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親歷與回憶_張國燾：共產運動的嫩芽到處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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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親歷與回憶_張國燾：共產運動的嫩芽到處滋生
張國燾：共產運動的嫩芽到處滋生
張國燾，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中共“一大”參加者。
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產運動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後滋生。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廣人眾的中國原系滄海一粟，算不了甚麼一回事，故不為當時一般人所重視；但後來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於全國，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發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產主義理論宣傳的一箇中心。陳獨秀先生所直接領導的上海小組，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開始實際活動以後，九月間就組成了一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初參加的有三十幾位青年。上海小組還創辦了一所外國語學校，由楊明齋主持，訓練預備留俄的學生。到一九二〇年冬，就派出了劉少奇、彭述之、羅覺、任弼時、卜士奇、袁達時、抱撲、廖化平等八個青年團團員赴莫斯科東方大學求學。後來從這間學校繼續派學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發行的《共產黨》月刊、《勞動者》週刊以及《共產黨宣言》等小冊子普及各地，影響甚大。
以上海為中心，共產運動向著四周發展。由沈定一、施存統、愈秀松等在杭州發動，大約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間就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先參加的有宣中華、徐梅坤等二十餘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開了印刷工人中的工會活動。其他如南京、蕪湖、安慶等地也有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參加者有的地方是十餘人，有的地方不過是幾個人，大都是學生。他們的活動主要也是在學生中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
北京小組是活動得最積極的一個小組，尤以工人運動做得最有聲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區及四郊展開上述那些工作外，還在濟南成立了另一個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先參加小組的有王盡美、鄧恩銘等八人，參加青年團的人數還要多些，他們開始在濟南、青島以及膠濟、津浦兩路展開工人運動。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於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參加的有李振瀛、韓麟符、於方舟、湛小岑等十餘人，開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動。唐山鐵路工人中有鄧培、梁鵬萬兩人参加北京小組，是較早的工人黨員。山西方面，最先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有賀昌、王振翼等三十餘人。開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內蒙古方面由熱心蒙古工作的韓麟符去活動，結果組織了一個約三十人的內蒙青年的革命團體。至於東三省方面則還沒有正式的組織，那裡似乎是一個落後地區，只有俄國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個別團員，做些零星的活動而已。
湖南長沙的共產黨小組是由毛澤東發動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間成立的。最初參加的有毛澤東、夏曦、易禮容、何叔衡、郭亮等人
。那裡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組成，參加的約有三十餘人，算是人數較多的一個。這個小組的活動一直是很積極的。
毛澤東確是五四時代的一個活躍青年，他首先組織了一個叫做“新民學會”的小團體，又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週刊；這個週刊本來是以鼓吹新文化運動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聲望僅次於施孝統、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創辦的《浙江新潮》。毛澤東之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學生羅章龍等人的影響，後來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又受了李大釗先生等的薰陶。他之所以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訊鼓勵。
……
武漢的共產小組也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間成立起來的。最先的參加者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項英等人，這些人中一部分與國民黨有過親密關係，當時都潛伏在武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國民黨在武漢被視為非法團體），另一部分則是五四運動中的左傾青年。武漢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惲代英、蕭楚女、李書渠、劉昌群、李求實等人組織起來的。他們在此之前曾組織了一個“互助社”的小團體，辦有《武漢評論》，鼓吹新文化運動。
……
廣州的共產小組的成立比較略遲，它在陳獨秀先生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間，到達之後才組織起來。廣州這個華南重鎮，雖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為桂系軍閥所盤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傳統，又苦於南方政府的橫徵暴斂，處於進退失據的苦悶狀態之中。孫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擠出來，革命空氣變得十分稀薄。那裡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雖發生較早，卻是脫離現實政治的。因此廣州名為革命中心，但共產主義的活動反而比較落後。五四運動的影響，並沒有廣泛地波及到偏處南方的廣東，當時在各省風起雲湧的各種“左”傾小團體和地方性刊物，在廣州十分少見。我們無法找出適當的人選來發起那裡的共產小組，曾引以為憾。
一九二〇年十月底，陳炯明所率領的軍隊打回廣州，那裡的政治氣氛才為之一變。陳炯明的軍隊是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碩果僅存的實力，兩年前被桂系軍閥排出廣東，駐防在福建南部。在這支軍隊困處閩南約兩年的期間內，國民黨人物奔走於滬閩之間，多方作打回廣東的策劃。
一九二〇年八月間，陳炯明開始向廣州進軍，十月二十八日佔領廣州。私囊已飽的桂系軍閥陳炳焜、莫榮新等部隊望風披靡，大多被攆回廣西去了。由於這一軍事勝利，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間回到廣州，從事於軍政府的重建。陳炯明被任為廣東省長併兼任軍政府的內政部長、陸軍部長和粵軍總司令等職。他
握有實權併成為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第二號人物，便邀請陳獨秀先生去擔任廣東省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陳獨秀先生接到這一邀請後，徵求各地共產小組的意見。李大釗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贊成。我們認為他去領導廣東的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潮廣泛的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裡發動共產主義者的組織。我們並指出不應受共產黨人暫不做官這個約定的約束，何況辦教育也不能說是做官，而對於共產思想的傳播則特別有利。陳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於十二月間將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漢俊、李達等人分擔，就隻身到廣州去了。他並未邀約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誤各地工作的發展。
……
大約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陳先生邀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及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人，共同組成廣東小組，出版《勞動聲》週刊，利用教育機構在學生中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並開始注意農村中的活動。也許由於廣東過去的革命運動多半從鄉村發動，因而廣州的共產黨人能最先注意到農民運動。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成立起來了，最初參加為團員的彭湃、羅綺園、阮嘯仙等後來都參加了農民運動的工作。
廣東共產小組也和北京小組一樣，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了一個短時間，不久因意見不合，幾個參加共產小組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退出去了。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有反國民黨的傾向，在他們看來，陳獨秀等人是與國民黨有關係的，因此常表不滿。他們較之北京無政府主義者堅持自由聯合和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點外，還多了一項反國民黨意識，因此，分裂終於無法避免。
……
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五四運動推動中國青年向左走，構成一種愛好社會主義的風氣，這是使共產小組得以產生並迅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共的發動者們，大都是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運動的經驗來建立中共的始基。我們養成了一種為新理想而實幹的精神，也繼承著五四學生運動中那種團結互助的組織作風，因而能不重蹈中國舊有政黨的那種鬧意氣計程車大夫積習，一開始就以一種富於團結力的新姿態出現。
……
我們嚮往於俄國革命，但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更沒有運用之於中國實際環境的經驗。後來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擬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國問題，即使完全為中國革命著想，也不免要發生不切實際的流弊。中國革命就因此遭受著難於形容的災害。事實不如理想的美麗，差之毫釐，往往會謬以千里，這是中國革命家所應反省的。
——摘自《我的回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