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節：二 背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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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節：二 背叛(2)

周佛海說，1924年5月，他和譚平山同船到廣州，住在永漢路的一家旅館中。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在惠州會館，他便去那裡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傳部祕書。因為宣傳部新近在香港接辦了《晨報》，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暫時擔任總主筆。為此，他便到香港擔任了一個多月的記者生涯。但是，由於他不懂新聞業務，不僅不知道新聞應如何取捨，而且連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結果，連連出錯，以致損傷了戴季陶的聲譽，不得不請求辭職。

一個人在困難之際，如果得到某人的幫助，或者由於某人的提攜，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飛黃騰達，他會對此人感恩戴德，終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說，他之所以贊成組織共產黨，而且率先參加，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兩年來看的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很多。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覺信仰起來；同時，對於中國當時軍閥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滿，而又為俄國革命所激刺，認為非消滅這些支配階級，建設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國。”“第二，就是個人的動機”。而所謂個人的動機，“就是政治的野心”。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

現在由於有戴季陶和鄒魯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實現個人政治野心的機會，因此，他對戴季陶、鄒魯等人唯命是從，亦步亦趨，以至成為忠實的信徒。相反，與共產黨的關係，日漸疏遠，以至實際脫離。

周佛海最後脫離共產黨，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對馬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學說的懷疑以至反對。

在國共實現合作的過程中，以及國共合作實現後，統一戰線內部就存在著激烈的鬥爭。鬥爭的實質是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寫的《中國的階級鬥爭》一文中，就否認中國有階級鬥爭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對共產黨人所主張的農民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更反對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並要中國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他在廣州時曾對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說過：“共產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現在，並不需要農民對於地主，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共產黨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以全力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周佛海：《我的奮鬥》，《古今半月刊》第2期。

對於周佛海在思想理論以及非組織行為的錯誤，周恩來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評教育，耐心幫助，但都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共中央決議將周佛海開除出黨。

加入反共大合唱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後，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更加激烈。以戴季陶、謝持、張繼、林森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老右派，進行各種反共和反革命的活動，積極準備篡奪國民黨中央權力。5月，戴季陶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反對國共合作的所謂“建立純正的三民主義”；6月，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7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丟擲了所謂“戴季陶主義”。

戴季陶主義是以反對階級鬥爭為中心，反對國共合作為主旨。他認為“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因此，反對工人的罷工鬥爭。他鼓吹要以“仁愛性”來促使國民全體的覺悟。他說：“一方面是要治者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要資本階級的人覺悟了，為勞動階級的利益來革命”。戴季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國文化服務社北平分社，1945年11月1日版。

戴季陶反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宣稱：“我們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就要老實做信奉三民主義，老實以國民革命為目的。”；他鼓吹所謂“團體的排拒性”，說什麼“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產黨人應退出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