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 繁體版 第978章

第9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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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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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公地放領”。將國家的“公地”出售給農民,地價為耕地主要農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量的三倍,由承領農民分十年二十期平均攤還,不必負擔利息。

第三步是“拓荒墾殖”。潘光誕政府實行個人和國家雙管齊下的政策,農民自己出力開墾的荒地,只要以農作物全年收穫量的一倍便可購買,或者五年分十期平均攤還,不負利息;而國家組織的墾荒團則利用美國援助的資金從南洋聯邦購買大型機械統一開發、丈量,並負責建屋、修路等相關配套設施。然後再“公地放領”給農民,這已經與歷史上南越曾經實施的野蠻殘酷的墾荒政策有天壤之別。

而作為地主向國家出售土地的鼓勵政策,南越政府設立了榮譽爵位,併發行實物土地債券和公營企業股票,從價格上給予地主相當的優惠。

與北越借鑑中國實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土地財產”等土地改革措施不同,南越實行的是一種比較溫和的社會改良。從而也減少了導致社會動盪的因素,遇到的阻力和困難也相對大量減輕。

到了一九五六年,南越的土地改革已經初見成效,越南農業以佃農為主的生產體系,逐漸轉變為以自耕農為主的生產體系。土地改革後,佃農因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而成為自耕農,耕作興趣和投資意願明顯增加,對於農業知識和技術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積極參與農業推廣組織舉辦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經營管理改善活動,增加對土地的改良,從而有利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

而在本次土地改革中,農村地主的損益情況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們從水泥、造紙、農林、工礦等國營公司中,獲取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工商巨頭。同時,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應徵土地取得資金或股票後,轉營工商業,其中不少因經營不善而被兼併,或趨於破產,甚至一部分地主將所獲土地徵購款揮霍一空,最後淪為普通農民。

形勢看起來一片大好,潘光誕由此信心十足地公開表示,土地改革的程序有可能會提前一年完成,並且欣慰地指出:“如果沒有土地改革,越南的農業發展和工業建設將要缺乏推動力,社會矛盾亦將日趨激烈,而在現在這個時候這種推動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百八十七章南越的土地改革

第一百八十七章南越的土地改革,到網址

第一百八十八章南越的變化

第一百八十八章南越的變化

南越的潘光誕政權逐步穩定,這是令黃曆感到欣慰的事情。特別是土地改革的順利推進,更令南越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因為據北越的間諜和外國記者傳來的訊息,北越的土地改革已經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有比較才有說服力,才能佔據道義的高點,黃曆和潘光誕進行私下溝通後,暫時隱忍不發,而是加緊蒐集證據,準備在最合適的時候給予北越以沉重的政治輿論打擊。

而北越的土地改革則是從1953年開始,隨著對法戰爭的節節勝利,北越黨加快了社會改造的步伐,開展了“土地改革”。當時北越黨關於“土改”的宣傳提綱中特別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在抗戰時期(即民族**)一直堅持了“減租減息”,而現在北越也還處於相同的歷史階段(仍在和法國殖民軍作戰),為什麼卻要實行中國在下一個階段才實行的“土改呢”?

越共中央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中國當時由延安和重慶兩個政權組成民族統一戰線,後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況不是這樣,除了法國殖民者就是在西貢的保大傀儡政權,所以實行“土改”是有條件的。換言之,在北越,無人保護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時期也可以將他們打倒。

直接領導這次“土改”的長征從1941年起就擔任總書記,在越共領導人中地位僅次於胡志明。他受**影響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國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個人對北越**最大的貢獻,甚至有時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隊稱為“我的”幹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勞動黨於1953年春節在農村發動了一場恐怖運動,為即將到來的“土改”鋪平道路。這場運動以北越黨中央的一道命令開始,名義上是打擊那些沒按照規定交納農業和商業稅的富戶,但實際上幾乎波及全體農民。

運動開始後,幹部組成工作組,帶著棍棒、繩索和武器下鄉,對那些未完成上交稅收的農民嚴刑逼問,強迫他們交代逃稅的後臺和同夥,以及逃稅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頭頸上吊石塊,用繩索拴住手或腳吊起來等等。這場運動很快就產生了滾雪球效應,把越來越多的農民捲進去成為受害者。

後來運動開始失控了,逃稅與否已不再受到關注,揪出反**和鎮壓反**成了主要口號。在很多地方,工作組和黨的幹部都只在幕後操縱,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貧苦農民”也遭到排斥,前臺則由鄉村的破落戶和痞子主導。恐怖籠罩了越北農村,有幾萬人被抓進監獄,甚至很多黨員幹部由於其家庭背景和對運動的抵制也成為犧牲品。

越北農村的這場恐怖延續了很長時間,平均每個村都有人死亡。北越**取得對農村基層的控制權後,又收集了那些抵制運動、參加運動不力或企圖保護自己在農村的親戚的黨員幹部名單,然後把他們全部送進“再教育營”。這場“反逃稅”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是,在北越農村造成了恐怖氣氛和對黨的絕對服從,為以後“土改”的全面展開鋪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從1954年透過“土地改革法”開始,在這場“土改”中,大量中農和富農被劃為“地主”而受到打擊,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槍決。同時,越共還對“土改”物件的家屬實行“社會隔離”政策,不允許這些家屬與外界有任何聯絡,導致大批婦女兒童在家中餓死。這實際上是黨的“消滅地富”政策的組成部分。在黨內,很多反對這種“土改”政策的原“老區”黨員幹部受到積極貫徹新政策的外來幹部的打擊、懲處甚至殺害。

情報、照片、統計資料,甚至包括證人證物都在祕密蒐集當中,南越、南洋聯邦和美國的聯合情報機構正在組織行動,勸誘並協助那些對北越土改政策極端不滿以及遭受到迫害的北越農民和幹部潛逃南方。

為了更直觀、有效地進行宣傳戰,美國出錢出物資,南洋聯邦出人,擴大了南越的廣播電臺,並且在村鎮城市建立廣播網,透過大喇叭讓南越民眾能夠享用不花錢的收音機。

儘管針對北越的行動一直沒有終止,但南越政府卻一直保持低調,對外宣傳的口徑是“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和平統一”。但就在這種相對軟弱的態度的掩護下,穩固了政權的潘光誕在南洋聯邦和美國的支援下,開始對南越軍隊系統下手了。

同樣稟承於用最小的動亂解決問題這樣一個思路,一九五六年三月,西貢的越南軍事學院正式開張了,奪取軍權,消除派系,進行整編的大戲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