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謀略奇才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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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謀略奇才劉基
第二十四章 謀略奇才劉基(1/3)
劉基，足智多謀，思維縝密，料事如神，元至順四年劉基一舉考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他立志報國，但朝廷昏庸腐敗，使他20餘年的宦海生涯屢遭磨難、貶抑。公元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請，成為參贊軍務的謀士，為明王朝的建立和發展，劉基是大明王朝的開國元勳之一，他為人剛直，膽識過人，朱元璋尊其為“吾子房（張良）也”。民間有“上有諸葛孔明，下有劉伯溫”的稱道。
滿腹經綸，難以施展
劉基（1311-1375年），字伯溫，處州青田（今屬浙江溫州）人，明朝開國功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至元二年（1336年），劉基被元朝政府授為江西高安縣丞，作為天子門生，他很感激元朝皇帝賜給他這一施展才華的機會，以實現自幼立下的巨集圖大志。他一出仕就抱定要用自己的全部的才華和忠誠，去幹一番大事業。縣丞雖然是個輔佐縣令的小官。劉基並沒有因為位卑職微而敷衍塞責，他勤於職守，執法嚴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績。他深入鄉間，體察民情，發現高安縣一些豪紳地主勾結貪官汙吏，無法無天，騙人錢財，奪人妻女，殺人害命無惡不作。劉基傾聽百姓的哭訴後，義憤填膺，決心為民除害。經過明察暗訪，掌握了真憑實據後，對幾個劣績昭著的豪強惡霸，堅決予以嚴懲，並對縣衙內貪贓枉法的官吏也進行了整治，高安縣的社會風氣很快就有了好轉。劉基剛正不阿，一身正氣贏得了百姓的讚譽。當時的大學問家揭俁斯就曾對人說：“劉基是魏徵一流的人物，英雄豪邁之氣還要超過魏徵，將來必是治國安邦的大才！”。但是，在極端腐敗的元末社會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難得到重用的。特別是統治集團為了鞏固軍事統治，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謂“南人”指的是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統治下的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劉基自然屬於“南人”之列。這樣，才氣橫溢的劉基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
至元五年（1339年），瑞州路新昌州（今江西宜豐）發生一起人命案。此案初審裁定死者為自殺，但原告不服，呼冤上訴。因案情涉及青田縣一豪門大戶，瑞州路總管想到敢為民請命的劉基，便將此案交劉基複審。劉基透過審閱案卷，調查勘驗，查明是一起蓄謀殺人案。此間豪紳多次託人向劉基行賄，利誘不成就採取威脅的手段。更棘手的是，此案初審原判的官員是元朝第一等級、持有特權的蒙古貴族。劉基不懼強暴，不畏權勢，他如實上報，秉公執法。終於處決了凶犯，蒙古族大員也以瀆職罪而被罷官。劉基不避強權為民伸冤之事，一時成為遠近美談。
元朝末年，官府衙門受賄成風。劉基清正廉潔反受同僚們的嫉恨和排擠。尤其是得罪了蒙古族官員，他們對劉基更不能容，群起攻擊，造謠毀謗。劉基秉性耿直，決不隨波逐流。他看到在這種環境中自己很難有所作為了，於是毅然投劾辭職。至元六年（1340年）劉基迴歸青田老家，閉門讀書。此時劉基已經聲名在外，回家不到三年，江浙行省以儒學副提舉第二次起用他，授行省考試官。但這次當官與前次一樣，並未長久。到任後不久，他見不平事激憤直言的脾氣又犯，上書揭發了監察御史失職的事。上鋒斥責他多管閒事，所言不實。一氣之下，他又辭職而去。在心灰意懶中，他移居杭州，寄情山水，在西子湖畔、武林山麓，飲酒賦詩，遣興自娛。可是，當時的天下已是烽煙四起，反元義軍已呈燎原之勢，劉基的家鄉在戰火中化成一片瓦礫。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前後，方國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響應，佔據著溫州、台州、慶元等路，在海上出沒無常，很難剿滅，也加深了沿海一帶百姓的災難，至正十二年（1352年），浙江行省又以浙東元帥府都事之職再次起用諳熟兵法韜略的劉基。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劉基雖對元朝政治極為不滿，但為君主、朝廷效忠的愚昧正統思想並未泯滅。在躊躇一番後，他還是出了山，與官府一氣，參與鎮剿方國珍的機宜。針對方國珍常以浙東寧波為跳板進襲內地的情況，劉基提出建築寧波城牆，以防方國珍攻佔的對策。築城後方國珍果然不敢輕易進犯寧波了。
至正十三年（1353年），江浙行省左丞帖裡帖木耳便升劉基為行省都事，召至杭州，商議招撫方國珍事。劉基兩次辭官，本不願再去與貪官汙吏為伍，但又想只是剿滅匪寇，方國珍在海上舉兵起事後不久，就接受朝廷招安，授定國尉，但他不安此職，仍多次下海反元，迫使朝廷不斷加官招撫。這次方國珍又故伎重演，以起兵要挾朝廷。他認為，方國珍反覆無常，目的無非是為了向朝廷要挾，索取高官厚祿。劉基從維護元朝統治的立場出發，反對一味招安。他認為對方氏之亂應剿撫兩法互濟並用，方國珍時降時反，意在謀得高位厚祿，對此不能姑息，宜捕斬之；其部下大都是脅從者，則宜招安之。帖裡帖木耳覺得言之有理，便稟報朝廷，按此計而行。此佈告一出，方國珍的軍心立刻不穩，原來，方國珍多行不義，其部下多是被他脅迫，本不願為他賣命，見了佈告，就想離之而去。劉基用這一分化瓦解之計，鎮壓方國珍義軍的策略，確實險惡。方國珍知後十分驚慌，立即暗中派人給劉基送去金銀絲帛，希望他放棄剿捕之計，寬行招諭之法。劉基拒絕賄賂，堅持自己主張。方國珍只好改變方法，以重金直接賄賂大都朝中大官，很快打通關節。
朝廷不但招了方國珍的安，而且還斥責劉基主張剿捕方氏之計，傷了朝廷愛民好仁之心，擅作威福，責令江浙行省將劉基羈管於紹興。對朝廷一片忠心，得到的卻是如此報應，這對劉基無疑又是當頭一棒。此時，以紅巾軍為主的農民起義幾乎遍佈全國。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山民也爆發起義，江浙行省遂又以都事起用在紹興的劉基。此時的劉基已越發認識到朝廷的不可救藥和自己的報國無門了，他在一首賦中寫道：“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
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充分表達了劉基內心的憤懣和絕望之情。他無意再留戀官場。在敷衍一陣之後，終於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第三次辭官回家，歸隱青田。
正當劉基在家埋頭著述之時，浙東局勢突然發生了巨大變化。高瞻遠矚謀略過人的淮西紅巾軍朱元璋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濠州起兵後，利用劉福通在北方抗擊元軍之際，揮兵向南進發，一路上下滁州、取太平、佔金陵，建立了根據地，隨後又進軍安徽，直逼浙江，連下婺州、衢州、處州等地，在不到六年工夫裡，就從一個小小九夫長變為一方之雄。他不但自己英勇驍戰，善於組織指揮，而且重視招羅“知識分子”來為自己服務，尤其在聽納名儒範常、陶安、朱升、唐仲實等禁屠殺、安人心、佔金陵及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等策略和建議後，勢力和聲望有很大提高，便更尊重有識之士，每到一地總要求訪當地名士，召請他們出來。佔據處州以後，朱元璋聽說浙東名士劉基正隱居青田老家，便派人攜帶重幣聘請劉基出來。作為元朝的臣子，投奔義軍，這是一種背叛失節的行為，對於名儒劉基來說，這個決心實在難下。於是他便以身體有疾，風燭殘年的老母需要盡孝，兩個兒子尚未成年需要教養為理由婉言拒絕了。
朱元璋只得再次派江南名士、處州路總管孫炎前往青田邀聘。看到元王朝的不可救藥，體會到朱元璋的誠意及群雄中只有朱元璋成得了氣候的事實，他終於認定應聘出山、輔佐朱元璋建立大業，乃是自己的進路，因此不再猶豫，打點行裝，於至正二十年（1360年）農曆三月由青田間道到達金陵。
英明擇主，功成名就
劉基一到金陵，朱元璋馬上親自召見，對劉基說：“我為天下召請先生您出來，真委屈您啦。”接著以恭謙的態度向劉基請教滅元興邦、統一宇內的大計方略。此時，朱元璋在軍事政治上正處於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關鍵時刻，劉基提出了“時務十八策”。詳細分析形勢，列敘各項謀略方策。朱元璋聽畢，大喜過望，直恨相見太晚。立即命令有司建造禮賢館，以上賓之禮奉待劉基，並將他安排在身邊，參與機密要事的謀議，劉基深為感動，慶幸自己遇到了明主。而朱元璋則從此將劉基伯溫視為自己的心腹和軍師。
至正二十年五月（1360年5月），陳友諒率軍自上游浮江而下，攻下了南京外圍的重鎮太平，殺了朱元璋的養子朱文遜及守將花雲。他還在太平立國，自稱皇帝。調集舟師，並從江州調集舟師直指應天。聲稱此役有張士誠配合，攻陷應天，指日可待。在陳友諒的囂張氣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將感到局勢緊張。有的主張出城決一死戰，有的主張棄城轉移，也有的主張獻城投降。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問站在一邊默不作語的劉基，“今漢兵旦夕壓境，諸將紛紛，先生默不言，有意乎？”劉基斬釘截鐵地回答，先斬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敵獲勝。他說，陳友諒劫主稱帝，驕橫一世，其心無日不忘金陵。現在氣勢洶洶，順江東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讓。我們不能讓其得逞，只有堅決抵抗。他又說，常言道，後舉者勝，陳友諒雖兵驕將悍，但他們行軍千里來犯我，既是疲軍，又是不義，而我們後發制人，以逸待勞，待敵深入後，我以伏兵擊之，自當必勝。這一仗對我們來說關係重大，一定要打好。劉基的一番話，堅定了朱元璋抗擊的決心，朱元璋按照劉基的計策，巧出奇兵打敗了陳友諒的進攻。朱元璋不僅取得了保衛應天的勝利，還一鼓作氣收復了太平。鞏固了金陵這塊根據地。《明太祖實錄》記載此次作戰的成果是：俘獲陳友諒卒二萬餘人，獲鉅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此後，朱元璋元的軍隊能浮江而上，取安慶、九江等戰略要地，都基於這次戰役的勝利。此役僅在劉基投奔後的兩個月，便充分顯示了劉基卓越的軍事才能。
朱元璋要想成就帝業，最大的威脅來自張士誠和陳友諒，陳友諒雖退守江西、湖北一帶，張士誠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勁敵北定中原，為了掃平群雄，最後推翻元朝政權，朱元璋軍中對東張西陳兩個戰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數將領主張先易後難，即先打張士誠。這一戰略思想對朱元璋也產生了影響。劉基的意見則相反，他對朱元璋說：“我們有兩個敵國。陳友諒居其西，張士誠居其東。友諒佔據饒、九、荊、襄等地，幾乎是半個天下的地盤；而士誠僅有浙西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與您勢力相當。不過，張士誠內心狡猾，對元朝陽奉陰違，這是守財奴式的敵人，不會有什麼作為。陳友諒殺害他的君主，脅迫部下，人心不服。他又勇而無謀，不怕死，很容易就將他的百姓推上戰場送死，幾場戰役下來，民力損耗殆盡。有這幾點，陳友諒的漢國就很容易攻取下來。逮野獸就必須先逮凶猛的，擒拿盜賊就必須先拿下強壯的。今日之計，不如先討伐漢國。漢國地域寬廣，奪取之後，您一統天下的形勢就有了。”劉基指出：一、張士誠生性怯弱，胸無大志，不足為慮，不像陳友諒那般雄心勃勃；二、陳友諒地廣勢強，然而得位不正，數戰民疲，不得人心。因此，先討伐陳友諒，張士誠則不一定敢輕舉妄動。故當先除陳。陳氏一滅，張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若先打張士誠，陳友諒定會乘虛攻我。陳張既平，就可擁麾北上，席捲中原，大業便可告成了。劉基的分析高瞻遠矚，可說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戰略方案。朱元璋採納劉基之計，決定先徵陳友諒，再攻張士誠，在全面勝利的道路上邁出了舉足輕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親率三軍溯長江西征陳友諒。先攻安慶不克，劉基知陳友諒重兵駐防安慶，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虛，便建言馬上轉攻江州，果然一舉而下，陳友諒棄逃武昌。不久，陳友諒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隊為條件前來議降，朱元璋從劉基勸，接受胡的條件。胡降，其他守將見此紛紛前來納款，整個江西很快併入朱元璋的版圖。
當然，作為軍中的重要謀士，劉基往往對於每一次重大的戰役都會提出一些非常有效的妙計。例如，鄱陽
湖之戰可以說是朱元璋與陳友諒爭霸戰中最後的一場大戰。當時，雙方都將自己的主力投入戰場，陳友諒甚至將家屬、馬匹、供給全部帶到了船上。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朱元璋投入兵力二十萬。陳友諒的軍隊據說是六十萬。一些學者考證說，各自的軍隊實際數量可能只有一半左右。但即使是這樣，數量也很可觀。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陳友諒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韓林兒安豐被圍之際，從武昌率軍傾城而出，圍攻洪都；想守回這一重鎮。守將朱文正力拒抵抗，兩軍相持多日。七月，朱元璋率大軍南下，與陳友諒決戰於鄱陽湖上。劉基日夜侍隨朱元璋左右，參與軍機。兩軍鏖戰，血染，雙方死傷慘重湖水，最後在湖面上相持不下。
這時候，劉基提出“移師湖口”之策，就是將戰艦全部移往湖口，封鎖鄱陽湖通向長江的水路通道，關門打狗。九月二日，朱元璋的戰艦尾部都升起燈籠，陸續駛向鄱陽湖湖口，鄱陽湖成為一隻扎住陳友諒軍隊的口袋。很明顯，陳友諒的鉅艦在相對狹隘的湖口水面上遠遠比不上朱元璋戰艦那樣靈活有用，所以，陳友諒始終未能攻破湖口。陳友諒的一些將領們主張棄舟從陸路回武昌。由於意見不統一，漢軍內部發生爭吵，接著發生了叛逃。更要命的是，雙方相持很久，陳友諒軍的糧食已經吃完，而五百艘搶糧的船隻也被朱文正燒了個乾淨。可以想見，缺少糧食的陳友諒軍隊最後突圍而出的窘迫。最後，陳友諒在激戰中頭中流矢，不治身亡。此戰朱元璋得勝的關鍵，正是劉基“移師湖口”這一計策的實施。消滅陳友諒勢力以後，朱元璋馬不停蹄，立即又揮戈東進，征伐張士誠。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佔平江（今江蘇蘇州市），張士誠走投無路，自縊身死。自此長江中下游地區盡歸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對劉基說：“先生是我創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劉基還有許多出其不意的戰術，每遇戰事往往以奇計。在打江州時，他見江州城牆沿江而築，又很低矮，便授意在戰艦上建造雲梯天橋。夜間駛到城牆腳下，將天橋架在城牆上，士兵緣梯而上，順利破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奔母喪從處州返金陵，途經嚴州（今浙江建德縣），正適張士誠部來犯，嚴州守將李文忠要出兵迎擊，劉基勸阻說，不出三日，敵人會自己退走，到時出兵追擊，可獲大勝。李文忠聽從了劉基的勸說。第三天黎明，敵軍果退，李文忠出擊，大勝而歸。
劉基的運籌帷幄、神機妙算不僅使同僚下屬欽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與尊敬。朱元璋將他比作漢代謀臣張良、尊稱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經常和他一起商量軍政大事，有時遇有重大決策，僅召他一人進密室相議，一談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時對他幾乎到了依賴的程度。
劉基母親故世，他想告假回鄉奔喪，朱元璋捨不得他離開，婉言挽留而不準假。後來勉強準了，還不時寫信到青田鄉里請教軍政大計，劉基則詳細分析答覆，總使朱元璋非常滿意。儘管這樣，最後朱元璋還是提前召他回來。見人主如此誠意待己，劉基也以朱元璋為不世之遇，悉心輔佐，知無不言，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劉基與朱元璋對“寬仁”、“惠民”雖有共識，然心態不同。身為朝臣的劉基，心之所繫乃民生疾苦，“以天下蒼生休慼為憂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天下為己憂”，這種以民“休慼為喜憂”的心情，在他的眾多詩詞中多有體現。如他在《感事述事》中寫道：“浙西耕桑地，百載安生聚。自從甲兵興，征斂空軸杼。疲氓真可憐，忍令飼豺虎？追憶至元年，憂來傷肺腑。”農伕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風盡勞瘁。王租未了私債多，況復爾輩頻經過。野田雀，鷹隼高翔不汝擊，農夫田父愁何極！他在另一首《畦桑詞》中用對比的手法寫道：“君不見古人樹桑在牆下，五十衣帛無凍者。今日路旁桑滿畦，茅屋苦寒中夜啼。”詩言志，歌抒情。他在這首詩歌中，對掙扎在飢寒交迫，水深火熱中的農民群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抨擊了權勢炙人的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與地主貴族，對廣大農民群眾敲骨吸髓的盤剝和壓榨，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元末明初的社會矛盾，同時也流露出他的民本主義的經濟思想。
劉基，無疑是實現了中國舊時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即輔佐明君建功立業。但是作為一個“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的飽學之士，他雖身居要位，卻深知“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伴君如伴虎。
總之，劉基在恢復與發展經濟方面的種種設想與主張，不僅包含著民本思想的濃郁底蘊，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發展。
他參透了歷史、人生和社會，故而能夠從“此日”老衲的恬淡自得中清楚地看到“他年”自己身為“孤臣”難免被統治者拋棄的可悲下場。兩相對比，使他對自己披甲執革的戎馬生涯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自己和老衲，究竟誰的生命更有意義？
“他年甲楯孤臣泣”，是他對自己過去生活的否定；“此日齋鍾老衲閒”則是他對未來的肯定和嚮往。生活於寧靜淡泊的和音上人就像一面鏡子，使劉基看到了世俗生活的可悲，悟得富貴榮華、利祿功名都不過是鏡花水月，就像他在《薤露歌》中所發出的感嘆：“人生難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阿！”
縱觀劉基一生，集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諸多頭銜於一身，他為明朝的建立和治理，立下了不世功勳。他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休養生息、鞏固明王朝統治的政策，為明王朝初期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明初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其著作《百戰奇略》、《神機致理兵法心要》、《火龍神器陣法》和《郁離子》等，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軍事、政治和文學財富。他的一生，我們可用“可謂智者千慮，終有一失”予以總結。也借《說君》中的一段話為此帖續尾：“計國事者，當審權量。說人主者，當審君情。謀慮情慾，必出於此。士雖有聖智，非揣摩細究，真情無所索之。此，謀之本也，說之法也。錯其人，勿與語。此，名士擇君之道。慎之、慎之。”這也可能是劉基想說而未說的話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