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第一節 三個"三十年"：中外關係的重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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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第一節 三個"三十年"：中外關係的重大(3)

小結：新中國建立後的頭三十年，是一個既有偉大成就也有重大失誤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作為開國領袖和具有崇高威望的政治人物，創造了一個擁有世界1/5人口的紅色政權，徹底粉碎了西方列強繼續奴役中國、並用資本主義制度一統天下的夢想，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時代創造了不可逆轉的堅實基礎。

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給幾百年由資本主義國家主宰的當代國際體系以巨大震撼和衝擊。

總體上觀察，新中國第一代掌權者基本上延續了革命戰爭年代的精神與做法，對於一個熟悉長期革命與戰爭的政黨和領袖尚未完全適應和平發展的長期年代的要求（不管是國內建設與發展，還是國際鬥爭與交往）。

在對外關係領域，延續革命的傳統與適合國際外交慣例兩種線索之間的關係構成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微妙複雜的"雙重變奏"。

如果把新中國第一個三十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大體稱作"社會主義革命年代的外交"，並不為過。

不論這三十年間中國外交如何曲折，有哪些亮點和調整，大致的偏左方位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只能基本上由此加以判別，即它是一種鬥爭大於合作、猜忌壓倒協調、對峙多於對話的關係，是"造反者"對抗"權勢者"的態勢。

三 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中外關係（1979-2009）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第三個大的參照系。

鑑於鄧小平的主要設計師作用以及江澤民、胡錦濤對鄧小平路線的繼承性，把這一時期稱為"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提法相對應）是一種有道理、有意義的說法，也可以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頭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相對應），或索性簡稱為"改革開放年代"。

與新中國第一個三十年相比，"鄧小平時代"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所有領域、所有工作完全轉向服務於發展、有利於民生、著眼於綜合國力提升的軌道，一切不適合這一重心的體制和觀念都在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革，對外開放尤其對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開放與借鑑成為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

這些轉變與調整，使得前三十年具有的革命的、鬥爭的、意識形態的色彩大大減弱。

與內政相一致，中國外交工作迅速適應了新的主題與要求，努力營造適合國內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國際氛圍。

鄧小平對於時代主題的判斷，是一個具有轉折性意味的重大判斷：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中國應當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它與此前立足於準備世界革命、防備外來的各種帝國主義入侵、準備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戰的認識有根本差異，也正是這一點創造出新時期中國人全力搞建設的信心與智慧，鼓勵了發展與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國家交往與合作的勇氣和辦法。

比較而言，中國這艘大船在毛澤東時代的主航標是與形形色色的各種內外反動勢力抗爭，確保國家的政治獨立不受干涉，並最終解決了"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重大課題，一掃百年來外部各種列強分割欺負壓迫中國之辱；中國這艘巨輪在鄧小平時代的基本航向則是努力推進使"中國人民富強起來"的目標，創造了改革開放的特殊機制，推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建立，激發了人民群眾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強烈慾望。

這中間當然存在無數曲折與干擾，出現了各種問題和麻煩，不過總體而言，從鄧小平執政的時期到江澤民接替的時期再到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當權，三十年間由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航向始終沒有改變，經濟目標的優先性一直得到高度保障，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由此一步一個臺階，不斷邁向新的高點。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決定了中國外交的著力方向，也決定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改善方向。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國讓世界感受到逐漸壯大的實力與潛能、感受到一個充滿活力與新貌的大國氣象以及中國公眾深入瞭解世界和讓世界更好認知中國的願望；即便是那些對中國抱有成見與敵意的國家，也越來越無法壓制中國的聲音，無法把中國排斥在各種全球或地區問題的解決方案之外。

在世界範圍內，這一時期也恰好是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集團化和一體化迅猛發展的階段，中國在與國際經濟緊密聯絡、相互協作的過程中，逐步成為發展中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成為全球經濟一個新的拉動力量，由一個地區性強國走向有全球意識和責任及影響的大國。

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包括中國學者自己在內，對於中國是否算是全球大國的說法仍然眾說紛紜。

只是到了最近幾年，特別是隨著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和中國經濟總量進入世界前三位事實的確認，各方面對於中國作為一個有全球利益和影響的大國的定位，才有了比較趨近的看法。

然而，究竟這個全球大國是什麼性質的大國，朝著何種方向演化，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成功與失敗的前景如何，爭論並沒有完結。