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會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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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會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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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會戰意義
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域性。——民國政府
他，佔領我們們的土地，他，殘殺我們們婦女兒童!
我們們知恥，我們們負重，我們們是國家的武力，我們們是民族的先鋒！
我們們在戰鬥中成長，我們們在炮火裡相從。
我們們死守過羅店，保衛過首都，馳救過徐東，大戰過蘭封!
南潯線顯精忠，張古山血染紅。
我們們是國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鋒!
起來，弟兄們，是時候了。
踏著先烈的血跡，瞄準敵人的心胸，我們們愈戰愈奮，愈殺愈勇。
抗戰必定勝利！殺！
建國必定成功！殺！
這首旋律高昂的歌，就是著名的七十四軍軍歌。
在唱到最後一段高氵朝部分時，群情振奮，士兵舉起林立的槍刺，民眾在頭頂上揮動手中的小旗，全都用盡全身的氣力唱出自己的心聲：“抗戰必定勝利！殺！建國必定成功！殺！”槍刺冷光閃閃，旗幟唰唰作響，沸騰的熱氣在寒風裡從激昂的陣容中奔瀉而出，為嘹亮的軍歌更增添了一種攝人心魄的氣勢。
萬家嶺戰役的勝利，未能從整體上扭轉敵強我弱的態勢。
武漢會戰的當初，老蔣就提出過：“守武漢，但不戰於武漢。”此言的意思是武漢本身無險可守，所以要在武漢打就得憑藉武漢周邊地形險要的德安、瑞昌、岷山、富池口、萬家嶺、黃梅等地和日軍死磕。
國軍集中十多萬大軍消滅了日軍的106師團。但也因太過於集中兵力。導致武漢周邊地區陸續失守。同時。名城廣州也失守了。
胡宗南的第一軍是當時國軍中裝備最好的，有邱清泉的坦克部隊（當時國軍唯一的坦克部隊）和彭孟緝的炮兵旅（當時最大的炮兵編制）。胡宗南坐擁國軍最好的裝備，用三個軍七個師與日軍已經血戰數次的兩個師團激戰20多天竟然還佔下風，在10月上旬丟了信陽。
李宗仁曾“電令胡宗南自信陽南撤，據守桐柏山、平靖關，以掩護鄂東大軍向西撤退。然胡氏不聽命令，竟將其全軍7個師向西移動，退保南陽。以致平漢路正面門戶洞開。武漢會戰打到了10月中間，外圍要點盡失，如果還要守，就只能固守城垣了。
青島、上海等地陷落後，廣州就成了中華最重要的港口了，但與它的重要性相比，防守卻顯得很鬆懈，粵軍竟然被抽調半數去參加武漢會戰，jiangjie石認為日軍已經傾盡全力在武漢會戰上面了，不可能還能抽出兵力在其它的方向上面進攻。本來，日軍由於兵力不足。還打算在武漢會戰結束後再抽調兵力來進行進攻廣州的作戰的，誰知在武漢會戰國軍頑強抵抗，使得戰局進展緩慢，日軍大本營等不及了，迅速抽調三個師組成21軍，由古莊幹郎大將統領，在海軍第5艦隊司令長官鹽澤幸一支援下，奇襲廣州。廣東這邊到是聽到一點風聲，廣東省長吳鐵城還向重慶作了報告，可是jiangjie石居然以為這是日本人故意製造出來的“假”情報，試圖讓國軍從武漢戰場抽出兵力支援廣東。不給增加兵力也就算了，老蔣竟然還發報讓餘漢謀再調一個師去武漢戰場。10月11晚，日軍7萬多人，2.7萬匹馬在廣州大亞灣登陸成功，一路勢如破竹，連下淡水、惠州、博羅和增城，21日已經攻到廣州近效。餘漢謀的12集團軍僅僅10天就被日軍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無奈之下，餘漢謀下令廣州守軍撤退，廣州於21日下午淪陷。廣州一失，粵漢鐵路被切斷，武漢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面對這種情況，jiangjie石又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不做孤城困守，決定迅速放棄武漢。
日軍佔領漢口，次日佔領武昌，10月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至此結束。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軍主動放棄武漢。至此，武漢會戰宣告結束，成為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轉折點。歷時四個半月的血戰中，我第五戰區、第九戰區以傷亡四十萬人的代價，斃傷日軍五萬人，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想迫使中華屈服、早日結束戰爭的計劃。
就戰役而言，日軍佔領了武漢三鎮，並控制了中華的腹心地區，取得了勝利。但就戰略而言，則日本並未能實現其戰略企圖。日本大本營認為“只要攻佔漢口、廣州，就能支配中華”，於是日本御前會議決定發動武漢會戰，迅速攻佔武漢，以迫使中華政府屈服。為此還規定“集中華家力量，以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目的”、“結束對中華的戰爭”。但是，中華政府既未因武漢、廣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華戰爭也未因日軍佔領武漢、廣州而結束。中華政府在武漢失守後宣告說：“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域性”；表示將“更哀慼、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戮力於全面、持久的抗戰。而在日軍已經佔領的後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裝成長起來，大片的國土又被收復。用日軍自己的話說，日軍佔領的“所謂治安恢復地區，實際上僅限於主要交通線兩側數公里地區之內”。因而可以這樣說：武漢會戰，不僅使日軍又遭到一次戰略性的失敗，而且成為日本由戰略進攻走向戰略保守的轉折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被徹底粉碎
由於中華軍隊的堅強抗擊，日本動用了當時能夠集結的最大兵力(用於進攻的編制人員約25萬人，會戰期間曾補充四五次人員。投入的總兵力當在30萬人左右)。發揮了陸、海、空裝備上的絕對優勢。苦戰4個半月，不但沒有殲滅中華軍隊的主力部隊，沒有使中華軍隊的抗戰意志和戰鬥力有所減退，反而使日軍的有生力量遭到了嚴重的打擊。據日軍發表的統計資料，第11軍戰死4506，負傷17380人，第2軍戰死2300，負傷7600人。還有900病死的，連同海軍及陸海航空兵的傷亡人數，總計約3.55萬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根據各部隊戰鬥詳報統計的日軍傷亡人數為25.6萬人。很顯然，日本發表的數字偏低，而軍令部發表的數字則偏高。武漢會戰以後，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日軍，隨著戰線的延長，兵力益發感到不足，無力再組織像淞滬、徐州和武漢會戰這樣大規模的、以攻城略地為目標的戰略進攻，而被迫轉為戰略保守。這就使中華的抗戰由戰略防禦階段發展為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則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願意進行的持久戰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從而導致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由軍事打擊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由以主要兵力進行正面戰場的作戰，改為轉移兵力進行敵後戰場的“治安”作戰。
二、日本國力因損耗過巨而開始急劇表面化
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物資缺乏，主要依賴輸入，而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並不很強。據日軍戰史記載，“七七”事變時日本“儲備的黃金，包括髮行紙幣的準備金，全部只不過十三億五千萬日元”；“而對日來說，對戰爭規模起著制約作用的，實際上還是它的黃金儲備量。它意味著日本的正幣儲備量從最初就限定了這場戰爭。日本發動了戰爭，卻又千方百計地“謀求早期解決”，為了維持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1937年)從海外輸入的軍需物資總額達到九億六千萬日元”。到翌年的6月，為了進行武漢會戰，“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回”，用於裝備擴建的軍隊。更由於兵員的不斷增加，國內勞力、糧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漢會戰結束後的1939年，日本軍費的支出已達61.56億日元，已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的儲備量，從而使“日本國力窮困急劇表面化”，已經失去了充分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從而“加重了中央統帥部首腦的痛苦和壓力”，以致其參謀總長和陸相自稱：“外強中乾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漢會戰之後，日軍的編制、裝備和部隊戰鬥力，總的來看比會戰前有所下降。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變其政治和軍事戰略，企圖“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重要原因。
七十四軍後撤一百多公里，轉進到這個位於幕阜山深處的的鄂南重鎮木子店。軍部和153旅扎住在鎮內，其餘各部分散在木子店四周的村落。現在，已經升任153旅少將旅長的張靈甫，手牽戰馬凝神佇立在廣場一側，領章上一顆金星燦爛奪目，他看到兩行熱淚從指揮大家唱軍歌的這名少尉的眼睛中奪眶而去。
因為在萬家嶺大捷中指揮軍隊血戰有功，王耀武已經榮升為了副軍長，仍兼師長，李天霞升任副師長，張靈甫升任少將旅長。
這名少尉，名叫劉驍，是一個多月以前慕名投奔七十四軍的。
劉驍原就讀於畫家徐悲鴻執教過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和當時許多大學生一樣，他讀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在上海出版的，無不向往中華紅軍的革命聖地——延安，並多次走上街頭，參加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一年前，他逃出南京，本想不遠萬里去延安，只因關山阻隔、戰火紛亂，走到鄭州就被日軍擋住了去路，只得沿平漢鐵路流亡到了武漢。在漢期間，他以畫筆為槍，創作了大量的抗日漫畫，各家報館也採用了他的不少佳作，使得他在武漢——這一個全國救亡圖存的中心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