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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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二次革命”
1袁世凱清除革命黨人
鄧家彥民國元年中山先生讓大總統於袁世凱後，餘即辭參議員之職，在滬發刊《中華民報》，專事反袁。同時有周浩、戴季陶等主辦之《民權報》，李懷霜（之後任李協和之祕書長）主辦之《天鐸報》，均在上海同持反袁立場，頗得桴鼓相應之效。先是馮自由主持之稽勳局，對革命有功人士紛予官費遣送出國留學。餘雖因趕回上海参加革命而未竟學業，但仍拒絕此項機會，而留滬辦報，其時因租界之保護，得享言論自由，日日著論攻擊袁世凱及北京政府。胡適之舊文學甚佳，嘗以翻譯及舊詩投寄《中華民報》。
宋教仁遇刺一案，連帶搜出若干檔案，其中有暗殺名單，餘亦赫然列名。可見袁氏對餘銜恨之深。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氏黨羽鑑於租界當局已有戒備，且派印度巡捕來保護餘等黨人，既無法行使其暗殺之卑劣手段，乃具名向租界當局控告，誣餘以陰謀顛覆X國家之罪名，因此餘遭英吏判決繫獄6月。餘雖遭縲紲，而報館未被封禁，乃由汪洋、胡樸安等同志代為經營。旋以經費不支而自動停刊。餘出獄時總理及吾黨同志多已亡命日本，總理遣龔煉百及李劍塵同志（九江人）來迎餘赴日。
2孫中山決定討袁
馬超俊袁世凱任總統後，以全國鐵路督辦名義畀予總理，總理認為如果袁真心為國為民，兩人可以精誠合作。不過袁有野心，與總理在北京的晤談，僅系虛相委蛇，毫無誠意。其實現野心步驟有四：清帝退位、取得政權、南北議和、控制全國。那時梁士詒（燕孫）為袁世凱的智囊，自比張子房，以“帝師”自任，為袁計劃一切（此事為盧信所言，盧為廣東人，當時給梁燕孫作祕書，很能寫文章）。
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且到各處演講，為袁所忌，故賄買應夔丞、武士英，於3月20日下午刺殺宋教仁於上海北站。總理聞訊，從日本返抵上海。我甫從武昌出獄，急乘輪赴滬，在鐵路公司晉謁總理，報告黎元洪昏庸無能，武漢由其控制，實有莫大的障礙。不久，總理有《為袁氏叛國對國民宣言書》的發表，勸袁氏辭職，以謝國人，其宣言略謂：“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併發……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繼之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先後宣佈獨立，黃克強於7月15日起討袁軍於南京，翌日陳其美就任駐滬討袁軍總司令，陳炯明、許崇智在粵、閩相繼宣佈獨立，但因力量孤單，均相繼失敗。
我在上海参加居正、鈕永建淞滬舉義，準備攻佔吳淞炮臺及高昌廟製造局。不久我偕朱卓文、唐繼星往南京，希望有所作為，哪知到南京後，黃克強已出走，南京新軍各師長，雖同意討袁，而內部互有猜忌，餉械不足，士無鬥志，知大勢已去，即與李祥、許烱黎兩同志返滬。此時總理已去日本，鄭汝成的海軍陸戰隊佔領淞滬，陳其美、居正、鈕永建均失敗離滬，二次革命遂如曇花一現而告終。
3李烈鈞起兵湖口
周雍能李烈鈞做了江西都督以後，有他的計劃和佈置。當江西北伐軍被解散的軍官遣送回贛後，李烈鈞特別召見了年輕的軍官，要他們繼續在贛軍中服務。這時有些他在雲南講武堂的學生（如楊希閔等）遠來投奔，他也一一收容。到了七八月間，他便開辦陸軍講武堂來容納這兩批人。我適在此時回到故鄉，講武堂名冊上有我的名字，也就報了到，進講武堂完成我的軍事教育。
講武堂是利用陸軍小學舊址開辦的，學生來源除了上述兩批外，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即原陸小及測繪學堂合併後的學校，修業時間6個月。也可轉入講武堂，此外也招了一些人，如夏聲（鄂人，後曾任廣東兵工廠廠長）、趙連芳（字蘭屏，河南人，後轉學農業，為農業專家）即在此時考進來的。開課時有同學二百多人，分成幾班上課。我們陸小四、五期同學，經過半年多的變亂，傷亡離散，所剩無幾，這時進講武堂者僅約50人。
李烈鈞把講武堂交給堂長夏之麒辦。夏堂長是浙江X青田人，他與吳介璋均是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學生，曾任江西陸軍小學監督，為人很好，我們同學發生什麼風潮，鬧什麼糾紛，別人解決不了，他一出來便可以解決。二次革命失敗後，夏亡命赴日，與陳英士等在一起，是陳英士十八弟兄之一，後來回到上海策動反袁，被袁氏爪牙暗殺，還比陳英士早死幾天。
民國2年7月我們在講武堂畢業，這時局面已很緊張了，不久便發生二次革命，我們講武堂很多畢業生都參加這次反袁行動。
民國2年，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使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衝突白熱化，局面很緊張，國民黨加緊反袁活動。其時有一江蘇籍的國民黨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說客，鼓動反袁，江西當局招待他，請他到處演講。有人問他：“拿江西這點兵力，怎能打倒袁世凱呢？”他回答：“你沒有讀革命歷史，法國大革命時，老百姓是拿棍子來革命的。”口才甚佳，頗具煽動性。是年6月9日袁世凱免掉李烈鈞的江西都督，不久又免掉胡漢民的廣東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國民黨都督因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職，而國民黨已決定討袁，不久湖口起義，二次革命爆發。
二次革命前，江西陸軍有兩師，第一師師長歐陽武（字南雷，江西吉安人）駐南昌，第二師師長劉世鈞（江西撫州人）駐九江。李烈鈞被免職，袁氏即令歐陽武任江西護軍使，是以李無法在南昌發動，轉到湖口來組織“討袁軍”，希望起義後劉世鈞會在九江響應。湖口軍隊很少，李組“討袁軍”，無論正規陸軍、雜牌軍都在羅致之列，而主要組成分子竟是水上警察。
江西在清末有舊式水師巡弋於鄱陽湖及內河，民國以後改為水上警察，這些水上警察駕駛舊式炮船往來巡防，每船裝土炮一門，人員除一船長一正目外，另有12人，攜有槍械。李烈鈞組織討袁軍是槍械、糧餉、兵員俱缺，而水上警察有槍械、有糧餉、有兵員，而且水上警察總監蔡銳靈是共進會要員，可以呼叫他的部屬。李烈鈞設法從每一炮船上調來8名，共調來一千多人，分為三營，稱為“調練團”。調練團在6月底（陰曆5月間）成立，我在這時也到湖口來參加調練團，被派為第二營營附。
調練團剛成立時團長是餘徽照，第二營營長是何猶興（留日）。
7月12日，湖口正式舉義，那位能說善道的何子奇做了湖口守備軍司令，鄧文輝做副司令，調練團團長換了蔡梓華（湖南人）。我們調練團防守湖口對岸地區，團部設在回峰坑，第一營守桃花山、第二營在第一營右側，第三營守江邊。起事後我們滿希望九江方面響應，沒有想到劉世鈞動搖了，據說他拿了袁的二十萬元，而江西要塞司令陳廷訓也動搖了，在江西策應的就只剩德安方面林虎所帶的桂軍了，因此討袁軍就顯得勢孤力單。而當袁世凱所派北軍第六師李純部登陸九江往南攻擊，除了林虎自德安北上，在沙河鎮抵抗一陣外，贛軍根本毫無抵抗。至於湖口方面北軍張敬堯部從新港登陸，我們調練團便首當其衝。
7月16日，袁世凱命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李純為左司令，王佔元為右司令。大約在7月20日左右，北軍張敬堯的一團人從新港方面向我們逼近，最初兩三天只是遠端射擊，從炮船上帶來的槍有九響槍和十三響槍，打一彈要抽一下彈簧，壞在子彈是鉛做的，有時打不出去。有的槍打了一二天，槍膛塞住了，板機扳不開，煩急之至。到了決戰那天，我們營長忽然害了瘧疾不能出來，我自告奮勇帶領全營作戰，整整打了一天，無所謂害怕了，揹著槍跑來跑去指揮。打到下午，敵人打著赤膊拿槍向我方衝鋒，我們營裡一個護兵名叫凌則安（丹陽人，40多歲的老營兵）對我說：“趕快退，不得了，桃花山都被佔了，團長叫退了。”我說：“有沒有命令？”他說：“失掉聯絡了，快退。”我看敵方紅旗反而從左後方逼來，我方死傷枕籍，便下令撤退，在田疇中退了七八里，靠近江邊才發現第三營早退了。我太年輕，不知厲害，桃花山一失，第三營一退，我這營突出孤立在前線，實在十分危險，幸虧凌則安勸我速退。退到中途，看到第九連連長盧鐵公重傷倒在地上，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停下來要帶他走，凌則安說：“不可以，退不了。”我不願見死不救，堅持要帶他走，凌則安只好和另外一個衛兵幫助我扶著盧鐵公一起退。這樣一來，四個人目標很大，敵人的機關槍集中向我們射擊，可是我們一點也不害怕，成弧形跑，終於退到回峰坑，不幸的是凌則安受了傷，和盧鐵公一起送醫，盧得救了，而凌不治，救了一人也折了一人，我不知是功是過。
我到回峰坑團部時天色已暗，我看團長嚇得面無人色，怪這怪那。那夜敵人炮火猛轟一整夜，到了一天亮，團長失蹤了，我們只好退到湖口去。事先我們並沒有撤退的計劃和準備，江面沒有撤退的船隻，大家亂糟糟的看到船就搶著上，因此翻船慘死的很多。退到湖口，看不到兵站總監俞應麓，看不到湖口守備司令何子奇，也看不到討袁軍司令李烈鈞，他們發動了戰事，看到情況不對就跑了。我便從湖口退出，回到鄱陽。7月25日湖口便失陷了。
李純帶著第六師從湖北到江西，登陸九江南下，起先他以為江西軍隊都不戰而潰，不加提防，沒有想到自德安北上的林虎倒和他打了一場硬戰。林虎的桂軍原是廣西北伐軍，訓練比較好，軍力也較強，並且有過戰鬥經驗。南北議和後許多軍隊解散了，南京留守黃克強特別把林虎一團（本為王芝祥所帶桂軍中之一團）改為混成團撥歸江西都督節制。到了江西編成一旅，駐紮德安，這是國民黨佈置下的一著棋。那時南潯鐵路還在建築中，李烈鈞在湖口舉義，先約林虎北上策應，在沙河鎮和李純的第六師遭遇，打了一仗。那時報紙猛捧林虎，報導沙河鎮戰役標題是“飛將軍從天而降”，但是桂軍終於抵擋不住第六師，敗退了。其他贛軍更不能打，沒有戰鬥經驗和士兵是本地人都是失敗的重大原因。桂軍是客軍，士兵潰散了很容易被認出來，所以打敗仗也不敢離隊逃散，贛軍士兵是本地人，把槍桿子一丟，衣服一換，逃離戰場就和老百姓一樣自由了，何必拚命？就這樣，贛軍潰散的潰散，投降的投降，使李純如入無人之境，輕易地解決了江西反袁勢力。8月4日袁世凱任命李純做江西護軍使，到9月29日李純便署理江西都督了。
4江蘇舉義旋起旋僕
鄧家彥宋案發生後，孫總理即欲舉兵反袁。但黨人多猶豫。國民黨籍之四都督，湘督譚延闓、粵督胡漢民、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亦多有苦衷，而不願與袁決裂。時粵省內部不和，陳炯明為客家，而胡漢民屬廣府，客廣之間向來隔閡，而炯明覆具野心，益以黃士龍之掣肘，漢民實自顧不暇也。安徽民貧兵少，柏艾蔚無能為力，湘譚出身閥閱，對於革命冒險原未熱心，故真能響應討袁者唯李烈鈞一人而已。上海會議時，四督之中僅李出席。但李於會中表示，時機未至，如必欲討袁，亦須俟四督向袁辭職以後，方能行之。蓋就法理言，未辭職之前，四省都督如舉兵討伐總統，無異犯上作亂也。
黃克強初亦感手無寸鐵，力不從心，故對舉兵與否，持模稜兩可之態度。後礙於孫總理之堅持，克強始勉允出力。
時程德全（四川人）任蘇督，在南京，孫總理欲令德全舉兵反袁，且謂克強曰：“如君不願赴寧主持，餘可獨往。”克強不得已，乃偕汪精衛、蔡元培二人連夜趕赴南京，謁程，力請反袁。德全亦表示時勢所趨，不宜作此舉動。都督萬無反對總統之理，且謂：“今南北幸得統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頓國家，勵精圖治。革命黨人勢力已孤，即使再舉，亦難成功。”黃等三人下跪固請，涕泣勸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餘退隱，部隊奉諸各位統領，餘則祝髮為僧。”反袁之局遂定。
當時南京駐軍三師，冷御秋之第三師與章梓之第一師均似可用，陳之驥統第八師，陳雖為馮國璋之女婿，然亦贊同討袁。孰料各部中下級軍官先已為袁收買。故宣佈獨立未及三日，部隊已盡散矣。上海報載黃克強已走避，餘等初猶不肯置信，未久訊息傳來，證實此說。總理大怒，忿欲親赴南京，力挽危局。同志等苦苦勸留。同時英國租界當局宣佈驅逐孫某離境。總理不為所動，蓋總理熟悉國際慣例，其時已成舉世聞名之政治犯，租界當局不敢輕予驅逐也。
此役失敗之前，林虎嘗在江西奏捷。克強既棄走南京，鄧鼎豐等所統部隊感群龍無首。先遣人來滬邀餘前往主持，餘以不諳軍事，又無克強之人望，故婉卻之。未幾何海鳴被邀往南京，何膽大妄為，赴南京後亦嘗苦撐數日，終無補於大局。
5討袁失敗，亡命海外
戢翼翹二次革命以黃克強、李烈鈞在南京及江西的軍事行動為最重要，國民黨人又設法請清末袁世凱的政敵岑春煊出來號召，希望兩廣的龍濟光、陸榮廷（均岑在清末兩廣總督任內之舊屬）響應，然而龍已受袁收買，甘為鷹犬，而陸亦躊躇未動，沒收到預期的效果。至於李黃在贛寧發動的討袁軍，由於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倉猝起事，缺械缺餉，這仗便無法打下去了。7月25日湖口討袁軍敗退，北軍李純兵隊進佔了江西。上海陳英士等所起的討袁軍攻製造局的計劃也失敗了，29日黃克強、章梓等鑑於大勢已去就離寧走滬，以後由一報界中人何海鳴，從8月起在南京自任為討袁軍總司令，竟支援到9月1日才被張勳攻陷。
討袁軍初動時，我率部進駐徐蚌，協同第三師（師長冷適）對袁軍作戰，不幸全域性既敗，我們亦無法獨存，我遂於12月間亡命日本。檢討此次失敗原因是：“準備不周，缺械缺餉。”而一些同志白白犧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黃克強的參謀長黃凱元，他的資格比朱爵森還老，是一個老革命黨人。討袁運動醞釀時，他活動江蘇軍隊，把百萬家產都拿出來充為軍費，討袁失敗後，錢收不回來，還被軍隊責罵，一氣之下到普陀山上削髮為僧，閉關面壁，後來就死在閉關的禪房裡。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通緝起事黨人，我亦在其中。我於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難的人太多了，這時想讀書沒有錢，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緝犯，帶錢的就藏起來不見人，有的窮得很，生活艱苦。我沒帶什麼錢，以後生活怎麼解決？當時確很煩惱，幸而到民國3年年初，有一位江蘇朋友陳陶遺介紹我到南洋群島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書，現在要到日本來，把他的教員職務讓我去接，我就在民國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員。
我到泗水後發現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陳炯明、傅鑫、朱遐九、吳雨霖），當然又免不了要聯合起來鼓吹革命了。這年年底我又有機會離開南洋回國加入滇軍，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後，我因此才能親自參與雲南起義，推翻了洪憲帝制。
何成濬討袁失敗後，總理與黃克強先生暨同志中之鋒芒較露者，都流亡日本東京，餘亦與焉。國內議會解散，自治取消，民氣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黨人雖遠適異域，不能忘懷家國，再接再厲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敗而稍餒也。黃先生由日赴美，爭取國際友人，聯絡僑胞志士，而以與留滬同志共患難，伺機活動之責任屬於餘，大義所在，雖力不能勝，亦遵囑回滬，勉為其難。未幾陳英士先生亦回滬，彼此過從甚密，一切互相商討，歷時兩載，備嘗艱險。多數同志卷伏於危樓一角中，有求日食饅頭一枚、開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惡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終者，在此恐怖惡劣環境下，與北洋軍閥惡勢力作殊死鬥，英士先生屢率黨眾攻打上海製造局，前仆後繼，犧牲慘重，終以策動變亂過急，誤受鴻運公司之**，致為軍閥惡探所暗算，慘遭殺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沒，至今思之，有餘痛焉。袁世凱多行不義，終至眾叛親離，憂憤以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函邀黃先生入京，黃囑餘先往察看情形，餘目睹大權操在軍閥，約法等於廢紙，知不可為，迅即離京。未幾，大借款案發生，國會再被解散，政象日趨敗壞。黃先生蒿目時艱，憂心如焚，致患腦溢血逝於滬上。人之雲亡，邦國殄瘁，不僅餘一人之私慟已也。
馬超俊二次革命後，鄭汝成在上海通緝黨人，株連甚廣，很多親友，因怕遭受牽累，謝絕往還。我跟二三位同志，沒有固定住所，身邊又沒有錢，也無法離開上海，白天則蒙首蓋面，繞行僻巷，夜間則冒充日人，偷坐黃埔公園，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橋小客棧，或往蘇州惟盈飯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數月之久，後得友人林佐治介紹，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廣東經紀代理人，藉此作掩護，於民國2年冬回到廣州。
到廣州後，集資開辦惠民織造公司於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貞優秀同志，從事祕密活動。當時龍濟光督粵，偵探局長曹鼎鍾以殘害本黨同志著稱，我派同志衛一新、鄧耀權、趙卓慶滲入該局充當眼線，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國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殺龍濟光的統領馬存發（雲南人，所謂四大天王之一）於天字碼頭南園酒家門前。定邦行刺後，安然逃脫，龍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鄧耀權，嚴刑拷問，並派軍警於深夜至西關我住所的親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曉步行至佛山，轉乘廣三路車至河口，再搭英商德慶輪往梧州，從梧州折返香港。民國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周雍能我回到鄱陽後，鄧文輝等也到鄱陽，還有一個衛兵營營長歐陽盾，和第二營營長何猶興都來了，我看何猶興並沒有病，與袁軍決戰那天說不定是裝病。鄧文輝將潰兵集合，共約150人左右，並宣佈他的新計劃，他說：“我和駐在贛南的第四旅旅長蔡森是好朋友，我們去贛州。”贛州是鄰近廣東的重鎮，我們雖然失敗了，料想廣東總會在討袁軍掌握中。蔡森是九江人，馬隊排長，南昌起義時最先率眾入城，升到團長、旅長，現在又做了贛州鎮守使，他既是革命同志，去找他應該是對的，大家便同意鄧文輝的意見。鄧文輝帶了我們先到他的家鄉臨江府（今清江縣），這地方很多革命黨人，像蔡銳靈、熊罷士都是臨江府屬樟樹鎮人，在這裡籌了一些錢再向贛州進發。路上看到很多散兵遊勇，有的把槍都丟了，有的還帶著槍，我們沿途挑了兩百個有槍的，合起來編成一營，由我做營長。我們過了吉安快到贛州邊界，發現贛州已沿邊界佈防了，不讓散兵遊勇隨便過境。這時鄧文輝便耍花槍了，他說要先到南康去等我的訊息，隊伍由我帶到贛州。我心裡一點也沒有猜疑，認為有把握，蔡森底下有兩個營長是鄱陽人，鄱陽人對我家都是很尊重的，我去了他們一定會好好照應我的，便答應下來。鄧文輝寫了一封信給蔡森，然後和歐陽盾、吳楚凡挑了幾個年輕的做衛士，佩著駁殼槍走了。
贛州在贛江上流，是章、贛二水合流處。我帶著三百多人進入贛州境，邊境警戒佈防的對我們沒加阻止（只是不許散兵遊勇入境），我們直達贛州城下，沒遇到一兵一卒。部隊在城下紮營，我自己進城，找一間旅館住下來，晚上去找一個衛隊營營長（姓金），他很感到意外說：“你怎麼來的？”我說：“帶了人來的。”我請他轉告蔡森說我求見。第一天見不到，鄧文輝在等回信而蔡森不見，急得很。第二天蔡森約見我了，他穿長褂出來，對我說：“信收到了，很好。你暫時住幾天，隊伍擺在這裡，我照料好了。”我很高興。金營長偷偷對我說：“不要高興。”過了兩天，隊伍被調走了，我沒法子，金營長說：“快走，不要等他下命令捕你。”原來蔡森被袁世凱收買了，採取“維持治安”政策，並不響應反袁。我根本不懂軍政界這種翻雲覆雨的手段，也未了解當時情況，否則我帶二三百人出其不意直入贛州城內，解決了蔡森是不成問題的，現在我只好趕緊逃出贛州城，到南康和鄧文輝會合。
不久，我奉命參加討龍軍敢死隊，討龍軍的全部計劃我並不瞭解，不過據載所知討龍軍司令是鄧鏗，預定在9月9日（公曆10月27日）於廣州、惠州、廣州灣等地同時發難。朱卓文到廣州灣去主持，鄧鏗到惠州去主持，廣州方面由龍俠夫、史古香等負責。龍俠夫是雲南人，他在日本參加同盟會，和頭山滿等很熟，相當活躍，因為龍濟光所帶的兵有很多是雲南人，所以鄧鏗派他去運動龍軍，這次派他任攻城軍司令。史古香是四川人，也是在日本就參加同盟會的，常在龍家出入，鄧X派他做攻城軍參謀長。我曾做過營長，派為攻城軍炸彈隊隊長，帶幾十個隊員。那時有人誑我們：“黃克強也來了，炸彈隊隊員打進去都可做營長。”我知道這是打氣的話。
在香港的同志各不相往來，我和史古香因為有直接關係常常見面，他是老同盟會同志，又是革命軍領導者，我把他當做革命領袖看待，他有什麼事也喜歡找我做，後來他派我兼任少校參謀。陰曆8月27日，鄧鏗約我到中環市場邊的文英茶館吃茶，他神色凝重地說明9月9日就要發難，並問我家住那裡？寄信給我家怎麼寫？我把我哥哥的名字、地址寫給他，我知道他怕我回不來好通知我家。臨別他拿10元給我充當零用，分成兩卷，一卷50張，每張是1毛毫洋，那時東西便宜，牛肉沙河粉一份才1毛錢，有這兩卷錢，可大飽口福。
9月初，同志紛紛由港潛入廣州，我本來是9月2日該去的，史古香知道這一天是我生日，特別讓我玩兩天，初四才離香港，住在西濠口海關旁的萬安棧，客棧登記著“周雍能、上海人”，另外不少同志也住在這客棧，我只記得一個姓汪（人稱阿汪）的廣東人。我常在西長濠長堤走動，避免被人看到。
9月7日，離起事的日子只有兩天了，我也無所謂害怕，青年人一股熱血，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怕，只准備到時動手。這天晚上，史古香叫人對我說：“太平戲院正演廣東戲，你可以去聽聽。”我廣東話講得並不好，可聽一些，當天晚上正感無聊，就去看戲。一般廣東大戲院要演到天亮才落幕，我等不及天亮就離開戲院返回客棧，一到客棧附近，一看不得了，有軍隊佈哨了，警戒森嚴，軍警正在搜查客棧，我知事情不妙，不敢進去。還好廣東茶館五點就開門了，隨便進了一間茶館，叫茶暍，一邊吃早點，一邊盤算如何應付變局，不久阿汪過來，只對我講一句：“快搭船走。”說完趕快就走了。於是，我連忙搭船到香港。
回到香港先找鄧文輝，鄧文輝搬家了，找龍俠夫、史古香也找不到，後來才找到梁醒吾同志。梁教畫為生，幾個錢都為革命花光了，窮得很，僅租一間小房居住。他為人很好，看到我一個人什麼都沒有，便對我說：“你暫時在我這裡住，房東女兒是我的學生，不要緊。”他每天花6毛錢讓我吃飯。後來他又介紹我到他的朋友何奇石家去住，何是個畫家，也沒有什麼錢，我每餐吃白飯一碗、一碗湯、一塊小豆腐、一片芥菜葉子加少許的糖。何的地方小，堆了許多要畫的招牌，我怕妨礙他作畫，吃了飯經常在海防長堤上走來走去，一切都失去了聯絡，真也不知怎麼辦才好。幸而兩個星期後，我又在長堤上散步，竟看到朱卓文在買船票，連忙上前打招呼。朱卓文到廣州去活動，不知為什麼緣故失敗被捕，幸而他擁有中美雙重國籍，當地官吏把他釋放了，所以遲了兩個星期才到香港。他說惠州方面也失敗了，他在上海有個家，要到上海去，看到我便把一張特等艙船票換兩張統艙票把我也帶回上海。
這一次的失敗大家都很奇怪，許多人還沒有動就被捕了，被捕的受嚴刑逼供，用熨斗燙手指，鐵絲穿手指，刑斃了不少人，沒死的也判了死刑，犧牲慘重。又過了一年革命黨還是不斷起事，但總是莫名其妙的失敗了，不清楚是什麼原因。“肇和”兵艦起義失敗後，孫先生又派人到廣東活動，朱執信到澳門，洪兆麟到香港，可是洪一到香港沒幾天，香港巡捕立刻把他逮捕起來，同時被捕的有龍俠夫等。中華革命黨請律師打官司，不斷派人去探訪洪、龍兩人。可是令人起疑的是龍俠夫表現出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另外有些同志發現史古香出入龍俠夫的家和龍太太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就這樣不斷注意，才發現龍俠夫和史古香都是龍濟光的偵探，龍俠夫和龍濟光還是親戚，他和史古香在革命陣營中臥底多年，替龍濟光解決了不少的困難。最後同志便想法子處置他們，史古香住在澳門靠海一個小山頂上，樓上有花園，革命同志就在花園將他處死，屍體丟到海里。我這次參加討龍軍差一點彼捕，還是史古香放過了我，因為我年輕，待他一如革命領袖，他於心不忍，才叫我去看戲，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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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12年2月，南京的革命臨時政府與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妥協。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改選袁世凱出任，以換取袁及北洋軍支援革命，迫使清簽訂《善後借款合同》的五國銀行團代表合影帝退位。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同時被搜出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通訊。袁世凱則被認為暗殺背後的策動者。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後，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內務部祕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祕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佈，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准他辭去總理，由段祺瑞代理。
孫中山於事發後即從日本返回中國，於上海開會，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
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國民黨人等認為袁意在擴張北洋軍隊，而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准屬非法。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職務。之後袁世凱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開端
7月12日，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佈江西獨立，並發表電告討袁。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組織討袁，宣佈江蘇獨立。推舉江蘇都督程德全為南軍司令，但程棄職，逃遁上海。隨後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闓、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佈獨立。浙江朱瑞、雲南蔡鍔中立。
7月18日，陳炯明響應孫中山號召宣佈“廣東獨立”。
7月22日，江蘇討袁軍在徐州地區與馮國璋北洋第二軍和張勳武衛前軍會戰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討袁軍屢攻江南製造局未克。指揮部被上海租界當局解散。
7月28日，黃興看到大局無望，遂離寧出走，討袁軍全域性動搖。
8月11日，何海鳴率南京第八師部分下級軍官及士兵重新舉旗討袁，宣佈恢復獨立，2000多名士兵們與北洋軍展開血戰。
8月13日，擁袁桂軍龍濟光部攻佔廣州。
8月18日，北洋軍李純部攻克南昌。
9月1日，張勳武衛前軍攻克南京，各地宣佈取消獨立。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被通輯，相繼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結果
10月6日，國會選出袁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叛亂”罪名下令解散國民黨，並驅逐國會內國民黨籍議員。國會由於人數不足而無法運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凱從此成為寡頭總統。應桂馨、趙秉鈞不久即被滅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由宋教仁遇刺引發兵戎相見的二次革命，是民國史上一個不幸的開端。不少建立民主國家必須的舉措，如將軍隊國家化、民選議會、以法治國等等，於事後都失去了健康發展的契機。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張膽的軍隊干政、起迭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引致兵禍連連。袁世凱在事件中的責任是不容旁貸，事後的歷史亦證明了他的野心。
國民黨聯合資產階級，並且沒有兵權。政治基礎不牢，武裝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敗原因之一。
但亦有意見認為，在當時凶手已經抓到、凶手與國務院有關官員的來往電信也已搜獲並已公諸報端、傳訊國務總理趙秉鈞問話的傳票已經發出、中國正出現空前的司法獨立時，孫中山卻決定舉兵反抗，從而為袁世凱製造了口實，並以此為契機徹底擺脫了國會的牽制。有批評認為，孫中山選擇使用武力，而不嘗試採用政治、法律方法，訴諸公民理性的方式對抗，是把中國社會的發展推進了錯誤的軌道。
一
清末新政顯然是在內外交織的壓力之下開始的。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倡導戊戌變法，康梁的改革主張頗合光緒皇帝的心意，可是卻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強烈反對，結果變法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終。可是，形勢比人強，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強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階官員認識到，大清帝國若要強大，就必須進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強，不自強就無以抵禦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階官員在1900年底紛紛上書，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財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見。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變法，聲稱三綱五常雖為萬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統治方法則應順應時代潮流，進行必要的改革。由此，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