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的《中國人的--與婚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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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河的《中國人的**與婚姻》 1
李銀河博士的新書《中國人的**與婚姻》近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將與讀者見面。本書運用社會學方法，對當代中國人在**與婚姻方面的行為與規範，做了充分的調查與分析，並對照國外同類研究的成果，做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全書以實證調查為基礎，結論可靠；主題為全社會所關心，行文流暢，描述生動，故而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
婚姻、家庭、性觀念等等，既是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題目，又是社會關心的熱點。近年來，已有多種著述出現，其中有些文章出於記者作家的手筆，文辭華麗，行文生動，在喚起社會重視這類問題方面，有不可低估的貢獻。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對研究方法不大講究，引徵國外報道，又多根據非專業書刊。李銀河博士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在寫作此書前，又做了系列調查，所以本書的出版，正好補這方面的不足。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共通之處，就在於對所研究之題目，要有超過常識、超過一般水平的瞭解。換言之，社會科學也是專門科學。如其不然，何須要有專業人才。專業人士討論問題，當有自己的獨特觀點。本書述及各類社會現象，首先努力正確度量，以求準確，而後利用各種有定評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所得結論，也不妄做價值判斷。作者的目的，在於把可靠的研究結果披露於社會，把評判的權力交到讀者手裡。正如其他學科的學者所做的一樣，大家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客觀地報告。一個發現一經報道，就與研究者沒有關係。它的正確與否，自有實踐和別人來檢定。專業作者只求別人知道他的發現，卻不肯做努力去感動別人，震撼別人。發現的正確與否，與讀者的情緒無關。這種著眼點的區別，讀者在讀了李博士的書後自會有所體會。
李博士的某些研究中，使用了社會統計學較新的方法，比如隨機抽樣、ＬＯＧ－ＬＩＮＥＡＲ、ＬＯＧＩＴ模型等。如今的讀者在科學修養方面，已有很大提高。社會學方面的讀者，這些知識自應掌握。而其他專業的讀者，也不至於不能理解。因為作者相信，概率統計作為各學科的通用工具，已被很多人掌握。
在她的另一些研究中，採用了個案調查的方法。我國一位老一代社會學家說，社會學研究要出故事。因為人在社會上，有出生，有死亡，有婚喪嫁娶，有前因有後果，完全可以自圓其說。處於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互相瞭解，這就需要對各種文化給予不帶偏見的完整說法。這也是所有的讀者都愛看的。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又有不同之處。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物件，乃是人類社會，大家都在其中生活。社會科學研究的物件，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只有少數專業人士能夠觸及，而是人人有份。人對於人的認識，容易帶有偏見。比如自我中心、文化中心主義等等。
我國的社會學，師承自現代人類學鼻祖馬林諾夫斯基。遙想馬翁當年，提倡走出書房，到天涯海角，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那是何等的胸襟。人類是一個整體，是所有的人，大多數的人不等於人類全體。但是我們所知的往往只是我們所處的文化，和我們一樣的人，並在不知不覺中把這看成人類全體。這樣的看法是不完全的。當年孟夫子說：楊朱利己，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種說法把某些人視為非人動物，實在有失公允。
李銀河博士的書中，對於在**婚姻等方面處於非主流文化中的人給予一定的重視。比如對於自願不育者、同性戀者、獨身者、離婚者等，都有專章述及。這絕不是為了獵奇，也不是對上述人士的做法表示同意，而是出於社會學人類學的一貫態度。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有所謂推己及人之說，於是中國人彷彿只有一種文化，所有的人只有一種行為方式。其實不同的亞文化始終存在，只不過我們一貫對此視而不見而己。
總禁不住要給實證的研究作辯護，其實可能是多餘的。在報刊上看到有人抨擊不生育文化，說不宜提倡。李博士談到同性戀文化，要是有人說她提倡同性戀就壞了。社會學研究同性戀文化，僅僅因為它是存在的東西。我們說的文化，屬於存在的論域，跟提倡沒關係。實證的科學，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管同性戀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為有人在搞同性戀。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東西，恐怕我們研究的事，大半都屬虛無，而眼前發生的事倒大半不知道。
當然這本書裡說到的絕不止是同性戀。像擇偶標準、浪漫愛、婚姻支付、青春期戀愛等題目，就與更大範圍的人有關係。作者的研究對於婚姻**方面的各種觀念、各種亞文化，都給予重視。也希望讀者對於除自己所持的觀念，所處的文化之外，別人的觀念和文化也有所瞭解。這正是現代社會學人類學所希冀於社會的。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最近，蜚聲海內外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大陸女社會學者李銀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李銀河在研究中國農村生育文化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傳統文化的本質，來自於村落。在中國，有一個現象不論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關係。另外，中國農村住得很緊密，起碼和外國農村相比是這樣。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在村裡沒有不透風的牆，你的事別人都知道，別人的事你也知道。這就是資訊共有。如果按人類學裡資訊學派的意見，共有的資訊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據我所知，李銀河當初想用“村社文化”這個說法，但是別人說，“村社”這個詞已經有了，不能賦予它新的意義。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很為李銀河喪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說，“村”是什麼意思不必解釋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這和她要說明的現象很吻合。在村裡，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無所不知，又無所不傳。所以一個自然村簡直就是個人資訊的超導體，毫無祕密可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麼事別人都知道，所以簡直什麼事自己都做不了主。這種現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說，外國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這個感覺相當犀利，但只是感覺而已。罪感當然來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會覺得在他面前是個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覺得有好多人在盯著你，恥感何來呢？如果沒有資訊共有，恥感文化也無法解釋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裡還有很多個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說，紅白喜事。這些事要花很多的錢，搞得當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規矩辦。也許你樂意用傳統、風俗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你解釋不了人們為什麼要堅持痛苦的傳統，除非你說大家都是受虐狂，實際上又遠不是這樣——有好日子誰不想過。村落文化是一種強制的力量，個人意志不是它的對手。
李銀河認為，傳統觀念、宗族意識等等，在現在農村裡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為它們儲存在個人的頭腦裡。實際上，它們是保留在村落文化這個半封閉的大匣子裡。這也是個有意義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蘇格蘭有個半封閉的尼斯湖，湖裡還有恐龍哪。在中國村落裡儲存了一些文化恐龍，也不算什麼新鮮的事。不管怎麼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學沒有合法的權威性。真正有權威的是村落。辦事都要按一定規矩辦，想問題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這既不是因為古板，也不是因為有族規，而是因為有一大群人盯著你。我相信，這樣的解釋更加合乎實情。她描述了這樣一幅生活圖景：你怎麼掙錢，別人不管；但你怎麼過日子，大夥就要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日子當然難有嶄新的過法。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所依據的是在山西、浙江兩地的調查。她的見解十分敏銳，遺憾的是實證功夫稍有欠缺。假設她的調查不是在這兩地的兩三個村子，各百十戶人家裡，而是在散佈在全國的上百個村子、上千戶人家裡完成，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這樣的要求近似扳槓。因為她用的是人類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第一手資料，面對面交談，透過翻譯都會遭人詬病。人類學的前輩大師米德女士在薩摩亞實地調查多年，只因為聽人轉述，就遭人耍了。考慮到這種情況，談了百十戶，談得紮實，也就不錯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獻裡找出個說法，然後在調查裡驗證一番，而是自己來找說法，到調查裡驗證，這是非常好的。其實她闡述的現象就在我們眼前，只不過我們視而不見罷了。北京城裡沒有村落，但有過衚衕、大雜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麼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麼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裡，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麼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系。那麼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樣，另外的快樂、幸福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了呢？在結束了在山西的調查、浙江調查未開始時，李銀河給《二十一世紀》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能詳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長。簡單來說，結論是這樣的：不管怎麼說，自己覺得好和別人說你好畢竟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後者看得極重，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對他們來說前一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以此為據，村落文化的實質就容易把握了。
李銀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是因為這種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這個自然村裡，把寶貴的財力全用在了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上，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村裡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動力。這個文化裡，人際關係的分量太大，把個人擠沒了。別人也許會反對她的觀點——他會說重視人際關係，正是我們的好處呢。在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銀河的意見，因為中國的村落文化和低質量的生活聯絡在一起，放棄村落文化到城市裡生活正是千百萬農民的夢想——所以它是那種你不喜歡、又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給它唱讚歌了。
李銀河的研究工作是樸素的。作為學者，她不是氣勢恢弘、辭藻華麗的那一種，也不是學富五車、旁徵博引的那一種。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這種明白會被人看成淺薄也罷。從表面上來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內容，比方說，題目有沒有人重視啦，一年發了多少論文啦，寫了多少學術專著啦，但是這些在她看來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發現。
《他們的世界》序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為什麼放著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覆。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做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覆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為：你們作為社會學者，為什麼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做出答覆的資格。眾所周知，只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才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眾說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做出解釋。我們做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只是詰難，而且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說，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只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眾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為什麼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斗地位的馬林諾夫斯基為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實地調查者最珍貴的成就。
費孝通的研究物件是一個社群，包括了社群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樣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與我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項研究中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這就是，作為土生土長的人，對熟悉的人群做實在的觀察，不迴避生活的每一個側面。這種實在的作風乃是出於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為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站在這種信念的對立面的，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是“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於是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便被出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