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長篇小說）第九章 （二）公共文獻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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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長篇小說）第九章 （二）公共文獻摘編
公共文獻摘編之十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英文全稱是MinistryofStateSecurity，簡稱MSS。
中國國家安全部設立於於一九八三年七月。
中國沒有國家安全域性，或者國家安全總局、國家情報局之類的國家機構，所謂的“國安局”、“國情局”只是誤傳。
一九八三年初，時任公安部長劉復之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請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調查部，計劃是由中共中央調查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間諜機構合併成立國家安全部。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這一設想，於是，國家安全部正式設立，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長。
後來由於在一九八五年發生了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局長俞強生叛逃美國事件，凌雲由此被撤職，由賈春旺出任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一職。
賈春旺在這個職位上任至一九九八年初，三月份轉任公安部長，許永躍接替出任國家安全部三任部長，二零零七年，耿惠昌任第四任部長。
在國際網際網路上，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網站是一般人打不開的。
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是中國政府唯一對外公開承認的情報、治安機構，也是中國情報、治安系統中，政府參與層面最廣泛的一個單位。
國家安全部由原中共中央調查部、公安部兩個主要單位，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國防科工委等部分單位合併而成，是一個針對他國之國家資源做全面性諜報工作的情報蒐集和負責國內重要部門和中的單位安全的最主要機構。
國家安全部的任務角色，對外主要是執行中國政府對於世界情勢的掌握為重點，除了廣泛收集各國的軍備動態之外，世界各國對中國政府所採取的態度，以及對中國的經貿前景等，均列入情報收集的範圍。
因此，外界預估整個中國國家安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國的諜報人員總數不會低於四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以新聞工作者、學者、商人，甚至以政治流亡人士做為身份掩護，進行他國的國家資源蒐集工作。
此外在國內，國家安全部分散在中國大陸內部特殊部門以各種身份做掩護的“偵察員”，總人數也在五萬餘人，他們都肩負著極其特殊，雖不是唯一確是非常關鍵的內部安保重任。
因此國家安全部是中國的國家機構中，一個“裡外通吃”的超級情報、治安單位。
國家安全部對於他國的軍備動態極為重視，但在執行情報蒐集的過程，卻與屬於中國解放軍方總參謀部的第二、第三部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因為國家安全部所派出去的諜報人員並不具備任何軍事背景，絕大多數也都沒有在部隊中服過役，因而外界對於這些缺乏軍人氣質的人，並不會直覺的加以警覺或防範。
由目前已知的情資研判，國家安全部每一個工作週期都會依照國際情報人員的“慣例”及“傳統”，將新、舊任駐外國的情報工作人員名冊傳送至當地國，以做為國際情報市場的“禮貌行為”。不過，列名在這些名冊中的正牌或所謂“合法”（LEGAL）諜報人員，事實上根本就是以駐外使館或少數短期滯留該國的軍事交流人員為主，完全無益於該當地國的反情報工作，只能算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情報默契。而且中國方面也時常出於“善意”，凡是“合法”（LEGAL）諜報人員，都統一依照英譯音而改姓“李”。
在另一方面，由國家安全部所付與任務的地下諜報人員，卻以各種可能掩護的身份向外積極拓展情報來源，這批學有專精的民間人士多半具備了一個並不起眼的身份，其中尤其以學術上具有專長的學者的比例最高。
另外對於新聞媒體的相互交流工作，中國也呈現積極的態度。只不過在我國，由於國內多數新聞工作者並未具備國家高層技術的專業研究，因此由中國國家安全部所指派的傳媒人員，參與的蒐集情報多半徒勞無功。此外，國家安全部也培養一批專以至外國做臨時工的勞工，每人付與一項簡單的工作，例如在某重要路口計算政府高層人士的交通習慣等等。
由於國家安全部所派遣至外國的情報人員數目極多，且“流動率”也很大，造成各國對於來自中國的人士，均會相對產生一種“避免接觸”的現象，同時由中國政府所提供的“合法”諜報人員名冊，又是常常虛實不定，使的當地國往往要耗費巨大人力去“盯哨”，因此，總會發生一位訓練有素的反情報人員，卻長期對一位根本就缺乏警覺的平凡中國人進行追蹤，平白浪費優秀人力資源。而這也正是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人海戰術”之一。
如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情報機構，國家安全部所編制的單位亦極為眾多。
最新的情資顯示，屬於國家安全部管理的下游單位在十五個部門左右，主要包括了技術局、外事局、特勤局、港澳局、臺灣局、交通局、訓練所、計劃局、保衛局、通訊局，以及內政局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國務院職能部門，可以行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安機關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的職權。
除辦公廳外下設：
第一局（機要局）主管密碼通訊及相關管理
第二局（國際情報局）主管國際戰略情報蒐集
第三局（政經情報局）主管各國政經科技情報蒐集
第四局（臺港澳局）主管該地區情報工作
第五局（情報分析通報局）主管情報分析通報、蒐集情報指導
第六局（業務指導局）主管對所轄各省級廳局的業務指導
第七局（反間諜情報局）主管反間諜情報蒐集
第八局（反間諜偵察局）主管外國間諜的跟監、偵查、逮捕等
第九局（對內保防偵察局）主管涉外單位防諜，監控境內反動組織及外國機構
第十局（對外保防偵察局）主管駐外機構人員及留學生監控，偵查境外反動組織活動
第十一局（情報資料中心局）主管文書情報資料的蒐集和管理
第十二局（社會調查局）主管民意調查及一般性社會調查
第十三局（技偵科技局）主管偵技科技器材的管理、研發
第十四局（技術偵察局）主管郵件檢查與電信偵控
第十五局（綜合情報分析局）主管綜合情報的分析、研判
第十六局（影像情報局）主管各國政、經、軍等影像情報，包括衛星情報判讀
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使用的《偵察證》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的有關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時，依法使用由國家安全部統一製作、簽發、全國通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偵察證》，簡稱《偵察證》。
公共文獻摘編之十二
在延安時期，中國的情治單位叫做“中共中央社會部”。
一九三七年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一九三八年改設“中共中央社會部”，內部又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這是繼“中共中央特科”之後，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工作的專門機構。
中共中央社會部是在周恩來的直接主持和領導下，負責從國民黨統治區、日本佔領區、以及美國、蘇聯等國家收集、整理情報和諮訊，並有專人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定期撰寫研究、分析文章，供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決策。
第一任部長是康生，副部長先後有潘漢年、孔原、李克農等。
建國時，中共中央社會部一分為三。
負責保衛的部門成為政務院公安部；負責海外情報部分的部門成為政務院情報總署；剩下的部門和軍隊的情報部門，即中央軍委作戰部情報局、軍委二局（負責技術偵察）成立了中央軍委總情報部。
李克農任部長。
一九五零年底，中央軍委總情報部成立，管理情報部、技術部、聯絡部三個部，歸總參謀長直接領導。一九五三年二月底，中央軍委總情報部撤銷，各部劃歸總參謀部建制。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將總參謀部聯絡部改歸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調查部。
李克農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五年任（改名前）的第一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後由楊尚昆（一九五五年至文革前）、孔原（文革中）和羅青長（文革後期的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三年）接任。
中共中央調查部負責向駐外使領館派出特工人員，專門負責所在國的情報蒐集工作。
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八局，負責情報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對外稱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它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
“文革”中共中央調查部在捲入了嚴重的派系鬥爭，打亂了陣營，嚴重影響了工作，特別是康生利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顧問的職權，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時任的部長孔原。在孔原靠邊站後，康生接著又把矛頭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鄒大鵬當時是康生編造的“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重要成員，當時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夫婦雙雙自殺身亡。政務院第一任情報總署署長，負責調查部海外情報工作的高階領導人就這樣被逼死，讓人嘆息不已。
在這個期間，控制了中共中央調部的造反派大量收集整理了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高層領導人的生活隱私資料，並向毛澤東主席彙報，遭到毛澤東主席的痛斥，使得中共中央調查部一度被取消，其主要職能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接管。
到了“文革”中後期，中共中央調查部才又逐漸恢復了原有的建制。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復出，開始進行中國的情報、治安機構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員，也由以前從中共中央調查部派往各駐外使領館，改為以派記者、商人、學者等身份作掩護到海外工作。
中共中央調查部是中國共產黨直屬的情報和治安機構，被撤消前也是中國級別最高、能力最強的情報和治安機構。
中共中央調查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成立的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三個月後，武漢遷往上海，八月份結束工作。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具有歷史意義。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我黨才出現專職的情報安全單位。這基本上也是現在國家安全部最為主要的前身。其後是長征時期的中央特工科、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抗戰時期還是軍委情報部）、建國後的政務院情報總署、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到一九八三年七月正式成立國家安全部，中共中央調查部正式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