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
公交女孩愛上我 止鴿 警花的近身高手 媽咪15歲 校草纏上身：丫頭，你死定了 轉角遇見你 重生現代之追愛 末日之城 鬼夫大叔太撩人 穿越之谷香田園
§第一章 中國
第一章 中國(1/3)
（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思想領域的徹底儒化
1、儒教簡介
“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術士。《說文》：儒，術士之稱。《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依據可靠的文獻資料，則周代初年，曾經協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統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後，曾經“制禮作樂”，建立了當時先進的政教一體的禮儀制度。但是數百年以後，這套制度逐漸遭到了破壞。
春秋時代的孔丘，憂慮當時的混亂狀況，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國家恢復秩序和安定。他是當時最為博學的學者，因而得到許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稱為“孔子”或“夫子”，人們稱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種褻瀆。但是他的主張得不到當時國君們的響應。於是，他整理了被認為是古代聖帝明王們創造的文化成果，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這些文獻能夠成為後世人們行為的依據。經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獻，成為儒經或者儒經的基礎。由於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禮儀制度和宗教觀念上的重大貢獻，直到唐代，人們還常常是“周孔”並稱，認為他們是兩個最大的聖人，並把儒教的主張說成是“周孔之道”。
2、“獨尊儒術”提出的背景
漢代由於國家統治的需要，從漢武帝開始，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據孔子的思想，適應新的歷史條件，對這傳統的國家宗教教義進行了新的解說。在董仲舒新解說的基礎上，後來的儒教不斷努力，逐漸使傳統宗教徹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因而，獨尊儒術，是傳統的國家宗教徹底儒化的開端，也是儒教的真正開端。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
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
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過程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后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繫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
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
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
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經由董仲舒重新解釋和發揮的儒教教義，重視禮儀制度的建設，特別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禮儀制度建設。完備而複雜的禮儀制度有助於人們養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習慣，這正是儒教重視禮儀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禮儀制度的外在性質，也容易導致虛偽。
儒教自漢代以來被奉為官學。在中國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終居於社會或國家的統治地位。個別皇帝或國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不代表國家。中國古代國家，從漢代開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為國家宗教。
董仲舒：前179~前104，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漢族，漢廣川郡(今河北省景縣)人。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儒學家，西漢時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二）摩尼教進入中國——“魔教”之始
1、摩尼教簡介
摩尼教本是誕生在兩河流域的宗教，它傳入中國經歷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
摩尼教的創教者是摩尼，生於公元216年，242年在巴比倫傳教，277年被釘十字架。他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宗教傳統。摩尼號稱自己是佛祖、瑣羅亞斯德和耶穌的繼承者，是真主的先知，也是最後一位先知。摩尼教受到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佛教的影響很深，其教義在諾斯底主義的影響下主張靈魂從肉體上徹底解脫，因而強調禁慾、食素。同時也包括了佛教的轉世說和敘利亞的天使說。另一方面則反對猶太教，把猶太教視為黑暗神的創造物。
摩尼教起初在巴比倫傳教，在波斯薩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傳教，但在巴赫蘭一世以後，因與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達羅馬帝國,但羅馬人有古老的國教,崇拜太陽，因此在羅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裡先在296年下令燒死出家修士與燒燬書籍，在家信徒也被斬首，只有到達河中後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相比較而言，摩尼教向西傳播的難度，要大於向東傳播。西歐及拜占庭宗教勢力十分強大，摩尼教二元論的教義明顯與基督教一元論觀點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壓制之下，難有立足之地。摩尼教只能向東發展，因此信徒多逃往中亞與印度。
2、摩尼教進入中國
最初摩尼的傳教路線是從海路到印度河流域，當時該地佛教甚為流行，有理由相信摩尼在那裡吸收了一些佛教教義和禮儀學說。公元242年，薩珊王朝著名的國王沙木兒一世登基，摩尼回到波斯故鄉，用以中古波斯文寫作的教義概論《沙布羅幹》獻上，說服國王信奉新教，從此，在薩珊王朝支援下，摩尼教隨波斯大軍的四處征討而廣為流傳。直到273年，新王瓦赫蘭（Vahram）一世繼位，尊崇祆教，摩 尼教勢力大受打擊，教徒和經師向地中海和中亞地區大批逃亡，摩尼本人也被新王釘死於十字架上，屍體還被殘忍地剝皮實草。此後，摩尼教的影響以波斯為界，開始分別向東、向西擴充套件。
據《佛祖統記》載，武后延載元年(公元694年)，有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為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始。《冊府元龜》載，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羅國王獻一解天文的“慕闍”來中國，“慕闍”就是摩尼教的法師。在安史之亂以前尚未有有該教建寺的記載，史書還載有對該教的禁令。玄宗時，認為摩尼教“妄稱佛法，誑惑黎元”，是惑亂人民的邪說。據《通典》所載，開元二十年，明令取締，嚴加禁斷，但不禁胡人信奉，由此可反證當時已有中國信徒。
天寶以前，摩尼教主要從波斯、吐火羅一帶傳入中國﹔肅宗以後，摩尼教則經由回紇傳播。當時回紇篤信摩尼教，摩尼教士還參與回紇的軍政大事。安史亂後，回紇助唐平亂有功，摩尼教徒便藉回紇勢力的支援和保護，開始在大唐傳播。據《佛祖統記》載，大曆三年(公元768年)，代宗下詔允許回紇的摩尼教徒在長安建“大雲光明寺”，成為摩尼教在中國的第一所教堂。
大曆六年(公元771年)，回紇進一步要求在荊、揚、洪、越各州修建大雲光明寺。自此，民間信奉者日多，朝廷也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如德宗貞元十五年，適逢大旱，德宗下令摩尼師祈雨。憲宗元和二年 (公元807年)，回紇使者再次請求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憲宗應允並派官員予以保護，於是摩尼教寺分佈南北各地，可見摩尼教在中國迅速傳播。當時唐朝每有賞贈，除回紇宰相外，常兼及摩尼教士。其實，唐室的設定摩尼寺，主要是為了籠絡回紇。因此，摩尼教在唐的興廢，與回紇的興衰有密切關係。
到了武宗年間，隨著回紇的衰落，唐室對摩尼教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會昌元年 (公元841年)，唐室即已禁止摩尼教在江淮傳教；兩年後，又下令廢全國摩尼寺，京城女摩尼72人死，而回紇諸摩尼配流諸道，死者大半。會昌五年滅佛之前，摩尼教已首當其衝，先於景教、祅教遭禁制，且史書記載亦甚為詳細，可見摩尼教在唐代後期聲勢頗盛。
由於摩尼教失去與西域總部的聯絡，又處非法地位，故多各自為政，難有統一的組織但其影響並未斷絕，漸轉成地下祕密宗教，。根據唐之後的史料，摩尼教儘管遭受致命打擊，但其經書畫像尚存，民間還自行傳習。不過，對官府的迫害顯然心有餘悸，所以多加變通掩飾。知識階層信奉其教者，多崇尚該教之自律苦行精神，站在儒釋道之角度，吸收該教的合理成分，自成其一宗。這些知識教徒效法佛寺道觀，陸續建立了一些明教寺院，隱居其中，自我修持，坐而論道。這些寺院，最著名的有建於宋初或五代，位於浙江的崇壽宮。該宮今已不存，但建於元代，位於福建泉州市晉江縣華表山麓的草菴，則尚完好儲存著，裡邊還有教主摩尼的摩崖石刻浮雕像。就迄今世界考古的發現，草菴是當今世界儲存下來的唯一摩尼教寺。
到後來還發展成民變的旗幟，五代、宋、元農民起義常利用為組織的工具。尊張角為教祖，敬摩尼(或譯作“牟尼”)為光明之神，並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講究團結互助,稱為一家;認為世上光明力量終必戰勝黑暗力量。五代梁貞明六年(920)母乙以此發動起義。兩宋時流行於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等地,不斷組織農民起義,最著名的有方臘起義、王唸經起義。而在元代，也就是 《倚天屠龍記》故事發生的時代，無論是寺院式的明教，抑或祕密結社式的明教，都相當蓬勃。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摩尼教在中國的中興。
摩尼：Mani，216年-274年，是摩尼教的創始人。母親滿豔與波斯的安息王室有親戚關係。摩尼誕生於巴比倫北部的瑪第奴。該教雖然今天已絕跡，然而在鼎盛時期其教徒人數卻很多。
（三） 白蓮教大起義——揭開神祕宗教的面紗
1、白蓮教簡介
白蓮教是一種流傳於民間的祕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彌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種宗教混合演變而成的。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時代或者更早一些。
南宋紹興三年（1133 ），江蘇吳郡沙門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初為佛教一支，教義源於淨土宗，崇奉阿彌陀佛（無量壽佛）。該教信徒因“謹蔥乳，不殺不飲酒”，被稱為白蓮教。
到了元代，該教滲入了其他宗教觀念，主要是彌勒下生說，逐漸轉為崇奉彌勒佛，改稱白蓮教。早期的白蓮教崇奉阿彌陀佛，提倡唸佛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語、不飲酒，合稱五戒）以求往生西方淨土，教義與淨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採用天台宗教理，繪製《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用佛像、圖形和比喻來解說佛土的高低；簡化並統一前人制作的唸佛修懺儀式，制定《白蓮晨朝懺儀》。先前的淨土結社，參加者之間只是鬆弛的社友關係，社與社互不相屬，茅子元將其改為師徒傳授、宗門相屬。他在崑山澱山湖建白蓮懺堂，自稱導師，坐受眾拜，又規定徒眾以“普覺妙道”四字命名，從而建立了一個比較定型的教門。
白蓮教從創始到清代中葉的幾百年中，始終不是以正統宗教被尊崇，而是作為異教被排斥。它的教儀簡單，經卷比較通俗易懂，深為下層人民所歡迎，並且常被利用做為組織 人民反抗封建壓迫的工具。元末以來，許多人以此為遮蓋，發動了多次農民起義。
白蓮教規定信教者戒酒、戒葷，“不殺”、“不**”、“不盜’、“不妄”等，其中以不殺為主。它號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個半僧半俗的祕密團體。一般說來這種結社組織，在北方叫做“邑”、“會”，在江南叫“會”、“社”。教徒的主要特徵是燒香、誦偈(即寶卷)、信奉彌勒佛和明王。
白蓮教教徒主要特徵是燒香、誦偈（即寶卷），信奉彌勒佛和明王。他們的經典有《彌勒下生經》、《大小明王出世經》等等，為了適應下層百姓白天勞動的實際情況，白蓮教徒多是“夜聚曉散”，願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貧富、姓別、年齡，男女老少只要願意均可加入，“男女雜處”。到了明末清初，白蓮教逐漸在教理方面趨於完備，教義也更加體系化。
白蓮教教義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兩種互相鬥爭的勢力，叫做明暗兩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惡與不合理。這兩方面，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在不斷地進行鬥爭。彌勒佛降世後，光明就將最終戰勝黑暗。這就是所謂“青陽”、“紅陽”、“白陽”的“三際”。教徒們侍奉“無生老母”，信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八字真言。無生老母是上天無生無滅的古佛，她要度化塵世的兒女返歸天界，免遭劫難，這個天界便是真空家鄉。無生老母先後派燃燈佛、釋迎牟尼佛、彌勒佛下去。他們分別在每一時期統治著人類世界。
2、白蓮教大起義的過程
白蓮教的組織到了清代分佈很廣，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尤其是直隸、山東、山西、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安徽等最為活躍。各階層人民踴躍參加，在農村中則有“鄉約吃教”，在城鎮、集市則有“差役書辦吃教”。當時教門派別很多，有清茶門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紅陽教、白陽教、老君門教、大乘教、清香教、圓頓教、八針教、大陽教等五花八門，其少許多教派都是白蓮教的支派。白蓮教擁有的群眾最多，影響最大。它本身又分為許多別支，各以教主、首領為中心，組織相當複雜。領導人的名稱也很多，有“祖師”、“師父”、“老掌櫃”、“少掌櫃”、“掌教元帥”、“先鋒”等等。它的這種組織形式，適應於祕密傳教，分散活動。
白蓮教的教主和首領們利用白蓮教經文中反對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終必將戰勝黑暗的教義，宣傳“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無光”，“黃天將死．蒼天將生”，“世界必一大變”。他們還號召信徒以四海為家，把教友關係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關係，號召同教互通財物，互相幫助，男女平等。這些口號直接反映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對貧苦農民有極大的吸引力，發展非常迅速，成為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陽地區的白蓮教首領齊林、王聰兒、宋之清、樊學明等商定於正月元宵燈節，趁萬民觀燈、官府疏於戒備之機舉行起義，為此並派出許多名骨幹，到湖北各地，串聯各地教眾屆時響應，不幸事洩，齊林、宋之清等一百多名骨幹慘遭殺害。劉之協、王聰兒倖免於難．王聰兒藏身於襄陽郊區一座叫青蓮庵的尼姑廟中。
不久湖北各地的教眾又祕密商議在嘉慶元年(1796年)三月十日同時舉行起義。但因清政府搜捕白蓮教徒非常嚴酷，前面已提及的常丹葵、戴如煌就是一例。在這些酷吏的勒索盤剝下，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舉行了“奪犯毆差”[69]的鬥爭，但遭到清統治者血腥鎮壓。湖北人民只有提前行動。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日，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溫泉窯一帶爆發了張正謨、聶傑人等領導的起義，揭開了這次大起義的序幕。
張正謨、聶傑人首先發難，其他地區接踵而起。枝江的劉盛鳴、長陽的林之華、覃加耀、黃廷柱，宜都的曾廣寧等人都相繼起義響應。二月十五日當陽教眾在楊起元領導下，殺掉縣令，佔領了整個縣城。緊接著在來風、竹山、東湖、遠安、保康、宣恩、咸豐、龍山等地都爆發了起義。三月初，襄陽、樊城一帶的人民在王聰兒、姚之富、王廷詔、劉啟榮、樊人傑：張漢潮、張天倫、王光祖、高均德等領導下，在襄陽郊區黃龍擋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魯維志等領導下起兵響應。 襄陽起義軍在湖北各路起義軍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聲望最高。就是在白蓮教中論師徒關係，也是各地起義軍中輩數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義軍 的主力。
這次起義發展如此之快，絕不是偶然的。它是白蓮教組織力量壯大，起義條件已經成熟的結果。清政府的大規模逮捕和大肆屠殺以及地方官吏的種種苛逼，則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湖北起義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陝西、河南等省。嘉慶元年(1796年)十月，達州爆發了徐天德、王登廷領導的起義，東鄉(今宣漢)爆發了冷天祿、王三槐領導的起義，接著又發生了太平孫賜俸、龍紹周等人領導的起義。十一月，馮得仕、林開泰、翁祿玉也在陝西安康、米溪領導人舉起義。十二月，羅其清、苟文明、冉文儔、鮮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別在巴州、通江
等地起事。不到一年，湖北、陝西到處燃起了起義烽火，清軍顧此失彼，連吃敗仗
這次農民大起義雖然披著宗教的外衣，但其本質上是廣大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大搏鬥，正如恩格斯所說：“所謂宗教戰爭也根本是為著十分明確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起義的農民從一開始，就用“白布纏頭，白旗為號”。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為首的整個封建地主階級政權。湖北當陽的起義軍曾明確提出，“天上換玉皇、地府換閻王，另議孔夫子，不用四書五經”的戰鬥口號，表明了起義農民的鬥爭決心。四川起義軍也貼出了“大斗小鬥不公平，上天降下火德星”的佈告，揭示了封建地主階級盤剝、欺壓農民的罪行。
3、白蓮教大起義的影響
清朝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前後持續了九年零四個月，最早參加者多為白蓮教徒。參加的人數多達幾十萬，起義爆發於四川、湖北、陝西邊境地區，鬥爭區域遍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五省，甚至還波及到湖南省的龍山縣。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9年多的戰鬥中，佔據或攻破清朝府、州、縣、廳、衛等204個。抗擊了清政府從全國16個省徵調的兵力，殲滅了大量清軍，使清軍損失一、二品高階將領20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400多人，土豪劣紳1000餘人。清政府為鎮壓起義耗費白銀2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5年的財政收入。
從此，清王朝從所謂“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財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沒落的深淵。
王聰兒：1777年－1798年，湖北襄陽（今湖北襄樊）人，江湖藝人出生。參加白蓮教起義後，她曾任義軍總指揮，也就是八路義軍統帥，是一個貌美如花，德行高尚，武藝高強，有勇有謀的女英雄。
（四） 太平天國運動 ——“長毛”起，清廷衰
1、創“拜上帝教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與表親馮雲山、族弟洪仁玕從梁發《勸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義，後來自行洗禮，並在廣東花縣首創“拜上帝教”。隨之開始了傳教活動。
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廣州跟隨美國美南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學習《聖經》，因聽洪秀全說曾夢見他自己是上帝的兒子，羅孝全拒絕給他施洗。洪秀全離開廣州，重返廣西桂平，與馮雲山會合。7月，洪秀全與馮雲山一起制定“十款天條”。
1848年春天，拜上帝會的領導人之一馮雲山被地方團練逮捕，送往廣西桂平知縣衙門囚禁。洪秀全前往廣州欲以“傳教自由”為由，找上層關係營救。後馮雲山被信徒集資賄賂桂平知縣，而得到釋放。
2、建國後的太平天國運動
1849年，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結為異姓兄弟，並稱東、西、南、北、翼五王。第二年，洪秀全釋出總動員令，會眾立即到金田團營編伍，達兩萬人。同年11月太平軍在蓉村江木橋伏擊清軍成功。農曆十二月，他們在金田村內的韋氏大宗祠，舉行拜上帝儀式，並宣佈國號為太平天國。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會眾萬人在金田村“恭祝萬壽”起義，是為金田起義。洪秀全稱天王，建立“太平天國”。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封楊秀清為“左輔正軍師”、蕭朝貴為“右弼正軍師”、馮雲山為“前導副軍師”、韋昌輝為“後護又副軍師”。同年秋季，太平軍佔廣西永安州（今蒙山縣）。12月在永安封五王，其他四王皆歸東王楊秀清節制。南王馮雲山制訂了太平天國初期的官制、禮制和軍制，又創造了一套獨特曆法，在太平天國內使用，並且實行公有財產製。
因太平天國首義發生在廣西，故有大量壯族人民參加了太平天國起義，西王蕭朝貴， 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他的母親是壯族人），北伐主將林鳳祥、李開芳等等，皆為壯族人。太平天國第一位烈士、後被追封為嘏王的盧六以及後封的慕王譚紹光、贊王蒙得恩皆為壯人。盧六是太平天國起義前的洪秀全、馮雲山最得力的助手，為發動太平天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1852年（咸豐二年）4月5日，太平軍自永安突圍，5月19日離開廣西進入湖南省，5月太平軍路經全州時，馮雲山被清軍炮火擊中，6月傷重死亡。8月21日蕭朝貴、石達開攻長沙(太平天國第一場硬仗)，9月12日蕭朝貴在攻城時戰死。太平軍攻長沙近三個月仍未能成功，撤圍北上。
1853年1月太平軍攻克武昌，人數增至五十萬。1853年3月太平軍攻佔南京，改名“天京”並定都在此，隨即展開北伐及西征。
1853年5月洪秀全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等率2萬多太平軍將士北伐。北伐軍雖然一度進至天津附近，因孤軍深入，後援不繼，最終在1855年全軍覆沒。但北伐軍廣大將士英勇奮戰，震撼清朝心臟地區，牽制大量清兵，客觀上對太平軍西征起到了支援作用。
與此同時，洪秀全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等率戰船千餘艘，兵員兩三萬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西征軍的進展比較順利，先後攻下安慶、九江、武昌等地。1853年秋，翼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節制西征。1854年西征軍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軍抵抗，湘軍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石達開大破湘軍，復陷武昌。
1856年3月，石達開在江西樟樹大敗湘軍，至此，湘軍統帥曾國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經陷入太平軍的四面合圍，對外聯絡全被切斷，可惜石達開適於此時被調回天京參加解圍戰，令曾國藩免遭滅頂之災，未能給湘軍以殲滅性打擊，軍事上潛伏著巨大隱患。5月石達開與秦日剛會師天京，參加天京解圍戰，大破清軍江南大營，解除了清軍對天京三年的包圍，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
太平天國前期，軍政大事由軍師負責，洪秀全退居幕後少理朝政，大權落在東王楊秀清手上。1856年（咸豐六年）6月，太平軍攻破清軍向榮的江南大營，解天京三年之圍。向榮在8月9日死後，其死訊不久便傳入天京，東王楊秀清見當時太平天國形勢大好，另有圖謀，假裝“天父下凡”迫天王封他為“萬歲”。
韋昌輝在9月1日到天京，與秦日綱在夜間入城，2日凌晨突襲東王府，楊秀清及其家人被殺，東王部屬、他們的家人及其他軍民共2萬多人亦被殺，史稱“天京事變”。翼王石達開抵達天京後，責備韋昌輝濫殺，二人不歡而散，石達開當夜逃出城外，韋昌輝其後盡殺翼王府中家屬。石達開從安慶起兵，聲討韋昌輝，此時在天京以外的太平軍大多支援石達開。洪秀全為平眾怒，11月2日將韋昌輝處死，不久又處死秦日綱和陳承瑢。“天京事件”是太平天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天京事變後，石達開奉詔回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他不計私怨，追擊屠殺責任時只懲首惡，不咎部屬，連北王親族都得到保護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在石達開的部署下，太平軍穩守要隘，伺機反攻，陳玉成、李秀成、楊輔清、石鎮吉等後起之秀開始走上一線，獨當一面，內訌造成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但天王見石達開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對石達開百般牽制，甚至意圖加害。為了避免再次爆發內訌，石達開不得已於1857年5月避禍離京，前往安慶。
1857年9月，天王迫於形勢的惡化遣使請石達開回京，石達開上奏天王，表示無意回京，但會調陳玉成、李秀成、韋俊等將領回援，並以“通軍主將”身份繼續為天國作戰。此後，石達開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臨江、吉安，擁戴他的安徽太平軍將領大都留守安徽。因沒有水師，無法渡過贛江，救援行動失敗，石達開又於次年進軍浙江，並聯合國宗楊輔清進軍福建，欲開闢浙閩根據地，與天京根據地連成一體。
浙江是江浙皖清軍的主要餉源，為阻止石達開攻浙，清廷急調各路兵馬增援，最終不得不命丁憂在籍的曾國藩重任湘軍統帥，領兵入浙。太平軍在浙江取得許多勝利，但江西建昌、撫州失守後，入浙部隊失去了後方，協同作戰的楊輔清又在被天王封為“木天義”後從福建撤軍，為免四面受敵，石達開決定放棄攻浙，撤往福建，後又轉戰到江西。石達開建立浙閩根據地的努力雖因內外矛盾以失敗告終，卻牽制了大量清軍，為太平軍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是年冬，石達開經與部將會商，決定進攻湖南，取上游之勢，再下趨湖北，配合安徽太平軍作戰，並伺機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達開自江西起兵入湘，發動 “寶慶會戰”。彼時湘軍正計劃分兵三路進攻安慶，聞石達開**湖南腹地，軍心全線動搖，只得因勢利導，全力援湘。面對湘軍的重兵馳援，石達開孤軍作戰，未能攻克寶慶，被迫退入廣西休整。
1861年9月，石達開自桂南北上，於1862年初經湖北入川，自此，為北渡長江，奪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據地，石達開轉戰川黔滇三省，先後四進四川，終於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過金沙江，突破長江防線。5月，太平軍到達大渡河，對岸尚無清軍，石達開下令多備船筏，次日渡河，但當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漲，無法行船。三日後，清軍陸續趕到佈防，太平軍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漲水所阻，多次搶渡不成，糧草用盡，陷入絕境。為求建立“生擒石達開”的奇功，四川總督駱秉章遣使勸降，石達開決心捨命以全三軍，經雙方談判，由太平軍自行遣散四千人，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餘兩千人保留武器，隨石達開進入清營，石達開被押往成都後，清軍背信棄義，兩千將士全部戰死。
1863年6月27日，石達開在成都公堂受審，慷慨陳詞，令主審官崇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後從容就義，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身受凌遲酷刑，至死默然無聲，觀者無不動容，嘆為“奇男子”。
天京事變起於1856年7月。在西線，這年11月，武昌、漢陽就因為糧盡援絕被迫撤退，曾國藩湘軍水陸師立即**，兵臨九江城下。在東線，清江南大營捲土重來，於1857年6月，攻陷江蘇句容，11月，攻陷鎮江，12月，就兵臨天京，寬掘長濠，堅築高壘，連營百餘里，四面合圍。到1858年3月，石達開放棄百戰經營的江西，4月，九江失陷，西線湘軍就進攻廬州和安慶。
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為擺脫這種困境，把長江北岸清朝統治區內，因年荒糧盡的廣大饑民編為軍隊，補充實力受到嚴重損失的太平軍。又積極聯絡在淮河流域起義的捻軍，封捻軍首領張洛行為徵北主將，爭取捻軍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下共同戰鬥。
當時擺在太平天國面前的首要任務，是解救天京的圍困。太平軍採取攻勢防禦，計劃在西擊敗湘軍，保住安慶，控制安徽；在東線消滅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在陳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揮下，1858年8月，先發動浦口戰役，攻破江北大營，打通天京北岸的交通。10月，揮軍西上在廬州三河鎮殲滅湘軍最精銳的李續賓部。由於取得了這兩役決定性的勝利，才扭轉了天京事變後瀕臨覆亡的形勢，粉碎了清軍攻取天京的企圖，從而穩定了太平天國後半期的戰局。
1859年12月22日，浦口江邊營壘、隘卡盡被江南大營攻陷，第二天，保衛天京興北岸及水上交通的九洑洲要塞又失陷，天京再被合圍。1860年2月，太平天國定計先以輕兵襲破江南大營的餉源杭州，迫使江南大營調動精兵去救，然後迅速回師，在安徽建平集中大軍，3月26日，一戰而粉碎了江南大營，天京解圍。 天京既解圍，太平天國又制定了先東進、後西上的戰略。於是乘勝東進，1860年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蘇州。5月初六克浙江嘉興。於是以蘇州為省會建立起蘇福省，建設成天京的東南屏障和物資供應基地。這是太平天國後期取得輝煌勝利的一年。
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地在長江下游，要保衛天京，必須虎踞上游武昌、九江、安慶三重鎮。自天京事變後，武昌先失，九江繼陷，天京最後一道屏障只有安慶。太平天國守得住安慶，在軍事上可以阻擋湘軍東下進攻天京，在政治上可以保衛基層政權最鞏固的安徽地區，在經濟上可以保衛江南、江北產糧區的生產，使天京得到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安徽那時的戰略地位，關係到太平天國的存亡。所以，東征告一段落，西上的戰鬥任務即緊接上了日程。西上的目標，是上取湖北，在戰略上是力爭上游，取得勝利，以粉碎湘軍對安慶的圍攻。
1860年冬，太平天國以英王陳玉成統北路軍，從皖北進蘄、黃，以李秀成統南路軍，從皖南進江西，會師武昌，合取湖北。北路軍於1861年二月，攻克湖北黃州，時武昌空虛，聞太平軍將到，城中已發生混亂，唾手可得。那時候，英國海軍提督何伯（）帶船隊到漢口，出來干涉，陳玉成有了顧慮，他把進攻武昌的軍隊，改向麻城、德安一帶進軍。到了3月，又把精兵調回下游去救安慶。南路軍也於1861年4月底進入湖北，克復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興郭、咸寧、嘉魚、蒲圻等州縣，再進則武昌動搖，敵人也要被迫撤退安慶的圍師。而李秀成卻從湖北退兵，經江西入取浙江。
曾國藩後來說如果當日北路軍於3月攻取武昌，或南路軍於6月兵臨武昌城下，他圍攻安慶的軍隊就必定要撤走。可是，陳玉成、李秀成都竟功虧一籌，沒有進行到底，遂致良謀碩算，付之東流。1861年7月26日，安慶被湘軍攻陷。從此湘軍以安慶為大本營，向天京進攻。南路軍於8月入浙，雖收復浙江，卻彌補不了安慶的失陷。北路軍於安慶失陷後，退駐廬州，旋向西北遠征，陳玉成孤軍留在廬州，1862年4月，突圍到壽州，被苗沛霖誘俘，後被殺。長江以北，失了這一支大軍的支援，保衛天京便困難了。
當1860年夏克復蘇州、嘉興後，太平軍即向上海進軍，擊敗了由華爾指揮的洋槍隊，7月，因嘉興方面戰事告急，便撤退。1862年，曾國藩開始實施三路進攻太平天國的計劃，他一面派李鴻章率領新成立的淮軍乘趕到安慶迎接的英商輪船去上海，一面派曾國荃率領湘軍從安慶出動向天京進犯，同時，又派左宗棠率領湘軍從衢州進攻浙江。
太平軍在太倉州、嘉定、南翔、奉賢、青浦、寶山一路掃蕩助清政府的英、法軍隊，並將其包圍在嘉定城。而曾國荃的湘軍卻正在這個時候，進犯到了天京，洪秀全一日下三道詔令，把進攻上海的大軍撤退回救天京。
大軍回到蘇福省，開了兩次軍事會議，集議全域性，向天王奏陳湘軍有水師運輸彈藥物資，難與爭鋒，建議將蘇福省糧食軍火運回天京，廣為積貯，用固守以制敵策，使敵頓兵堅城，待兩年後，師老力疲，形見勢絀，然後一舉把它消滅。洪秀全不從，嚴命立即遵詔，並把在浙江湯溪前線抗擊左宗棠湘軍進犯的侍王李世賢軍隊也調回天京作戰。九月，東線大軍西上，進攻駐紮雨花臺的湘軍，但終因後勤運輸困難，軍隊物資匱乏，猛攻四十六天而不下。由於蘇、浙大軍西調回天京作戰，清軍在外國侵略者的幫助下乘機在東線向太平天國發動瘋狂的進攻。在江蘇方面，先由美國流氓華爾帶領，華爾被擊斃後，由英國軍官戈登帶領的常勝軍協助李鴻章淮軍以上海為基地，向蘇州進攻。在浙江方面，以英國海軍總兵呟樂德克組織的常安軍、定勝軍，法國海軍參將勒伯勒東、寧波稅務司法國人日意格組織的常捷軍協助左宗棠湘軍向浙江進攻。這樣，太平天國就陷於兩面作戰的泥坑之中。
攻打湘軍營壘不下，10月，天王洪秀全採用進北攻進戰略，命李秀成率大軍渡江，向上遊進攻，迫使曾國藩撤退進犯天京的湘軍以救上游。又命李世賢率軍攻金柱關，通寧國、太平糧道，以接濟天京。李世賢力戰皖南，沒有奏功，而湯溪於1863年正月失陷，浙東金華、紹興等地全部被迫撤退。李秀成率領的大軍進到皖北，給飢餓所困，死喪了幾萬人，從六安州狼狽歸。五月回到天京，而淮軍已攻陷太倉州、崑山，進逼蘇州。
8月，左宗棠部湘軍攻陷浙江富陽，進逼杭州。10月，蘇州失陷。這時，天京已不可能再守。天京已不可能再守，當時太平天國唯一的救亡良策，只有放棄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繞湖北，與攻克陝西漢中的西北遠征軍會合，踞西北，以圖中原。蘇州失守後，李秀成就回京奏請洪秀全執行這個救亡戰略。洪秀全斷然拒絕，硬要死守天京。
1864年正月，天京被包圍。在去年11月，洪秀全就特命幹王洪仁玕出京到丹陽、常州、湖州等地去催兵解圍。各處軍隊因天京無糧都不應命。而天京這樣大的城池只留一萬人防守，也還在缺糧。2月，杭州失守。這時候，蘇、浙兩省從城池撤出的軍隊都因缺乏糧食，不可能在當地繼續作戰，3月下旬，奉詔急救天京的西北遠征軍從陝西趕回到皖北邊境，也因蘇、皖地區遍地餓荒，被迫停留，無法抵達天京。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飢後病逝，幼天王洪天貴福繼位。7月天京失守，李秀成帶領幼天王突圍，混亂中失散，於同月22日在江寧方山被俘，親書供狀數萬字後，於8月7日被曾國藩殺害。10月幼天王洪天貴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遲處死。
長江以南的太平軍餘部譚體元部隊在1866年初於廣東梅縣被肅清，江北的太平軍賴文光部投入捻軍，於1865年殺清軍名將僧格林沁，繼續對抗清軍直至1868年。
東捻軍於1868年1月5日在揚州東北瓦窯鋪覆滅，西捻軍於同年8月16日在山東茌平徒駭河被李鴻章消滅。
最後一支使用太平天國年號的殘餘捻軍袁大魁部於1869年在陝北保安被左宗棠消滅。
3、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
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的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其疆域最廣闊之時曾佔有長江中下游數省。因此它有著當時時代的顯著特徵。另一方面，洪秀全在這次起義假借了當時從西方宗教傳入的新興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鮮。這可能與當時老百姓希望求變的思想有關。
太平天國的理論綱領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覺世訓》、《原道醒世訓》等幾本書之內。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聲稱結合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同思想、農民平均主義和華夷之辨。不過，太平天國排斥儒家，稱儒家經書為“妖書”。他們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為“拜上帝教”，但其實對基督教一知半解。他們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於當時的中國籍基督教傳教士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後來有外國傳教士知道了這件事，試圖向他講述聖經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為異端。不過，洪秀全從基督教得到啟發的這些思想，對於當時處於半殖民地社會的群眾有著很大的號召力。
《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解決生產資料與產品分配的政治綱領，要求廢除舊有土地所有制。但是這部綱領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根本無法實現。
《資政新篇》是幹王洪仁玕在後期提出的中國第
一套具有發展資本主義意願的政治綱領，由於客觀上週邊環境的惡劣與主觀上農民階級的漠視，最重要的是當時中國並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
另有意見認為，太平天國存在本質上的缺陷，進步的表徵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國由神權與王權結合，朝中不但階級森嚴，為王為官者的為所欲為，更甚於儒家思想約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國對固有傳統文化完全推倒，對傳統知識分子仇視。洪秀全諸王定都天京後，生活糜爛腐化，朝政綱紀紊亂，聖靈亂封。制度上，天朝田畝、資政新篇等綱領只屬紙上談兵，從未有認真推行，亦不見有任何成效可言。至於所謂“開放科舉考試予女子應考”，僅有一次。
這個政權在歷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議，他的“先進性”並沒有得到所有歷史學家的贊同；有觀點認為太平天國是建立在欺壓人性基礎上的另一個殘暴的政權，更加傾向於一個封建社會暴力政權。洪秀全本人也並不被認為是理解基督教教義，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實施或取得成效。郭廷以在《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一文認為：“太平天國是一個低階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神權、極權、愚昧的統治，只為滿足自己的無限慾望，絲毫不顧及大眾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滿地的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為二千萬至五千萬。”
洪秀全：1814.1.1—1864.6.1，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漢族客家人，原籍廣東嘉應州，清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於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福源水村。太平天國建立者及思想指導者，稱“天王”，原名仁坤。廣東花縣人。道光年間屢應科舉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創立拜上帝會，撰《原道救世歌》以佈教，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盛世。
（五） 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還是“反清復明”
1、義和團簡介
義和團本來是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一帶的民間祕密會社，清人有人認為與白蓮教等傳統民間祕密團體有關，這一觀點為現今大多數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源於一種勤王的民團組織。
他們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祕密聚眾，稱為“義和團”，其中摻雜有大量教授信眾“刀槍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義和拳同當時清朝大部份祕密團體一樣，反對滿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口號，遭到鎮壓。隨著中國近代史形勢的發展，以帝國主義侵略為先導的西方勢力的衝突代替華夷之辯滿漢之爭成為主要歷史矛盾，義和團開始支援清朝抵抗西方，改名為“虎神營”，口號也改為“扶清滅洋”。
2、義和團運動過程
1899年冬，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毓賢被清廷免職。新任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戊戌政變後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對西方反對她廢黜光緒感到十分不滿。
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釋出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併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萬名拳民佔據。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5月28日，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於5月31日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天壇和先農壇附近。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
6月10日，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於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外國使館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被剛調入京的清兵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Edward Seymour)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衚衕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衚衕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衚衕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一說四千家)商鋪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
除了屠殺**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 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17日聯軍攻佔大沽口炮臺。慈禧收到此訊息的同時，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的要求她歸政於光緒。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援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勳、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載勳任步軍統領九門提督。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 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槍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
6月25日，清廷當權派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直奔瀛臺欲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義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 。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溼，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
8月14日凌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堅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釋出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奴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佔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佔據營口，10月佔領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佔據了東北全境。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即商議如何儲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援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釋出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國領土的想法；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箇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Settlement Protocol），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Peace Treaties）。
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3、義和團運動的影響
據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義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援，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倖存。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在浙江的衢臺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
在中國公眾看來，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徑愚眛，在聯軍勢力前倍受羞辱，一再顯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敗與無能，其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違抗中央命令，事後沒有受罰反而得到褒獎。各地方開始被容許出現不同於中央的政治意願，自始中央集權開始解體。十年後，公眾對清政府的反感達到了頂點。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各省再次違抗清室，宣佈獨立。最終清朝滅亡，民國始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一直影響整個民國政局。
義和團運動雖然當時被西方認為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確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繼續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與及她的繼承人也認識到無論先前的態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此以後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實行了多種新政，但始終無法扭轉形勢。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充套件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拳暴亂中最為野蠻凶悍，而且軍紀較差，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德軍因其凶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
義和團運動雖然當時被西方認為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確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掌握朝政的中國慈禧太后也認識到無論先前她的態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各大帝國中，日本由於率先協助軍事鎮壓義和團拳亂而得到國際威望，這也是日本皇軍第一次被視為一隻國際力量。如上所述，由於日本皇軍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充套件勢力範圍而長期與沙俄軍隊的矛盾最終使得兩年的談判破裂並爆發戰爭。德軍在鎮壓義和拳暴亂後被冠以綽號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
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針對物件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謂十毛），無法無天，除屠殺外，也**據掠，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不論以中外的傳統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滷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身，以為笑樂。”
哲學家唐君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為太平天國之亂，一為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爭，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爭。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爭。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道教與基督教之戰爭。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產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號標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著上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號，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著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衝突的問題在內。因而亦可說為一宗教戰爭。如西方之宗教戰爭，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為宗教戰爭。此二次宗教戰爭，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
裕祿：1844-1900，清末大臣，字壽山，喜塔臘氏，滿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撫崇綸子。義和團運動時，裕祿為清廷主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