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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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有個當政者做理事長，民主黨還是有很大的優勢的。民主黨成員選拔嚴格，仍然申請者多多，。在此基礎上選拔出來的民主黨成員，多半具有良好的素質和中上的教育程度。雖然不能夠從政府的到撥款，民主黨籌集資金，卻也不很困難。其中，董氏就提供了進一半的經費。但更重要的是，民主黨具有有效的組織形式，通暢的資訊渠道，專業的培訓輔導。
別人還不知道，你已經有所準備；別人只聽說名稱，你卻瞭解詳細內容；別人還在摸索中前進，你卻能夠得到專業的培訓；別人需要靠自己，你卻有組織支援……
這，才是最大的優勢。
國防軍每攻克一地，民主黨就迅速組織起來，宣傳落實各項政策，解答相關的問題。並代表當地民眾，與國防軍，或行政官員，就某些問題進行溝通和交涉。既有力的推動政策的落實，同時也提高了本身的聲譽。
然，民主黨在北方基礎薄弱，對新成員的稽核又嚴格。遠不能與國民黨兼收幷蓄，大肆收人，相比較。
1919年3月，國民黨在北方几省的重新選舉中，大獲全勝，獲得231席，民主黨則獲得97席。
不過，民主黨仍獲得參眾兩院870議席中的481席。其中，眾議員339席，參議員142席，均為半數以上。而國民黨則獲得327席，其中，眾議員242席，參議員85席，為國會第二大黨。
國會成立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制定《憲法》。在此之前，國會還需要確定中國的首都。雖然，民主黨為國會第一大黨，在我的建議下，卻還只是提議案：“先將國會遷移到安慶辦公，各位議員瞭解具體情況後，以確定中國的首都”。
在北方各省重新選舉前，安慶已經開始了國會大樓的建設。國會被建在安慶新城區，東南方的一座無名小山下，交通方便，距離軍政府也不遠，只有十分鐘的車程。議員們對國會大樓的巧妙設計，精心裝飾，方便交通和優美環境，都很滿意。
在6月的一次會議上，國會透過第190019號決議案，將安慶定為中國的首都。
會議中，有議員提出異議，認為安慶的歷史意義不夠深遠，不如南京和北平。列席會議的我，解釋道：“從地緣的角度講，中國東方是日本，北方是俄羅斯。日本的海軍實力，在很長時期內——可能要20年。都不是中國海軍所能比擬的。一旦建都南京，會給中國海軍作戰帶來很大壓力。俄羅斯是老牌列強，也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安全。北平距離俄羅斯過近，也不是很適合。在戰時，一個穩定有效工作著的首都，想必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外，明朝建都北平，是為國戍邊。在實戰中，效果並不顯著。
現在，津浦路、中東路的複線建設工作，都在進行中。張（家口）庫（倫）烏（蘇雅裡臺）科（布多）鐵路，也已經完成了勘測工作，開始施工了。待這些重軌鐵路建成通車後，國防軍的增援部隊，在一週內，可以到達北方的任何地方。再建都北平的意義，也就不大了。”
《憲法》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確定中國以後的規則，我也為了透過符合我願望的《憲法》，而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首先，我需要統一民主黨內部的思想。
這倒問題不大。
我白手起家，在安徽實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富民強兵。隨著國防軍百戰百勝，我在民主黨，在聯省，在中國，都擁有崇高的威望。在中日，中美條約締結後，我的威望更是達到了頂峰。只要我不過分的倒行逆施，基本不會遭到激烈的抵抗。說句誇張的話，如果我想當皇帝，此時此刻就是最好的時機了。
民主黨是我一手建立的，其內部，還沒有能夠威脅，或者說，動搖我地位的人。作為負責日常工作的常務理事，王博文是最有機會的人。但是，民主黨的制度是我制定的，寬鬆、公開、透明程度都很高。王博文執行起來，受到很多的監督。如果他公平，只能慢慢累積；如果有不公平不妥當的行為，他就會首當其衝，受到嚴厲批評。不過，王博文乾的不錯，要不然，也不會從祕書長，晉升為常務理事。
而且，民主黨高層都知道，我不會虧待跟著我的人。像原安徽新軍出身的，蔣百里等人都已經身家數百萬，就算最普通計程車兵，也有個幾萬元了。
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民主黨內部的團結，是毋須擔心的。
所以，在會議中，提出我的想法後，大家略一討論也就通過了。大半時間，大家討論的，是如何完善這個想法，並使它在國會順利透過。
因為忙於選舉，以及國會的籌建工作，大家已經有幾個月沒有聚在一起了。近來的喜事，是一件接著一件。我的總統是跑不掉了，參眾兩院的議長，也必然會被民主黨收入囊中。故而，大家一見面，就喜氣洋洋地互相恭喜、涵喧了半天。
待眾人坐定，我開始介紹了我的想法——“總統制”。
總統制，特點是以總統為行政首腦，行政機關從屬於總統而非議會。在總統制下，總統獨立於議會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總統只向人民負責，不對議會負責。
內閣制，特點是其政府首腦的權力來自議會(即國會)的支援，而這種支援透過兩種途徑落實：第一是國會改選後的多數議席支援，第二是行政首長贏得國會的信任投票。政府首腦往往由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
總統制與內閣制，區別主要有兩點：議會是否有組織政府的權力；政府是否對議會負責，能否解散議會。前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說，總統制由總統組織內閣，議會無權組織政府；政府只對總統負責，總統不能夠解散議會。而後者的答案，恰恰相反。
“……
我們的奮鬥目標是，中國的富強，炎黃的復興，民主只是個手段。
因此，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穩定的重要性，是排在首位的。
只有穩定的局勢，才有可能發展建設。
民國成立以來，內閣制效果不是很好，短暫的幾年間，內閣就更換了六七次之多。不要說建設，連一個長期的施政綱領都沒有。
國外的情況也是這樣。
……
內閣制在形勢劇烈變化的危機關頭，很難保持一貫的穩定，容易在短期內，形成多次倒閣。使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容易導致戰亂的發生。而且，黨派席位的轉變期間較短，總理的權力受到的限制多，政策影響因素多，效率也就差一些兒。
……”
在我發言結束後，張騫很快提出了問題，“話是如此，但內閣制很符合中國傳統的‘君權高而虛，相權低而實’。到時候，支援的人也不會少。”
我慢慢的說：“自古以來，君臣間善始善終的，並不多見。舌頭還有碰到牙的時候，兩者的意見不一致，是很平常的事，鬧矛盾也就難免。再說實際點兒。皇帝的地位穩固，不會動搖，會一直持續下去。而總統是有任期的，心甘情願的作為象徵，不表示意見，不想發揮作用的總統，恐怕是罕有。所以，兩者的矛盾，只會比君臣多，也就更不穩定。”
武炎康從另一方面，提出了疑問，“會不會有人，以中國缺乏民主傳統為由，提出更適合限制當政著權力的內閣制？”
我想了想，答道：“我倒覺得恰恰相反。兩種制度相比較，總統制責權分明，容易掌握分寸；而內閣制則需要相對成熟的黨派制度，對選民的教育程度等要求更高。正是因為中國缺乏民主傳統和基礎，才更不適合內閣制。
而且，就效率和穩定而言，兩者哪一種更適合中國？
我想，答案毋須說。
民主是潮流，只要民主深入人心，就終究會有實現的時候。然，國家發展的時機，卻是轉瞬即逝的。所以，我更傾向於，選擇權力集中的總統制。
再說，有什麼比全民選舉，選擇的總統，更具有民主性。”
……
8月3日，在民主黨大力支援，國民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國會經辯論，通過了第190023號決議案，決定中國實行內閣制。
呃，是的，是內閣制，不是總統制。我的理想是總統制，然，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往往是令人驚訝的。
我們幾個理事將總統制，討論的差不多的時候，發現了問題——我提出了任期問題。總統制是有期限的，一個人通常只能擔任兩屆總統，也就是十年——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卻是政治慣例。然後，基本就從政壇上消失了，影響力是一方面，卻不能夠再次執政了。
這麼實際的問題，一經提出，我們都有點兒傻眼了。大家相處多年，少的也有七、八年了，都知道我閒不住。如果我像張騫一樣年過耳順，就無所謂了。但是，我還這麼年輕，十年後，也不過是中年，到時候就退休，怎麼也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而且，擁有崇高威望和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卻沒有相應的權力，是件很危險的事情——這是不必說明，也無法明說的。
於是，大家想了許多辦法。延長任期，PASS——延長一年半載，毫無意義，再長就不如改成終身制，那就直接稱帝算了；增加當選次數，PASS——理由同上；推遲選舉，PASS——用什麼理由呢？別想把人都當傻瓜；法無明文，就當其不存在，PASS——理由同上……到了最後。我們不禁開玩笑說，直接稱帝得了。
老實說，這屋裡面最贊同民主的，應該就是我了。畢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響，是不一樣的。而且，獨裁者的地位，也許好看，其實是極其危險的。稍有不慎，就是身死族滅的下場。以董氏目前的情況來看，獨裁實在不是好選擇。
在財富上，董氏（中國）已經是中國首富，控制了中國的重工業，而董氏（美國）的財富更在中國部分之上。中國在歐戰中的總收益，雖然還沒有具體的數字出來，但幾十億美元還是有的。而董氏（美國）承攬了中國的大半對外貿易和運輸業務，又在歐洲趁火打劫，倒買倒賣，囤積居奇。獲利之巨，並不亞於中國，自然也就混的風生水起了。董氏（美國）已經成為美國著名的大財團之一了。毫不誇張地說，董氏富可敵國——這個“國”，就是中國的國。
在政治上，國防軍是我一手建立的，民主黨是我帶頭組織的，整個政府是我親自打造的……董氏，就是中國第一家族。相對皇帝而言，享其利而少其弊——連三妻四妾都是合法的。從長遠來看，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國，也是最符合我個人利益的制度了——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無論出於公心，還是私心，我都希望維持秩序，保持穩定，把中國做大做強。
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們就開始討論內閣制。內閣制不限制任期，只要政黨大選獲勝，獲得席位超過半數，我就可以一直幹下去。雖然內閣權利受限制，不過考慮到其中的好處，我還是決定忍了。
這無關民主與否，此事關係到我的根本利益。而在座各位的利益，與我的利益，深刻的聯絡在一起。我獲得持久而穩固的利益，才能保證其他人獲得相應的利益。早上一百年，黃袍加身，是唯一的結果。而今，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利於國家，沒有人會強求。然而，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基礎上，追求個人利益，是理所當然的。故而，在實施民主的大前提下，其它一切，都可以因需要而改變，這是心照不宣的。
所以，我們討論的話題，從總統制的優勢，毫不猶豫，沒有緩衝，直接轉換成內閣制的益處。我們這回，就只說內閣制的優點了。大家說來說去，越來越感覺內閣制優點多多，大有‘中國非內閣制不可’的架勢**-**。
然後，就開始討論如何透過內閣制了。
……
這天，我們討論到很晚。
國民黨半推半就，也是有原因的，這原因就是宋教仁。如果施行內閣制的話，國民黨一定選不過民主黨。但是，如果施行總統制的話，憑宋本人的魅力，還是有機會的——不像現在，一點兒機會也沒有。所以，國民黨內部，也有所爭議。
其實，國民黨同意與否，並不是很重要。民主黨佔據了國會大半席位，在參眾兩院都佔據壓倒性優勢，輕易就主宰了決議案。
國民黨議員提議，總理與內閣成員應為議員。這樣一來，我沒有議員的身份，就只能作為空頭大總統了。這樣不懷好意的提議，自然被否決了。決議案沒有規定總理與內閣成員需要議員身份。只是規定，議員的選舉採取單一選區，一選區只選一席，並採多數決的選舉制度。總理由議會中佔多數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的領袖擔任。內閣成員由總理提名，國會透過。
此外，在我的大力推薦下，國會還通過了國旗、國歌、海軍旗和陸軍旗。其中，國旗為：上紅下黃各半的底色，圖案為一條飛舞的金色巨龍，龍身之上有二十六片完整的金鱗，代表了中國的二十六省，都是炎黃子孫，龍的子孫；在金龍的周圍用絲絲白雲，使金龍與黃底區分開來，整個雲龍圖案恰似中國地圖。
國歌是楊度作詞作曲的《中華》。海軍旗是白底的青龍旗。陸軍旗是黃底的有翼白虎旗。
這些東西算是我個人的意見吧，主要是我一力支援。我對理事們解釋說：“今後，我們會全力向西方學習，必然會存在矯枉過正的情況，所以，在可以的時候，就多保留一點兒，我們的傳統吧！”然後，各理事無可無不可答應了，他們大概把這當成是，我在國外長大形成的怪癖，加以包容了。在民主黨的推動下，最後都在國會通過了。
通過後，很多新潮的議員說，外國人看不懂，說“長四腳的蛇，感覺怪模怪樣的”。我就溫和地批評他們，“為何在漢唐的時候，外國人一看就懂了，覺得威風凜凜？還不是我們不夠強大，我們落後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雜七雜八的東西，外國人該瞧不起你，還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時間討論這些，不如想辦法把中國建設的更好些兒。那時候，隨便用什麼圖案，別人都會覺得美了。”
這樣的話當然不會有說服力，不過，他們也不會和我爭執，聲望高的好處，還是很多的。還有人嘀嘀咕咕，說什麼像滿清的龍旗什麼的。然後，被我大批一頓，“數祖忘典，這是黃帝制定的，跟滿清什麼關係？不學無術！”
後來，我還設法推動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惡”作為基礎，來闡述現代西方的思想內涵，在嚴復、戴季陶、胡適、王國維等人的支援下，重新認識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稱之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認識了“中庸之道”和“仁義”。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錢有勢的人，雖然少，影響卻大；窮困的普通人，數量多影響卻小。故國家政策常傾向於富者，然長久如此，不滿者日眾，終不利於國，也就是說，不利於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時，應當保護弱者。並提出了發展中間階層，即中產階級。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麼，執掌國政，變須以天下人，即國民利益為先。也就是說，“仁義”是對國民而言的。對外國講“仁義”，不能夠損害國家、國民之利益。否則，無異於以公共利益，博取個人名譽。所以，推崇“國與國之間唯有利益”。
……
這些言論一現世，就引起極大爭議。剛剛平息了“清史”之爭，人們的注意力又轉移到“新儒家”之爭。後者在當時的遠不如前者，引人矚目，然影響更為深遠。
批評者說，“這不過是把現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話，加以闡述”。還有守舊者指責“新儒家”，篡改歪曲聖人言論。我一概不加理會，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就如筆名為“類田雞”的後世學者王某某的評論——“‘新儒家’運動，是一場以‘復古’為名的思想解放運動。儒家學說，從中獲得了生命力和現實意義；而西方思想，卻獲得了傳統基礎。兩者的結合，使國學最大限度被繼承，也促進了西方思想的全面推廣和廣泛傳播。為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新儒家”運動，我的筆桿子們作了引言；“新文化”運動的帶頭人們，把其發揚光大；隨後，功底深厚的國學大師們，加入其中。胡適等人，是為了宣傳西方思想和文化，推進思想解放；而王國維等人則敏銳地發現了，該運動對儒家延續的重要意義。雙方，不對，是N方在報紙上，脣槍舌劍，火花四射，最後形成了上述主流理論。孟子取代孔子，成為新儒家的開山祖師。
當然，我在文化上的推動，基本就是如此了。白話文已經正式被列入課本，義務教育中古文部分再次減少，同時，改變學生的語文教育目標為：“能夠通暢的用白話文讀寫，並能順利地閱讀一些優美、經典、不是很難的古文文章和詩詞，並理解其中含義”。我對傳統文化的最後努力，就是在五年後，把新儒家的幾篇經典文摘，列入必須閱讀科目。
因為我對此類運動的支援，加之，我在重要場合，身穿漢服以為禮服。鼓勵支援人們在傳統節日和重要慶典中，穿漢服。與我對駐外使節的規定，截然相反——他們被要求，在公共場所，必須穿西服。
所以，時人遂評論說，“袁世凱看起來新式，本質卻是舊的；董正朝看起來舊，實質都是新的。”
這話聽起來，應該是在誇我。但我總覺得彆扭。似乎在形容“香蕉”一樣。
1919年11月7日，這是一個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中國第二屆國會，歷經216天的緊張工作，終於制定通過了中國第一部正式《憲法》。
《憲法》規定：
“一，國會；
二，內閣；
三，司法；
……”
《憲法》制定通過後，組閣也就提到日程上來。
民主黨上次的理事會議，已經把事情定了下來，在國會很快通過了。由於張謇更中意農林總長，譚延闓被推舉成為總統，武炎康成為參議院議長，王博文成為眾議院議長。我則就任中國內閣制的第一任內閣總理。
1919年11月28日，我在在過會發表了就職演說，表示“不負國民的期望，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富民強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在議員的歡呼聲中，內閣名單一次透過。
內閣成員名單如下：
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韓鐵
國防總長陳士誠教育總長鄧繩候
財政總長田清泉教育總長蔡元培
司法總長柳澹方農林總長張騫
工商總長錢鳳梧交通總長魏澤平（原交通司長）
不好意思，因為某人用計算機，所以，我是把原文列印後，在紙上修改的．而奮發圖強榜三天不更，就下榜．所以，不是我想忽悠大家．不多說了，給大家拜個年——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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