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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國兩制”的實施，為大陸、港、澳、臺提供了相互吸收和借鑑法律文明成果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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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國兩制”的實施，為大陸、港、澳、臺提供了相互吸收和借鑑法律文明成果的歷史契機

“一國兩制”構想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使我國出現了多種法律制度和多個法域並存的格局，與此同時，也為祖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之間交流、學習法治經驗，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契機。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不同法律文化、不同法律制度、不同法系之間的國家，在法治理念、途徑、方式等方面的融合日益加強。這表現在：在法治理念方面，對依良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人權的價值取向，如在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等方面的適用上達成共識；在法律表現形式方面，普通法系國家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成文法的作用不斷增強，數量日益增多，民法法系國家在“二戰”以後，一些重要的法律部門很少採用法典的形式，更多地採用較靈活的單行法，與此同時，判例在審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在訴訟程式方面，民法法系國家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更多地借鑑普通法系國家的對抗制度。現在，很多民法法系國家的訴訟程式中，職權制和對抗制往往是結合使用的。在我國的已經形成普通法系文化與傳統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反映民法法系文化與傳統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於世界法治文明發展的上述趨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法治文明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它不是哪一種制度的國家或地區的專利，所以，香港和澳門迴歸後，我們就具有了香港和澳門之間、香港與大陸之間、澳門與大陸之間在一個國家主權範圍

內瞭解、認識和汲取不同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更為便利的條件與環境。

香港是自由港、金融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貿易地區，多年來的發展使得這一地區的商業貿易活躍，與之相配套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以及與國際貿易慣例接軌的運作方式、手段極為發達，在政府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懲治貪汙、廉正建設方面都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這些正是改革開放僅二十幾年的祖國大陸地區應該學習的方面。香港迴歸以來，祖國大陸不斷有政府公務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士到香港考察學習，在證券業、金融保險業方面聘請香港有關知名人士到大陸擔任重要職務，直接參與相應的制度、機制的改革與具體事務的管理，推動了祖國大陸更好、更快地適應市場經濟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要求，這些都是相互借鑑法治經驗的佐證。

澳門迴歸前，長期以葡文為唯一法律語言，澳門的整個法律體制的運轉幾乎全部是透過葡語來進行的。澳門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共同體，葡人和土生葡人充其量不過是佔這個共同體百分之三的少數，因此，澳門法律的效用與影響也僅僅限於少數澳門居民，即葡國人和土生葡人。這種立法狀態大大阻隔了澳門居民的法律意識交流。事實上，澳門所實施的法律，是一種與其人文、歷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葡萄牙法律，許多方面都不符合澳門的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澳門華人居民所認同、瞭解和接受，因此，澳門迴歸後就需要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和真正能夠植根於澳門實際的法律體系以及相適應的法律運轉機制。然而，這並不是頒佈實施一部《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法律語言的簡單轉換、外來法的簡單轉化在短期內就可以完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標誌著澳門擺脫了以往的外族統治，恢復了民族個性與文化傳統，她完全可以結合本地實際，借鑑和吸收香港和大陸法治的積極成果，對澳門原有的法律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梳理、調整和修訂，進而形成更加適合澳門未來發展的法律文化及法律制度。

祖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法治文明成果的吸收與借鑑有著深厚的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三地都以華人為主，都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擁有許多共同生活方式，所以，隨著三地之間以及未來臺灣迴歸祖國後的經濟、文化各方面相互交流、影響、滲透、融合過程的加深，主權統一與經濟融合必然導致不同法域的法律傳統與法律文化的水乳交融，進而開創21世紀中國法治的特色之路。

總之，“一國兩制”思想，在充分展示了鄧小平同志作為我黨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論家的創新氣魄的同時，也對我國的法治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筆者相信，在我們最終完成臺灣迴歸祖國的過程中，無論是已經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分裂法》，還是在不遠的將來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我們必將看到“一國兩制”構想閃爍著的更加奪目的光輝。

（此文原載於《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2006年5月已收入國家行政學院主編大型理論文獻《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偉大實踐》中，並被審定為優秀理論成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