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外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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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外戚的危害
宦官，外戚的危害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敗，王朝面臨全面崩潰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專機之時。
翻開二十四史，呂氏奪權，武則天篡位，慈禧臨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屢見不鮮。
再以宦官專權而言，從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東漢十常侍亂政，唐代高力士弄權，到宋代童貫統轄禁軍，明朝魏忠賢大肆**威，再至晚清李蓮英飛揚跋扈，宦官亂政問題一直很嚴重。
歷史上，宦官對封建王朝破壞大多起加速作用。
為什麼外戚宦官干政意味著封建王朝的自發破壞呢？從官僚政治結構來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異物。
他們的來源與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
封建官僚是經過一定的仕途選拔出來的儒臣。
他們有相當的封建文化素養，又經過國家機構的統一選拔，方能入仕參政。
而外戚與宦官則憑著自己是皇帝寵愛信任的人，便參與朝政，從最高層干預國家政治生活，這本身就意味著封建王朝的破壞。
它使得儒臣與外戚、宦官在維護封建王朝還是破壞封建王朝的立場中，處於天然對立狀態。
這一點，外戚和宦官心裡也很清楚。
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力，追求與其相應的經濟利益，他們總是要包圍皇帝，設法使皇帝遠離儒臣。
唐代有個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還鄉時就對其他宦官傳授了盜用皇權的策略。
他說，侍候皇帝的要點就是不能讓皇帝有閒暇。
皇帝一有空必讀書，接近儒臣，這樣“否屬恩且薄而權輕矣”。
應該用聲色犬馬、寶物財貨“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
皇帝一旦沉溺於享受，那麼使“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慾焉往哉？”正因為外戚和宦官是一體化內部的異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權勢膨脹到相當程度以後，他們就勢必和依照宗法一體化結構組成的儒臣不相容。
這時，他們便會越發利用權勢提拔親信，進一步破壞封建王朝。
這樣做的結果是，加劇矛盾，加速吏治腐敗，最終釀成內亂。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漢章帝死後，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便總攬大權。
竇姓親屬及其黨徒紛紛出任朝官與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
公元92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了竇憲。
結果宦官集團又借翦滅外戚勢力之機，掌握了朝政大權。
宦官當權後，大事鎮壓殺害儒生，製造黨錮之禍。
以後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利的鬥爭持續不斷。
繼外威竇憲——宦官鄭眾之後，還有外戚鄧隲——宦官江京、李國——外戚閻顯——宦官孫程——外戚梁冀——宦官單超，一直折騰到東漢滅亡。
唐代自公元82082年，七年之中，就有憲宗、敬宗兩個皇帝為宦官所殺。
自唐憲宗82O年被殺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個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繼位外，其餘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據自己的需要擁立的。
這表明唐代後期，一體化結構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壞了。
明代司禮太監劉瑾專權，於1508年將三百多名國家在職官員投入獄中，1509年又剝奪了六百七十五個官員的誥勅身份。
劉瑾破壞一體化結構可謂肆無忌憚。
他誇口說：“滿朝公卿，皆出我門”。
明末天啟年間，魏忠賢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為“九千五百歲”，各地修建生祠供奉。
魏閹官僚們，也以鎮壓東林黨人為能事，把東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將編入名冊，加以殺戮或免職。
這些情況表明，外戚與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勢力。
他們在得勢時便要挾制皇帝，打擊儒臣，破壞封建王朝。
這時，就會出現政治不穩，危機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顯破壞封建王朝的力量，那麼，這種力量為什麼會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並且必然膨脹呢？關鍵在於，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權的放大而帶入封建王朝的。
皇權儘管在封建王朝中擔負著不可取消的調節使命，但皇帝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並與其所擔負的調節任務不相稱。
朱元璋總攬大權後，每天要批閱奏章一百四十餘件，此外還要處理幾百件政務。
控制論專家艾什比曾經說過，一個人的調節能力，最大不能超過他所能堵塞的系統變異度。
也就是說，不能超過他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選擇能力。
皇帝為了放大自身的調節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種力量。
外戚雖然不是皇統正宗。
但他們是皇帝最親近的人。
宦官地位低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
因此，皇權利用外戚、宦官來監督控制官僚機構也就是一種不可避兔的選擇。
從短期看來，它可能是有效的，這兩種勢力也還可以處於皇帝的控制之下。
但長期使用的結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壞，甚至皇帝本人也成為傀儡並身受其害。
這是一種歷史的意志。
只要存在絕對皇權的調節作用，那麼不管皇帝多麼英明、多麼警覺，宦官或外戚專權總是要出現的。
宦官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
可是明初對宦官干政防範也最嚴。
朱元璋鑑於歷史教訓，曾經制定了嚴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規，以絕後患。
洪武5年在宮中懸掛刻有訓戒后妃條例的紅牌，明文禁止后妃問政，洪武17年又頒佈了“祖訓”，在宮內建高三尺的鐵碑，上鑄有“內目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並規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請官也不得與宦官有檔案往來，宦官官位不能超過四品，並不準其讀書識字。
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絕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說是費盡心機了。
但後果又如何呢？由於無限君權和皇帝有限調節能力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總有一個成為皇權延伸的借用力量。
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
宦官干政就必然越來越猖撅。
朱元璋死後不久，這些祖訓禁令對子孫就沒有什麼約束力了。
明成祖因奪取皇位得力於以宦官充當耳目，對宦官便“久乃稱肺腑矣”。
英宗是太監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後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處理朝政。
永樂以後，宦官的地位也起了變化。
他們由受吏部領導，變為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權了。
憲宗時增設新的特務機構“兩廠”一事，很可以說明皇權放大與宦官干政的內在聯絡。
當時，已有特務機構東廠、錦農衛了。
但憲宗仍疑心重重，懷疑身邊的人和外間有勾結，便另設西廠，專門刺探外臣與民間活動，委心腹大眾監汪直任頭目，鬧到天下知有兩廠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務頭子沒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
東、西廠之間也有矛盾。
皇帝大可利用這些矛盾，監察控制官僚機構。
宦官勢力趁勢發展。
到明代末年，一體化調節能力完全喪失，最後土崩瓦解了。
綜上所訴，只要有皇帝就會有宦官，只要有宦官就算有一兩個好皇帝，最終宦官也會干政，加速王朝的腐敗和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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