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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節：開始“和平運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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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節：開始“和平運動”(7)

從歷史上看，周佛海與汪精衛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僅毫無淵源，而且是根本對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國任職，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鄒魯，也由於戴季陶等人的關係，才與蔣介石結識，並得到蔣的信任。戴季陶、鄒魯以至蔣介石，都屬於國民黨內的右派集團，而汪精衛其人，則是國民黨內的左派代表，是擁護和執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領袖人物。當時國民黨中左派與右派鬥爭的中心，是圍繞要不要與共產黨真誠合作，允許不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保留共產黨人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問題；汪精衛是堅持與共產黨合作，允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國共合作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周佛海本來是共產黨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攏下，不僅背叛了共產黨，而且積極追隨戴季陶，打起了“反共產”的黑旗。又是演說，又是寫文章，大罵共產黨。甚至叫嚷取消共產黨。周佛海的如此行為，曾引起汪精衛的極大不滿，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爛汙，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產黨來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離武漢之後，曾寫文章反脣相譏，他說：“我現在卻要回敬汪說：‘汪精衛真拆爛汙，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我逃出了赤都武漢》，《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第152頁。

同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清黨，寧漢合流之後，汪精衛又因與桂系的南京特別委員會之間的矛盾，以致被通緝，不得不於是年底離開上海前往法國。接著，又因爭奪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又和蔣介石之間形成了直接的對抗。汪曾組織“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反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發動和聯合各地方實力派，以武力反對蔣介石統治的鬥爭。汪不僅在北平召開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另立反蔣的國民政府，而且在擴大會議失敗之後，又與粵桂系聯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非常會議，成立了廣小國民政府，以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

在所有上述這些鬥爭中，周佛海都是作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助蔣反汪的。只是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蔣汪之間才消除對立。經過一系列討價還價，實現了南北合流，並在1932年1月28日，實現了蔣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蔣汪共主黨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執行委員，又是江蘇省教育廳長，與汪之間，也就形成了部屬關係。

蔣汪之間由於長時間的對立和爭奪，而必然產生深深的隔閡。為了彌縫裂痕，蔣介石曾賦予周佛海一項任務，即是代表他主動與汪精衛接近，同時，也要設法消除周與汪之間在歷史上的“誤會”。由於有了蔣的指示，所以周佛海與汪精衛之間，便有了較多的來往，而且無所顧忌。作為教育廳長，周佛海對南京行政院及教育部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謹，遵命執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在歐洲療養的汪精衛，迅疾回國，於22日由義大利的熱那亞，乘波茨坦號郵船啟乘。國民黨中央接到汪的行程電後，即於1937年1月6日決定，派周佛海與周啟剛及邵力子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啟剛時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邵力子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漢政府時期，邵與汪的關係密切，派他倆為代表赴港迎汪，為理所當然。而周佛海時任國民黨民眾訓練部部長，從純職務的關係上看，實無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與汪的關係的良好，同時，也由於周佛海是蔣介石的親信，是以代表蔣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當晚，偕汪派人物彭學沛乘法國郵船離上海，11日抵達九龍，住半島飯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碼頭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啟剛登上汪乘的波茨坦號郵船，離香港往上海。經過近兩天兩夜的航行，於14日中午抵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