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舊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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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舊事03
我的思想在歷史的長河裡跳躍著，跳越了流年，跳躍了這個曾經存在現在已經迷失在空間裡的時代。我想到那個遠古的島嶼，那個島上講述的不死傳說，還有那對神祕的玉如意。
我一直在思索這些與我到底有什麼關係。明月推了我一下說：“你這是發什麼呆？”
我看著美麗的明月一笑說：“我在想那些看似無關實際上有關的事情。比如說這個慈禧太后和玉貞說的話：要不是玉容保護我，我早就死在後宮裡了。呵呵，哀家當年也在儲秀宮後面那個冷宮裡裝過瘋。哀家年輕的時候，阿瑪抽上了鴉片，把祖業敗了個乾乾淨淨，我被賣到八大胡同裡，後來給六爺救了。我們相戀了。後來我為了嫁給六爺進宮做了宮女。我那平時糊里糊塗的阿瑪告訴我，我們家族的仇恨，當時在那個少女時代的我的心裡仇恨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但是我入宮之後一切就變了。一系列的暗害開始。哀家害死自己的兒子才打敗宮裡的對手。咸豐爺賞給哀家一對玉如意。此後12年哀家的生活都很快樂，可是12年後哀家死了丈夫，又過了12年哀家死了兒子。之後哀家決定讓慈安和這個大清朝陪葬。於是哀家重修了頤和園，打仗是要錢的，沒錢打什麼？”
“慈禧說著說著就死了，她臨死叫人把溥儀的姐姐文慧格格和玉貞送出了北京城。文慧和玉貞的父母本來住在一起，可是玉貞父母吞鴉片死的那天晚上也離開了。玉貞去了上海，而文慧卻去了河北的一個偏遠小鎮。”
我說到這裡心中似乎又回到了那個玉如意主人的故事裡。其實玉貞的恨也是在這裡開始的。“先從玉貞父母自殺前的一天開始敘述吧。那天是個大霧朦朧的早上，漢jian大碼頭來到玉貞的家裡。說：黃軍說邀請二位明天去憲兵對做客這是帖子，聽說二位家裡有宮裡的寶貝翡翠玉白菜。一併拿去給黃軍看看。”
“玉貞的父母哪敢說不，於是賠笑說：我們一定會去的，只是這寶物要在月下欣賞才更為更為光彩奪目。大碼頭素來知道這對夫妻膽小。不敢做什麼的所以他才彬彬有禮的裝個樣子。之後還對玉貞的父母說：您是端王爺，從王府裡一定帶來不少寶貝吧。”
“玉貞父親就說了：一開始的確帶了不少出來，碼頭哥，坐坐坐。來，抽一袋。大碼頭當然不是大煙鬼只是笑笑說：王爺，您抽就是了。”
當時中國的政治有些複雜。當時慈禧用光緒的名義頒了一個“遺詔”，傳位給溥儀。溥儀這時候年僅三歲。
溥儀的父親，是光緒的弟弟醇親王(小醇王)載灃，祖父是醇賢親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溥儀的母親是榮祿的女兒，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儀即位以後，尊慈禧為太皇太后，光緒的皇后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載灃為“監國攝政王”。定年號為宣統。溥儀在位三年。這三年，中國事實上的君主便是這一位攝政王。清朝在入關以後，可謂“以攝政王始，以攝政王終”。
載灃學識有限，但有心做好，命運叫他撐持清室於無可救藥之時，扮演悲劇角色。
他以為逐走袁世凱，重用滿人，標榜“預備立憲”，便可以抵住漢人的革命**。結果，滿人之中沒有一個接得了袁世凱所留下的真空。比較能幹的僅有鐵良和蔭昌二人，這兩人在他看來卻不如胞弟載濤、載洵之值得信任。他創辦新陸軍(“禁衛軍’)，交給載濤負責訓練(由毓朗與鐵良協助)。他籌辦新海軍，叫載洵總其成(由薩鎮冰協助)。
《辛丑和約》以後的清廷，被賠款與外債壓得喘不過氣。所謂外債，實際上也是(對日本的)賠款而來。沒有這兩次大賠款，清廷的中央財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這兩次大賠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談得到建設新陸軍與新海軍？怎能有力量辦出幾件福國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戰爭以前，未嘗對清朝不利。曾國藩的“中興”與李鴻章的“洋務”，原已給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轉移了民眾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興名臣曾國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眾的信仰，洋務專家李鴻章又因對日戰敗、對日求和而事業破產。愛國的志士由於對清朝失望而決心參加革命陣營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維新運動即使不受慈禧摧殘，也定難產生具體的成效。原因是清朝業已病入膏肓，決非溫和的瀉劑與補品可救。慈禧奕及整個清廷於這一時期的種種出醜，告訴了全國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條路可走。
於戊戌政變奕後仍斤斤於“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義和團活動期間派唐才常在鄂、湘、贛三省發動“自立軍之役”，名為“勤王”而實則“革命”。民心對清廷的向背，於此可見。
康的錯誤在於聖人自居，不求進步。梁卻在東京與孫中山一度過從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滿”的思想。他寫信給康說：“日本以覆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排滿為最適宜之主義。”
這時候，光緒二十九年，梁已經辦了《新民叢報》一年。《新民叢報》的言論，在表面上與同盟會的《民報》唱對臺戲，實際上恰好與《民報》相反相成，喚醒了整個中華民族。
所謂“預備立憲”，本非載灃發明的口號。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七年在《新民叢報》的前身，《清議報》發表了一篇《立憲法議》，強調日本之所以能夠行憲，是先行派了五個大臣出洋考察，其後在明治十三年頒佈憲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實行憲法。
袁世覬於是在光緒三十一年奏請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獲准。這五位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於九月間啟程之時被烈士吳樾投以炸彈，其中兩人載澤、紹英受傷。紹英不願意再去，徐世昌雖未受傷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鐸與尚其亨代替紹、徐二人。
五大臣在光緒三十二年回國，上了幾篇奏摺，主張立憲。傳說，這幾篇奏摺是端方途經日本之時，請梁啟超代寫的。梁的確也在這一年組織了一個“政聞社”，發刊了一個《政聞雜誌》，鼓吹立憲。參加的有熊希齡、麥孟華等人，張君勱也是其中的一個。五大臣回國以後，慈禧頒了一道詔書：“預備立憲”。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詔書規定“預備”的期限為九年。
依照這光緒三十四年八月的預備立憲詔書，各省應先行成立諮議局，由二十五歲以上、具有某些資格的男子選出議員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擔任議員。這些議員有權議決本省歲出入、預算決算，及各種應興、應革之事，但督撫有權對議決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權於某種情形之下將諮議局解散。載灃於次年，宣統元年，以攝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辦理選舉。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諮議局便同時宣告成立，舉行首次會議。
載灃又依照預定程式，於宣統二年成立中央“資政院”。資政院的議員共二百人，半由欽派，半由省諮議局議員互選，第一次會議舉行於是年九月初一。總裁(議長)是溥倫、孫家鼐二人，也均為載灃所委派。議員之中，人才頗多。
資政局開了三個月會，修正了載灃所提的預算案，也彈劾了自稱“不負責任”的軍機大臣。然而預算案儘管被修正，而載灃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執行。軍機大臣儘管被彈劾，而載灃用兒子溥儀的名義，以“聖旨”答覆資政院：“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朝廷自有權衡。”
這時候，梁啟超創辦了《國風旬報》，鼓吹立憲．而反對清廷的預備立憲。他認為“政府之視資政院固不值一錢也。”真正的立憲政體，應有完全民選的“國會”，與對此國會負責的“責任內閣”。
梁啟超的一個好友張謇，在江蘇諮議局擔任局長(議長)，另一個好友湯化龍，在湖北諮議局擔任局長。
此外，各省的諮議局長如湖南的譚延闓、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貞、直隸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濟、江西的謝善恆，均與梁啟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憲友會”的會員。憲友會為梁所祕密發起，於宣統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孫洪伊、湯化龍、林長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憲友會成立前後，各省熱心人士與各省諮議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請願了好幾次，要求縮短“預備立憲”年限，提前在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實現“責任內閣”。各省督撫在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聯名電請。三天以後，資政院全體議員，也作了同樣的奏請。
攝政王載灃處於四面楚歌之下，無可奈何，只得於宣統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詔，答應提前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同時又自動宣佈立即成立“內閣”，卻刪去了“責任內閣”的“責任”二字。
這分明是曲解民意。內閣，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個同時存在：軍機處是一個，大學士合起來也是一個，各部尚書合起來也是一個。甚至所謂“御前會議”，也何嘗不是一個?有了這些“不負責任”的內閣，再加多一個或歸併起來，均無意義。而載灃自作聰明，以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責任內閣的老百姓。
這時候，在孫中山直接與間接領導之下，革命運動再接再厲，已先後有陸皓東、鄭士良、史堅如、馬福益、吳樾、龔春臺、餘醜、鄧子瑜、徐錫麟、王和順、黃明堂、黃興、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領同志在各地舉義。而且，在宣統二年三月，黃復生與汪兆銘也深入北京，圖刺載灃本人。尤其是在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黃興等一百多人在廣州攻進總督衙門，震動了全國。至於，溫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單獨刺殺丁將軍孚琦，還不過是一個cha曲。載灃茫然於大勢所趨，居然在四月間用了他的所謂內閣來“緩和空氣”。這內閣以壞極了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以那桐與徐世昌為協理大臣，各部的尚書被改稱大臣。在十個部的大臣之中，滿人佔了六個，蒙人佔了一個，漢人僅有三個(外務部梁敦彥、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
盛宣懷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罪，留待後人定讞。他在宣統三年，可說是漢人之中最不受漢人歡迎的一個，他提出“鐵路國有”的口號，這口號成了大清皇朝的喪鐘。
所謂鐵路國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國借洋債，來強迫收買老百姓的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的股份。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的築路權，原已由清廷出賣給外國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錢贖回來的。現在，載灃聽了盛宣懷的話，要用“國有”的美名，從老百攤手中重行奪去，“押”給外國人，讓外國人又以“債主”的資格來加以控制。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於是，在湘、鄂、川、粵四省xian起了“保路風潮”。股東、議員、學生以及一般人士，紛紛請願、開會、組織團體，罷課、罷市。各地的“保路同志會”風起雲湧。
載灃的應付辦法是，用武力鎮壓。他任命在西康殺人甚多的趙爾豐為四川總督，又派端方領兵入川。趙爾豐拘捕丁四川保路會會長鄧孝可、諮議局局長薄殿俊、股東代表顏楷等十幾人，又開槍擊殺請願的群眾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領的兵．是從湖北調去的。其中有很多業已參加以孫中山為最高共同首領的幾個革命團體。未被調走的部隊，於蔣翊武、孫武、熊秉坤、方維、蔡濟民等策劃、發動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舉起了革命的義旗。他們攻進總督衙門，光復武漢三鎮。其後，湖南、陝西、江西、雲南、上海、浙江、貴州、蘇州、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繼響應。
到了陰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紹楨所率領的“蘇浙滬革命聯軍”攻下。
載灃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又在九月初六日發表他為“欽差大臣，督辦湖北剿撫事宜，節制諸軍”，袁均未就。但是，袁的舊部馮國璋卻很賣力，先後在九月十三日與十月初七日從革命軍手中奪去漢口、漢陽。
載灃也命令資政院於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會。資政院議決，彈劾盛宣懷。載灃照辦，將盛宣懷免職。
九月初八，奉調由東三省入關、行抵灤州的第二十鎮(師)統領張紹曾與某混成協(旅)統帶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廷，提出十二項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於本年內召集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憲法由國會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認，(四)皇帝對“國內”用兵時須經國會透過，(五)每一年度之預算如未經國會議決，不得沿用上年度之預算。
這十二條要求，等於是哀的美敦書。載灃立刻屈服，於九月初九下詔改組內閣，授權資政院起草憲法信條。十一日，慶親王奕劻的內閣解除職權；十二日，袁世凱受資政院“公推”為內閣總理大臣，載灃加以任命。十三日，資政院奏上憲法信條十九條，載灃加以公佈。
“憲法信條”除了把張、藍等人的十二條要求完全採入以外，又加進了“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牴觸”，等等。
袁世凱已於張、藍“兵諫”以後的第三天，載灃下詔改組內閣以後的第二天，由河南彰德的寓所“南下視師”，抓住機會先就湖廣總督兼欽差大臣之職，把兵權拿到手，逼得載灃非請他擔任內閣總理不可。
九月二十三日，他帶衛隊進入北京，開始組閣活動。三天以後，載灃公佈袁的閣員名單(其中張謇、梁啟超未就)：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
外務部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
度支部大臣嚴修副大臣陳錦濤
陸軍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
海軍部大臣薩鎮冰副大臣譚學衡
學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楊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啟超(未就)
郵傳部大臣唐紹儀副大臣梁如浩
農商部大臣張謇(未就)副大臣熙彥
理藩部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勳
事先，袁世凱把載灃的弟弟載濤擠出“軍諮處”(相當於參謀本部)，代以蔭昌。事後，又把另一位軍諮大臣毓朗換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
載濤仍舊掌握著新編的“禁衛軍”。袁世凱命令他開赴湖北打革命黨，載濤怕死，辭職，袁世凱派馮國璋繼任“禁衛軍總統”。湖北的軍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負責。
對於禁衛軍的官兵，袁世凱仍不放心，下令調該軍出北京城，在城外駐紮，準備開拔。他另編一支“拱衛軍”，駐在城內保護“宮城”，把宮城之內的寡婦孤兒(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溥儀)握在掌心。
對於革命軍，他決定議價講和，拜託英國公使朱爾典訓令駐漢口領事，出面勸馮國璋與黎元洪停戰三天。黎元洪接受，於是從十月十二日起開始停戰。三天期滿，雙方同意繼續停戰。此後，不再有戰事，直至袁世凱達到目的，被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為臨時大總統之時。
載灃感到無趣，於十月十六日自動向隆裕太后繳出“監國攝政王”的印，“退歸藩邸”當一個“空頭”的醇親王。
袁世凱委派唐紹儀為議和代表到漢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這時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華民國軍政府辦外交，不能分身來漢。唐紹儀於是又到上海，於十月二十二日與伍廷芳舉行第一次會議，交換了“證書”。十一月初一，舉行第二次會議。伍廷芳提出，必須清廷先承認變更國體為共和，雙方才能“開議”。
十一月初六，孫中山由國外回抵上海。初八，唐紹儀發一個電報給袁世凱，請袁世凱代奏隆裕皇太后與宣統皇帝說：民軍以改建共和為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東南各省民情也是一致主張共和，無可阻止。民軍最近製成了飛艇兩艘!況且“孫文來滬，絜帶巨資，並偕同泰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列強政府也都答應孫中山，不再借款給清廷。如果和議不成，“戰端再啟，度支竭蹶堪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看唐紹儀的口氣，他不像是清廷的代表，而像是民軍的代表。他在電報中建議清廷“召集臨時國會，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議。”
隆裕太后於是召集了一次御前會議。這御前會議議決了接受唐紹儀的建議，於十月初九下旨召集臨時國會，命袁世凱及其閣員草擬選舉臨時國會議員的辦法，袁世凱電告唐紹儀就如何選舉一點徵詢伍廷芳的意見。
十一月初十，唐、伍二人舉行第三次會議．雙方同意把“臨時國會”改稱為“國民會議”。至於選舉的辦法，伍廷芳主張已響應革命各省不必另行選舉，即以此時業已集會於南京的代表為國民會議代表，至於未響應革命各省與蒙古、西藏則不妨補行選舉。唐紹儀表示，當電請袁世凱決定。
這一天，恰好也是在南京的代表們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一天。代表一共有三十四人，代表了十七省。(包括奉天、直隸、河南、山東。)
袁世凱接到唐紹儀的交涉報告，也接到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訊息。
唐、伍二人於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繼續舉行兩次會議，議決國民會議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與西藏兩區的代表也各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汁算。東三省、新疆、直隸、河南、山東由清廷電令各該省諮議局選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分電召集”，其餘各省代表則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集。
此外，兩人也簽訂了若干有關軍事佈置與賑災問題的細節。關於國民會議的地點與日期，伍廷芳主張地點在上海，日期為十一月二十日。唐紹儀“允電達袁內閣，請其從速覆電。”袁世凱復電唐紹儀，責備他在十一與十二兩日的會議中“越權”，不承認他與伍廷芳所籤的若干項協定。
唐紹儀立刻電袁，辭去代表之職。袁世凱復電照準，並且打了個電報給伍廷芳，說以後要與伍廷芳直接電商。伍廷芳回他一電，電商不便，請他親自來上海。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華民國元年的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之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孫中山於當選以後、就職以前，打了個電報給袁世凱，說：“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使)知億兆之屬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
袁世凱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電說：“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謬承獎誘，慚悚至不敢當，惟希鑑諒為幸。”
孫中山再給了他一電：“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推功讓能，自是公論。若以文為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
這時候，段祺瑞、馮國璋等四十幾名清軍將校於袁的指使之下，通電反對共和，主張對革命軍“討伐”。袁世凱告訴隆裕太后，說段等的主張很對，所苦的是軍費沒有著落。隆裕把宮裡的“內帑”金元寶八萬枚拿出來交給他。他把這些金元寶賣給外國銀行，於是軍費有了著落，對“南方”說話更有力量。他同時也把段等的通電，轉打給伍廷芳。
唐紹儀雖則已經不是他名義上的代表，仍舊是他事實上的代表，繼續與伍廷芳祕密會談。所談的已不是袁的總統地位問題，而是如何使清室自動叫溥儀遜位的問題。
因為，在表面上“南、北兩方”已經停止談判，國民會議無法召開。只有使清室叫溥儀自動遜位，才能打破僵局。
於是，雙方研究“優待清室”的具體條款，達成協議以後用這些條款說動清室的王公與隆裕太后就範。
除了唐、伍二人在上海進行磋商以外，於武昌起義以後被清廷釋放出來的汪兆銘，也在北京與袁世凱的“學部副大臣”楊度發生接觸、作了好朋友，而且合組了一個所謂“國事匡濟會”，不斷交談。
“優待條件”終於協議成功，共分八款。這是清室統治關內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後收穫，值得全文照錄：
(一)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遇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二)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
(三)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
(四)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保護。
(五)清德宗陵寢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六)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得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七)清帝遜位之後，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八)原有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此外，另有兩個附件，優待清朝皇族與一般的滿、蒙、回、藏四族的人(是以後在民國元年l月20日由孫中山加進去的)。他們的私產、爵位完全儲存；他們的地位完全與漢人平等，同為中華民國國民，享有居住、信仰等等自由。八旗兵弁，於未籌定生計以前，照舊發餉。
袁世凱把這些優待條件說給奕劻聽，奕劻被他說動。
次日，袁覲見隆裕太后，請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會議，徵求王公大臣的意見。
御前會議從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一連開了六天，沒有結果。出席的人多數反對遜位，反對最烈的，是軍諮府軍諮使良弼。良弼是所謂“宗社黨”(君主立憲維持會)的領袖。
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士彭家珍。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幾名清軍將校在袁世凱的指使之下發出第二封通電，內容與上次第一封的通電完全相反。上次，他們“誓死”“反對共和”；這一次，他們豐張“應採共和政體，以安皇室而奠大局。”
初十，隆裕太后再開御前會議一次，袁世凱與奕劻均稱病不肯出席。
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見奕劻與載灃，徵詢這兩人的意見。兩人均主張接受優待條件，叫溥儀遜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見袁世凱，告訴他決定遜位，叫他繼續與“民軍”磋商優待條件。
十七日，伍廷芳把優待條件的最後修正文，電告袁世凱。不久以後，又把張謇所起草的遜位詔書原稿用電報打給他。
他在這原稿之上，添進了一個很長的句子：“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準備清帝遜位以後，倘若“民軍”不選他為臨時大總統，他便根據詔書上的這一句話，自己在北京另組一個“臨時共和政府”，與南京的臨時政府對抗。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元年2月12日)，清廷將袁世凱所篡改的遜位詔書頒佈，於是統治了關內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結束。
遜位詔書的全文如下：“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道，士lou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將領亦主張於後。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億兆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歧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又安，仍合漢、蒙、滿、回、藏五族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少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