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不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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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不懂政治
藝人不懂政治(1/3)
雖說京劇的興起，可以推到乾隆年間的徽班進京，但實際上京劇成氣候還是在晚清，如果沒有一個沒什麼文化、看不懂崑曲的老佛爺西太后，京劇到底能成多大名堂，還不好說。進入民國之後，大清完了，但京劇的繁榮卻得以持續，攀升到了頂點，其標誌之一，就是梅劇。沒有梅劇，即梅蘭芳的表演，京劇不會成為老外眼中的Peking Opera，獲得國際的認可和名聲。
事實上，進入民國之後不久，看梅劇，已經成為來華遊歷的老外一個必須做的專案。不看梅劇，就不算到過中國。京劇能為老外所喜歡，齊如山、李釋戡等若干喝過洋墨水的文人，功不可沒。經過他們的參與，梅劇不僅雅了，而且多少有了點西洋歌劇（Opera）的味道。迷倒了歐美老外的梅劇，當然也迷倒了來華的一干日本文人和記者。
日本文化跟中國文化，畢竟有血緣關係。日本的能、狂言和歌舞伎，或多或少，跟中國的傳統戲劇能找到某些相通的地方。日本人欣賞京劇，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多半出於獵奇，他們真能看進去。在北京《順天時報》的名記者辻聽花，是個中國通，也是一個超級戲迷，寫出的戲評，文字地道，點評到位。《順天時報》在北京辦菊榜和花榜，即排梨園行和妓女的名次，特別的有名。主持者，就是辻聽花。因為這個，梨園行和八大胡同都哈著他。花榜另當別論，他張羅的菊榜，在當年真的很內行，讓人不服不行。據說，他寫的《中國劇》一書，具有專業研究水準。日本國內以青木正兒為首的一干研究中國戲劇的學者，經常得向辻聽花請教。
梅劇受老外的歡迎，激起了梅蘭芳和梅黨走出去的雄心。當年京劇實際上是可以到朝鮮的平壤和漢城演出的。儘管言語不通，但使用漢字的地方，完全可以欣賞京劇，只需把字幕打出來，朝鮮的上層人士就能看懂。事實上，當年也的確有人到朝鮮演出。時不時地走回穴，收益還不錯。朝鮮可以，理論上使用漢字的日本，也是可以的。
曾經是京劇演員，現在為日本的大學教授的袁英明女士，花了十幾年的工夫，把梅蘭芳兩次出訪日本的前前後後的經過，爬梳了一遍。據她的研究，早在1916年，梅蘭芳訪日這件事就在醞釀了，一直到1919年的4月總算成行。在這期間，訪美和訪問歐洲也在籌劃，但作為走出國門的第一步，梅蘭芳選擇了日本。
選擇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跟一個日本財閥有關。此人叫大倉喜八郎，是個日本排在前列的財閥，產業橫跨各個行業，還是個大軍火商，同時，也是個日本傳統戲劇的愛好者，擁有頂級豪華的東京帝國劇場。此人跟中國各界頭面人物都有交往，從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到革命黨人***、黃興、汪精衛、廖仲愷和胡漢民，都跟他打過交道。一個偶然的機會，經日本文學家龍居松之助的介紹，來華的他看了一場梅劇《天女散花》，馬上變成了梅劇迷。只是在見到梅蘭芳本人之前，他一度固執地認為梅蘭芳是位女士。
原本，中國國內第一號梅黨、中國銀行的總裁馮耿光，已經打算資助梅蘭芳訪日。一直沒有行動是因為，儘管有朝鮮的先例，但是，畢竟
日本人還沒有接觸過京劇，梅蘭芳在日本也沒有什麼名氣，演出能不能有觀眾都不好說，更談不上掙錢了。但是，懂戲的財閥大倉的出現卻改變了一切。以大倉的眼光，梅劇在日本肯定是有市場的，只要宣傳到位，上座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單單從商業上的考慮，大倉就開始積極促成梅蘭芳訪日演出，開出的價碼是在他的帝國劇場演出一個月，五萬包銀。其他地方的演出另算。
按當時的物價，五萬元是大數目了，即使到最富庶的上海，走穴一遭也拿不到這麼多。有了大倉的保證，梅蘭芳的訪日實際上就變成了一次商演。後來的事實證明，大倉作為商人的眼力是非常毒的。梅蘭芳訪日演出大獲成功，大受日本人的歡迎。儘管日本中等以上的市民，每月收入平均不過三四十元，但梅劇的票價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無論是英國人還是俄國人，都沒有趕得上梅蘭芳。帝國劇場特等座10元，四等座也需要1元，其他地方的票價雖比帝國劇場略低，但在當地也是高得嚇人。但是，在整個演出期間，除了一天四等座有7個空座外，場場爆滿。很多人是追著梅蘭芳走，看了一場又一場。就這樣，還難以滿足觀眾需求，不得不加演。
梅蘭芳第一次訪日演出，是1919年4月21日從北京出發，坐火車經東北和朝鮮，25日抵達日本，前後40天，於5月30日返回北京。這期間，對於中國人來說，恰好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原本多數不同意參戰的中國上層人士，發現自己變成了戰勝國的一員，欣喜若狂。對一攬子解決戰後問題的巴黎和會，抱了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對和會的最低訴求，就是要收回日本在戰爭期間，從德國人手裡搶來的青島和山東權益。然而，作為戰後五強之一的日本，對和會的要求也是這個，中日雙方迎頭相撞。在一個叢林時代，弱國無外交，和會會滿足哪個，不言而喻。但是，為了搪塞中國人，英美把滿足日本的要求，說成是中國政府事先就答應了的。於是，中國的外交失敗則演成了一場抓內奸的惡鬥，自中國參戰以來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遭到了全面的質疑。“五四運動”中學生要求懲辦的國賊，明面上是三個留日學生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人都在梅蘭芳訪日這個事上，起了推動作用），事實上劍指段祺瑞。在一個月前還是全民大功臣的段祺瑞，迅速地變成了眾矢之的。
在梅蘭芳出發的時候，中國使團在巴黎已經瀕臨絕境。但是這一點，梅蘭芳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事實上，梅蘭芳開演不久，國內即爆發了“五四運動”，曹汝霖的家被燒，章宗祥被打。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群情激憤，國內國外，反日情緒都達到了極致。
梅蘭芳到達東京之後，中國駐日代理公使莊璟珂為給梅接風，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一般來說，代理公使舉行的酒會，東道國來一個次長已經很給面子了，但沒有想到，日本整個內閣包括總理大臣都來了，還加上各國駐日本的大使。這背後，雖然有馮耿光的安排，但大倉的面子起了絕大的作用。在席間，梅蘭芳演了一個短劇，技驚四座，把
宴會推向了**。對於大倉來說，這樣的宴會是一個絕佳的宣傳海報。但是，在日本的留學生看來，卻不是那麼回事了。特別是“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依舊在日本大演特演的梅蘭芳，幾乎就成了京劇界的曹、章、陸。
5月7日是當年日本逼中國籤《二十一條》的最後通牒的日子，5月9日，是中國最終接受《二十一條》（欠七條）的日子。這兩個日子，都是中國的國恥日。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更在意的是5月7日。5月7日，在東京的兩千多名中國留學生，舉行了中國國恥日的示威遊行。學生也開始打漢奸，凡是娶了日本媳婦的都是漢奸。在此之前，梅蘭芳收到了一封恐嚇信，要求他至少在5月7日這天停演，否則武力對付。
梅蘭芳和大倉都準備在5月7日停演了，但帝國劇場的負責人卻堅持要繼續演，因為票都賣出去了，停演一天，不僅損失嚴重，而且影響極壞（丟面子）。後來大倉妥協了，梅蘭芳則說，只要大倉堅持要演，他就演。結果國恥日那天，演出照常進行，僅僅把因梅蘭芳演出而掛在劇場門口“日中友好”的牌匾給摘了下來。那天，梅蘭芳演出的劇目是《御碑亭》，他在臺上很賣力，觀眾反響也很熱烈，但劇場工作人員卻萬分的緊張，生怕中國留學生會鬧出什麼事來。顯然，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遠沒有在國內的勇武，那天什麼事兒都沒有，平安度過。此後，留學生也漸漸消停了，一場風波，消於無形。梅蘭芳越演越來勁，訪日大獲成功。回國之後，1923年日本發生東京大地震，梅蘭芳特意舉行了兩天的義演，將義演收入全部透過外交部匯給了日本，作為賑災之用。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10月，梅蘭芳再度訪日演出，同樣場場爆滿。在賑災義演和第二次訪日的時候，國內當家的是仇日的直系政府，中日關係已經跌入谷底。但是，政治一點兒都沒有影響到梅蘭芳。
藝人不懂政治，也不想懂政治，但是，他們有他們的信條和道德。他們講義氣，講究知恩圖報。誰給他們飯轍，他們就報答誰。在鬧太平天國的時候，藝人幾乎全體站在了清政府一邊，還編出了敵視太平天國的新劇《鐵公雞》，因為太平天國不讓演戲，砸藝人的飯碗。在鬧義和團的時候，雖然義和團不砸藝人的飯碗，但鬧大了，燒掉了前門的戲園子，也等於是砸飯碗，所以，京城裡成名的藝人都不喜歡他們。老鄉親孫菊仙還被誣為“二毛子”，不得不逃亡。梅蘭芳不明白“五四運動”裡面的名堂，他只知道，日本人樂意捧他的場，良好的觀劇作風，如雷般的掌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看在那五萬包銀面子上，他也得給大倉一個面子，給日本觀眾一個面子。在藝人眼裡，手裡的玩意兒，一般情況下是沒有國界的，他們眼裡，只有衣食父母。誰樂意捧場，誰是衣食父母。當然，如果日本人真的打進了國門，又另當別論。抗戰期間，在梅蘭芳這裡，日本人就不受歡迎了。可是，一直到後來，日本人戰敗了，民國也作古了，但梅蘭芳依舊立場模糊，對做過漢奸和反革命的昔日捧場人，還是脈脈溫情，偷偷地塞錢給他們。
中國最優秀的藝人，不懂政治，他們懂點兒別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