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關於白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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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關於白蓮教
白蓮教，傳說是達摩祖師在中國所創立的一個佛教宗派。其實，中國的禪宗也傳說是達摩所創立的。
白蓮教與禪宗，顯然是兩回事。然而白蓮教的“蓮”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濃。它的教義，簡單說來是，天上的彌勒佛即將降生人世，成為人間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須悔罪、祈禱、吞符、吃素，然後劫數可逃。
白蓮教原稱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創。傳入中國以後吸收了佛教許多因素。中國的唐朝政府一度對它寬容，不久又將它查禁，於是摩尼教成為“邪教”轉入地下，變成了祕密結社。宋朝與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視為“邪教”。中國的摩尼教徒於是改稱其宗教為“明教”，而韓山童及其兒子韓林兒，便成了“明王”。
“白蓮教”三個字，不是“明教”的別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稱它的一種綽號。
韓山童父子的“反元”運動，到了朱元璋的手中獲得成功。朱元璋受韓林兒之封作了“吳王”，也奉行了韓林兒的年號“龍鳳”。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後，定國號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許一個有力量的祕密結社活動於他的專制統治之下，於是又雷厲風行地禁止這“明教”。
他夢想不到，在他的帝國崩潰了以後一百多年，又有白蓮教的教徒，樹起“反清復明”的旗幟，想捧出一個小孩子來當皇帝，說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這小孩子，據清朝的官吏說，不姓朱，姓王，名叫發生。
時間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點是河南鹿邑，策劃的人是劉之協。
他們的領袖，叫做劉松。劉松這時候已經為了曾經在家鄉安徽北部傳教被捕，充軍在甘肅。到了甘肅以後，他又傳起教來，被陝甘總督逮捕，於嚴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劉之協、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陝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將劉松處死，奏報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關各省的總督、巡撫捉拿白蓮教教徒。
小孩子“王發生”很快就被捉到，充軍到伊犁。劉之協溜走。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於奉到巡撫畢沅的命令以後，一捉便捉了幾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幾千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替清朝撲滅白蓮教，而是藉此“大撈一筆”。在這幾千個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蓮教教徒的極少。常丹葵將他們一律嚴刑拷打，甚至用釘子釘在牆上。肯出錢的，不久便宣告無罪釋放，不肯出錢，或是無錢可出的，便繼續在牢裡受罪，或是砍頭。
武昌以外，各省、各縣的地方官，像常丹葵這樣的不在少數。結果是民怨沸騰，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被清廷稱之為“川楚教匪之亂”。首先發難的，是聶傑人與張正謨。他們在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分別於湖北枝江與宜都兩縣起事。
這時候，畢沅的巡撫位置已被一個蒙古人惠齡所代替。惠齡派一個總兵去打，打到八月間，總算打垮了聶、張二人。但是襄陽、鄖陽、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經有白蓮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陽的一支，最厲害。首領是一個女子，叫做齊王氏。她的丈夫齊麟(官書寫作齊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陣亡，部隊由她代領。她秉性貞烈，作戰甚勇，矢志為夫報仇，為民除害，為大明恢復江山。
她身穿盔甲，腳登皮靴，頭cha雉尾，完全是花木蘭打扮。騎馬臨陣之時，她喜用雙刀與一條鐵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辮子，面上刺字，決心奮鬥到底，永不降清。
在她的助手之中，最得力的大將姓姚，名叫之富。
齊王氏與姚之富漸漸地成為全湖北的白蓮教領袖，巡撫惠齡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打到孝感，逼近漢陽，可惜被大水阻住，末能攻佔武昌。
因此，他們在嘉慶元年十月間轉向北攻，進入河南，佔了唐縣，前鋒及於盧氏。
他們又從河南進入陝西的山陽、紫陽與陝西的白蓮教徒李全、高均德等會臺，溯任河而上，進入四川，又沿著渠江而下，到達“上川東”，與達州的徐天德、東鄉(宣漢)的王三槐結在一起，以開縣的南天洞為大營。
徐天德與王三槐也均是白蓮教的領袖。徐天德可能同時也是天地會的會員。天地會的人很喜歡用“天德”兩個字，曾經在康熙四十五年於浙江大嵐山遙奉“朱三太子”為帝，建元“天德”。其後，到了洪秀全在道光三十年起事於廣西金田村之時，又有一位天地會的重要人物、湖南人焦亮(洪大全)，以“天德王”的頭銜出現。
在齊王氏、姚之富與徐天德、王三槐會合以後，聲勢極為浩大。不但達州、東鄉、開縣入於掌握，渠縣、巴州(巴中)、通江、儀隴、雲陽也都成了白蓮教的領域。
王三槐向南發展，佔了長壽，幾乎打進重慶。齊王氏與姚之富在嘉慶二年的七月間由白帝城(奉節)回軍入鄂，破了巴東、興山，向宜昌前進。他們去不了宜昌，被清軍堵住，於是又轉進到陝南，向西橫掃，直至寧羌。
齊王氏聯合高均德等隊伍，在寧羌一帶連營二十里，聲勢之大可以想見。
她轉戈北向，在嘉慶三年春天經過褒城、南鄭(漢中)、城固，分了幾路翻過秦嶺，進入渭水流域，打寶雞、郿縣(今眉縣)、盩[zhou]厔(今周至)，目的地是西安。
清朝的陝西巡撫秦承恩，不敢再在她的後面“尾追”，慌忙退入西安，閉城死守。
在清軍的將領之中有一個總兵王文雄，於焦家鎮圪子嶺和齊工氏接了一仗，齊王氏失利，只得放棄進攻西安的計劃，退至山陽(商縣之南)。
清軍的另一將領德楞泰追到山陽，齊王氏再向南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窮追，追到鄖西，把齊王氏、姚之富與他們大部分的隊伍與群眾，圍困在“三岔河”。這是嘉慶三年三月間的事。
齊、姚二人跳崖自殺。
他們死後，部眾由張漢潮統率，衝出重圍，再入陝西，由陝西進入四川通江、巴州一帶，其後又三度入陝，橫行陝西。最後，於嘉慶四年秋天在子午谷遭遇埋伏，死於清朝的“經略’明亮之手。張漢潮死後，他的餘部繼續在陝南奮鬥了八九個月，到嘉慶五年閏四月，才在陝豫交界的武關之西龍駒寨被楊遇春消滅。
齊王氏與張漢潮所先後率領的白蓮教徒，被清朝官方稱為“襄賊”，因為他們是來自湖北襄陽一帶的。他們是湖北義軍之中最厲害的一支隊伍。
至於四川義軍中，力量最大的要算王三槐。王三槐是東鄉(宣漢)人，於嘉慶二年齊王氏入川之時他已與達州的徐天德一齊駐紮在開縣的南天洞。在此以前，他攻破過東鄉城，也中過清兵的槍，丟失了自己的母親。在此以後，他先後遊戰於達州、巴州、閬中、蒼溪、儀隴、渠縣、大竹、梁山、墊[dian]江、開縣。最後，他在雲陽的安樂坪被圍，於嘉慶三年七月受騙出降，被勒保捆送京師。
繼承王三槐充任這一支隊伍首領的是冷天祿。冷天祿在安樂坪死守到十月間，詐降，襲擊清軍，溜去新寧(開江)。其後由新寧移向忠州，由忠州移向長壽，在長壽死於楊遇春之手(嘉慶四年正月)。
冷天祿死後，川東、川北與鄂西陝南仍有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多人不斷活動。陝西的義軍如高均德，鋒芒不減於昔。
一直要到嘉慶九年，各路才告失敗。
總結白蓮教的起義，先後波及湖北、河南、陝西、四川、甘肅一百個以上州縣，幾百萬人民。清廷損失了提督、總兵、侍衛等軍官二十幾名，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名，軍費二萬萬兩。白蓮教起義的失敗原因，是行動無計劃，組織不統一。齊王氏可算是各地領袖之中的佼佼者。她企圖取武昌、南陽、西安，始終念念不忘於取得一個大都市，作為發號施令的根據地。在她以外，張漢潮、王三槐、冷天祿、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人，也都很能作戰，然而東奔西突，拖不了“流寇”作風。他們的部隊只是覓食、就食的武裝饑民而已。
在“偽稱明裔”的“小皇帝王發生”被清方逮捕以後，白蓮教徒有沒有另外扶立一個“朱皇帝”來，今天已經難考，似乎沒有。傳教的領袖劉之協，應該是整個運動的策劃者、主持人，但是他從不公開lou面，像林爽文那樣以“盟主”的名義統率各方。
在嘉慶五年(1800年)六月，這位劉之協在河南葉縣被逮捕處死以後，白蓮教不再有像他這樣的大師傅了。徐天德的老師孫士鳳，在川北尚有相當號召力，但不久也被俘。
在清朝的一方面，有錢，有糧，有槍炮，有正規軍、“馬快”(警察)、鄉勇，又有各級地方官、各城各鄉的紳士，其力量之龐大遠非白蓮教徒所能比擬，卻花了整整九個年頭，才把這白蓮教起義平定下來。
在第一個三年，從嘉慶元年到嘉慶四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地位繼續寵信和珅，讓和珅包攬一切，嘉慶僅是一個傀儡。
在和珅的庇護之下，鄂、豫、川、陝的大小地方官與帶兵管糧的官，利用白蓮教起義，大發其財。京城裡面的無聊分子也竭力鑽營，謀取一個“去軍前效力”的機會。去了不久，準可以滿載而歸。
在武昌的湖廣總督，是江南鎮洋(太倉)人畢沅。畢沅出身科甲(乾隆二十五年的狀元)，喜歡編書，不喜歡看公文，被左右的宵小矇在鼓裡。他有一個外號，叫做“畢不管”。
畢沅於嘉慶二年七月病故，繼任的勒保幹了半年，被調往四川，改由一個伯爵景安充當總督。這景安抱定了“賊來我去，賊去我來”的主意，老百姓也送他一個外號：“迎送伯”。
在湖廣總督以外，湖北另有巡撫一職。當巡撫的，先後有惠齡、英善、汪新、高杞。惠齡打枝江的白蓮教徒，從春天打到夏天，打不出什麼結果，理由是“天氣不好”。英善其後被乾隆派去四川打王三槐、徐天德，剛一交手，便損了兩個總兵。汪新與高杞默默無聞，可能留在武昌，忙於交際。
河南這時候不設總督，巡撫正是“迎送伯”景安，景安是以河南巡撫的本職兼任湖廣總督的。
四川與河南相反，不設巡撫，只設總督。當總督的先後有孫士毅、福寧、宜緜[mian]、勒保。孫士毅在軍中病故，福寧以前當過湖北巡撫，唯利是圖，被湖北人稱為“福死要”。宜緜是一個著名膽怯的人，卻以陝甘總督的本職兼任四川總督。只有勒保一人，還勉強說得過去。然而也是一個庸才。陝西的巡撫秦承恩則只是一個“書生”，根本不會打仗。
嘉慶皇帝在嘉慶四年正月乾隆死後，派勒保當“經略”，統籌鄂、豫、川、陝四省的軍事。勒保幹了半年，嘉慶很失望，改派明亮。
明亮是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打過大、小金川與甘肅回民，也打過王三槐、徐天德、齊王氏、張漢潮，確是一員老將。但是他擔任“經略”不過一個月，因為他與嘉慶新委的陝西巡撫永保不能合作．互相告狀，嘉慶把兩人一齊捉了治罪。經略一職，由額勒登保接充。
額勒登保姓瓜爾佳氏，先世是吉林的“珠戶”，隸屬於“打牲總管”，與猛將海蘭察的來歷相彷彿，是所謂“新滿洲”，沒有八旗老滿洲的暮氣。他當過海蘭察的部下；傳說海蘭察送了他一部《三國演義》的滿文譯本，教他就《三國演義》揣摩兵法。他打過起義的回民、苗民，打過林爽文、廓爾喀，也打過齊王氏、張漢潮、冷天祿、冉天元。
當了“經略”以後，他向嘉慶貢獻一個戰略：“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漢江南北剿堵並重，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原因是湖北的多數“散匪”已經來到川陝，而四川(川北)的地形最便於圍剿，嘉慶接受了他的意見。
其後，在嘉慶五年八月，他獲得嘉慶准許，以所有的正規軍用於追剿，由他自己指揮；以各地所招的“鄉勇”擔任防堵，由各省的總督、巡撫指揮。
招編鄉勇的辦法，可能是明亮最先想出來的。但是在額勒登保擔任經略以前，多數的滿人官兵都把鄉勇看作犧牲品，進攻時趕到前線，退卻時用為殿後。打來打去，無非是利用教外老百姓屠殺教內的老百姓而已。
額勒登保認為打硬仗是正規軍本身的事，不應假手於鄉勇，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同時也徹底實施“碉堡政策”，讓鄉勇有所憑藉。
在額勒登保的麾下，有兩員大將：蒙古人德楞泰，漢人楊遇春。德楞泰出身是小軍官(藍翎長)，打過大、小金川，打過林爽文等，他消滅了齊王氏。楊遇春是四川崇慶縣的武舉，智勇兼備。
多數的白蓮教領油，均死於這德楞泰與楊遇春之手。不過，嘉慶對於兩人的酬報卻頗有軒輊。德楞泰被封為一等侯，楊遇春只得到一個“二等輕車都尉”。(後來，楊遇春打平天理教，才晉封為二等男爵；打平新疆的張格爾，才晉封為一等昭勇侯。)
額勒登保在嘉慶七年年底受封為三等侯；在嘉慶十年病死，追封為一等公。
楊遇春以外，功勞最大的漢人是貴州松桃人楊芳、四川東鄉人羅思舉、桂涵。楊芳是“不第秀才”，羅思舉當過強盜，桂涵原為無賴。白蓮教起義失敗之時，楊芳已經當到總兵，羅思舉與桂涵當到副將，均不曾受有封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