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一九五〇年（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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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一九五〇年（二）(5)
推馮國璋領銜忠告，策商調處之議，原系陝西將軍陸建章最早提出的。緊接著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唐、任、蔡、戴討袁通電原曾列劉之名），一面否認唐通電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贊同陸議，以維和平。我當即馳電各方，對陸劉之議表示贊同。旋貴州巡按使龍建章等又主張國體重大，應再召集國民會議公決。如無慫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對劉顯世、龍建章之建議公然指斥，而外間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張勳，廣東上將軍龍濟光，湖北上將軍王佔元，安徽將軍倪嗣沖等尤多昧於時勢，與段芝貴等同持討伐主張，並促馮國璋主稿電京，馮在此情勢下，亦只好在表現上一反其初衷了。
雲南起義以後的三數月間，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極，而袁氏則懾於國內外之趨勢，徘徊未敢出此。果然護經過三個月的苦戰，李烈鈞所部在滇、桂交界處擊敗滇軍龍濟光，廣西上將軍陸榮廷應約宣佈獨立，貴州方面亦公開繼滇而起，袁氏方於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銷帝制，然仍戀棧大總統，而不肯引退。說者謂袁氏能以撤銷帝制，尚未執錯到底，然撤銷帝制後，猶不肯放棄總統，可謂不識進退，我認為這是至當的批評。
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著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的脅迫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變中突告失蹤，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一）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二）慎選議員，開設國會。（三）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四）懲辦禍首。（五）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六）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七）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八）開赦黨人。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祕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覆電表示贊成。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為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廿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馮乃對原條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暫負維持責任，迅籌國會銳進辦法，一俟國會開幕，即行退職。馮電甫行發出，四川將軍陳宧與川邊鎮守使劉銳恆亦相繼電請袁氏退位。此時，馮國璋、張勳、倪嗣沖聯名邀請各省包括南軍滇、黔、桂、粵各省選派代表赴南京開會，商決大計，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電贊同此舉，我乃派崔祕書廷獻代表前往。
南京會議於五月十七日開始，因袁氏曾電馮、張、倪表示自願退位，囑與各省妥籌善後辦法，於是首先討論的就是總統退位問題，南軍代表主即退，張、倪派主不退，馮派主緩退。商討未獲定論，而獨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時除滇、黔、桂三省外，廣東龍濟光，浙江屈映光（將軍朱瑞失蹤被舉為都督），已於四月間形式上宣佈獨立，陝西陳樹藩（驅走陸建章者），四川陳宧，湖南湯薌銘亦於五月間先後宣佈獨立。張、倪堅主以南京全體會議名義挽留袁氏，因馮不願出此，會議迄無結果，而袁氏於六月六日因病逝世。馮在這一階段的手法，有相當收穫，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繼，他取得副總統地位的有利情勢。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曾開了一個已過曾參加革命者的名單，內有谷思慎、續桐溪、弓富魁等卅餘人，諮我扣捕，交他審訊，我於扣捕以前都密告他們跑開了，以是金永對我深表不滿。到了袁氏帝制運動末期，金永猶以他的十一營警備隊的既有力量為未足，又請準中央在東三省招募鬍匪，以壯其勢，我對他這種不惜擾民以逞的舉措，一再電京反對，此批鬍匪方未來晉。金永對袁氏曾上了一個很厲害的奏摺，詳敘我在山西不利於袁之種種措施，其結論大意為：北方最不安於袁政者，為山西之民軍勢力，若不消滅山西民軍勢力，則我將配合反袁軍事，由平綏路進攻北京，欲消滅山西民軍勢力，非將我撤職，無以為濟。此奏摺到袁氏手中時，袁已病篤，臥床而閱，未及看完，奏摺即掉於地下。當時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側，勸其病癒後再為處理，袁氏從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系段親自告我者，當不為虛。段並曾對我說：如果項城那時看完這個奏摺，一定要撤你職，下令討伐你。
我事後想到一件事的因果關係，種下什麼因，即要結什麼果。袁世凱改行帝制有因，國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滿清統治，由於同盟會自身力量不夠，借重了滿族疆吏力量，其結果即種下漢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國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深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經變君主為民主，絕大多數的人誰亦不願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稱帝卒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
十一月十七日
中國政治的病根在那裡？——對陸軍大學學生講話
諸位要我說中國政治的病根在那裡？政治是說制度與設施，設施是適應環境的處理，這環境的處理是說不完的，且歷史家多有批評。若說病根，應從制度上說，從制度上說應從歷史說起。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演變上有兩個病成為政治設施的病根：一為君位變傳賢為傳子，將政權變公為私；一為廢井田制，將土地公有變為土地私有。
自傳賢的制度變為傳子之後，將增進人類幸福的政治設施，變為人類悲慘的表演。自傳子之後，主政者以保持一家的尊榮為施政的主旨。善焉者雖有為民之政，亦是為己而施；即是以為己為因，為民為果，使政治之因果倒置。一家之子孫，何能世世皆賢，惡焉者繼君位則殘民以逞。故自傳子以來，無不是善其初而惡其終。
我嘗讀中國史，堯舜帝位傳賢，以天下為公，一公一切皆公，是以當時人民之安和，幾乎無以形容。自禹傳子之後，以天下為家，一私一切皆私。歷代開國之君，雖有豪俊，遞傳之君，非暴即昏，非庸即柔；或好大喜功，或孤君寡後。暴君則殘賢害能，昏君則聽讒殺忠，庸君則妒賢忌能，柔君則拋賢棄能。好大喜功之君，則逞雄樹敵，兵戎相接，白骨遍野，民不聊生。孤君寡後，即奸臣弄權而竊國，權臣專政而欺君，君子知難而隱退，小人乘隙而倖進。故歷代政治少福民之舉，官員多禍國之具。夏有桀，商有紂，周有幽厲，皆為家天下之遺毒。繼周而秦，非獨傳子，且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焚書坑儒，以愚人民。漢、唐、元、明、清，感秦之失，雖改秦之做法，實仍師秦之意旨；防賢妒能，乖學愚民。秦行之以暴，而後秦者行之以柔，實皆以賢能為君室之敵。雖有賢者，生時妒之，死後尊之。雖有能者，用時貴之，用罷殺之。演成中國四千年之悲慘歷史，幾無一冊非此等悲慘之紀載。
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清之康乾，皆政治史上曇花之一現，僅差強人意耳；與尊賢用能之傳賢聖制的心理，根本不同。餘皆賢能罹禍，讒奸得位，苛政逆施，民不聊生，有心人不忍卒讀，讀之亦未嘗不切齒流涕掩卷而嘆息不置也。傳子之毒，浸中國人民深矣。
堯舜為中國之聖君，讀歷史者，無不傾心於堯舜，亦不能不責備於堯舜，責其未為後世人類設想也。假使堯舜當時定一憲章，帝位必須傳賢，堅禁傳子，如有違者，人人得而誅之，輔弼之大臣，如有假權力施諂媚而成全傳子者，人人得而殺之。將此憲章，公佈於民，並作為國民之教材，建立人民反傳子的信力，奠定傳賢的基礎，則不止中國四千年前，即可實現真正之民主共和，其影響於世界民主共和的實現，亦可提早幾千年矣。
其次則不能不責備於禹，傳賢之聖制，禹當繼而保之，子賢更當防之；假使禹有傳子之禁令，亦可不至由禹破壞此聖制。
孟子答萬章之問，以當時人民同情啟而不同情益。證之史書，益之功績甚大，而啟則少有所舉，吾人以為傳啟是權力所致，不是賢不賢之所由；況且萬章問時曾說：“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孟子距禹一千七百餘年，民間尚傳此話，此實為民意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