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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這麼大年紀，高拱從來沒相信過天上會掉餡餅，但現在他信了。
雖然已經身居高位，但他從不敢對徐階動手。這並非因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階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麼多年，群眾基礎好，如果貿然行動，沒準就被鬧下臺了，所以一直以來，他都是冷眼旁觀。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階退田的事情後，立即大喜過望，反攻倒算的時候終於到了!
原因很簡單，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們一望即知，必定會去幫徐階。現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階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過是幫幫忙，總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適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對海瑞的行為表示了支援，並且嚴厲斥責了徐階的行為。海瑞得到了鼓勵，更加抖擻精神，逼得徐階退無可退。
於是徐階準備妥協投降了。他表示，願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來，問題已經得到了圓滿解決。然而就在此時，事情又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朝廷裡的言官突然發難，攻擊徐階教子不嚴，而一個叫蔡國熙的人被任命為蘇州兵備使，專職處理此案，很巧的是，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學生，還恰好和徐階有點矛盾。
事情鬧大了，徐階的兩個兒子被抓去充軍，家裡的所有田產都被沒收，連他的家也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人燒掉了，徐大人只能連夜逃往外地。
看起來，海瑞贏了，然而事實證明，最後的勝利者只有高拱。
隆慶四年（1570），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東西走人。
於是僅僅當了半年多巡撫的海瑞走了。他本著改造一切的精神跑來，卻發現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豈是好惹的，這麼走算怎麼回事？他一氣之下寫就了另一封罵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論知名度和鬧事程度，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僅次於罵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罵人想要罵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罵過了皇帝，罵其他人也就沒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動證明了他的罵人天賦。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物件——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創造了新的經典罵語——“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這句話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在古代罵對方是婦人，比罵盡祖宗十八代還狠。於是滿朝譁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卻沒有人出面反擊。
究其原因，還是海瑞先生太過生猛，大家都知道，這位兄臺是個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對罵，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動，愣愣地看著海瑞大發神威。
只有兩個人說話了。
第一個是李春芳。作為朝廷的首輔，他不表態也說不過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沒有攻擊海瑞，也沒有處分他，卻拿著海瑞的奏疏，說了一句讓人哭笑不得的話：
“照海瑞的這個說法（舉朝之士，皆婦人也），我應該算是個老太婆吧！”
還真是個老實人啊。
另一個人是高拱。其實事情鬧到這個份兒上，也算拜他所賜，在這最後攤牌的時刻，他終於揭示了其中的奧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說都是壞事，那是不對的；如果說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對的。應該說，他是一個不太能做事的人。”
這是一個十分中肯的評價。
面對這個汙濁的世界，海瑞以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認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塗的。事實證明，徐階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張居正也看到了，他們不但看到了問題，還有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罵而已。
所以從始至終，他只是一個傳奇的榜樣，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慶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這位主角的戲份還沒完，十多年後，他將再次出山，把這個傳奇故事演繹到底。
在海瑞的幫助下，高拱終於料理了徐階，新仇舊怨都已解決，大展拳腳的時候到了。
其實從根本上說，高拱和徐階並沒有區別，可謂是一脈相承。他們都是實幹家，都想做事，都想報效國家，但根據中國的傳統美德，凡事都得論個資歷，排個輩分，搞清楚誰說了算，大家才好辦事。
現在敢爭敢搶的都收拾了，高拱當老大了，也就該辦事了。
於是歷時三年、聞名於世的高拱改革就此開始，史稱“隆慶新政”。
說實話，這個所謂新政，實在是有點名不副實，因為即使你翻遍史書，也找不出高先生搞過什麼新鮮玩意兒，他除了努力幹活外，既不宣誓改革，也不亂喊口號，但他執政的這幾年，說是國泰民安、蒸蒸日上，也並不誇張。可見有時候不瞎折騰，就是最好的折騰。
但要說高先生一點創新進步都沒有，那也是不對的。徐階是明代公認的頂級政治家，他的權謀手段和政務能力除張居正外，可謂無人匹敵，但這位高兄在歷史上卻能與之齊名，是因為他雖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階，卻在一點上遠遠超越了這位前輩——用人。
具體說來，他用了三個人。
第一個，叫做潘季馴。
一般說來，要是你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並不需要慚愧，但如果你的專業是水利，那我只能勸你回去再讀幾年書。
幾年前，我曾看到過這樣一條新聞，大意是水利工作者們開動腦筋，調集水庫積水統一開閘，衝擊泥沙，緩解了黃河的淤積情況，意義重大云云。
雖說搞水利我是門外漢，但如果沒有記錯，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馴先生曾經這樣做過，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衝沙法”。
潘季馴，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浙江吳興人，明清兩代最偉大的水利學家。
這位兄臺高考成功後被分配到江西九江當推官，管理司法，官運也不錯，十幾年就升到了監察院右僉都御史，成為了一名高階言官。
恰好當時黃河決堤氾濫，災民無數，高拱剛剛上臺，急得沒辦法，四處找人去收拾殘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幫言官吵架，潘季馴也在場，高拱看這人比較老實，也不亂噴口水，當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張居正是個比較謹慎的人，覺得這樣太兒戲，就去查了潘季馴的底，急忙跑來告訴高拱：這人原來是個推官，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著，他怎麼懂得治水？
高拱卻告訴他：只管讓他去，他要不會治水，你只管來找我。
事實證明，高學士的眼光確實很毒。雖說沒學過水利專業，潘季馴卻實在是個水利天才，他剛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後，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這是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擴寬河道，這樣才有利於排水，收縮河道不是找死嗎？
施工的人不敢幹，跑來找潘季馴。
潘季馴說你只管幹，出了事我負責。
於是奇蹟出現了，收縮河道之後，黃河不但沒有氾濫，決堤的出現也大大減少，大家都驚歎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實際上很簡單。在長期的觀察中，潘季馴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黃河之所以氾濫，是因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於是河堤也越來越高，稍有不慎一旦決堤，後果就會極其嚴重（住在黃河邊上的人應該深有體會）。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須除掉河裡的泥沙，好了，關鍵就在這裡，怎麼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計沒人肯幹，也沒法幹；找挖掘機，那還得再等個幾百年。用什麼才能把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馴苦思冥想，終於醒悟，原來制勝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緊河道，加大水的衝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沖走，所謂“水流沙中，沙隨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還想出了一種獨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滾水壩。具體說來，是事先選擇一個低窪地區，當洪水過大之時，即開啟該處堤壩，放水進入，以減輕洪峰壓力。
這就是流傳至今、眾人皆知的治水絕招——分洪。
有這麼一位水利天才坐鎮，氾濫多年的黃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後的數十年內沒有發生過大的水患。
這是第一位，算是個幹技術的，相比而言，下面的這位就麻煩得多了。
黃河氾濫，多少還有個期限，等汛期洪峰過了，該埋的埋，該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動就不一樣了，要鬧起來你不管，指望他們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種事《西遊記》裡才有。
隆慶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兩廣叛亂再次開演了。在當年，這個地方是蠻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較高，不讀書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納稅，不納稅自然是不行的。於是來來往往，雙方都喜歡用拳頭刀槍講話，每到逢年過節，不鬧騰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這次鬧騰的動靜很大，兩廣全境都有叛亂，且叛軍有一定的戰鬥經驗，派了幾個人去都被打了回來，於是高拱一拍腦門：
“沒辦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是當年傳奇科舉班的一員，和諸位名人同學相比，他沒有張居正的政務能力、王世貞的文采，更沒有楊繼盛的膽量，但他也有著屬於自己的專長——軍事。
他雖是文官出身，卻極具軍事才能，多次領兵出戰，從無敗績，被認為是一代名將。按說他應該是最理想的人選，可為什麼直到沒辦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簡單，他太貪。
這位兄弟雖說很有才能，卻是個不折不扣的貪汙犯，原先當地方官就吃農民賦稅，到軍隊後就吃士兵的軍餉。明代貪汙不算什麼大事，但殷先生卻貪得天下皆知，貪得名聞全國，著實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訊息一傳出，就如同往廁所裡丟了顆炸彈，分量十足。在大貪汙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們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異口同聲地表示絕對不行。
高拱卻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裡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後還是高學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話，就讓所有的人都閉上了嘴：
“誰再反對殷正茂去兩廣，我就派誰去！”
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榮上任。
但他的親信、給事中陸樹德站了出來，勸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軍餉你要看緊，最好在戶部找個人隨從前去，搞好財務稽核制度，要內防家賊。
然而高拱說：
“不用派人，所有軍餉直接撥給殷正茂就是了。”
陸樹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貪汙軍餉！”
“我知道。”高拱卻笑了笑，“那又如何？”
“我撥一百萬兩軍餉給殷正茂，他至少貪汙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亂，如果我派一個清廉的人去，或許他一兩也不貪，但是辦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軍餉，這麼拖下去，幾百萬兩也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殷正茂不去，誰去？”
一切確如所料，殷正茂去後，僅僅幾個月就平息了叛亂，班師凱旋，當然了，軍餉他也沒少拿，如果不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還是賺了，說到底，這是個成本核算問題。
在高拱的正確指導下，潘季馴和殷正茂成為了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但和第三個人比起來，前面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兒科了。因為這位最後出場的壓軸主角解決了一個問題，一個連朱元璋都沒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時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實之前他曾經露過一面，在浙江時，他作為俞大猷的副將出擊倭寇，獲得大勝。這之後他官運亨通，一直升到了現在的位置。
在當時的朝廷中，有三個人是言官們不怎麼敢惹的:楊博、譚綸以及這個王崇古。
所謂不敢惹，絕不是因為官銜問題，越大的官罵得越起勁。此三人之所以能倖免，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殊身份——軍事文官。
在明代武將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視的，經常被人看作大老粗，而進士出身改行當武將的，就不同了。這類人既有文化，又會打仗，且由於長期在邊界砍人，性情比較彪悍，不守遊戲規則，你要是敢罵他，他沒準就敢拿刀砍你，看誰吃虧。
而這位王崇古除了喜歡領兵打仗外，還有後臺。作為嘉靖二十年（1541）的新科進士，他和高拱同學的關係很好。
於是他被委派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職務——宣大總督。
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說過這樣一句話：
“大明雖大，最為緊要之地四處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講的四個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薊州、遼東。它們是明代邊界最讓人頭疼，也最難防守的重要據點。
所以自明代中期後，它們被分為兩個獨立軍區（宣大、薊遼），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揮官為總督，超越各級總兵，是明朝國防部長（兵部尚書）以下最高級別的軍事長官，只有最富軍事經驗的將領才能擔當此任。
順便說一句，當時的薊遼總督是譚綸，而他手下的兩位總兵分別是薊州總兵戚繼光，以及遼東總兵李成梁。
看到這個豪華陣容，你就應該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個多麼光榮的工作。
躊躇滿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天大的金元寶即將砸到他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