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節：暗中通敵與出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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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節：暗中通敵與出逃(6)
影佐信中所謂的王倫其人，是南宋時主張與金和議的代表人物。1127年（建炎元年），他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1132年放還。1137年再次赴金，見金大將完顏昌。1138年復與金使同至臨安（今浙江杭州），約定和議。後被兀朮扣留，1144年死於北方。影佐援用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典故，是把自己比作完顏昌，而把董道寧比作王倫，要中國政府繼續派人與日本談判和平結束中日戰爭。
董道寧到上海後，與已至上海的上司高宗武會見，然後一同返香港。 4月2日，高宗武回到漢口，向周佛海報告董道寧赴日的情況。影佐的書信，當然也會經由周佛海或陳布雷之手，轉呈蔣介石、汪精衛等人。
董道寧只是外交部亞洲司一個小小的科長，如果沒有上級的指示，他是不敢膽大妄為，潛赴敵方國都，進行“和平”交涉的。我們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像高宗武往香港一樣，事前是經由蔣介石同意了的。但是除高宗武外，周佛海也是支援的。儘管周佛海曾否認他與董道寧的日本之行一事有關。他說：“此外，還有一個名叫董道寧的人。此人跟我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到過日本，由他的活動的結果，斷定日本也有和平的意思，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供給高宗武。此事高宗武也有對蔣介石報告過。”《中日事變祕聞：我的鬥爭記》，《周佛海日記》第1232頁。
但是，據西義顯說：1939年4月16日，他與高宗武等人在香港淺水灣飯店會見時，高宗武曾說：“作為我個人，我認為，即使陶德曼大使的調停破裂了，和平工作仍必須繼續下去。因此，我便與周佛海（蔣介石的侍從室副主任）等商量，決定一方面以一再表示和平主張的汪兆銘為中心，加強同志的集結；另一方面，派遣董道寧到上海，並請董與川越大使談判，請川越大使說服日本政府放寬條件，為此做了全面安排。總之，決心使國民政府改變態度，接受和平。”《中日和平工作祕史》第53頁。
周佛海在聽了高宗武的報告後，很是興奮，並且決定親自飛往香港，直接與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寫信給楊淑慧說：“宗武夫婦住我家。”這說明此時高宗武已到了漢口。信中還說：“我已買定下月14日的飛機票，大約臨時沒有重大事故發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項計劃為蔣介石所阻。3月27日，陳布雷打電話給他說：“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須打消，因有種種關係，不便前往，否則，恐起物議。”周佛海聽到這個通知後說：“聞之不勝懊喪。”《周佛海日記》第76頁。
4月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是日，周佛海寫信給楊淑慧說：“宗武大約不能回港。”是何原因，信中未見說明。高宗武到漢口後有何活動，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據周佛海日記所載，是日上午8時，他與陶希聖由武昌過江到漢口高宗武處，與高“詳談外交情形及辦法”，一直談到12時。午睡1小時後，又與高宗武乘車沿長江東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談到5點。《周佛海日記》第79頁。
他倆的“散步”，絕不是像一般人出於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必定與對日交涉有關。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談，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見蔣介石。中午午飯時，高宗武便向周佛海報告了晉謁蔣介石的情形。 《周佛海日記》第79頁。
4月6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全會，周佛海忙於會務。8日，楊淑慧由香港飛抵漢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與高宗武商“談應付日本外交辦法”。《周佛海日記》第82、83頁。
13日，周佛海應陳濟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終席便往高宗武處，“商今後對日辦法。因宗武明日飛港，負有祕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記》第82、83頁。
高宗武到底負有何種祕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變祕聞：我的鬥爭記》一文中說：在高宗武向蔣介石報告董道寧赴日本的情況後，“蔣介石便對高宗武說：‘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對日本傳達我們的意旨：我們決不是反對和平，但是要首先反共，然後再和平，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戰，我們自然就會反共起來，把此要點傳給日本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