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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節：開始“和平運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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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節：開始“和平運動”(6)

國民黨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等人為代表，先後往杭州、廬山和南京等地，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來偕秦邦憲、林伯渠祕密往廬山，同蔣介石、邵力子、張衝進行談判，送交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這個宣言，重申了中共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的五項要求及四項保證。雙方並就紅軍改編問題進行了詳細談判。雖然在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未能解決，但實現國共合作的方針已是不容改變的事實。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聖往訪中共代表周恩來、林伯渠。談國共合作等問題，周佛海在日記中有如下記述：二時半，希聖來，略談，同往訪共黨首領周恩來、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見欷?#91;，不勝今昔之感。相與詳談政策轉變之意義及經過。《周佛海日記》第9頁。

上海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接受了中共關於紅軍改編後人事及指揮的主張。8月25日，紅軍經過改編，相繼開赴抗戰前線。按理，國民黨當局為適應全國性抗戰形勢的要求，本應迅速公佈中共中央早已送交的《國共合作宣言》，但卻遲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發表；22日，蔣介石發表事實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是為什麼呢？除了由於蔣介石本人不願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要求，和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以及中共同國民黨獲得諒解後共赴國難等原因外，也是與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撓分不開的。

周佛海對共產黨的態度，如他自己所供認的那樣：自他被中共開除之後，他就始終以中共為敵。抗戰爆發後大勢所趨，周佛海雖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開反共活動，但卻竭力阻撓國共合作的實現。他在廬山與周恩來、林伯渠會見之後，他就抱定國民黨不能與共產黨維繫長久的關係，因為國共兩黨在抗戰的態度上不同，共產黨主張堅決抗戰。

周佛海既然主張與日本妥協，力圖使抗戰適可而止，當然就不希望並必然千方百計阻撓國共合作的實現。關於如何阻撓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發表及公佈中共的《國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認說：

在抗戰已經發生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戰鬥行動。我們主張一面抗戰，一面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為此，不宜從別的方面，再給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實，使他們作為擴大戰爭的理由。不幸我們所不願意的現象，繼續不斷地發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了，蔣先生容共的談話發表了。前者給日本以刺激，後者授日本以口實，是毫無疑義的。當中俄協定公佈後的兩三天，其晚我聽蔣先生的容共宣告，明天就要發表，我覺這兩件事，先後接著發表，其實是毫無好處。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請蔣先生稍緩發表。天翼也以為然。湊巧蔣先生那晚約他談話，他就陳述這種意見，並蒙採納。《回憶與前瞻》，《周佛海日記》第1213頁。

周佛海如此反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戰，也是出於他對共產黨的仇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使中華民族面臨存亡絕續的嚴重關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救民族於危亡，本是中國人民一致的呼聲，民族的共同願望。試看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日愛國熱情與抗日行動，即可深切地體察出中國人民誓死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強決心與信念。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入侵的形勢下，主張國共合作，共同禦侮，發出了團結抗戰的號召，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但是，周佛海對此卻是恨之入骨。他惡毒攻擊共產黨是“惟恐天下不亂”，是“以抗日為倒蔣的工具”。《回憶與前瞻》，《周佛海日記》第1214頁。

與汪的不解之緣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於如此放肆地進行“和平運動”，不是偶然的，不僅是由於有汪精衛的支援，而且是在汪精衛的直接主使下進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開宣告進行賣國投敵，準備成立傀儡偽政權時，就在其所發表的《回憶與前瞻》中，公開承認，從一開始，他們就是“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