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塬鼓點後：理查德•克萊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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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塬鼓點後：理查德•克萊德曼
——為朋友而作的一次旅行日記
當我離開北京前往山西李堡村時，理查德•克萊德曼正從法國的伯尼斯村飛往北京舉行他的“東方情調”鋼琴獨奏音樂會。一個星期以後，中國音樂界的專家說，從演奏技巧來說，克萊德曼並沒有什麼特別高明之處。但對於仍處在山西李堡村的我來說，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我從土塬半坡窯洞裡黑白電視螢幕上所看到的克萊德曼，模樣長得十分順眼，於是我便一下子判定：不管中國音樂界專家怎麼說，克萊德曼肯定是一個優秀的藝人無疑。因為按照我的體會，大凡優秀的球員、演員、鋼琴手、提琴手、作家，及世上一切以技藝為生的人，當然也包括部分政治家（如甘地），部分宗教界人士（如圖圖），只要心胸開闊，技藝優秀，模樣長得都很順眼：面板黑黑，憨厚而天真，執著而不做作，架子大又架子小，愛理人又不愛理人，愛發火又很寬厚，愛笑又不愛笑等等。球員如貝利、裡傑卡爾德、古裡特等。當然，順眼不一定漂亮，漂亮不一定順眼。順眼也不一定優秀，也有許多模樣順眼心中惡毒的人。
我住在李堡村一個全家都長得十分順眼（我的目光並不苛刻呀）的房東家裡。雖然房東全家都十分順眼，但我在他家還是患了感冒。這次感冒盤桓了兩個禮拜，各種病症全部迸裂而出。事後明白，感冒的起因，是因為房東家大炕上，鋪墊得實在太單薄了。猶如一篇小說，架子擺得很大，鋪墊卻很單薄，就容易產生麻煩；我又像毛主席一樣，睡覺脫得太光，哪裡還有不著涼感冒的道理？夜裡我用衛生紙擤鼻涕，把一團鼻涕紙扔到了同行同炕的朋友臉上。第二天早上醒來，他先是大怒，後來又看到炕下一地的這種紙，又十分驚奇：這什麼東西？你搞什麼名堂？我只好告訴他，是鼻涕紙而不是別的什麼，還當場又給他擤了一團看一看，但他還是轉著眼珠疑惑了半天。這位朋友，模樣也長得十分順眼，但他心中就很陰暗。
據材料介紹，位於法國南部的尼斯村風景秀麗，氣候宜人，陽光充足，村子旁邊還有一個現代化的國際機場。
問：
理查，你為何逃離巴黎？
理查：
為了避開狂熱者的瓶子、叫聲。此外，我特別喜歡尼斯的陽光，而巴黎卻時常陰天。尼斯有國際機場，不影響我的國際性演出。
位於中國山西南部的李堡村，風光秀麗，陽光充足。丘陵、土塬，加上幾天走不出頭的厚厚疊疊的呂梁山，氣勢恢巨集。漫山遍野的桃花，正開得燦爛。一條淺淺的清澈的可以看到水中石頭的河流，圍著村子在轉。我在李堡村的十天裡，有喧鬧也有寂靜，有陽光也有陰天。
問：
這裡時常陰天嗎？
房東大哥：
陰天好哇，陰天可以不下田，在家睡覺。
問：
村裡熱鬧嗎？
房東大哥：
熱鬧好哇,熱鬧紅火。
在陰天和喧鬧的看法上，房東大哥與理查是多麼截然不同。我也發現，在這寂靜的山村裡，如果不陰天，不喧鬧，連狗都木呆呆地夾著尾巴躺在涼蔭下吐出舌頭喘氣。大哥及順眼的一家，每天在泥塘裡從事繁重的種藕和挖藕工作；工作之餘，就是全家拼命抽低劣的菸草和喝低劣的大葉茶。這樣，不再盼個陰天和熱鬧，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就是企盼。企盼是什麼？就是理想、猜想、夢想，永遠得不到的水中的肉骨頭。當然，事情不能絕對，生活中的企盼不僅一種，結婚，出生，蓋上青磚到頂的樓房，拴上一掛漆黑的騾子，每年池塘都有一個好收成，這也是企盼。但這一切都不能代替陰天和喧鬧。它們意義不同，層次不同，企盼的內容和方向不同。我同意理查德•克萊德曼對陽光和安靜的看法，我也讚賞房東大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山西南部的一個普通農民。這種農民在中國有九億，多一個少一個，出生與死亡，悄然離去或暴病而死，都不如理查患一個感冒更有意義。這個世界只是上流社會的世界呀。從這種意義上，房東大哥的企盼也不能過多，喧鬧與陰天，不能過密，最好中國山西南部每天跟法國南部的尼斯一樣，都充滿陽光。尼斯充滿陽光是為了給理查晒鼻子，李堡充滿陽光是為了讓房東大哥更好地在池塘挖藕。大哥是普通農民，從李堡到北京，他頭上有多少人需要他在池塘的勞作中養活呢？所以，當我在陽光燦爛的李堡村患了感冒時，我的感冒沒有引起房東大哥與房東一家的絲毫同情，全家沒有流露出半點為大炕單薄要承擔什麼責任的神氣。這也是我與理查的區別。房東大嫂一手夾著煙，一邊對我的同伴說：
他跟我一樣，白天黑夜都愛睡覺。
我的同伴這時確信炕下的紙團裡是鼻涕而不是別的什麼，這時總算為我開脫說：
他患了重感冒。
這時，土塬上響起了激烈的鼓點。一開始是一點，後是兩點，三點，後來成了密集的鼓點；混亂之後，成了整齊雄壯的威風鑼鼓的鼓點。突然一聲重槌，一切都又沉寂下來，傳來人們不多的歡快的說笑聲。接著，一支嗩吶高拔嘹亮地響起來，似一支利箭，直插雲霄和人的心靈。嗩吶高亢，又有些淒涼，似在敘說什麼；敘說到一半，戛然而止，村莊又沉寂下來。房東大哥及他的一家都回來了，臉上都帶著紅暈和興奮，興奮之中有企盼的滿足，並且裡邊有全村人的興奮的感染。我突然明白，今天雖然不是陰天，是太陽高照，但村裡出現了熱鬧的事由。我從炕上爬起來，問是怎麼回事，房東家瘦小俊俏的二女兒說：
奎生來了。
我驚奇：
奎生是誰？奎生一來大家就這麼興奮？
二女兒不高興地說：
你連奎生都不知道哇？
這時房東大哥告訴我，奎生是當地有名的金鼓樂鼓手。我問為什麼敲鼓，房東大哥：
村裡死了人了。
我這時心裡“咯噔”一下。
肯定是在理查德•克萊德曼於尼斯村他的豪華舒適的琴房裡練習《梁祝》、《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時，中國山西李堡村一位普通的今年七十三歲的農村老太太悄然去世。現在已是六天之後，等待明天的出殯。我懷著感冒查詢到，她的名字叫王枝花。王枝花老太太生前肯定像泥塘中的房東大哥一樣，一生操勞，從無吃到過理查三十九年的任何一天隨意扔掉的飯菜。她的身體已經變形，面板焦黑起皺，手縮得像雞爪。她與理查似乎從來沒有在這個地球的時空上交叉過；雖然她的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引起曾與她朝夕相處的李堡村村民的同情。對於她的死，大家並沒有感到悲痛，大家習以為常，大家所感興趣的是：因為她的死，引來了鼓隊、嗩吶和奎生。她的死，只不過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娛樂和熱鬧的機會和場所。這是我當天晚上在她老人家棺材前的鼓聲和嗩吶聲中所感到的。因為鼓聲和嗩吶，大家神情興奮，笑語歡聲。因為我與王枝花老太太素不相識，素昧平生，大家既然這樣，我也沒有必要替大家去承擔不悲痛的道義責任。於是，她的死對於感冒的我來說，也變得無足輕重。這就使我有機會結識和交往到這位土塬上的民間藝人、方圓百里的名人、十幾萬人心目中的熱鬧、歡樂的製造者、十幾萬人心目中的理查德•克萊德曼。理查德•克萊德曼對於這裡的十幾萬
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無足輕重的如同悄然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一樣，他們心目中的正準備在北京首都體育館演奏“東方情調”音樂會的世界馳名的英俊瀟灑的“浪漫王子”，正是這位身高一米六七、瘦瘦的、黑黑的、模樣順眼、一九五九年出生現年三十三歲的奎生。
理查德•克萊德曼出生於一九五三年，長奎生六歲。在奎生出生的時候，理查已在巴黎隨擔任鋼琴教師的父親習琴一年，這時指法純熟流暢。隨即進入巴黎音樂戲劇學校學習，十六歲畢業，可親自作曲。據理查回憶，這個學校教學條件優良，環境清潔，伙食誘人。畢業以後，理查擅長演奏肖邦、拉貝爾、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但接著（多麼重要的“但接著”），他對通俗音樂發生興趣，不顧周圍的反對，毅然轉變方向，起初為米謝爾•沙德擔任伴奏，經常出入錄音室內，因此結識了法國通俗音樂界最受歡迎的作曲家奧利弗•圖森，這時已是一九七七年初。理查的鋼琴技巧與深厚的音樂感，深得圖森賞識（雖然未得中國音樂界的認可）。一九七七年，理查以獨奏者初次登臺，演奏圖森譜曲的鋼琴曲《水邊的阿蒂麗娜》，於是一舉成名，開始周遊世界的演出。
理查的成名與認識圖森大有關係，奎生的藝術成長道路與理查不同。奎生五歲喪父，六歲隨母嫁於河東。在鄉村小學上了三年學，因母親與繼父吵架，輟學；從此割草，放牛，吃剩飯；九歲離家出走，拜當地著名藝人王之發為師，從此抄起大鼓和嗩吶，開始流浪藝人的生涯。飢一頓，飽一頓，有村子娶親或死人，便去從藝；沒有娶親或死人，便回家跳到池塘裡挖藕。在他藝術成長的道路上，註定沒有巴黎音樂學校等他；等待他的，只是一座又一座土塬，一道又一道盤不出去的呂梁山；他需要揹著褡褳，蹚過一道又一道小河，看遍一山又一山漫山遍野的燦爛的火紅的桃花。奎生告訴我，他十歲那年，便會扛一杆嗩吶來吹，十二歲能跳鼓點，十里八里的村莊，都知道有個敲鼓吹嗩吶的孩子奎生；後大不敢再打他。威風鑼鼓有九十多套打法，奎生十五歲時學會七十多套。為學藝，他身上被師傅用柳條抽得遍體鱗傷。一九七七年，二十四歲的理查德•克萊德曼成名；一九七八年，奎生的師傅王之發在一次招待吹鼓手的喪宴上因酒精中毒身亡，十九歲的奎生，從此成了這個鬆散藝班的班主。第二年，奎生因率班在一次喜宴上敲喧天的威風鑼鼓連續七個小時將幾千名村民震呆，從此名聲大噪。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於他的體力。
奎生成名時二十週歲，比理查早四歲。
於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萊德曼於中國北京首都體育館正式舉行他的“東方情調”鋼琴獨奏音樂會時，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國山西南部的李堡村為老太太王枝花的喪殯敲起了他的震動土塬和鄉親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沒有可能去首都體育館觀看理查的演出，沒有可能看到、聽到理查是怎樣抒發他的“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我只好來聽、來看、來體味、來欣賞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喪樂鼓點。順便說一句，這一天晚上，我只是幾千個黃牙齒焦面板的山西農民中的一員，我腦袋的露出或隱沒，微不足道；人們前遮後掩，使我對奎生風采的欣賞斷斷續續，很不完整。
在描述這不完整的風采之前，我還想說一說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為我認為，他們的婚姻，與他們的鋼琴或鼓點大有關係。不管是敲鼓或彈琴，就是踢球，寫作，治國平天下，出售大蘿蔔，都與婚姻有關。我們經常說：他（她）是多麼的不幸啊！說這句話時，我們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萊德曼有兩次婚史，過去的妻子不知叫什麼，現在的妻子叫克里斯蒂。理查有兩個孩子，一個七歲的男孩叫彼特，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歲，卻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孩，這與鋼琴沒有關係嗎？與鋼琴有關的摩德小姐是理查與前妻所生。
問：
你與現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識的？
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魯隆樂團任鋼琴師，克里斯蒂的母親是團裡的服裝員，克里斯蒂常來團裡玩，於是相識。
據材料介紹，克里斯蒂嬌小動人，喜歡變換髮型。這是使理查和我們所高興的。惟一使我們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與克里斯蒂結識時，他已與他的妻子離婚了嗎？是因為新的結識而離婚，還是因為離婚而有了新的結識呢？當然，這對於理查並不重要，給我們卻留下很大的想像餘地。奎生（我差點寫成美國的副總統奎爾）與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採鳳，就在奎生的班子裡，會隨著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場中唱蒲劇，會鼓著腮幫子吹笙。只是模樣長得太難看了，突眼，撅嘴，黃牙，大腮，小耳，愛抽菸，嬌小而不動人，也沒見她變換過髮型。這與奎生的鼓點與嗩吶也肯定有關。
問：
是過去師傅的女兒嗎？（我是按照許多中國小說中的思路出發的。）
奎生：
不是。
問：
是在從藝的過程中認識相愛的嗎？
奎生：
不是。
我吃驚：
那是怎麼結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紹的。
問：
那她為什麼會吹笙和唱戲？
奎生：
隨我進班子以後學會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遺憾，也似有些失落。這時我明白，理查與奎生在演奏風格和心情投入的出發點上，肯定大有不同。一個精心，一個隨意；一個富足，一個赤貧；一個在沙龍中，一個在田野上；一個似水仙，一個似狗尾巴草；一個面板細膩，一個面板乾焦；一個富於藝術創造性，一個富於心靈感悟力。
這時奎生的鼓點開始了。奎生個頭不高，穿著山西的毛衣和褲子。像所有名人一樣，沒開始敲鼓點之前，他坐在條凳上不理人，對熙熙攘攘的圍觀人群充耳不聞，只是偶爾與身旁掌板的同伴低聲說一句什麼，同伴頻頻點頭。班子中的其他年輕人與中年人、老年人，就與奎生不同，亂與圍觀者點頭，笑，打招呼，甚至擠眉弄眼，為別人特別是有熟人來聽他們的鼓點感到興奮。這時天黑了下來，一個三百瓦高挑的大電燈泡亮了，喪事的主持擠過人群走到奎生身邊說了一句什麼，奎生點點頭，然後向身邊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將他的板子舉了起來，立即，像音樂廳穿著燕尾服指揮手中的指揮棒高舉起來一樣，班中所有的藝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鐃、鈸、嗩吶、大鼓，全神貫注地看著同伴手中高舉的板子。
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納幾千人的土塬子上。這個土塬在已經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門前。所有的土塬、人、音樂與繁華，對於王枝花老太太來講，都無足輕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著看世界。重視這一切的是我們這些圍觀的幾千名土頭土腦糊塗無知懷著莫名興奮與期待的站在世界邊緣的觀眾。
終於，高舉的板子落下了。隨著一聲清脆的竹板響起，藝班子六七個人手中的笙、笛、鐃、鈸、嗩吶、大鼓同時響起。音樂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音樂，有舊社會的，有新社會的，有古典的，有現代的，有**時期的，也有抗日戰爭時期的，就是沒有《太陽最紅，毛主席
最親》。由於這些音樂是伴隨幾代人成長的，幾代人都從音樂中得到了滿足，所以幾千人屏聲靜氣，聽得如醉如痴。聽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當首都體育館的理查德•克萊德曼已經演奏到如醉如痴、與觀眾情緒水乳交融，禁不住興奮地用法語說“我再給你們來一段”時，中國山西李堡村音樂場上的名人奎生還沒有出場。這是中西藝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鋼琴演奏與嗩吶和鼓點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條凳上坐著默默不語地抽著自己的香菸。
終於，在一支曲子演奏到一半時，奎生扔掉菸屁股，站起來，從同伴手中拿過一杆嗩吶。他一站起，連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聽眾都一下覺出，他所有同伴剛才聲音嘹亮、爭奇鬥豔、百花齊放的吹奏，都一下子成了伴奏。所有伴奏的聲音，一下子壓低許多，緩慢許多，在等待奎生嗩吶的吹出。我突然明白，所有這壓低與緩慢，是名人在多少次的藝人生涯中磨鍊碰撞出來的，肯定有一個由不壓低、不緩慢、不等待到壓低、緩慢、等待的過程。這是明星與凡人的區別，這是球星與球員的區別，這是偉大作家與一般作者的區別。這個區別是以不平等、壓抑許多人的心靈為代價的，但它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由於有了這壓低與緩慢，使奎生嗩吶中發出的第一聲聲響，就格外嘹亮、徹底、撕裂金帛與撕裂雲霄，把我們等待已久的心靈，一下子消解和冰釋。他吹奏的是什麼，已顯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吹奏。我們切切實實看到他在吹，聽到他吹出的聲音，看到他吹奏的風采，我們就滿足，得到安慰，與他融為一體，甘願做他音樂的奴隸，願意為這一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氣氛對於我們是多麼重要啊，在一種氣氛下我們可能是懦夫，在另一種氣氛下我們就是英勇無畏的戰士。我們甘願沉浸在這種音樂中，去生，去死，去隨這音樂的吹奏者爬過一道又一道的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土塬，蹚過一道又一道的冰河，看遍一山又一山的漫山遍野的燦爛的花朵。
但是，奎生沒有讓我們興奮過久，一曲終了，他把嗩吶令人失望地放到了桌子上。他沒有在乎我們興奮沉浸的情緒，他沒有像理查德•克萊德曼那樣，趁著我們神經的興奮，又伸著兩個指頭說“我再給你們來一個”，把我們興奮的神經再高挑一度；他只是把我們扔進情緒的泥潭中，然後毫不負責地甩手離去，似乎這一切與他無關，任我們在興奮的泥潭中掙扎，不能自拔。這時，他的同伴又繼他之後吹起來，唱起來，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已經走到了路的盡頭，應該在另一種音樂的撫慰下往回走了。於是，我們幾千人自嘲地相互看看，神經也都鬆弛下來，笑了。奎生的吹奏既然聽過，同伴的吹奏對於我們已不在話下。我們一下似乎成了奎生的知心朋友也可以和他平等相處然後和他一樣俯視他的同伴了。於是，人群中鬆動了，咳嗽聲，議論聲，像蜜蜂一樣“嗡嗡”響起。這時我們又感謝奎生。奎生是神，我們是人，我們還是回到“嗡嗡”的人的議論聲中去吧。
這樣“嗡嗡”了一個鐘點，輕鬆了一個鐘點，等我們把鬆弛的唾沫都咽回肚裡，把興奮的汗水晾乾甩淨，這時奎生又出場了。他將一面大鼓掛到了自己脖子上。隨著他掛鼓，他的幾個同伴都將大鼓掛到了自己脖子上。人們又緊張起來，紛紛說：要打鼓了，要打鼓了。人們又提起心，屏息靜氣。這次是奎生親自領銜，打鼓。他將鼓槌舉到了空中，所有同伴都看著他，也將手中的鼓槌如樹林般舉向空中。隨著奎生鼓點的落下，一下，兩下，三下，眾槌紛落，如雨打芭蕉，越來越重，越來越激烈；激烈之後，又還原成整齊，成了整齊雄壯、威風八面的威風鑼鼓鼓點。十來面大鼓在一起對打，打著鼓，敲著鼓邊，聲音清脆悅耳，令人神情振奮，昂揚，沉落，感動。
問：
這鼓叫什麼名稱？
答：
五虎爬山。
這時所有的鼓手，真有如爬山的、山中初長成的雄虎，突然分開，又突然跳到一起對打；對打一陣，在旁邊嗩吶、笙、笛的伴奏下，又突然亮相，好不自如瀟灑。這時的奎生，還原成了兒童模樣，憨厚，天真，滿頭是汗，滿頭是土，滿頭是土與汗流成的汗道道，臉上帶著滿足與得意的傻笑。打鼓之餘，鼓槌在他手上轉花，令人眼花繚亂。他們抖肩、扭腰、提腳、掀胯，每一個動作，都牽動著我們的全身。這種金鼓樂，這種路行鼓，聲聲鼓槌，都敲到我們心的深暗處。我們可以長歌當哭，我們可以撫掌大笑，我們可以就此喝醉酒，我們可以用手把土塬一個一個去抹平，和成稀泥，摔到應該摔的一些人的臉上。
三星偏西了，散場了。散場的腳步聲、議論聲、尋子呼娘聲之後，一切都停止了。這時的村莊，顯得多麼寂靜啊。偶爾幾聲狗吠，也顯得生怯怯的，孤立無援。可以在村邊的小溪中撒一泡飽尿。撒完尿，可以回到房東大哥的家裡。回到家裡，我覺得此時躺下睡下實在有些不應該，不可能，不舒服，欲言又止。我自作主張扭開了房東大哥家的黑白電視。電視中是找不到奎生的。這時北京首都體育館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鋼琴獨奏音樂會肯定也早已停止，何況電視也沒有直播。但是，我竟在“咔嘣咔嘣”的旋鈕聲中，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第八頻道，找到了理查德•克萊德曼。電視臺正在播放克萊德曼演奏《溫柔》的風景畫面錄影帶。可以肯定，這是在他的故鄉法國南部尼斯村拍攝的。用的是法國一流的攝像家，一流的構想，一流的色彩，當然，花的也肯定是一流的錢。鋼琴擺在優美的葡萄園中，葡萄園中的葡萄，胖嘟嘟的，個個含著清晨的露珠。鋼琴又擺在巴黎街頭，一個巨集觀的鋪滿白地毯的廣場上；又擺在空中，擺在飛機翅膀上。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查的身邊，活動著一個給他吹長笛進行伴奏的修長的漂亮的迷人的法國姑娘。她穿著長裙，在夕陽的一邊，驀然回首，其神采，令人神旌飛揚，驚心動魄。她與理查，在鋼琴和長笛聲中，又輕鬆地走在巴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談笑自若，帶著自信、富足、可以隨便攔計程車、可以隨便到哪一個高階飯店吃飯的對外部事物皆不在乎的神情。所以他們的交談顯得專注，生動，感人。他們用的攝影師，肯定是他們的朋友，所以他們笑得那樣真誠，開心，角度又選得那樣好，太陽從他們的後背升起來，從姑娘修長的頭髮旁落下，從他們的腳下升起，又從他們的頭頂落下。鋼琴和長笛，籠罩和統治了整個世界。這時我突然明白了理查與奎生的區別。我可以放心，安然，悲哀又不悲哀地去睡覺了。
但所有這一切，都與我正在患的感冒是兩回事。在遭受了理查和奎生之後，我的感冒越發地嚴重了。另外一間窯洞裡，已傳來房東大哥一家長短不齊的唿哨和鼾聲。我能感覺到我自己的咳嗽與發燒，但我一直處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這時我夢到自己置身於一個龐大的游泳館中，碧綠的水，四周數不清的座位，我正與一個人坐在那裡談心，談了許多的知心話語。又似乎是在一個龐大遊輪的甲板上，滿天星辰，我們並排躺在一溜躺椅上，我蓋著一個白單子。這時我心中似乎得到了許多的慰藉，安慰，眼中不知不覺冒出了淚。這個人面目很不清楚。似乎是理查，又似乎是奎生，還似一位多日不見的朋友。朋友，久違了，你可真讓我想念。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十里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