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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節：開始“和平運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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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節：開始“和平運動”(4)

他說：我由廬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廬山的狀況，以為中日事變必走向擴大的一步，而非常的憂慮。因此，我便與自己的友人胡適、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說我是蔣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對蔣介石建議。我以為必須懇託在野名流的胡適，以及青年黨的左舜生，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和《大公報》的張季鸞等青年黨、社會黨的民間各黨各派領袖，向蔣介石傳達反對擴大事變的意見。

有一天，我計劃先讓張季鸞與蔣介石會晤，然後再讓左舜生和國家社會黨李璜兩人與蔣介石會晤。最初張季鸞想要說服蔣介石，便進入了蔣介石的屋子，約歷一小時後，便出來了。在張氏出來後，左舜生和李璜將要進入蔣介石的屋子時，（張氏）即向他們說：“我想去說服蔣介石，但終為蔣介石說服了，我們是書生，所以反被他說服了。你們就是去見他，也沒有用處哩。一切都委諸蔣介石好了。”話雖如此，他們也去見了蔣介石了。他們雖不被說服，但結果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們的主張遂不被蔣介石採用了。我們對此也感到非常的困難周佛海：《中日事變祕聞：我的鬥爭記》，《周佛海日記》第1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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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相繼佔領北平、天津之後，不僅繼續在華北擴大侵略，而且也不斷在上海挑釁。面對如此形勢，南京國民政府於8月7日晚召開了國防會議，“會議決定積極備戰並抗戰”。13日，當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中國駐軍進行武裝進攻時，中國軍隊立即予以有力還擊。上海抗戰於是爆發。

8月14日，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宣告書》。鄭重宣告：“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無餘。”“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

南京國民政府為應付新的抗戰局勢，特建立起祕密的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的大本營，作為戰時最高的軍事指揮機關。大本營分設作戰、政略、國防工業、國防經濟、國際宣傳、民眾訓練等第一至第六共六個部，周佛海則被任命為第二部副部長，部長則為熊式輝。不久，周又被任命為蔣介石侍從室第二室副主任，主任陳布雷，由此，周佛海再次成為蔣介石的隨從祕書。

周佛海所在的大本營第二部是一個政略部，也就是說該部的主要任務是專為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籌謀劃策，提供方案和意見。因此制定對日政策，本屬其任務之範圍。但是，出於恐日、媚日之態度，他們不是順應民心、順乎潮流，推動抗日戰爭的深入進行。而是違背民心，逆歷史潮流而動，策劃如何與日本直接談判，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他說：“餘始終認為，中日關係非一戰可了也。”《周佛海日記》第2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8月16日，周佛海和高宗武、胡適、陶希聖等曾策劃對日外交辦法：第一，透過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與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達成中日交涉之進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東京，利用其在野立場，與日本政府當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國政府談判、停戰的要求；第三，與此同時，亦可電駐倫敦大使郭泰祺，使之與日本駐英國大使接洽。他們預計透過這些途徑，大致三個月後可開始中日間的外交談判。《周佛海日記》第19頁。

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時，國民黨政府曾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進行抵抗。但在抵抗的同時，也在暗中促使英國出面與日本交涉，即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英國駐華大使的斡旋下，中日兩國政府暗中開始了談判，並在同年5月5日，與日本簽訂了滿足日本要求，有損中國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淞滬戰事於是結束。

周佛海等人所策劃的與日本交涉的圖謀，仍不過是希圖重演淞滬停戰的故事。但是，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先從日本方面看，如果說，當時日本的要求還只是限於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及其周圍地區，允許日軍在這一地駐紮的話，而如今且本卻是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承認日本在華北及長江下游地區的廣泛要求，其限度遠遠超過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再從中國方面看，日本對中國發動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國人民除了起而抗戰之外，別無他途。而且全國民眾要求抗戰的熱潮，已成任何力量無法阻擋之勢，順之則存，逆之則亡。這些都是松滬抗戰時無法比擬的。何況，不僅國民黨內部各派系間的矛盾與鬥爭已基本平息，而且國共兩黨團結抗戰的局面業已形成，中國已經有了堅持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條件。在如此形勢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戰的企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圖謀，理所當然的為當局所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