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節：第二章 社會主義本質和發展階段理論的演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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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節：第二章 社會主義本質和發展階段理論的演進(7)
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也持相似的見解。
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礎論"中，認為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並非侷限於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應當包括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經濟成分共同形成了綜合的經濟基礎。
楊獻珍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與王學文的觀點異曲同工，同樣表達了現階段中國應當實現多種經濟成分相互相容、共同發展的思想。
參見楊獻珍《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載楊獻珍等《為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而戰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生產關係的急劇變革。
隨著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此後，生產關係變革的步伐越來越快，1958年推行國民經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開始跑步邁向共產主義。
面對這種所有制不斷升級、生產關係迅速變化的情況，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國內經濟學界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關係也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
范文瀾認為，不同民族面臨著不同的特殊條件，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因此，即便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是一個普遍規律，但其具體表現形式上也會是複雜而曲折的，因而不能將它作為一個簡單公式來套用。
參見范文瀾《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光明日報》1957年2月28日。
對於一些人主張生產關係走到生產力前面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觀點，嚴北溟批評道，"有一種膚淺的看法，把主要矛盾簡單地理解為'生產關係跑到生產力前面'，這種看法就可能使我們對生產關係滋生一種'萬事大吉'"的情緒,"就會給我們在實踐上帶來危害"。
即使生產關係的變革也不一定必然推動生產力發展，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特點也表現在生產關係某些環節的缺陷，使它未能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嚴北溟：《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特點》，《新聞日報》1957年4月27日。
20世紀50年代末國內在所有制問題上"一大二公"的大冒進，嚴重脫離了當時的生產力狀況，違背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使國民經濟陷入了三年困難時期。
在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理論界對此進行了初步的反思。
有的學者剖析了生產關係"大躍進"的後果，認為"人們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水平去改變生產關係。
如果人為地過早地改變生產關係，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階段，那麼這種生產關係就會起來反對生產力的發展，破壞生產力"。
張友仁：《關於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3年第2期。
而平心則另闢蹊徑，對生產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討了生產力自身的內在矛盾和運動規律，得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深刻見解，特別是他認為當時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關係上存在著"把生產關係絕對化，把生產力簡單化，認為生產力始終要依賴生產關係才能增長，生產力不能有任何相對獨立的運動"平心：《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推動和生產力的相對獨立增長--七論生產力性質》，《學術月刊》1960年第7期。
的錯誤。
當時黨的最高領導者曾經片面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將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
受此影響，當時主流社會思潮是強調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發展的適應和推動，而忽略了二者關係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個至關重要的方面。
在這種認識下，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性被忽視，而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性質被高度關注，使"又公又純"的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不但沒有解放生產力，反而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不難看出，平心的觀點已經開始觸及當時脫離國情、脫離發展階段的"左"傾路線的實質了，但當時的政治環境已經容不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正如孫冶方後來所指出的，"平心同志所提出的問題，顯然是和當時據主流地位的那股錯誤思潮不合拍的，所以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
孫冶方：《平心〈論生產力問題〉序》，《論生產力問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4頁。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關係討論的背後，反映了部分經濟學家對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緩慢和生產關係過於超前的憂慮，雖然他們的觀點只能透過抽象的理論分析委婉地表達出來，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這種理論探索也是難能可貴的。
由於傳統政治經濟學思維方式的侷限和各種政治運動的不斷衝擊，使經濟理論界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和發展階段的研究很難得以深入進行，"**"的爆發更是使得相關的學術研究完全中斷。
儘管如此，"**"前的相關研究仍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併為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