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四人”憶“五四”_何思源：五四運動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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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五四人”憶“五四”_何思源：五四運動的回憶
何思源：五四運動的回憶
何思源，五四運動期間，為“新潮社”前期成員之一，並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集會及後來的一些愛國鬥爭。
我於1915年考進北京大學預科，三年後轉文科哲學系，並擔任一個班的學生班長。當時各班學生很少，我那個班16人，算是較大的班了。五四運動時，我參加了遊行示威。
……
1916年冬，蔡元培來當校長。蔡是前清的翰林，參加辛亥革命，當過孫中山先生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國民黨反袁失敗後，流亡海外，袁死後回國。他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到校後不久，宣佈辦學宗旨是“相容幷包”，提倡思想自由，人各發揮所長，提倡自由討論。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學，各種學派都可開課，各種思潮可以自由宣傳，自由辯論。他所聘請的教授，包括各種傾向的人物，既有激進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也有美國資產階級實用主義者的信徒胡適；有講佛教哲學的梁漱溟；有穿著清朝袍褂、拖著長辮子的封建遺老辜鴻銘。我在北大時，聽過李大釗講《唯物史觀》的課，何炳松講西洋史。我曾向李大釗建議把何的講稿印成講義，向聽課的同學分發。
在“學術思想自由”的口號下，各種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像哲學會、雄辯會、音樂傳習所、體育會、武術會、數理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等。各種刊物也紛紛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國民雜誌》等；也有堅持守舊的刊物，如《國故》、《論衡》。各種社團、刊物風起雲湧，蓬勃發展，對全國思想界發生極大影響。1918年10月，紅樓蓋好，我們搬過去，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有一天，《日刊》上登載兩篇文章，一篇是蔡元培的改用白話文、提倡新文學的文章；一篇是林琴南堅持用文言、反對白話文的文章。這是蔡元培用行動貫徹他的自由討論主張的表現。我記得該期《日刊》出版時，北大紅樓前院擠滿了人，爭相購買，有的一人購買幾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時間幾千張報紙就被搶購一空，後來者只好向隅。
這樣，就為新思想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1918年5月
7日，中國留日學生抗議中日軍事祕密協定，舉行集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酷鎮壓，全體留日學生罷課回國。5月中旬，歸國學生代表李達、龔德柏等到了北京，和北京學生會晤。經過幾天奔走醞釀，北京學生於5月21日發動了向反動統治當局請願運動。當時推出向公府（即總統府）請願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這是中國學生第一次請願運動，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
由於遊行學生被捕，又展開了罷課鬥爭。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址設在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二院。這個組織在此後的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的學生運動，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國的學校都唯北大馬首是瞻，所以有一個口號：“罷不罷，看北大。”
6月3日，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大舉逮捕學生，關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這就更加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引起了更大規模的罷課。
北京學生示威訊息很快傳遍全國，天津學生首先響應，接著南京、上海、武漢、浙江、山西、湖南、福建、兩廣等處學生，也都紛紛起來響應。6月3日，上海各界舉行民眾大會，號召全國罷工罷市來援助學生。這樣，五四運動就從知識分子的範圍，擴大到工商各界，形成了全國規模的空前廣泛的群眾運動**，猶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
至此，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被迫不得不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下令免去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並去電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時，我出於愛國熱情，特別由於我是山東人，五四運動直接由山東問題引起，所以我曾積極地參加了遊行、宣傳等活動。在運動前後寫過九篇文章，分別刊登在《新青年》、《新文學》、《新潮》等刊物上。現在還能記起的：在《新青年》上我寫的是《金錢的崇拜》，在《新潮》上我寫的是《如何思維？》，在《新文學》上我寫過一篇《新唯實主義》。
……
1921年冬，我在法國留學。1922年太平洋九國會議討論中國與日本的問題時，要中國與日本在會外單獨協商，中國與日本
各派代表七人。國內打電報叫我代表山東學生，力爭不準中、日會外單獨協商，要由大會透過。我和段錫朋、童冠賢、羅家倫、吳之椿等在華盛頓參加了中國留學生向中國出席九國會議的代表團的請願遊行。學生們堵住中國公使館的門口。我向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施肇基及代表顧維鈞等說：“你不答應我們的要求，今天就不許你出這個門。”施肇基說：“你來參加當一個代表好不好？”我當時一隻手插入衣袋，美國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就立即把我包圍起來。施肇基對警探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你們散開吧。”
我在歐美留學七年，1926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二年。當時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傅斯年任哲學系主任兼文科主任。我代理經濟學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經常出席由魯迅主持的教務會議。1927年夏，中山大學的領導權已被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朱家驊等竊奪。作為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先生在中山大學同國民黨右派勢力的代表朱家驊、傅斯年等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
1948年，我當國民黨北平市長時，曾到趙家樓去看了一下，原來的曹宅已成為一塊空地，尚未蓋房。回憶五四時的情景，我的感情是複雜的。當時，北平的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遊行示威。我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學生運動的對立面了。許多小報的記者問我作何感想，我說：“我當學生時曾參加過三次遊行示威運動。學生運動是青年人的事，我現在年紀大了遊不動了，但是不要怕學生遊行。學生們的熱情發揮出來了，回家吃飯，就自然平息了。”從那時起，我已覺悟，我的前半生彎路不應再走下去了，決定辭職不幹。1948年冬，我參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運動。解放後我在共產黨的教育和指導下，才真正給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曾對臺灣廣播14次；經中國新聞社向國外發稿約4萬字；編中法字典、編德語文法400頁；出版了《天文學與天體照相學》（從俄文版譯的）、《卡爾·馬克思》（譯自德文青年讀物）、《保羅·郎之萬》（譯自德文字）、《西藏紀行》等譯著。共寫、譯文章48篇。
——摘自《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