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下)
總裁夫人:自己動手才過癮 總裁爹地快到碗裡來 情鎖迷糊小醫女 愛情剛剛好 纏情總裁深深吻 網王之賴上越前龍馬 封天 誰為峰 恐懼之心 等下一季花開成海
第三章(下)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是特定環境下結出的特殊果子。它是在許多尚未解決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籤訂的一個協議。國民黨要獨裁，共產黨要獨立、發展、這一矛盾根本無法調和。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看待這種合作。自然想把對方乾淨徹底地同化掉。信仰是虛的，暫且放過，先動手分化它的軍隊吧。9月16日，在那個果子成熟的前夜，西安行營代主人蔣鼎文急電末德：“委座派軍部之高參趙錦文、劉伯龍、李放六、喬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員已抵長安。”這不是政治學辭典裡的“摻沙子”手法嗎？朱德、周恩來不敢怠慢，琢磨對策。八日後、出現了這樣一份絕妙的覆電：五位大員的到來，已引起八路軍全體將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軍可以為國效力，即應信任其自主作戰。要是派了監軍。恐怕會使官兵心生疑懼。影響戰鬥力。
站在共產黨立場上看待這種合作，自然想獨立自由地發展自己。軍隊和地盤是生存下去的保證。如今軍隊的相對獨立已實現，下一步該爭取邊區自辦了。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國民黨方面提出邊區間題，重申不要一貫反共的丁維汾，並要求設保安司令部，連南京政府派考察團的事也明確表示拒絕。國民黨方面推至10月下旬，仍要求邊區行政長官電丁維汾掛名。
雙方算是打個平手。
與此同時，雙方都把目光盯在中共南方各游擊區的游擊隊身上。中共中央認為，這些游擊區將成為將來南方革命運動的為清除這些游擊隊。是根絕南方“赤禍”的最好辦法。雙方交涉近兩個月，僅僅商定葉挺將來出任由這些游擊隊編成的新四軍軍長。
此時，日軍大部隊已攻入綏遠和山西。華北地區實際上已呈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對這種現實。中共中央於11月4日斷然決定：“奉南京軍政部命令，將陝北鎮原等二十餘縣劃為八路軍補充區。”同時，又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增加八路軍防區間題。11月8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末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各師主要負責人：“太原失守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要求各部“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
毛澤東這一擴軍決策，順乎華北大勢，併為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華北地區牽制大量日軍提供了可能。這一決定性的動作，唯一的“疏漏”是沒事先徵得蔣介石大元帥的批准。我們翻遍這一時期國民黨軍內的條令，尚未找出毛澤東“犯規”的證明。
國民黨方面也沒有嚴守“規矩”，10月底，查封了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西安所設的分銷處，個別領導人公開反對提“國共合作”的口號。好像在他們眼裡，多一個人知道他們與弱小的共產黨實行合作就多了一份恥辱。這種反應是有原因的。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即興來了一次美國式的幽默：“日本人已經患了傳染病，中國人現在已經打了噴嚏，為防止這種病蔓延，保護國際社會的健康，我看應對這種病加以隔離。”10月6日，國聯大會透過決議，表示國聯各成員國“對中國給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宣告：“日本的行為．違反了規範的國際關係原則。牴觸了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
大國就要出來主持公道了。日本人必將被西方大國嚇得縮回小島上，還用得著和你共產黨合作嗎？蔣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記裡記下了面對國際“援助”的真實心情：“此皆於我精神助力甚大！”10月9日，日本政府發表宣告：“事變之發生。只是由於合法演習的日軍遭受攻擊而行使其自衛權．對日本挑釁的個國方面．才是違反了非戰公約！”這不是強盜的聲口嗎？強盜的邏輯嗎？暫時不要這麼評論。在這個強食弱肉的世界裡，不要企望有什麼正義，有的只是從得失出發的外交辭令。10月15日，九國公約會議透過的一項對日宣言稱：“中日兩國現在敵對行動。影響到各國的權利及物質上的利益，全世界對日本均有一種不安之狀態。”“敵對行動”多麼中性的一個詞彙呀！如果他們在中國沒有租界，沒有僑民。他們會為日本的行為鼓掌嗎？很有可能。恐怕還有國家跟著來華搶一塊日本人沒來得及啃乾淨的骨頭呢！這種劇目三十餘年前在中國已上演過了。還在中國的辭典裡留下了─個新條目：八國聯軍！蔣大元帥當時恐怕日理萬機，然而還是在當晚抽空寫下這樣一段話：“九國公約會議宣言，雖語氣軟弱，仍不足為慮；其後共同行動必能實現也。”
可嘆乎？可悲乎？
且慢！還沒到悲慘的**呢！11月底和12月初，南京失守前夕，上海失守之後，中國政府指示中國出席國聯大會代表團：一、倘各國就具體問題徵詢我方意見，應先請其詢問日本後，我方再予考慮；二、如華北主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確能得到切實之保證。則我可作相當的讓步；三、日本駐軍應以《辛丑條約》規定的地點為限，其數額應與他國駐軍按其實在需要，另以條約確定之。乞降的面孔呼之欲出！誰知日本人仍嫌不過癮，12月13日攻破南京，屠城十餘日。1938年2日，日本政府發表宣告：“日本將不以蔣介石政府作為和平對手！”
換言之，蔣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肯接受了。
這樣，蔣先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繼續把抗戰的旗幟舉著走他的老路。
歷史在1937年的11月，險些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提供了一次比試高低的機會，國共合作已處在崩潰的邊緣。毛澤東已經在幾個月的實踐中，向這個世界和他的同志證明了他的技高一籌，他決不會再退讓了。
四
史料記載：王明等下飛機後，毛澤東即致歡迎詞，稱王明從莫斯科歸來是“喜從天降”。
能不能揣度一下毛澤東和王明四隻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時雙方的感覺呢？還是讓它作為一團迷霧繼續縈繞在延安機場的上空吧。一場始終沒有刀光劍影的政治格鬥伴著握手的禮節和“喜從天降”的致辭搖響了開幕的鈴聲。
“欽差大臣”王明很可能在回到延安的當天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要求。會議究競哪天開，他倒並不計較。他要研究一下對手的弱點，他要等在山西的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趕回，他還要適應一下延安的窯洞。12月9日上午，後來被稱作“十二月會議”的政治局會議開始了。
第一天，風平浪靜。黨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作題為《目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肯定了洛川會議的決定和已經取得的成績，指出鞏固國共合作、改造舊政府、改造舊軍隊、保證黨中央團結等十項主張，指出前一段黨內出現投降主義傾向的種種表現。王明做了一天忠實的聽眾。毛澤東閉目養神，間或把意味深長的目光投向門內地上的一縷陽光。
第二天上午，王明發言了。他把寫了幾頁的發言提綱朝桌上一放，講道：“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我今天著重講講這個問題。中央的工作亟待改進的地方很多。”
再講了一大段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道理後，他把提綱朝旁邊一推，自由發揮起來。
“民族矛盾上升了，今日決定敵友的主要標準是抗日不抗日。對國民黨，只應分成抗日派與降日派。”“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方面，我們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嘛！空喊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能嚇走盟軍。”“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淞滬抗戰打了幾個月，能是片面抗日嗎？不要講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呀！”“紅軍已經改編，紅軍就不存在了，不僅是個名義上的變動，實質內容也變動了嘛。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我們不要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游擊戰能戰勝日本嗎？”“改造政權機構什麼的，肅清漢奸分子什麼的，現在提都為時尚早了。”
王明一直講到日薄西山，話鋒一轉說道：“我今天這個發言，並不是僅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回國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親切接見，並會晤了季米待洛夫同志。可以說，我今天講的主要觀點，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會場頓時亮了些許，那是與會人員眼睛裡閃出的光芒照的。這一天，毛澤東已經沒有時間反擊了。
12月11日，毛澤東沒有被王明亮出的尚方寶劍嚇破膽。他先講了一番統一戰線中的對立統一哲學後，對王明的話難一一作了反擊，最後落在這一點上：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然而，王明的講話畢竟有分量。據一些文章披露：與會不少同志一時難以明辨是非曲直，在思想上產生了某些混亂。誰的思想產生了哪些混亂，末見有人披露。我們只能從一些公開的材料中判斷混亂的程度。12日，張聞天在總結性的發言中，承認了王明指責的某些錯誤。“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決議。”毛澤東等是如何抵制的？贊成王明主張的有幾人？只能去猜。
14日，會議結束了，產生如下決定：成立七大籌委會，毛澤東任主席；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
會議還決定：來往電報，“黨的交張聞天，軍的交毛澤東，統戰的交王明，王不在時交張。”
從這些決議和決定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取得了地位。這一回合，雙方戰個平手，統算起來。毛澤東的勝面略強一些。
這時候，蔣介石幫了毛澤東一個忙。歷來重視蘇聯直接援助中國抗日的蔣介石，知道王明回國的訊息如獲至寶，想透過王明獲得蘇聯實質性的幫助，12月上旬，他接二連三地發出邀請，請王明去武漢“共商國是”。因此，王明在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立即和周恩來、博古一起趕赴武漢。王明的離開，無疑為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統一思想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和有利條件。
12月19日，張聞天在中央會議上再次作了政治局會議上他的政治報告。22日，他在會議結束前明確指出：自《八一宣言》至今，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幾日後，毛澤東和張聞天決定：為使統一戰線更有力量，必須擴大三五十萬黨能直接領導的軍隊。
因為王明的回國，因為他在政治局會上並不顯得孤單，“十二月會議”還作出決定：本著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方針，爭取與國民黨儘快取得相互間真正的諒解與合作，準備在邊區長官人選等問題上再次作出讓步。國民黨方面因連遭上海、南京大敗，國際援助尚是畫餅。自然也希望和共產黨能真正同心協力。這樣，我們便等到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黃金時期。
12月20日晚，蔣介石從失去首都的巨大悲痛中走出來，召見了王明、周恩來和博古。
王明的口鋒甚健，講了當前抗戰的形勢，講了兩黨關係，講了合作的具體任務，卻發現蔣介石有點心不在焉。什麼時候了，蔣先生早失去了對這種空談的興趣。南京失陷後，他加緊了和日本“和平”工作的同時，不得不再次考慮武裝抗日的問題。一週前，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同一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在北平掛牌辦公了。四天前，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近日，各方人土及黨中重要負責同志，均以軍事失敗，非速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辭！殊不知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彼輩只見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見，何能撐此大難也。他對這個王明感到失望了。
王明這時候把底牌和自己的資本亮了出來，清清嗓子說：“大元帥，蘇聯方面已經意識到中國局面的嚴重性，決定不再坐視。中蘇系鄰邦，所謂脣亡齒寒也！蘇聯方面願意幫助中國政府組織二十萬機械化部隊，並建立與戰爭相適應的軍事工業。”
蔣介石立即興奮了，忙問：“你這些訊息從哪裡得來？是斯大林說的嗎？”王明答曰：“離開蘇聯前，我去見過斯大林，他也有這個意思。”面對三十個師裝備的**，蔣介石自然要表示個姿態，在認真聽完博古和周恩來的談話後，當即表態：“所談極好，所談極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見好轉，外敵不足慮矣。只要內部團結一心，勝利定有把握。以後你們可直接我陳部長共商一切。”蔣介石走後，王、周、博三人繼續與陳立夫會談，雙方當晚即商定製定一個共同綱領。
12月26日，國共兩黨正式成立了一個“兩黨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以後每五天會商兩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綱領，推定周恩來和劉健群共同擔任起草工作。四天後，這份《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綱領》已由周恩來單獨草成，並由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討論透過。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僅僅維持到30日。
中共代表團滿懷信心帶著這份連“初期建國綱領”也寫得詳詳細細的《綱領》參加兩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誰知國民黨代表看都沒看，提出了這樣一個新問題：“你們應該幫助政府勸說蘇聯出兵。”
蘇聯的真實態度早已告知中共，他們怎麼能完成這一“光榮”而“艱鉅”的任務呢？自然是談不出個結果。
懷疑又回到了國民黨人的思維中。緊接著，仇恨又從懷疑中生出了。
1938年1月17日，國民黨武漢當局唆使流氓、街霸人員搗毀了剛剛創刊的《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印刷部。中共代表團抗議，國民黨方答覆曰：這顯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元月24日，又到兩黨開碰頭會的日子了。國共雙方六位大員坐在桌子兩旁，臉上再無笑容。劉健群道：“你們的誠意到底表現在何處？很顯然，蘇聯出兵能迅速改變時局，你們為什麼一再推矮？八路軍，不，八路軍早不存在了，應該是十八集團軍，從不貫徹中央軍令。遊擊遊擊，遊而不擊，究竟存的什麼心？你們如何向全國人民交待？”兩個多月前，為適應戰爭需要，國民黨重新下達了軍隊戰鬥序列，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命令公佈後，中共方面對民對下一直延用“八路軍”這個稱謂。後國民黨方面指出質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華北人民已經習慣這個稱呼了，請予允許在民間保留。這一保留不大緊，在華北大片土地上，八路軍便和國民黨軍有了醒目的區別。經多方查詢，我們沒能查出是誰為歷史留下了這樣絕妙的藝術品。
康澤跟著講道：“你們應該向廣西派學習，把軍隊交給中央。軍政、人事與中央統一，重要領導人離開軍隊到中央工作。”
這個時候，新四軍已經成立一個月，但編制遲遲沒下。雙方爭來爭去，國民黨方勉強同意新四軍下編四個遊擊支隊。
十日後，國民黨發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鼓吹“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軍隊”。《掃蕩報》和《血路》週刊接二連三發表文章，把矛頭直指共產黨和它的政權、軍隊，要求結束這種“新封建割劇”狀態。
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國民黨中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共產黨再發展下去的“嚴重後果”，開始尋求“根治”的辦法。
但是，我們不能不說：他們這種沒有統一組織的、沒有經過理性分析方法，有著濃重的感情色彩，不會發生什麼實際作用。綜觀國共兩黨歷史，國民黨實在缺乏統一信仰、統一軍隊、統一權力方面的研究。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做法，使他們在這方面毫無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