河上的橋頭陣地的過程中，喬·範德勒失去了“一位親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廣播車，車頂上有一個巨大的喇叭樣的擴音器，那輛車被德國人的一枚炮彈摧毀了。在英格蘭進行培訓的全部時間裡，以及在諾曼底大進軍的過程中，喬都是使用這輛車向他的部隊廣播，而在每次活動之後，由於他是位古典音樂愛好者，他也總是放上一兩張唱片——所選的並非總是令近衛團士兵感到愉快的樂曲。那輛車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樂唱片的碎片與範德勒最喜歡的流行樂曲的碎片一起，灑落在鄉下各地。這個損失讓喬悲傷，但他的愛爾蘭近衛團士兵卻並不感到悲傷。他們認為，前往阿納姆的大舉猛攻將會足夠艱鉅，因而不必再聽喬的擴音器刺耳地播放出的他當前的主題歌曲《讚美主並送來彈藥》了。
與此同時，在英格蘭，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的傘兵和滑翔機空降步兵部隊，已經來到集結地區，為起飛的時刻做好了準備。在過去的48個小時裡，軍官們使用地圖、照片和比例模型，向他們的部下一次次下達簡要的指示。準備工作是巨大而又一絲不苟的。在24個空軍基地（8個英軍基地，16個美軍基地）裡，運送兵員的飛機、牽引飛機和滑翔機的巨大機群，被核對過了，加上油，裝上火炮、吉普車等裝備。倫敦以北大約90英里，詹姆斯·M·加文准將的“全是美國人的”第八十二空降師，在林肯郡格蘭瑟姆鎮四周的一群機場裡，與外部世界隔絕了。羅伊·厄克特將軍的“紅毛鬼子”、英軍第一空降師，以及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的波蘭第一傘兵旅中的一些人，也與外部世界隔絕了。南邊，在紐伯裡鎮，大致是在倫敦以西80英里的地方，馬克斯韋爾·D·泰勒少將的第一〇一空降師的“尖叫的老鷹”，也被“密封起來”了。在同一個地區而且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師的餘部。他的部隊大多數要直到17日的上午才會轉移到機場裡去，不過在沒有教堂的小鎮、村莊以及靠近出發地點的露營地裡，他們也做好了準備。現在每一處，參加市場花園行動的空降部隊都在耐心等待起飛，等待那個從空中進攻荷蘭的歷史時刻。
與任務本身相比，有些人對被密封起來更感到憂慮。拉姆斯伯裡村附近一個機場裡的安全預防措施，使得第一〇一師第五〇二團的下士漢斯福德·維斯特焦躁不安。飛機和滑翔機“停在鄉下各地幾英里的地方，到處都有警衛”。他注意到，機場圍著鐵絲網，“外面是英國的警衛，裡面是我們自己的警衛”。維斯特“感覺，我們的自由失去了”。第五〇八團的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在擁擠的帳篷城裡，試圖對鐵絲網和警衛視而不見。他一再檢查他的裝備，“到最後裝備幾乎都破損了”。阿勒代斯無法擺脫那種感覺，即“我們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著被帶出去”。
另外一些人的憂慮，主要是有關他們執行任務的機會。以前的許多作戰行動都被取消了，結果第五〇六團的一名新兵、19歲的列兵梅爾文·艾斯尼克夫（他從美國到達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一〇一空降師跳傘進入諾曼底的那一天），在到達集結區的時候，他仍然不相信會出發。艾斯尼克夫想：“為了這個任務接受了長期而艱苦的訓練，我不想被擋在後面。”然而他差點兒就被擋在後面了。他試圖點燃一個用來燒熱水的臨時代用燃油爐，於是把一根划著的火柴扔進了一個油桶裡，看見沒有什麼動靜，艾斯尼克夫便“把頭伸在油桶的上面，朝裡面看，而油桶卻爆炸了”。剎那間他什麼也看不見了，於是立即想到：“現在我做了這事。他們不會讓我去的。”幸運的是沒過幾分鐘，他的臉上不再燃燒了，他的眼睛又能看見了。不過他相信，在跳傘進入荷蘭的第一〇一師的人員當中，他是唯一沒有眉毛的人。
第五〇二師24歲的上士丹尼爾·扎帕爾斯基“堅持完成了跳傘訓練；希望降落傘摺疊得正確，希望田野柔軟，希望我沒有在樹上著陸”，他急於出發。儘管他在諾曼底受傷的腿還沒有痊癒，但扎帕爾斯基仍然相信，他的傷“並不是嚴重得足以讓我不能盡到正常的責任”。他的營長，那位討人喜歡的羅伯特·G·科爾中校，卻並不這樣認為，他拒絕了扎帕爾斯基的懇求。扎帕爾斯基並沒有被阻止住，他繞過了科爾，從團部的外科醫師那裡獲得了一份書面宣告，證明他可以參加戰鬥。儘管扎帕爾斯基與科爾曾經在諾曼底並肩作戰，但現在上士卻“讓科爾臭罵了一頓，這是他的作風。他說我是一個傻瓜波蘭佬，不切實際，累贅而且不講道理”。不過他還是讓扎帕爾斯基參戰了。
雷蒙德·S·霍爾上尉是第五〇二團的牧師，他有一個在某種程度上類似的問題。他“非常急於返回參戰，與我計程車兵們在一起”。但他也在諾曼底負了傷，現在醫生們不讓他跳傘。他最終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機。牧師嚇壞了，他是一位跳傘老手，認為滑翔機很不安全。
對死亡的恐懼，或者對不能有良好表現的恐懼，讓另外的人不安。勒格蘭德·約翰遜上尉是一位22歲的連長，他宿命般地“聽天由命”，因為他想起了，在諾曼底登陸以前第一〇一師進行的一次夜間空降進攻的過程，“非常恐怖，九死一生”。他確信，他將不會完成任務後返回。儘管如此，這位年輕的軍官還是“打算儘可能折騰一下”。約翰遜確信他不喜歡白天空投的主意，那可能造成更多的傷亡。而另一方面，這一次“我們將能夠看見敵人”。為了掩蓋他的焦慮不安，約翰遜與他的傘兵夥伴們打賭，賭的是誰將能喝到第一杯荷蘭啤酒。約翰遜的一位參謀軍士查爾斯·多恩，擔心得“幾乎麻木”了，他“不知道怎樣把這次白天跳傘與諾曼底進行比較，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還沒超過48個小時，參謀軍士查爾斯·多恩就忘掉了他的麻木，英勇地拯救那位宿命的約翰遜上尉的生命。
22歲的技術軍士馬歇爾·科帕斯，他的擔心也許比大多數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傘降訊號員”，進攻開始時“傘降訊號員”們將首先跳傘，為第一〇一師標出空投場。科帕斯回憶說，在諾曼底空投的時候，“在傘兵主體開始跳傘之前，我們有45分鐘的時間，而現在我們只有12分鐘的時間”。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歲的軍士約翰·魯道夫·布蘭特，有一個共同的擔憂：“倘若在地面作戰的是巴頓將軍的第三集團軍，而不是英國人的話”，他們兩個人都會感覺好一些。“我們以前從來也沒有和英國兵一起作戰過。”
在格蘭瑟姆地區，列兵約翰·加齊亞大為震驚，加齊亞是一位曾經在第八十二空降師參加過三次跳傘作戰的老兵。在他看來，市場花園行動“純粹是發瘋”。他心裡想：“艾克已經和德國人站在一邊了。”
既然市場花園行動實際上已經在運作了，第八十二空降師第五〇八團的營長路易斯·門德斯中校，也就毫不猶豫地在一個特別話題上暢所欲言了。門德斯中校還清晰而痛苦地記得他所在的團在諾曼底的夜間經歷，所以對那些將在第二天運送他的營投入戰鬥的飛行員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先生們，”門德斯冷冰冰地說，“我的軍官們已經把這張荷蘭地圖和空投場牢記在心，我們為出發做好了準備。在諾曼底登陸之前，當我帶著我的營去聽簡要指示的時候，我擁有將永遠被人們記住的做好戰鬥準備的最優秀的一個營的兵力。等到我在諾曼底把他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一半的人已經失去了。我命令你們：要麼把我們扔進荷蘭，要麼把我們扔進地獄，但一定要把我們整個地一起扔進一個地方。”
24歲的一等兵約翰·艾倫，是一位曾經三次跳傘的老兵，在諾曼底負的傷尚在痊癒中，他豁達地對待這次行動。“在夜間跳傘的時候他們從來也沒有擊中我，”他莊重地告訴他的夥伴們，“而現在他們將能看見我，一槍就把我射下來。”參謀軍士拉塞爾·奧尼爾，以前有過三次夜間跳傘作戰的經歷，他確信，他的“愛爾蘭好運就要用完了”。當他聽說第八十二空降師定於白天跳傘的時候，他寫了一封永遠也沒有發出的信——“今天晚上你可以在你的窗戶上掛上一顆金星了，媽媽。德國人有甚至在我們著陸之前就打擊我們的良好機會。”第五〇四團的列兵菲利普·H·納德勒，為了使氣氛輕鬆起來，散佈了幾個謠言——儘管在散佈謠言的時候，他可能把氣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愛的那個謠言就是：有一個巨大的德國營地，裡面是黨衛軍在露營，那個營地就在第八十二空降師的一個空投場裡。
給他的排下達的簡要指示並沒有使納德勒感動。第五〇四團的一個出擊目標，就是位於格拉夫的那座橋。下達簡要指示的那位中尉把士兵聚集在他的周圍，掀開沙盤模型上的蓋子，說道：“士兵們，這就是你們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帶有“格拉夫”字樣的橋上面。納德勒第一個做出了評論。“是的，我們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說道，“不過我們是要在哪個國家傘降？”
第五〇四師第二營的愛德華·韋勒姆斯少校也認為這座橋的名字相當不祥，儘管那些給他的大隊作簡要指示的軍官突然把發音變了，把它唸作“格里韋橋”。
這些簡要指示造成了複雜的反應。19歲的下士傑克·邦預設為：“六個或者八個星期以後我們就會回家了，然後他們就會把我們派到太平洋。”21歲的列兵利奧·哈特認為，他們根本不會出發。他聽說——也許是由於列兵納德勒散佈的謠言所帶來的後果——在總的跳傘地區有4000名黨衛軍。
38歲的埃德溫·比德爾少校記得，有一位列兵，他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在當地村莊舉行的一次兌獎售物活動中贏得的一隻活野兔的安全。這位列兵感到懼怕的是，他的寵物因為太馴服了，所以不論他走到哪兒都跟著他，但它可能在跳傘之後不會活下來了，即使是活下來，也可能最終進入燉湯的鍋。
在位於格蘭瑟姆地區的斯潘霍機場附近，英軍第一空降師第四傘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正為默特爾擔憂，默特爾是一隻棕紅色的雞，從初夏以來格洛弗就把它當作寵物養著。“傘兵雞”默特爾的脖子上繫著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又系在降落傘的傘翼上，進行過6次訓練跳傘。一開始，它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膀上的一個帶拉鍊的小帆布包裡，然後，在距離地面50英尺的高度時，他再把它放出來。到現在，默特爾已經成專家了，格洛弗可以在300英尺的高度就把它放出來。默特爾發瘋似的拍打著翅膀，發出嘶啞的尖叫聲，之後儀態萬方地飄落在地上。格洛弗回憶說，在那裡，“這隻相當溫柔的寵物雞就會在地上耐心地等著，等著我著陸後把它抱起來”。傘兵雞默特爾要去阿納姆，那將是它的第一次作戰跳傘。但格洛弗並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風險。他計劃把默特爾放在它的包裡，一直到他在荷蘭著陸。
第一機降旅的基地在南方，離基維爾不遠，該旅23歲的一等兵悉尼·納恩，巴不得能從他的“寵物”那裡脫開身。他認為這個營地是“一場噩夢”。納恩已經等不及地要去阿納姆或者別的任何地方，只要能離開那隻糾纏不休的鼴鼠足夠遠就行，那隻鼴鼠老是鑽進他的床墊裡。
英軍第一空降師，是在從多塞特郡以南的英格蘭中部地區延伸開來的基地裡待命，對該師計程車兵們來說，普遍感覺如釋重負，因為他們終於要參戰了。除此之外，作簡要指示的軍官們還強調了這個事實，即市場花園行動能夠縮短這場戰爭。對這些從1939年就一直在作戰的英國人來說，這個訊息是使人飄飄然的。第二十一獨立傘兵連的中士羅恩·肯特聽說，“這次行動的成功甚至可能讓我們奪取柏林”，而且在阿納姆的地面抵抗，“將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團和騎腳踏車的老年人構成”。第一傘兵旅的中士沃爾特·英格里斯也同樣自信，他認為，這場進攻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紅毛鬼子”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住阿納姆大橋48個小時，直到第三十軍的坦克部隊到達，然後這場戰爭就實際上結束了”。英格里斯預料，他將在一個星期以後返回英格蘭。第一傘兵旅的一等兵戈登斯派塞不假思索地認為，這次行動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情，在我們靠近的時候，幾個在幕後活動的德國人將驚恐地退縮”；而第一機降旅的一等兵珀西·帕克斯在得到下達的簡要指示以後則感到，“我們在阿納姆遭遇到的，將是一幫混雜的德國廚子和辦事員”。珀西說，坦克的出現“只是被順便提了一句，我們被告知，我們的空中掩護將會強大得讓我們上面的天空變黑”。衛生員傑弗裡·斯坦納斯預料只能見到“兩三個長了疝氣的營”；而通訊兵維克托·裡德則“期望能看到德國的空軍婦女輔助隊”，他認為，“空軍婦女輔助隊將是唯一保衛阿納姆的德國人”。
有些能夠合法地待在後方的人，也急於出發。第一機降旅炮兵部隊的中士艾爾弗雷德·魯利埃就是其中之一。這位31歲的傘兵發現他沒有被列入參加阿納姆行動的名單，儘管魯利埃是作為炮手受的培訓，但當前卻是在他的營司令部做軍人食堂的代理中士。由於他有烹調專長，他似乎可能在這個工作上度過戰爭的剩餘時間。艾爾弗雷德·魯利埃曾兩次向軍士長約翰·西利懇求，懇求能被包括在進攻之中，但每一次都被拒絕了。第三次懇求的時候，阿爾夫強調了他的理由。“我知道，這次行動能夠縮短戰爭，”他告訴西利，“我有一個妻子兩個兒女，但如果這次進攻能夠讓我回家更快保證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那麼我就想參戰。”西利為他開了後門。阿爾夫·魯利埃的名字被加在將前往阿納姆的名單上了——在阿納姆，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裡，這位軍人食堂的中士助理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位傳奇人物。
在市場花園行動開始之前的普遍高漲情緒當中，某些軍官和士兵當中卻有著一些懷疑的暗流。他們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而憂慮，儘管他們謹慎地掩蓋著他們的感情。第一傘兵旅的下士丹尼爾·摩根斯認為，“市場行動是一個可笑的行動”。還有，“在距離出擊目標六七英里的地方空投，然後一路作戰穿過一座城市到達出擊目標，實際上是自找麻煩”。團部軍士長J·C·洛德是職業軍人，他也這樣認為。“這個計劃有點難以預料，”他感到。對於有關敵人已經兵力不足、精疲力竭的言論，他也不怎麼認可。他知道“德國人絕非傻瓜，而是一位非凡的勇士”。J·C·洛德的舉止甚至能嚇壞他所負責的老兵（有些人在他的背後甚至敬畏地稱他為“耶穌基督”），不過他仍然沒有把他的不安顯露出來，因為“那對士氣來說可能會是災難性的”。
埃裡克·麥凱上尉的工兵們的一項任務，就是快速趕到阿納姆那座主要的公路大橋，拆掉預料中的德國人的爆炸物，他對這整個行動抱有懷疑。他想，這個師“在距離出擊目標8英里的地方空投，可能與在100英里以外的地方空投沒有什麼兩樣”。突然襲擊和“閃電般的迅速打擊”的長處，無疑將會喪失。麥凱悄悄地命令他的部下，每一個人所攜帶的彈藥和手榴彈數量加倍，他還親自向連裡的每一個人簡要介紹了逃跑技巧。
27歲的安東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師通訊兵部隊的副指揮，他尤其關切他的通訊手段。他所擔心的，除了那些主要的指揮裝置之外，還有那些稱之為“22”的小一些的器械，在對阿納姆進行攻擊期間，將在厄克特和各座橋樑之間使用“22器械”。“22器械”最好的傳輸和接受效果，是在直徑為3到5英里的距離之內。由於空投場在距離出擊目標7到8英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預料其效能是不確定的。更糟糕的是，這些器械還必須與布朗寧的空降軍司令部進行有效的訊號接收，按照計劃，該空降軍要進攻奈梅亨，那是在空投場南邊大致15英里的地方。使問題愈加嚴重的還有地形。在阿納姆的主要公路大橋和著陸地區之間是城鎮本身，另外還有茂密的森林地段和郊區的新建住宅區。另一方面，一支獨立的收集資料的聯絡部隊，被稱為“鬼怪式”聯絡部隊，它被組織起來為的是把對情報的評估和直接的報告收集起來，並傳遞給戰場上的每一位指揮員，在這裡就是傳遞給空降軍的布朗寧將軍。而“鬼怪式”部隊卻並不為自己使用的“22器械”的傳輸範圍擔心。25歲的內維爾·海中尉負責的是“鬼怪式”部隊受過高階培訓的專家，他甚至“有點藐視皇家通訊兵部隊”，他的部隊傾向於把皇家通訊兵部隊當作“窮堂弟”對待。海和他的操作員使用一種特殊的天線，能夠在“22器械”上進行超過100英里距離的傳輸。
即使海能獲得成功，可以在情況緊急的時候使用各種各樣的通訊手段，迪恩—德拉蒙德還是感到不安。他對自己的上級湯姆·斯蒂芬森中校談到，“在行動的最初階段，這些器械是否能夠滿意地運轉是非常令人懷疑的”。斯蒂芬森同意他的話，但即使如此，還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在突然襲擊中，預計部隊將非常迅速地靠攏阿納姆大橋，因此可以相信，部隊與司令部脫離聯絡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兩個小時，而迪恩—德拉蒙德聽說，到了那個時候，“情況將會恢復正常，厄克特的指揮部將會與已經在橋上的第一傘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回憶說，儘管他並沒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別的每一個人一樣，我也深受普遍態度的影響，那普遍的態度就是：‘不要消極，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搗亂，讓我們開始進攻吧。’”
現在，最後的決定所依賴的，並不是人而是天氣。從最高司令部往下，高階軍官們焦急地等待著氣象報告。如果考慮到滿足蒙哥馬利的最後期限還有不到7天的時間，那麼市場花園行動實際上已經完全準備就緒了，不過還是需要起碼3天的好天氣的預告。9月16日傍晚，氣象專家釋出了他們的研究結果：除了一大早有一些霧之外，以後三天的天氣將是
晴朗的，沒有什麼雲也沒有風。在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的司令部裡，布里爾頓中將迅速做出決定。在下午7點45分發給他手下指揮官們的密碼電傳電報說：“確認花園行動，17日，星期日。要回音。”在他的日記裡，布里爾頓記載：“我們終於參加戰鬥了。”他心中想，這個夜晚他將能睡個好覺，因為正如他對他的參謀們所說的那樣，“我既然做出了決定，就不再擔憂了”。
在擁擠的飛機庫、帳篷城和尼生式活動房屋裡，等待的人們得知了這個訊息。格蘭瑟姆附近的英軍第一空降師通訊兵部隊的軍士食堂裡，在壁爐上方的一面大鏡子上有人用粉筆寫道：“還有14個小時……絕不會取消。”中士霍勒斯·霍克·斯皮維注意到，隨著每一個小時的過去，變化的數字也一次次用粉筆寫上。為那些永遠沒有實行的行動所做出的簡要指示，斯皮維已經厭倦了，對他來說，鏡子上的那個總是在減少的數字是迄今最好的證明，這一次“我們肯定是要出發了”。
在所有的基地裡，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的官兵們作了最後一刻的準備。已經向他們發出了意義明確的簡要指示，他們的武器已經檢查過了，他們的貨幣已經兌換成了荷蘭盾，現在，這些被隔離的傘兵除了等待，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有些人用這個時間寫信，“慶祝”他們第二天上午的出發，有的把個人的東西包裝起來之後睡覺，或者參加馬拉松式的打牌遊戲，玩的牌有21點、撲克牌戲、橋牌等，不一而足。第一傘兵旅第二營20歲的中士弗朗西斯·蒙克，一個又一個小時地玩21點。讓他驚奇的是，他連續不斷地贏。蒙克看著他面前那堆不斷增長的荷蘭盾，感到自己就像一個百萬富翁。他期望，“戰鬥之後在阿納姆能夠玩得非常痛快”，在他看來，那場戰鬥將“只會持續48個小時”。讓這位中士與德國人算賬，這個時間夠用了。就在72個小時以前，蒙克的弟弟，一位17歲的皇家空軍上士試圖在200英尺的高空從他被擊毀的轟炸機上跳傘時，被打死了，他的降落傘沒有能夠完全開啟。
在格蘭瑟姆南邊，位於科蒂斯莫村的一個基地裡，第四傘兵旅的中士喬·森利正在進行安全巡邏，以確保“沒有一位傘兵能溜出基地，進入村子”。在返回飛機場的時候，森利看見，中士金格爾·格林把一個癟了氣的足球扔向空中。金格爾是一位體育教師，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大個子”。格林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這個球到底要幹什麼？”森利問道。金格爾解釋說，他要把這個癟了氣的足球帶到阿納姆，“這樣在結束之後我們就能在空投場玩上一會兒”。
在肯特郡的曼斯頓，滑翔機飛行員團的陸軍上士喬治·貝利斯也盼望著能有一些娛樂活動。他聽說荷蘭人喜歡跳舞，因而仔細地把他跳舞用的平底輕便鞋裝了箱。第一傘兵旅通訊兵部隊的通訊兵斯坦利·C·科普利，為他的相機購買了額外的膠捲。由於預計不會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認為，那是“一個完美的機會，可以給荷蘭的鄉下和城鎮拍攝一些照片”。
有一個人帶著他幾天以前在倫敦買的禮物。當荷蘭被佔領的時候，荷蘭海軍32歲的海軍少校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開著他的掃雷艦逃了出來，駛往英格蘭。從那個時候起，他就隸屬於荷蘭流亡政府，做著各種各樣的文案工作，處理資訊和情報。幾天以前，沃爾特斯被要求前往荷蘭，作為隸屬於厄克特將軍司令部的軍政府和民事工作隊成員。根據提議，沃爾特斯將擔任空降部隊解放的荷蘭領土的軍事長官。“那是一個使人吃驚的提議——從辦公椅來到滑翔機。”他回憶道。他隸屬於希拉里·巴洛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隊，巴洛是第一機降旅的副旅長，被指派在阿納姆被攻佔以後，擔任阿納姆的防區司令，而沃爾特斯將擔任他的助手。現在，沃爾特斯為返回荷蘭的前景而激動。“被這種樂觀主義所感染，凡是告訴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確實沒有預料到這次行動將會非常困難。似乎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進攻將非常容易。我預計我將在星期天著陸，星期二回家，在希爾維薩姆與妻子和孩子團聚。”沃爾特斯為妻子瑪麗亞買了一塊表，為女兒買了一隻兩英尺高的玩具熊，四年前他最後一次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個嬰兒。他希望如果他把玩具熊帶進滑翔機的話，誰也不會在意。
31歲的約翰·弗羅斯特中校，要率領被指派去攻佔阿納姆大橋的那個營，他把獵狐時吹的銅號連同他的作戰服一塊兒裝了箱。那隻銅號是皇家獵狐隊的成員們送給他的，在1939至1940年的時候他是那個獵狐隊的隊長。平時訓練的時候，弗羅斯特會用那隻銅號集合他計程車兵，在這次行動中他也將這樣做。對於白天跳傘，弗羅斯特並沒有感到不安。簡報會上所給的資訊，“已經使我們感到，德國人是虛弱的，士氣低落，那個地區的德國部隊肯定是層次很低，裝備差勁”。但弗羅斯特確實曾對空投場懷有疑慮。他被告知：“在大橋南邊的圩田不適合傘兵和滑翔機。”他納悶，既然如此，“如果是這麼不適合”，為什麼那些波蘭人還要在大橋的南邊空投呢？
儘管弗羅斯特急於參加戰鬥，但卻“不喜歡前往荷蘭”，他暗自希望能在最後一刻取消或者推遲。他喜歡林肯郡的斯托克羅克福德地區，希望“也許能再待上一兩天，只是做我以前所做過的一切愉快的事情”。但與這些想法在一起的，還有別的想法，那些想法“告訴我，我們在這裡待的時間夠長了，現在該離開了”。9月16日，弗羅斯特睡得很香。儘管他還不至於天真到認為阿納姆戰役將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又確實告訴他的勤務兵威克斯，把他的槍、子彈、高爾夫球杆和無尾禮服，裝進隨後出發的參謀車裡。
軍士食堂現在空無一人，在食堂的壁爐上方的那面鏡子上，有一個最後的記錄，那是在人們還沒有忙得顧不上的時候亂塗亂畫上的。寫的是：“兩個小時以後出發……絕不會取消。”
在將由英、美和波蘭空降部隊奪取的所有渡口當中，最上邊的那一座就是在下萊茵河上的阿納姆大橋。該橋將由厄克特少將的英軍第一空降師和索薩博斯基少將的波蘭第一傘兵旅奪取，是蒙哥馬利要在1944年結束戰爭的關鍵。照片顯示，大橋與相連的林蔭大道，一直向後面延伸到那座音樂廳建築群（下前方）。
橋樑：厄克特計程車兵還要攻佔阿納姆鐵路渡口以及浮橋。德國人已經炸燬了阿納姆鐵路渡口，而浮橋的中間一段則是缺失的。浮橋照片是在進攻開始的11天之前由英國皇家空軍拍攝的，照片蒙上了一層神祕色彩：德國人是更換了中間那一段，還是拆掉了中間那一段？誰也不知道，但命令已經下達，還是要發起進攻。
奈梅亨大橋
加文准將的第八十二空降師迅速攻佔了馬斯河上的1500英尺長的格拉夫大橋，還攻佔了霍伊曼運河大橋。但由於命令上的混亂以及德國人的迅速反應，他們在第一天並沒有能夠攻佔瓦爾河上的奈梅亨大橋，奈梅亨離阿納姆11英里遠。19日，在英美軍隊的聯合進攻中，渡口陷落了，當時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對瓦爾河進行了一次大膽的攻擊，這次攻擊後來被稱為“第二次奧馬哈海灘登陸”。（譯者按：奧馬哈是在諾曼底的一個狹窄海灘，D日登陸的一個地點。事件細節詳見作者《最長的一天》。）
格拉夫大橋
霍伊曼運河大橋
索恩的渡口
在第八十二空降師的陣地的南邊，泰勒少將的第一〇一空降師攻佔了除一座橋樑之外的所有橋樑：因為在索恩的渡口被炸掉了，這使得市場花園行動的進度推後了36個小時。
艾森豪威爾與蒙哥馬利在戰略上極度對立。蒙哥馬利認為，最高司令優柔寡斷，“沒有做這個工作的經驗”；艾森豪威爾則認為，這位在英國最孚眾望的陸軍元帥是“自我中心者，自以為一輩子從來沒有犯過錯誤”。
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的新任司令員布里爾頓中將，以前從未指揮過傘兵部隊。他與該集團軍的副司令、英國人布朗寧中將不和。在制定進攻計劃的幾個小時以前，布里爾頓收到了布朗寧的辭呈。
布朗寧是英國最傑出的空降作戰權威，當被任命指揮市場花園行動的時候，他撤回了辭呈。在此以前，他從未對一個空降軍進行過在作戰上的控制。
（從左到右）近衛團裝甲師師長阿代爾少將；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霍羅克斯中將，他的第三十軍的坦克部隊和步兵將進行大舉猛攻；羅伯茨少將，他的第十一裝甲師攻佔了安特衛普，但又停了下來，以便“加油，重新裝備和休息”，這也就使德軍第十五集團軍的主力得以抵達荷蘭，參加針對市場花園行動的攻擊。
美軍第一〇一空降師師長泰勒少將，與英軍第十二軍軍長裡奇中將會晤；
英軍第二集團軍司令員鄧普西上將，與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師長加文准將交談。
亨利·克納普
皮特·克魯伊夫
荷蘭特工亨利·克納普，與阿納姆地下組織領導人皮特·克魯伊夫，他們於9月14日警告倫敦方面，在阿納姆有德軍的裝甲師。
布賴恩·厄克特少校是布朗寧的情報處長，他也在英國皇家空軍拍攝的偵察照片上發現了德軍的坦克。他的警告無人理睬。
英軍第一空降師師長羅伊·厄克特少將，他雖然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作戰指揮官，但也是第一次指揮傘兵師。他不僅沒有覺察到德軍的裝甲部隊，而且還不得不讓他的部隊在距離關鍵性的阿納姆大橋6到8英里的地方著陸。進攻剛一開始，通訊就中斷了，厄克特將軍在德軍營地的後面與自己的司令部失去了聯絡，不得不躲藏了39個極其重要的小時。
希克斯准將
哈克特准將
麥肯齊上校
索薩博斯基少將
拉思伯裡准將
由於厄克特“失蹤”，希克斯准將不得不指揮該師。
當第四傘兵旅在9月18日著陸的時候，哈克特准將由於資格較老，便質疑希克斯是否有權指揮該師。
厄克特的參謀長麥肯齊上校使進行爭論的准將們平靜了下來。
與此同時，索薩博斯基少將以及他的波蘭第一傘兵旅，由於天氣惡劣而耽擱了兩天多的時間，而且他們對阿納姆的真正形勢一無所知。
第一傘兵旅旅長拉思伯裡准將本應該掌握師的指揮權，但卻受傷了，就像厄克特將軍一樣被認為是“失蹤”了。
約翰·弗羅斯特上校和他計程車兵們，與10倍於己的敵人交戰，抵擋德軍的兩個裝甲師，堅守阿納姆大橋的北入口。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作戰壯舉之一。
另外一位守橋英雄埃裡克·麥凱上尉（30年後的照片），儘管幾乎彈藥用盡，卻要求德國人投降。
麥凱上尉（圖中掌舵的那一位）受傷被俘，但卻拒不放棄。他與夥伴們逃跑了，順流而下漂到奈梅亨。
J·O·E·範德勒上校
賈爾斯
愛爾蘭近衛團的坦克部隊，率先從荷蘭與比利時邊界進行裝甲突破。這裡的照片上是該坦克部隊的司令員J·O·E·範德勒上校，以及他的堂弟賈爾斯，賈爾斯是一位營長。
範德勒與賈爾斯在1944年。在距離阿納姆大橋上的約翰·弗羅斯特上校和他計程車兵們6英里的地方，德國人成功地阻擋住了範德勒的坦克部隊。
英國皇家空軍中尉洛夫，在坦克大舉猛攻期間擔任地對空通訊官，他奇怪自己怎麼會自告奮勇擔任這個工作。
洛德·羅茨利最先與英軍第一空降師師長羅伊·厄克特少將的孤軍取得了聯絡。
海中尉，他的“鬼怪式”無線電部隊終於替厄克特聯絡上了地面部隊。
查特頓上校是滑翔機飛行員團的團長，他力主對阿納姆大橋進行一次大膽的滑翔機奇襲。倘若他的計劃被採納的話，那麼大橋就可能在幾個小時之內攻佔。但查特頓由於提出了這個主意，反而被稱為“一個刺客和殘忍的凶手”。
凱恩少校所在的師在奧斯特貝克進行了最後的抵抗，凱恩少校雖然數次負傷，卻仍然繼續反擊敵人的坦克。
倫敦霍布森父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克萊爾·米勒小姐，她製作了布朗寧的飛馬旗這與在阿納姆的荒誕傳說相左。那傳說認為，飛馬旗是布朗寧的妻子、小說家達夫妮·杜莫里埃（名作《蝴蝶夢》的作者——譯者按）製作的。米勒小姐還在傘兵的制服上縫上了500個小羅盤，那些小羅盤後來幫助許多傘兵逃脫了出來。
朗斯代爾少校[右]的“朗斯代爾部隊”一直堅守到最後。
範德弗特中校
庫克少校
在英美聯軍進攻奈梅亨大橋的過程中，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的庫克少校領導了前所未有的瓦爾河渡河，奪取了大橋的北端。與此同時，範德弗特中校與英軍一起，進攻大橋的南部入口。
戈爾曼中尉
威爾斯鮑斯基中尉
軍人十字勳章獲得者戈爾曼中尉，對整個作戰行動有他自己的“懷疑”。他感到，誰也無法行動快得足以拯救在阿納姆大橋上的約翰·弗羅斯特上校和他計程車兵。
威爾斯鮑斯基中尉奉命，率領一個連去攻佔貝斯特的大橋，據認為那裡“防禦薄弱”。那個地區實際上有1000多名被忘卻的德軍第十五集團軍的部隊，結果他們把第一〇一空降師的一個整團都捲了進去。
格洛弗中尉，在阿納姆跳傘的時候還帶著他的名叫“默特爾”的寵物雞。“傘兵雞默特爾”被打死了，格洛弗在作戰當中還為它舉行了一個正式的葬禮。
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師的通訊兵部隊的副指揮，他懷疑他的通訊裝置是否能起作用，但又同其他每個人一樣，“和普遍的態度隨波逐流”，那就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惹事。”
塔克上校是美軍第五〇四團的團長，他的部隊渡過了瓦爾河，對英軍坦克部隊的遲緩深感震驚。他原以為，會有一支特遣部隊全速衝過這11英里，到達阿納姆，給大橋的保衛者解圍。塔克說，英國人反而“停下來喝茶”。
馮·倫德施泰特是帝國的最有才幹的陸軍元帥，在諾曼底慘敗之後被希特勒解職，又在9月份被起用。西線的形勢是災難性的，因而馮·倫德施泰特認為，盟軍能夠在兩個星期之內入侵帝國並結束戰爭。他在拯救第十五集團軍上所使用的戰略，是挫敗蒙哥馬利的市場花園計劃的一個主要因素。
陸軍元帥莫德爾，被馮·倫德施泰特稱為一位“不錯的軍士長”，他沒有能夠阻止盟軍在西歐的大舉猛攻，但卻碰巧在盟軍空降進攻的幾天前，把第二黨衛軍裝甲軍團調進了阿納姆地區。被繳獲的市場花園計劃在48個小時之內就交到了他的手中，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莫德爾硬是不相信。
第二黨衛軍裝甲軍團司令比特里希中將（這裡分別是他在1973年和在1944年），對繳獲的市場花園計劃一無所知，但卻正確地推斷出，盟軍的主要出擊目標就是阿納姆大橋。
帝國的空降專家施圖登特大將（在1973年和在1944年），為空降部隊的空投規模所震驚，“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夠有這樣的兵力為我所用”。
哈策爾中校1973年
哈策爾中校1944年
英軍實際上是在阿納姆地區的兩個裝甲師當中著陸的，令那兩個裝甲師的師長大吃一驚。那兩位師長分別是第九黨衛軍“霍亨施陶芬”師的哈策爾中校、第十黨衛軍“弗倫茨貝格”師的哈梅爾少將。
哈梅爾少將
雙重間諜、“金剛”林德曼斯越過前線，告知德國人，英軍將在9月17日發動地面進攻。與戰後英國報紙上的報道相反，林德曼斯對空降進攻的規模一無所知。
德斯洛赫上將
克拉夫特少校
德國空軍的德斯洛赫上將對空降進攻的可能性深感擔憂，因而他拒絕訪問莫德爾。克拉夫特少校的那個營碰巧在位於英軍空投場邊緣的陣地上。
在塔弗爾貝格旅館裡的莫德爾的司令部裡，第一個得知盟軍空降部隊在不到兩英里之外的地方空投的人，是賽德爾豪澤爾中尉。“他們正好跳在我們的大腿上！”有人這樣告訴他。
艾因霍溫
伯恩哈德親王到達被解放了的艾因霍溫，以及他在1973年。有關市場花園計劃中的地形上的困難，等到諮詢伯恩哈德或者他的總參謀部的時候，已經為時太晚了，而有關阿納姆的德軍裝甲部隊，親王從荷蘭地下組織所獲得的詳細情報，又沒有受到重視。
艾因霍溫在1973年
在奧斯特貝克的荷蘭人本來預料會獲得解放，卻又發現自己正陷於殘酷的戰鬥之中。“蒙哥馬利很快就會到這裡。”樂觀的英國人告訴17歲的安赫·範·馬爾南。
揚·沃斯奎爾無法擺脫一種“無望的感覺”。
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在日記中寫道，奧斯特貝克已經成了“最血腥的戰場之一”。
凱特·特爾霍斯特與兒子米歇爾在戰爭期間
凱特·特爾霍斯特與丈夫揚在1973
凱特勇敢地把她的家向英軍傷員開放。在戰鬥期間，一段時間裡有300多名傷員擠在的家裡。揚原先是一位荷蘭上尉，他無法理解為什麼英軍沒有使用德里爾渡口渡過萊茵河。在制市場花園行動的計劃的過程中，德里爾渡口完全被忽視了。
德里爾渡口
譯者按：黑格（Douglas Haig，1861-1928），英國陸軍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戰場任英國遠征軍總司令，因推行消耗戰略而造成英軍大量傷亡；他於1919年被封伯爵。帕辛代爾（Passchendaele）是比利時的一個村莊，是1917年英軍伊普爾（Ypres，比利時城市）攻勢中的突出部，全部被戰爭所毀。弗蘭德（Flanders），位於歷史上低地國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時西部、法國北部和荷蘭西南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