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集 風雲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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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集 風雲際會
和劉備開創的蜀漢一樣，孫堅、孫策父子建立的其實也是一個外來政權，在江東立足未穩。孫權接班的時候，只有十八歲，而且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然而孫權卻不但站穩了腳跟，還將父兄未竟的“霸業”發展為“帝業”，與曹魏、蜀漢鼎足而立。那麼，孫權究竟是如何渡過難關，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麼樣的呢？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東吳。
東吳之主是孫權，孫權的道路不平坦。
眾所周知，孫權接過父兄的基業和權利，是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具體時間據《資治通鑑考異》，大約在四月四日。這時孫權還只有十八歲，按照“二十而冠”的說法，要算“未成年人”。當然，孫權這個“未成年人”有些特別，因為他從小就跟著長兄孫策南征北戰，十五歲就當了陽羨（今江蘇省宜興）的縣長。漢代官制，人口萬戶以上的縣的長官叫縣令，不足萬戶的縣的長官叫縣長。陽羨雖然是小縣，縣長卻畢竟是長官。不過，孫權十五歲就能夠當縣長，無疑是因為有孫策這個大後臺。縣長孫策猝亡，天崩地裂。十八歲的孫權要接過這樣一副重擔，實在很不容易。有人說，孫策接班時也只有十七八歲（孫堅四年有爭議，請參看《資治通鑑考異》）。孫策能夠接班，孫權怎麼不能？道理很簡單。孫堅去世後，軍隊歸了袁術，孫策一無所有。孫權接受的，卻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地方割據政權。孫策白手起家，心理負擔小。孫權繼往開來，心理負擔打。別的不說，單是能不能鎮住孫策的那些舊臣老將，就是一個問題。
孫權接班時的情況也不好。《三國志?孫策傳》的篇末，有孫盛的一段話，對孫權接手的政權有準確的描述，叫做“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這是有證據的。《三國志?吳主傳》說得很清楚，當時的情況，是孫氏集團只控制了江東的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五郡。即便在這些地區，那些深山老林窮鄉僻壤的“山寇”並未臣服（深陷之地猶未盡從）,那些世家大族遍佈各地（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而那些北方來的避難士人則只關心自己的君主（未有君臣之固）。《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注引《吳書》也說，孫策一去世（一旦傾隕），江東地區就很有一些分崩離析的傾向（士民狼狽，頗有同異）。事實上，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當時的廬江太守李術還反了。孫策去世以後，他不但不肯臣服於孫權（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還招降納叛，專門收留那些背叛孫權的人（多納其亡叛）。這難道不是“邦無磐石之固”嗎？所以，十八歲的孫權其實是坐在火藥桶上。
那麼，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孫策一死，江東地區就“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呢？《吳書》的說法，是孫策建立政權時間並不長（蒞事日淺），帶來的恩惠還不周遍深厚（恩澤未洽）。這話並不可靠。《吳書》的作者韋曜是吳國的太史令，說話當然要為孫策遮掩。實際上“邦無磐石之固”的根本原因，在於“業非積德之基”。為什麼呢？因為孫策建立的，和劉備開創的蜀漢一樣，也是一個外來政權，而且是靠武力強行建立的，和劉備開創的蜀漢一樣，也是一個外來政權，而且是靠武力強行建立的，。有人說，孫氏本為吳人，吳人在吳建立的，當然是“本土政權”。此話似是而非，其實不然。第一，孫家雖然是吳人，卻不是士族，而是寒族，按照陳壽的說法是“孤微發跡”。第二，孫堅發跡的地方並不在江東（今之“江南”），其主力部隊也不是江東“子弟兵”，而是他招募的“淮、泗精兵”。第三，孫堅是袁術的部下，而袁術則既有“逆臣”惡名，勢力又在“江西”）。袁術既然是江西的，袁術的部下孫堅當然也是江西的。江東士族既然不承認袁術這個“江西揚州”和“竊國大盜”，當然也不承認孫堅是“自己人”。因此，當孫策帶著孫堅舊部餘兵過江時，江東人不承認他是“回家”，反倒認為是“入侵”。正如田餘慶先生《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所言，孫策在江東遇到的，幾乎到處都是敵意。
不受歡迎的結果，是孫策大開殺戒。《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傅子》說孫策“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孫韶傳》裴松之注引《會稽典錄》說孫策“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可見殺的都是些什麼人。這事在江東引起了震動，在鄰國引起了憤怒，後來還成為曹操討伐孫權的藉口。殺人是要償命的，壓迫是會引起反抗的。孫策在世時，人們懾於**威，敢怒不敢言。孫策一死，還不翻了天？顯然，孫權遇到的問題，哪裡是孫策“恩澤未洽”？分明是“積怨甚多”，甚至“民怨沸騰”。
這一點，孫策心裡其實有數。因此，他沒有選擇性格作風和自己相似的孫翊，而是選擇了能夠“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孫權。他很清楚，靠武力和殺戮建立的政權，實在是“業非積德之基“。有著如此之多的反對派，也實在是“邦無磐石之固“。所以，儘管選擇了孫權，孫策臨終前還是放心不下，這才託孤於張昭。據《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注引《吳歷》，當時孫策還對張昭說，如果我那個弟弟無法承擔責任（若仲謀不任事者），先生就接過領導權（君便自取之）。這樣，即便我們在江東不能成功（正復不克捷），還可以設法回江西去（緩步西歸），也沒什麼可擔心的（亦無所慮）。可見，孫策對孫氏政權能不能在江東站穩腳跟，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更何況孫氏政權不但有內憂，而且有外患。孫策去世時，曹操和袁紹正相持於官渡。無論誰勝誰負，勝者將來都會對江東下手。這是北方。西邊則有劉表，此時已是“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在曹操與袁紹之間敷衍周旋，坐山觀虎鬥。劉表手下的大將黃祖，是孫策兄弟的殺父仇人，此刻正在江夏，也是個虎視眈眈的。幸虧劉表不是梟雄，胸無大志，要不然，孫策一死，黃祖沒準就殺過來了。
如此看來，接班時的孫權，可謂“年幼、勢孤、內憂、外患”。他遠有強敵（曹操），近有世仇（劉表），記憶體憂患（江東士族不服）。身無寸功（江山不是自己打的），接過來的是燙手的山芋。這就有點像諸葛亮接手蜀漢政權，前景並不樂觀。我在講到蜀漢時說過十六個字：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這話也適用於孫權：孫氏入吳，基礎不牢；老大一死，地動山搖。所以，無論《三國志》之《吳國傳》還是《張昭傳》，都說孫權當時哭個沒完。顯然，這號啕大哭，既是悲痛，也是憂慮，還是恐懼。畢竟，諸葛亮接手蜀漢政權時，已是成熟的政治家，孫權此刻卻還是未成年人，他能不哭嗎？
然而他們卻成功了。諸葛亮成功，是因為他聯吳抗魏，以攻為守，依法治國，安內攘外，正確處理了國內外一系列矛盾。那麼，孫權又為什麼會成功呢？
通常的說法，是曹操得天時，孫權得地利，劉備得人和。這是小說家言，十分可疑。曹操得天時嗎?早就有人懷疑。劉備得人和嗎？我看同樣未必。什麼是“天時”？就是社會發展的趨勢。當時的發展趨勢是什麼？是士族地主階級必將成為政治舞臺的主角。那麼，曹操代表這個趨勢嗎？不代表。代表這個趨勢的是司馬懿。曹操代表這個階級嗎？也不代表。代表這個階級的是袁紹。既然如此，怎麼能說曹操“得天時”？
劉備也未必“得人和”。前期是得的，劉、關、張親如弟兄，諸葛亮、龐統、法正也都是真心輔佐。但到後期，就不好說了。“窩裡鬥”頻頻發生，李嚴被廢，彭羕被殺，就連樣子劉封都被賜死，魏延和楊儀更是往死裡打。實際上蜀漢之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內訌。東州集團與之貌合神離，益州集團與之離心離德，益州人士甚至盼望曹魏早點來“解放”他們，巴不得蜀漢儘快滅亡，怎麼好說是“得人和”？
孫權的成功就更未必是因為“得地利”。他早期最大的憂患不在北邊（曹操、袁紹），也不在西邊（劉表、劉璋），而在江東。這時，有什麼“地利”可言？實際上，孫權能夠站住腳，繼而能夠求生存、圖發展，首先在於“得人和”。《三國志?吳主傳》說得很清楚，孫權剛一接班，就有一文一武兩個曠世英傑，認定孫權“可與共成大業”，心甘情願地擁戴和輔佐他（委心而服事焉），並幫他建立起自己的權威，這難道不實“人和”？
我們知道，這兩個人，就是張昭和周瑜。
那是一個十分感人的場面。據《吳主傳》和《張昭傳》，就在孫權“哭未及息”的時候，張昭出現在他的面前，對他說，孝廉啊，現在難道是哭的時候嗎？如今豺狼當道奸賊橫行，小將軍要是隻顧哭哥哥，那就是開門揖盜了。這可不是什麼“仁愛”(未可以為仁也)！一個接班人，最重要的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完成大業，怎麼能像那些匹夫匹婦那樣，婆婆媽媽地哭個沒完呢（肆匹夫之情哉）？於是張昭讓孫權脫下喪父，換上戎裝（改易權服），親自扶他上馬（身自扶權上馬），擺開儀仗（陳兵而出）巡視三軍（使出巡軍）。不難想象，孫權一定也是馬上就反應過來，以英武威嚴的面貌出現在眾人面前，表現出一副人君氣象。於是大家知道已有新主（眾心知有所歸），張昭則“率群僚立而輔之”。
與此同時，周瑜也從巴丘（今江西省峽江縣，不是後來曹軍染疾、周瑜病故、位於今湖南省岳陽市的巴丘）趕回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並留在了孫權的身邊，以中護軍（近衛軍司令）的身份與長史（祕書長）張昭“共掌眾事”。據《周瑜傳》，當時孫權的身份還只是將軍，因此部下和賓客對孫權的禮節也很簡慢隨意。然而周瑜卻按照君臣關係來行禮（獨先盡數，便執臣節），帶頭為孫權建立君王的權威。一個“率群僚立而輔之”，一個“獨先盡敬，便執臣節”，孫權站在這兩個人的肩膀上，一下子就高大起來。
張昭和周瑜的支援極為重要，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江東人”，又代表著兩股政治勢力。我們知道，與劉備入蜀後建立的蜀漢政權一樣，孫權建立的東吳政權，也是由三個派系組成的。不過，在孫權接班時，這三個派系還只是三股政治勢力。我們必須把這三股政治勢力的來龍去脈講一下，否則東吳的很多事情就說不清楚。當然，這裡也只能簡單說說。欲知其詳，請讀田餘慶先生《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
第一股政治勢力是“淮泗軍事集團”，簡稱“淮泗將領”，包括孫堅舊部和孫策舊部，說白了就是早年跟著孫堅、孫策父子南征北戰打天下的那些人。其中，屬於孫堅舊部的有：程普，右北平郡土垠縣人；黃蓋，零陵郡泉陵縣人；韓當，遼西郡令支縣人。屬於孫策舊部的有：蔣欽；九江郡壽春縣人；周泰，九江郡下蔡縣人；陳武，廬江郡松滋縣人。這個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周瑜。周瑜是廬江郡舒縣人，從小就與孫策“獨相友善“，而且是和孫策一起從“江西”殺過江來的，是孫策的“哥們”加“連襟”，自然成為這一派系的領袖。
第二股政治勢力是“賓旅寄寓之士”，簡稱“流亡北士”。他們原本是北方的是士人，因為躲避戰亂來到江東，起先依附於江東的州牧、太守，後來依附於淮泗將領或江東大族，所以叫“賓旅寄寓之士”。比如張昭，彭城國人；諸葛瑾，琅琊郡陽都縣人；步騭（音質zhi），臨淮郡淮陰縣人；張紘，廣陵郡人；嚴畯，彭城國人；是儀，北海國營陵縣人。他們都是“避難江東“的，所以稱之為“流亡北士”。這股政治勢力雖然是一個鬆散的派系，甚至不成派系，但因為他們是北方來到士人，影響力並不可低估。
第三股政治勢力是“江東世家大族”，簡稱“江東士族”，其中最重要的是虞、魏、顧、陸“四大家族”。虞氏和魏氏在會稽郡，排名虞在前魏在後，代表人物是虞翻和魏騰。顧氏和陸氏在吳郡，排名顧在前陸在後，代表人物是顧雍和陸遜。這“四大家族”的門風不一樣，四個代表人物的命運也不一樣。陸遜和顧雍“出將入相”，成為東吳政權文武之首；虞翻兩次被貶，最後死在流放的地方；魏騰則兩次差一點被殺掉；其中一次是孫策要殺他，被吳夫人救活，我們在《江東基業》一集中講過。
這就是孫策渡江以後江東地區的“政治地圖“。如果用紅、黃、藍“三原色”來標識的話，那麼，“淮泗將領”是紅色，“流亡北士”是黃色，“江東士族”是藍色。紅的是槍桿子，黃的是筆桿子，藍的是錢袋子。對於孫策建立的政權，他們的態度也是一樣的。“淮泗將領”（槍桿子）支援，“流亡北士”（筆桿子）觀望，“江東士族”（錢袋子）對抗。原因前面講過，孫策江東寒族，江西發跡，逆臣餘孽，入侵故鄉，還開殺戒盡誅英豪。所有這些，都讓江東士族反感、警惕、疑懼、排斥。
但是，孫權接班後，要想成就大業，就必須植根江東，也必須爭取江東一來，周瑜和張昭的表態就極其關鍵了。前面說過，周瑜是“淮泗將領”的領袖。周瑜支援孫權，槍桿子就到了孫權手裡，事情也就搞掂了一半。張昭的支援也很重要。因為張昭本人就是“賓旅寄寓之士”，屬於第二股政治勢力。雖然不是“領袖”，影響力和號召力還是有的，也可以起到“模範帶頭作用”。事實上，張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後，一些孫策時代持觀望遊移態度的”流亡北士“便開始進入孫權的幕府。這樣，筆桿子也到了孫權手裡。他們有的是孫權招聘（是儀），有的是自己上門（呂岱），有的是別人推薦（諸葛瑾），其中嚴畯還是張昭推薦的。
周瑜則向孫權推薦了魯肅，而且一手促成了孫權與魯肅的君臣際會。據《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此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向魯肅極力推薦孫權，說孫權敬重賢人（親賢貴士），延攬奇才（納奇錄異），將來一定會成就大事（終構帝基）；另一方面又向孫權極力推薦魯肅，說魯肅“才宜佐時”，應該多多訪求這樣的人才（當廣求其比），以便完成大業（以成功業），決不能讓他們流矢到別處（不可令去也）。結果是孫權和魯肅一見如故，一拍即合，如魚得水，最後結成牢不可破的君臣關係。
這件事意義巨大。首先，魯肅是當時難得的“超級人才”。他老程謀國，善於治軍，精通外交，極具政治遠見和戰略眼光，可以說是集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於一身。他對孫吳集團也貢獻非凡。“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戰略目標是他提出的，赤壁之戰前後的“孫劉聯盟”（包括抗曹操和借荊州）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借荊州”這事雖然後來評價不一（比如孫權後來就認為“是其一短”），但他在“討還”荊州時，單刀赴會，理屈關羽，仍不失為大將風度，英雄本色。所以後來孫權和陸遜談話，就說魯肅的水平遠在張儀、蘇秦之上（出張、蘇遠矣）；他的歷史地位，相當於位列東漢開國元勳之首的鄧禹（見《三國志?呂蒙傳》）。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魯肅的身份和地位和他投奔孫權的時機，以及他加盟的途徑和加盟後的任職。
先說身份。《三國志?魯肅傳》說，魯肅是臨淮郡東城縣人。因為不願意接受袁術的任命當東城縣長，便扶老攜幼拖家帶口，並帶領俠義青年一百多人）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下到居巢（一說在今安徽省巢湖市東北，一說在今安徽省桐城市東南，所以魯肅是“江西人”，不是“江東人”。這一點，和淮泗將領一樣，與周瑜他們有共同語言。他南下依附周瑜，所以是“賓旅寄寓之士”。這一點，和流亡北士一樣，與張昭他們有共同語言。他拒絕接受袁術的任命，其政治立場又和江東士族相一致，與他們也可能有共同語言。這樣三重身份的人，在孫權集團中是前所未有的。孫權要把他“政治地圖”上的“三原色”調和起來，和需要這樣的人。魯肅當然未必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但他的加盟，至少具有象徵意義。
次說時機。前面說過，江東士族對孫氏集團是持排斥態度的，流亡北士對孫氏集團則是持保留態度的。魯肅作為“賓旅寄寓之士”，態度和他們一樣，也不看好孫氏集團。我們知道，周瑜東渡時，魯肅也一起過了江，但是到了江東卻不肯依附孫策。本傳裴松之注引《吳書》說他見了孫策，這一點被繆鉞先生考證為不實。事實應該是他走到曲阿（今江蘇省丹陽市）就住下了（留家曲阿）。曲阿這個地方很有意思，它是朝廷派遣的揚州牧劉繇的治所。揚州的治所原本在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因為袁術把壽春佔了，劉繇只好把治所設在“江東”的曲阿。這就形成了江東（江南）和江西（江北）兩個揚州。孫策從派系上講，是屬於“江西揚州”的。魯肅住在“江東揚州”的治所，有沒有政治意義我們不知道。但孫策去世後他並不想投靠孫權，則是事實。他的本意，是準備接受劉子揚（魯肅的一個朋友）的建議，去投靠一個叫鄭寶的人。鄭寶是什麼人？不知道。看來也是一個成不了大器的。但魯肅寧願去投奔鄭寶，也不投奔孫權，可見他對孫權有保留。
然而魯肅卻終於投奔了孫權，這固然是因為周瑜的勸說，但魯肅也要肯聽才行。我相信此前魯肅一定有過反覆考兩次，決非“肅從其言”那麼簡單。因此它可以看作一個“訊號”，即所謂“賓旅寄寓之士”已經開始認為孫權是可接受甚至可投靠的。俗話說，來得早不如來的巧。魯肅的到來，對於孫權無異於雪中送炭。何況他們一見面，魯肅就大談“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提出他“三分天下”的“東吳版《隆中對》”，這就不能不讓孫權感激甚至感東。所以，事隔多年，孫權和陸遜談話，還說“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
再說途徑和任職。“賓旅寄寓之士”進入孫氏集團，並非從魯肅開始，也並非只有魯肅一人。但他們要麼系孫權招聘（如步騭），要麼由同仁推薦（如嚴畯），而且多半擔任文職（如諸葛瑾任長史，步騭人主記）。魯肅卻由周瑜推薦，後來還擔任了武職。本來，孫氏集團的政權結構，是文以張昭為首，多為流亡北士；武以周瑜為首，多為淮泗將領。魯肅的出現和任職，就打破了這個格局。至少，也意味著“第一勢力”（淮泗將領）和“第二勢力”（流亡北士）的合流。而且，既然流亡北士可以進入以淮泗將領為主的軍事系統，那麼，江東士族將領豈不是也可以？事實上，周瑜、魯肅、呂蒙之後的那位名將就出身於江東士族，而且來自吳郡“四大家族”中的最強大的一族。我們知道，他就是陸遜。
這樣一分析，我們就知道魯肅加盟的意義之大了，也就能夠看出呂蒙的意義了。呂蒙是孫吳“四大英將”（四位上游統帥，即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之一，是接替魯肅軍職的人，也是推薦陸遜接替自己的人。他的身份也很特別。從《三國志?呂蒙傳》我們得知，他原本是汝南郡福陂縣（今安徽省阜陽市）人，因此不是“江東士族”。他小時候就隨姐夫鄧當難度渡，但其家境既貧寒（貧賤難可居），本人又沒有文化（少不修書），因此不是“流亡北士”，只好算作“南渡平民”。他是孫策發現的人，但孫策也只是讓他在自己身邊當侍衛（引置左右），後來才因為張昭的推薦，接替去世的姐夫鄧當，做了別部司馬。因此，即便算他是“淮泗軍事集團”中人，那也只是個小角色。
實際上呂蒙也是好不容易才脫穎而出。他擔任的那個“別部司馬”，原本是一個沒有定員的雜牌軍頭目。孫權接班後，精兵簡政，所有的“小公司”都面臨“關停並轉”。呂蒙得知，就借錢置軍裝，搞軍訓，讓前來視察的孫權看得眼睛一亮。於是孫權便開始著力打造呂蒙，給他軍隊，教他讀書，讓他在戰鬥中成長。呂蒙不負眾望，讓魯肅等人刮目相看。所以後來孫權和陸遜談話，就說孤原以為子明（呂蒙）也就是不怕艱難、膽子大（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沒想到他居然“學問開益，籌略奇至”，都快趕上週公瑾了！其實，這裡面是有孫權的功勞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呂蒙是孫權自己發現和培養的人。
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淮泗將領、流亡北士、江東士族這三股政治勢力，魯肅是都有些關係，呂蒙則是都沾不上邊。因此，如果說在孫權的“政治地圖”上，三股政治勢力分別是紅色、黃色和藍色，那麼，魯肅和呂蒙就是灰色。
但是孫權需要灰色。前期，他需要有灰色把格格不入的三種顏色調和起來。後期，則需要有灰色作為過渡，將政權的主色調，從淮泗將領的紅、流亡北士的黃，逐步變成江東士族的藍。田餘慶先生說，孫吳建國的道路，就是“江東化”的過程。這個觀點，我們從四任上游統帥的人選這得到了印證。至少，從周瑜（淮泗將領）到魯肅（流亡北士），到呂蒙（南渡平民），再到陸遜（江東士族），線索是清楚的。
當然，這只是後人的分析。對於那些歷史人物而言，也許只不過是一次風雲際會罷了。正如周瑜所說，這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而且，周瑜還引用馬援回答東漢光武帝的話說：“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那麼，周瑜、魯肅他們為什麼要選擇孫權？在他的身上，又有什麼過人之處，會引得眾多英雄競相效力呢？
請看下集：坐斷東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