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節：一 參加中國共產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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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節：一 參加中國共產黨(14)

在大會的第一週週末，許多議案尚在考慮和討論中，這時法國警察突然出現了。在大會召開之前，外國租界就已收到了許多報告，說東方的共產黨人將在上海開會，其中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俄國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祕密警戒，特別是法租界。或許是因為有密探發出警報，偵探和警察就包圍了召開會議的建築物，所幸10個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險，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4個小時，但並未獲得證據，警察這才退走。為防止再出現這種中斷，大會在警察管轄之外的一個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舉行，在這條被寧靜動人的景色所環繞的優美船上，作出了許多激憤和激進的決議，歡快恬靜的湖水和美麗的月色都沒有緩和代表們激烈的感情陳公博：《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第10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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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佛海的回憶相比，陳公博所描述的情節比較簡單。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由於法國巡捕的搜查，會議只好另改地點。關於這點，周佛海說，他聽了上述情況後，立即想到如果不最後透過全部議案，結束會議，將功虧一簣。於是想到要繼續開會，但恐怕上海租界內不行了。他說：

我忽然想起李鶴嗚（達）的夫人是嘉興人，何不去嘉興開會。於是便立即跑到漁陽裡去商量，因為鶴嗚是住在仲甫家裡的。我們商量決定，鶴嗚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僱一隻大船等著，我們第二班車去，乘船遊南湖。於是連夜分頭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兩兩地到北站上車，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興，早有鶴嗚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當地的人，以為是遊南湖的，也不注意。我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透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組織，至今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介紹，說法很不一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一書中稱：“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由張靜如等人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一書稱：“在最後這次會議上，代表們還選舉了黨的中央機構，由陳獨秀任中央書記，李達負責宣傳工作，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而黃美真、郝盛潮主編的《中華民國史事件人物錄》，只籠統地說“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王健英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料彙編》稱：中共一大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中共中央局”，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為委員，並分別擔任書記、組織與宣傳各部主任。

由於有關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領導機構的原始文字，尚未被髮掘，所有的記述都是以“回憶”為依據，因而不盡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據周佛海稱：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除透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外，並選舉陳仲甫（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

周佛海的這種說法與上述大多數的記述，基本情節是一致的，主要的區別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選為“副委員長”和“代理委員長”。此事筆者難於作出判斷，只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作為歷史疑案了。

中共一大於8月初結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會辦事處，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透過該組織出版指導工人運動的刊物，舉辦工人補習學校。在幫助工人學習文化的同時，祕密地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並組織產業工會，領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

周佛海說：“大會完畢之後，一面指派各地的負責人，分頭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動起來。我們覺得實際工作，要從勞動運動做起，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並指導上海勞工運動。‘勞動組合’是日本名詞，‘書記部’是俄國名詞的翻譯。把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合併起來，做一個勞工運動組織的名詞，是費了許多心思想出來的”。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