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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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知識的惟一手段。
因此,象形文字的書寫或者是他們最初的發明之一,或者便是在教育者的世襲階級形成之前就已經被人發明了。
既然他們的目標並不是要進行啟蒙而是要進行統治,所以他們不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識都交給人民,反而在以謬誤敗壞他們要想宣示給人民的東西;他們教給人民的並不是他們信以為真的東西,而是對於他們自己有利的東西。
他們向人民所顯示的,沒有什麼是不摻進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聖潔的、神明的東西的,使得人民認為那是超乎人道之上的、賦有一種神聖特性、甚至是從上天接受來而為凡人所不可能接觸到的知識。
因而,他們就有了兩套學說,一套是給他們自己的,另一套則是給人民的;往往甚至於是,他們既然劃分為若干等級,所以每一級就都為自己保留了某些奧祕。所有各個下層的等級全都同時既是騙於又是受騙者;而這一偽善的體系只有在某些祕密宗傳者的眼前才會全部展現出來。
最能促成奠定這種雙重學說的人,莫過於語言的變化了;那是時間的產物,是各個民族的交往和混合的產物。這種雙重學說的人們,在給自己儲存了古代語言或另一個民族的語言的同時,也就保證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種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語言的優勢。
最初的書寫,多少是以一幅確切的圖。畫來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圖畫,或者是一件類似的事物的圖畫;這就為一種更簡便的書寫開闢了道路,這時候,事物的相似性幾乎已經褪了色,人們使用這些符號已經只是作為某種純粹的約定;這一祕密的學說也有著它的書寫,正如它已經有了它的語言。
在語言的起源時,幾乎每個字都是一個比喻,而每個短語都是一個隱喻。人類的精神同時既掌握著其象徵的意義,又掌握著其實際的意義;一個字在提供觀念的同時,也提供了人們用它來表現的那種相類似的形象。然而由於在象徵的意義上使用一個字的這一習慣,人類精神透過對最初的意義進行抽象作用的結果,終於就此止步;而那種原來是象徵的意義的,就一步一步地變成為同一個字的通常的、實際的意義了。
儲存著最初隱喻的語言的祭司們與人民群眾一起在使用著它,人民群眾己不再能掌握其真正意義了,他們已習慣於只以惟一的一種含義在使用這些字,於是那就變成了它們的本義,所以他們就只瞭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話;而同樣這些說法對祭司們的精神說來卻無非是表示異常之簡單的真理而已。祭司們對他們神聖的經文也採取同樣的辦法。人民群眾看到的是人、動物、鬼怪,而祭司們所想要表現的則是一種天文現象,是一年之中的歷史事實。
這樣,例如祭司們在他們的沉思之中,幾乎到處都在對一個廣闊元垠而又永恆的全體,創造出來了一種形而上學的體系,一切存在都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中被觀察到的一切變化都只不過是它的各種不同的形態而已。天體對於他們只不過代表散佈在無限廣漠之中的星群,只不過代表著掃描其運動的複雜程度多少有所不同的各個行星,以及由這些不同的星體的位置而得出的各種純物理的現象罷了。他們以各種名字加之於那些星群和那些行星、加之於想象中運動著的或固定的軌道,以便表示它們的位置並視運動以解說這些現象。
但是在為他們表示這些形而上學的見解,這些自然界的真理時,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鉅著卻在人民的眼前展現出一幅最妄誕的神話體系,那對於人民競變成了最荒誕的信仰和最冥頑不靈的崇拜。最可恥或最野蠻的種種做法的基礎。
這便是幾乎所有已知的宗教的起源,隨後它們的創立者或皈依者的虛假和夸誕,又給它添上了各種新的神話。
[祭司等級霸佔了教育,以便塑造人們更加忍耐地負擔起可以說是被認同為自己生命的種種枷鎖,乃至於竟放棄了要打碎枷鎖這一願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類體制即使是不乞靈於迷信的恐怖能夠把它們那摧殘人類能力的權力推向什麼地步,那麼我們就必須暫時把目光轉到中國,轉到那個民族,他們似乎從不曾在科學上和技術上被別的民族所超出過,但他們卻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繼地超趕過去。這個民族的火炮知識並沒有使他們免於被那些野蠻國家所征服;科學在無數的學校裡是向所有的公民都開放的,惟有“它才導向一切的尊貴,然而卻由於種種荒誕的偏見,科學競致淪為一種永恆的卑微;在那裡甚至於印刷術的發明,也全然元助於人類精神的進步。
那些其利益只在於騙人的人們,很快地就會厭惡對真理的追求的。他們滿足於人民的馴服,並相信不再需要新的辦法來保證它的延續。他們自己也就一點一點地忘記了在他們的隱喻之下所掩蓋著的部分真理;他們所儲存的他們那古代的科學,只是限於為了維持自己信徒們的信心所嚴格必需的東西;而他們終於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話的受騙者而告結束。
從此以後,科學中的一切進步就都停頓了;甚至於以前各個世紀所曾經驗證過了的科學知識,有一部分也在後世消失了,而人類的精神淪於愚昧和偏見之後,就會在這類廣大的帝國中註定成為一種可恥的無所作為,這類一大帝國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沾汙了全亞洲。
在那裡居住的民族,乃是我們所可能觀察到的文明與衰敗的程度同時共存的惟一民族。至於佔有大地上其餘部分的各個民族,或者是他們的進步被扼阻了,但我們還可以從中追溯人類的幼年時期;或者是被各種事件所帶動而經歷了以後的各個時代,那種歷史則還有待於我們去探索。
在我們所論述的這個時代,正是這些亞洲的民族已經發明瞭拼音書寫,那已經取代了象形文字大概是在已經使用了被賦予各種觀念的約定的象形符號之後而這種文字則是至今中國人所認識的惟一書寫形式。
歷史和推理就能夠向我們闡明從象形文字逐漸過渡到那種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中間性的藝術的方式是怎樣在進行的;但並沒有什麼可以多少確切地告訴我們,在什麼國度或在什麼時候,拼音書寫最初為人所使用的。
這一發現後來就在希臘人中間流傳了下來;希臘這個民族對於人類進步起過如此之有力而又如此之有幸的一種影響,天才們為人類開闢了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那是自然界準備好了的,是命運註定了使之成為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的恩賜者和引導者的:這一榮譽迄今力止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民族所曾分享過。從此,惟有一個民族才有可能設想主宰人類命運的一場新革命的那種希望。自然界、各種事件的結合,彷彿是協調一致地在為他們保留著這份光榮。但我們完全不必設法去摸透,隱蔽在不確定的未來後面的是什麼東西。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譯
第四個時代
人類精神在希臘的進步下迄亞歷山大世紀各種科學分類的時期
希臘人厭惡那些國王,國王們自稱是神明的子孫,卻以他們的暴行和他們的罪惡玷汙了人道;他們分為若干共和國,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認世襲的領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權威的箝制,並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樣地服從法律,而且還由於王權分別掌握在赫拉克里底斯家族兩支的長子之間而削弱。
馬其頓、德撒裡和伊比魯斯的居民由於有共同的起源、由於使用同一種語言,並且是被軟弱的、在他們之間紛爭不斷的君主們統治著,所以沒有能力壓迫希臘;但他們卻足以保護希臘免遭北方斯基泰民族的入侵。
在西邊,義大利分為許多孤立的而且面積不大的國家,它們不會引發希臘的任何恐懼。幾乎西西里的全境和義大利南部最佳的那些海港,都已經被希臘殖民者佔領了,他們和自己母國的中心城市保持著友好的聯絡,但卻形成了**的共和國。另外的殖民地則是建立在愛琴海的許多島嶼上和小亞細亞的一部分沿岸。
因此之故,亞洲大陸這一部分與居魯士的龐大帝國的結合,便成為可能威脅到希臘**和它的居民的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危險了。
暴君制儘管在某些殖民地,而尤其是建立在王族被推翻之前的那些殖民地上的,雖然較為持久,但也只能認為是一種短暫的和區域性的災難;那給某些城邦的居民造成了不幸,但並未影響到國家的普遍精神。
希臘從東方的各民族那裡接受了他們的藝術、他們的一部分知識。拼音書寫的習慣以及他們的宗教體系;由於東方的逃亡者到希臘來尋求避難,由於希臘人航行到東方,所以希臘就和這些民族之間建立了交往並把亞洲的和埃及的知識和謬誤都帶到了希臘。
因而科學在希臘不可能成為一個特殊世襲階級的職業或世業。他們祭司的職能只限於崇拜神明。天才在這裡可以發揮它全部的力量,不必屈服於迂腐的規劃或祭司團體的偽善說教的體系。所有的人對於認識真理都擁有平等的權利。人人都可以力求發現真理,以便向所有的人交流真理,並向他們交流全部的完整的真理。
這種幸運的環境更有甚於政治的自由,使得人類的精神在希臘人中間有著一種**性,這就是它那進步的迅速性和廣泛性的確實保證。
然而希臘的智者和希臘的學人,不久就採用了哲學家、科學之友或智慧之友這個更為謙遜的名稱,他們迷失在他們所抱有的過分龐大的、廣闊無垠的計劃之中。他們想要鑽透人性和神性、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起源。他們努力要把整個自然界都歸結為一條惟一的原則,並把宇宙的各種現象都歸結為一條惟一的規律。他們力求把一切道德的義務以及真正幸福的祕密,都囊括在一條惟一的行為規則之中。
於是,他們就並沒有發現真理,反而是在鑄造各種體系;他們忽視了對事實的觀察,為的是自己好投身於自己的想象之中;他們既然無法把自己的意見置於證明的基礎之上,便力圖以詭辯來維護它們。
然而正是這些人,成功地培植出了幾何學和天文學。希臘這些科學的最初知識就都有賴於他們,甚至於還有某些新的真理、或至少也是對真理的知識,它們是希臘人從東方帶回來的,但並不是作為已經確立的信仰,而是作為他們認識了其原則及其證明的各種理論。
在這些體系的夜幕之下,我們看到了甚至閃爍著兩個幸運的觀念,它們在此後更為開明的世紀中將會重新出現。
德漠克里特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是具有確定的、而又不可變易的形狀的簡單物體之組合與運動的結果,它們受到了最初的推動,便產生一種作用量,那在每個原子之中雖然形態不同,但在其整體上則永遠保持著同樣不變。
畢達哥拉斯宣稱,宇宙是由一種和諧在統治著的,而數目的性質便可以揭示出它那原理;這就是說,一切現象都服從於普遍的並且可加以計算的定律。
我們很容易看出,在這兩種觀念中,既有笛卡爾的大膽的體系,又有牛頓的哲學。
畢達哥拉斯透過自己的思考發現了或者是從埃及的或印度的祭司那裡接受了天體的真實佈局和宇宙的真正體系;他把它教給了希臘人。然而這一體系是大違反感官的驗證。太違背流俗的觀念了,以致於人們可能賴以建立真理的那些薄弱的證據不能夠吸引人們的精神。它始終埋藏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內部,並隨著這個學派而被人遺忘了,直到16世紀末才又有賴於確切的證據而重新出現,這時候它就戰勝了感官的抗拒以及更為有力而又更加危險的迷信的偏見。
這一畢達哥拉斯學派主要地是在大希臘傳播,它造就出了立法者和無畏的人權保衛者;它遭受著暴君的壓迫。其中有一個暴君在他們的學園裡燒死了畢達哥拉斯派;這無疑成為了一個充分的理由:目的並不是要背棄哲學,也不是要放棄人民的事業,而是要停止使用一個已經變得太危險的名稱,並且避免只會有助於喚起自由與理性的敵人們的憤怒的那些形式。
一切良好的哲學的首要基礎之一,就是要對每種科學都形成一種嚴謹而精確的語言,其中每一個符號都代表著一種十分確定、十分明晰的觀念,並以嚴格的分析而能夠很好地確定、很好地明確各種觀念。
希臘人卻相反地在濫用日常語言的各種弊端,以便玩弄字詞的意義、以便在可悲的模稜兩可之中困攪人類的精神,並以同一個符號接連不斷地表示不同的觀念來迷惑人們的精神。可是,這種詭辯卻也賦予了人類的精神以一種精緻性,同時它又耗盡了他們的力量來反對虛幻的難題。於是,這種字詞哲學,在填補人類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某種障礙面前止步的那種空隙的時候,決不會當下就有助於它的進步,而是它在為此做著準備;並且我們還會有機會再來重複這種看法。
正是使自己糾纏於種種或許是永遠不可解決的問題,使自己被物件的重要性或巨集偉性所**,而沒有夢想到我們是否有辦法可以達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實之前就要建立理論,在我們還不懂得觀察宇宙的時候就要構造宇宙;正是這種儘管是很可原諒的錯誤,從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礙了哲學的程序。所以蘇格拉底在與智者派做鬥爭時,在嘲笑他們虛飾的詭辯時,就號召希臘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種哲學最後召回到地上來;他既不鄙視天文學,又不鄙視幾何學,也不鄙視對自然現象的觀察;他也沒有那種幼稚而錯誤的觀念,要把人類精神歸結為僅僅是研究道德而已;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他的學派和他的弟子們,數理科學才取得了它們的進步;我們在喜劇中看到的對他進行的嘲笑和帶有大量譏諷的譴責,都是在譴責他們攻讀幾何學、研究氣象、探索地圖、觀察聚光鏡,而他那個時代卻由於一種可驚的純樸性,只根據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劇就把最遙遠的東西傳給了我們。
蘇格拉底只是想告誡人們,要把自己限於自然界置諸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的東西;要對自己的每一步都確有把握,然後再去嘗試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圍的領域,然後再冒險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領域。
蘇格拉底之死是人類史上一樁重大的事件;它成為標誌著哲學與迷信之間的那場戰爭的第一次罪行;那場戰爭仍在我們中間繼續著,那是同一個哲學在反對人道的壓迫者的戰爭,而焚燒一座畢達哥拉斯派的學園就標誌著那個時代。這類戰爭的歷史會成為人類史表中有待於我們繼續去探索的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們懷著陰鬱的心情看到:人類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時,認識到了祭司們的教條的全部荒謬、他們那些儀式的全部夸誕、他們的神諭和他們的奇蹟的全部欺詐。他們害怕哲學家向與他們的學派頻繁接觸的學生們揭穿這個祕密;害怕它從哲學家們那裡傳給所有要想獲得權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賦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們;而且害怕這樣一來,祭司的帝國就會很快地縮減到那類最粗鄙的人民,而且那類人本身也將以不再受矇騙而告結束。
虛偽受到了震驚之後,就趕忙控訴哲學家們不敬神,為的是使哲學家們沒有時間可以教導人民說,這些神原來都是他們祭司的製造品。哲學家們要躲避這種迫害,就按祭司們自身的先例而採取了一種兩面派的學說的辦法,僅只是向經過考驗了的弟子們傳授倘若過分公開便會刺傷流俗的偏見的那些見解。
但是祭司們卻向人民提出,哪怕是最簡單的物理的真理也是褻讀神明。他們控訴阿那克薩哥拉居然膽敢說,太陽比伯羅奔尼撒更大。
蘇格拉底也未能逃脫他們的打擊。雅典已經不再有伯里克利來保衛天才和德行了。何況,蘇格拉底更加是罪責難逃。他仇恨智者們,他要把錯誤的哲學引回到更有用的目標的那種熱忱,就向祭司們宣告了只有真理才是他的研究的鵲的;而且他並不是要強使人們採納一種新體系,強使別人的想象屈服於他自己的想象,而是要教導人們去運用他們自己的理性;而所有這些罪行,卻正是祭司們的驕妄所最不懂得加以寬恕的。
就在蘇格拉底墳墓的腳下,柏拉圖宣講著他從自己老師那裡所接受的教誨。
他那迷人的文風、他那光輝的想象、那些開心的或是莊嚴的提綱摯領的表述、那些機智而尖銳的情趣這些在他的對話錄裡就把哲學討論的枯燥無味一掃而空;他懂得在那裡面傳佈溫和純淨的道德箴言,他善於安排他的人物行動並使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特性。所有這些優美都是時間和見解上的革命所不能抹殺的,然而它們無疑地也就恩准了那些經常地構成他著作的基礎的哲學夢和那種對字彙的濫用,而這正是他的老師屢次譴責於智者派的,蘇格拉底並未能保護他這位最偉大的弟子免於這一點。
我們讀到他的對話錄時,會驚訝於它們竟然是一位哲學家的著作,這位哲學家在他的學說的大門上安置了一行刻字:禁止任何沒有學過幾何學的人入內;而以那麼大的勇氣在傳播這些如此之空洞又如此之輕浮的假說的那個人,竟然就是這樣一個派別的創立人,在那裡人們第一次要使人類知識的確鑿可靠性的基礎受到嚴格的檢驗,並且甚至於是最開明的理性都要加以尊重的那些知識也呈現了動搖。
但是,如果我們想到柏拉圖從不曾以自己的名義講過話,而且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總是以一種懷疑的謙遜在那裡發言,那麼這個矛盾就不存在了;各種體系在那裡面都是以它們的作者、或者柏拉圖以為是它們的作者的那些人的名義提出來的;同樣的,這些對話錄也是一所懷疑主義的學院,並且柏拉圖善於同時既表現出一個喜歡組裝和發揮漂亮的假說的學者的大膽想象力,又表現出一個縱心於想象而又不使自己被想象所引誘的哲學家的保留態度;因為他的理性是被健全的懷疑所武裝的,懂得保衛自己免於幻想,哪怕是最有**力的幻想。
這些學院繼承了這位大師的學說,尤其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